鉴真与文化扬州概论

鉴真是我国唐代的著名佛学家、律学宗师和社会活动家，他被世人尊称为中国和日本两国佛教和文化交流的著名使者。一千多年前，鉴真为弘扬佛法，走出扬州，东渡日本，同时将扬州向世界推介。

去年，在扬州八怪艺术国际研讨会闭幕会上，扬州市市长季建业先生提出了：“建造‘文化扬州’，打出‘文化名牌’。”季市长提出的“文化扬州”这一精辟论断，决非空穴来风。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筑邗城、开邗沟，揭示扬州历史的极其悠久。从此，扬州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区域的人文、社会活动、建设逐步产生。前不久，扬州出土的楚汉时期的文物，更进一步说明了扬州历史的悠久。随着社会经济历史的发展，经过两千多年的酝酿，“文化扬州”呼之欲出，以极其耀眼的光环展现在世人的面前：扬州学派、扬州画派、扬州园林、扬州盆景、扬剧、扬州评话、扬州皮影、扬州木偶、扬州漆器、扬州八刻、淮扬菜系和扬州宗教，……如星星闪耀，光彩四溢。特别是名震江淮的扬州宗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成为扬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文化扬州，必须分析文化的实践性和社会性，以及人的实践性和社会性。社会形态中的人，或间接或直接、或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的精神生产创造的是小文化，外化出来的就是大文化。文化深层的结构角度说明了文化的本质。应该说，文化扬州的产生缘出于此。

扬州佛教，是扬州宗教中的一个部分，是一个颇有影响的教系，产生于东汉末叶^①。佛教起源于印度。自汉末明帝时代介入，传至中国，逐步地植根、繁衍、发展和演化，并且流传至今，成为中国历史与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教团、寺院成为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别是佛教文化的大系：诗词、书法、绘画、音乐、经文、园林、建筑和雕塑，乃至整个文学艺术领域之间的关系，是博大精深。反思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佛教文化佛典浩如烟海，佛经艰深神秘。对于一般人来说，了解佛教理论谈何容易。好在历史都是人创造出来的，佛教史则主要是僧侣创造的。活跃于中国、世界各国有名望的僧侣，他们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佛教文化的建设和传播使者。他们中，有著名的佛学大师、著名的艺术家、建筑大师、医药家、美食家等等。唐代过海至日本传戒的扬州籍鉴真法师便是一位著名的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传播使者。

鉴真，作为一名释门弟子，最终成为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等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人物，特别是对中国与国外交往上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上世纪，中国曾经产生鉴真热。1963年10月13-15日，日本佛教、文化两代表团访问扬州，在法净寺（今大明寺），参加为纪念鉴真圆寂1200周年而举行的法会，以及鉴真纪念堂奠基典礼。郭沫若同志曾经为鉴真大和尚纪念碑题写了碑名，并赋诗赞颂鉴真：“鉴真盲目航东海，一片精诚照太清。舍已为人传道艺，唐风洋溢奈良城”。1980年4月14日，在邓小平同志的关怀重视下，鉴真大和尚坐像由日本唐招提寺森本孝顺长老一行护送至中国，并由中国巡展委员会主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陪同，从上海由专车经镇江抵达扬州。“鉴真”回扬探亲展出一周，参观瞻仰者达18万人。1998年4月30日，鉴真学术研讨会在扬州友好会馆举行，由扬州与日本两方联合举办，编辑出版《鉴真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进入新世纪，“鉴真大和尚东渡弘法登陆日本纪念活动”及其“鉴真大和尚东渡研讨会”即将举行。是什么原因使鉴真的话题一提再提，却又常提常新。我们可以从鉴真上人像回国展中得到深刻启示。民族的偶像，在赋于新的解释和意义，不管时代怎么变，鉴真对于宗教界，以及民众来说是一个偶像人物，他的精神永远不会变，尤其是他的六次东渡日本，既传递了两国佛教文化的信息，同时拓展了佛教及中国人民与外交流的空间。鉴真的东渡，开拓了中日两国人民的交流，意义极其深远。一个居住在扬州的大和尚鉴真，却有如此的影响，这不得不令人深思和研究。他究竟为中日两国人民做出了哪些贡献？对后世今人又有哪些影响？本文试从这两个专题与文化扬州进行逐一剖析、探讨。

二、鉴真与玄奘

鉴真是继玄奘后对佛教与中国、中国佛教对外交流的审视认识是又一次质的飞跃。在佛教、文学、医药、建筑、雕刻、美食文化等方面，鉴真较玄奘有进一步向前发展，这是因为鉴真所处的扬州环境所决定的。

玄奘（602—696），唐太宗时期的高僧，河南偃师南（古洛州缑氏）人，通称三藏法师，习称唐僧。唐太宗贞观三年（629），他出玉门关西行至天竺那烂陀寺从戒贤受学。不久，他又游历天竺各地，与当地僧众辩论，名震天竺。玄奘西天取经历时十七年，于贞观十九年（645）携经回国至长安。从此开始了长达19年的译经工作，译出经文、论著75部，凡1335卷，极大丰富了我国的文化宝库，并为古印度佛教保存了珍贵的典籍。他是中国古代佛教经典著名的翻译家、中国佛教唯识宗的创始人。由于他的成就卓著，西行经历富有传奇，民间将他西行取经遭遇的艰难险阻及其发生的事件、故事，进行文学的描述、夸张，编写了许多文学作品。如元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特别是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更是形象生动，栩栩如生，并且家喻户晓。由此，人们对佛教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

鉴真与玄奘都是唐代时期著名的僧人，研究中国佛教史，必然要将他们进行比较。因为，他们是比较有影响的人物，在佛教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鉴真（688—763），江苏省扬州市人（古为江阳县），淳于氏子。父为佛教徒，受戒于智满禅师。鉴真14岁时，接受了佛的熏陶和影响，萌生了出家为僧的念头。其父满足了他的要求，将他引荐给扬州大云寺的智满禅师。隋末唐初时期，社会混乱，战争频频发生，人民大量的逃亡，阶级结构急剧变化，给佛教的发展以新的刺激。特殊的社会环境原因，对佛教的影响也很大，许多人出家为僧。唐贞观二年（628），国家逐步繁荣昌盛起来，开始严格控制出家为僧人数^②。鉴真于公元701出家，适值武则天下诏让诸州度僧。中宗神龙元年（705），他在著名律师道岸手下受菩萨戒，景龙元年（707）出游治学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次年二年二十八日于长安实际寺登坛受具足戒，主持受戒的为当时佛教界德高望重的荆州南泉寺弘景律师。道岸和弘景两位法师，是唐朝著名的律学名僧，尤其是道岸法师在江淮一带大力宣传南山律宗的道宣，使一向奉行《十诵律》的江淮地区改行《四分律》。道岸曾多次主持结坛受戒之事，被誉为天下400多州的受戒之主。在这种良好的佛教氛围中，鉴真是足具天资。在这些律学名僧的影响教导之下，他潜心研究佛学，尤攻律学。鉴真，在受具足戒后，有了正式合法僧人的身份，也就取得了讲授律学的资格。经过数年的埋头治学佛学，苦心研究，探讨，在较短的时间内，他剖析并精通了道宣法师的佛学著作《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羯磨疏》、《轻重仪》以及法励的《四分律疏》和玄奘翻译的佛教小乘经典等律学著作。道岸律师圆寂后，鉴真接替了老师留下的重任，继续在江淮地区传播律宗，传道解惑，登坛受戒，为整治僧团、弘扬佛法、不遗余力。

在掌握了佛学理论、传授佛学理论经验，以及在佛教界名望日益卓著的情况下，鉴真仍然谦虚好学、认真治学、力求精进。受前辈的影响，鉴真曾经拜游学印度等国的名僧义净为师，又常常入国子监听讲，并专心研究梵文经典，著述了《佛性论》、《顺义说》等专著。

在长安期间，鉴真结识了众多驰行万里来长安求学、交流的外国僧人，同时鉴真的社会影响及其业绩也给外国僧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唐开元二年（714），27岁的鉴真离开长安回到家乡扬州。此时，他已学业有成，功成名就，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名僧，受到扬州佛教界的隆重欢迎。他在家乡扬州30多年中，共讲律、疏40遍、律钞70遍，轻重仪及羯磨疏各10遍；又组织发动建寺、造像、开元遮大会供养十方众僧，并缝制袈裟3000领赠送给五台山僧，抄写《一切经》三部，各11000卷，经他剃度得戒的僧人共4万人。江淮持戒人称他为授戒大师^③，声誉鹊起。

唐开元二十一年（733），日本天平五年，日本僧人荣睿和普照，受日本佛教的派遣，随第十次遣唐使入唐留学。他们一边学习，一边留意物色适宜的高僧，招聘日本传戒。当他们在长安得知鉴真佛学精深，声望、学识极高之名，经道航的引荐，荣睿和普照离开长安赶赴扬州大明寺谒见鉴真和尚。他们向鉴真大和尚介绍了日本佛教现状，说明来意，并亟盼他能到日本传授律学，帮助日本佛教完善授戒制度，促使日本佛教走向正规，佛教得以弘扬广大。鉴真鉴于日本僧荣睿和普照的至诚之心，深受感动，又鉴于当时中国唐玄宗实行崇道抑佛政策，“心由千万端，悲来却难说”。同时，日本国土崇佛现象日益高涨，两国不同的状态，使得对佛极具虔诚的鉴真，决定受邀，辞故土，东渡扶桑日本。自唐天宝二年（743），前后五次东渡，历尽艰辛、均告失败。但他仍不气馁，终于在天宝十二年双目已经失明的情况下，乘日本遣唐使归舟，并携带僧尼及工匠20余人抵达日本。次年日本政府研究决定，鉴真一行居皇家首刹东大寺，鉴真被委任为大僧都，主持全国僧徒授戒传律，确立了日本施戒制度，由此奠定了律宗基础。不久，他在奈良创建唐招提寺，并从东大寺迁居于此。

玄奘与鉴真都是唐代的高僧，但他们所处的时期不同，所追求的目标、社会影响也不尽相同。玄奘西行天竺国印度取经求法，解决了中国佛教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对中印两国的佛教与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此，玄奘被举世公认为译经巨匠。鉴真，作为一名律学家、教育家、传戒大师，他将佛教在中国化的理论、管理方法、授戒机制等传播至日本，成为中国与日本佛教、文化交流的著名使者。玄奘出国探究取经、鉴真出国传戒弘法，两者承上启下，相得益彰，同为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使者、佼佼者。然而，东渡日本的鉴真，更展示出大唐时代中国僧人的文化水准、极高的素质，以及极具文化国度的中国人的形象。历史的事实证明，鉴真是中日文化、佛教交流史上最杰出的人物。

三、鉴真与文化扬州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鉴真东渡日本不仅将中国佛教传播至日本，而且将中国的文学、艺术、教育、建筑雕塑、美食之法等带到了日本。鉴真，生斯于扬州，长斯于扬州，中国的沃野之土、灿烂的文化培育了他，特别是扬州的区域文化对鉴真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潜移默化。

扬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唐代，扬州是一大都会，有“扬一益二”的美称。唐代的扬州不仅是经济繁荣、商贸兴旺、水运发达，而且佛教极为兴盛，这是政通人和、宽松和谐的政治环境所致。虽然一度时期道兴于佛，但是唐代扬州的佛教仍然占主导地位。

鉴真赴日弘法，我们从他的随行者的素质，以及所携带的大量物品来分析，从一定意义上讲，他们所带去的是一个国家文化载体，传播了中国的信息，开创了中国文化纵向与横向交流的先河，具体表现在：

海上交通架金桥。鉴真一次次地东渡日本的路线，以及日本遣唐使来扬州的航海路线，架起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金桥。日本园仁和尚，是来扬州学习的僧人，在所著的《入唐求法记》一书中，他对日本与扬州的海路交通留下的记录最为详尽完备，是最有力的历史见证，为中日两国人民的进一步往来铺垫了基础。

日本建筑雕刻缘于中国。扬州建筑雕刻的历史久远。由扬州建筑师设计建造的房屋不仅美观而且实用。唐代扬州城的寺院、园林、民居、古桥等建筑精美典雅，特别是扬州栖灵寺的栖灵塔，高耸入云，大诗人李白写有《秋日登扬州栖灵塔》诗、白居易写有《与梦得同登栖灵寺塔》诗。诗中写出了宝塔气势的磅礴以及诗人登临栖灵塔而自豪。我们也可以从姚合的《扬州青词》中可以寻觅扬州建筑美的倩影。“园林多是宅，车马少于船，莫唤游人住，游人困未眠。”扬州独特颇具魅力的建筑，令鉴真赴日时没有忘却，好在日本的国土上展示家乡扬州的建筑风貌及其神韵。我们从日本奈良的唐招提寺、大佛塔和西寺等由鉴真及其弟子建造的建筑，可以一窥其貌，一睹唐代扬州建筑风貌。应该说，这是鉴真在中日建筑史上留下的杰作和奇迹，也是日本建筑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

日本书道及其艺术的形成。唐代最高统治者对书法的好尚是唐代书法艺术昌隆的一个重要原因，唐太宗曾命几位大臣用勾慕之法来保存“二王”等法贴，并扩大其影响。鉴真所处的时代，武则天命王方庆将王羲之一族28人流传至唐代的书迹汇集编纂,以版刻之法,拓成一帖，即著名的《万岁通天帖》^④扬州自古人文荟萃，英才辈出。唐代鉴真生活的时代，都市繁荣、风景秀美、商旅频繁，文化艺术氛围甚浓，是世人羡慕的和向往的大都会。我们从鉴真六次东渡的随身携带物中发现有东晋二王的书法及其他名家的字贴。在随行中有一位能写一手漂亮王体书法的弟子，连鉴真的书法也颇受世人的青睐。今天我们可以从鉴真“三月二十八日鉴真状白起居僧”^⑤帖这一真迹一睹芳容。二王的书法及其追随弟子、鉴真书风对以后的日本书道的形成、影响有着渊源的关系，由他主建的唐招提寺上的木雕群艺术作品，是日本雕刻史上的起点。

鉴真是日本医药之祖。在中国医学悠久的历史中，涌现过许多医学家，僧医是中国医学领域中的一朵奇葩，独树一帜。唐代的扬州名医辈出，鉴真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鉴真不仅是一位高僧，而且也是一位在医学、医药领域中颇有建树的医药学家。他精医学之道，早年常以医药济贫困病人。他东渡日本时，随身携带了大量的药材、香料及其医书。登陆日本后，曾诊治光明皇太后与圣武天皇之病，获良效。由此，日本皇室请鉴真鉴定药物。他虽双目失明，凭手摸、鼻嗅，一一辨识无误。在日本传戒之余，他还传授医学及制药法。日本国医、药两道均祀鉴真为始祖，在药袋上多印有鉴真之像。鉴真生前著《鉴上人秘方》一卷，惜未能流传后世^⑥。

日本豆腐说鉴真。扬州美食天下传闻，扬州豆腐更是众人喜爱，也是僧人素食首选的食品。日本豆腐的制作工艺是鉴真东渡时由中国传至日本的。现在日本市场上的豆腐包装袋上印有“唐传豆腐干，淮南堂”的字样。中国豆腐不仅由鉴真传至日本，而且连美国、加拿大、德国等欧美国家也风靡中国豆腐。

唐代文化思想的博大雄浑。佛教学者、名僧辈出，特别是唐高宗与武则天时期，佛教进入了发展的春天。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几千年来的重大发明创造从中国产生，并向世界传播。我国的文化艺术、科学，以及中国化的佛教等同样传遍了世界各地。鉴真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是扬州的骄子。千百年来，他的精神、形象一直被世人，尤其是中日两国人民所弘扬、推崇。他为中日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现代日本学者推崇鉴真是一位站在奈良文化最高峰的人，同时也是替平安文化开道的人，评价是恰如其分。

四、鉴真对后世的影响

唐代高僧鉴真，以极其惊人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险阻、东渡日本传法最终获得了成功，在中日两国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明代扬州天宁寺高僧曾在明王朝任职。明洪武十五年（1382）设立了宗教管理机构“僧纲司”，道彝和尚任“都纲”官职。明永乐年间（1403—1424），他以国使的身份派遣赴日本考察、访问，是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人。在鉴真东渡六百多年后，同是扬州人的道彝和尚，同样为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⑦。日本黄檗宗寺至今仍保持中国明代禅林的风范。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太监鲁保清藏经颁寺，获准，赐额“万寿”^⑧。清乾隆甲寅菊月（1794），在今扬州东江都市丁伙镇境（相传为蜚廉与周武王之兵交战之地），土人重建“古经藏禅寺”。这是扬州，乃至江淮区域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以藏经为寺名的一座禅寺。清同治年间，扬州砖桥（今江都镇东砖桥）人郑百川创建江北刻经处，经营几十年，雕刻印制佛经和佛学著作，其中《大般若经》（八十卷本），《华严经》、《楼阁丛书》、《宗镜录》等，在国内外享有盛名。（当代已故高僧雪松对保存江北刻经处经版，曾经为之呼吁，六百卷《大般若经》雕版运送至南京金陵刻经处。）光绪三十二年（1904）扬州天宁寺住持僧文希上人，开办僧学堂，是扬州最早的佛学院。在此同时，曾在江都仙女镇古大圣寺任方丈的仁山法师，在高邮创办天台学院和四弘学院。民国11年，日本国教授常盘大定，在扬州大明寺考证鉴真活动遗址，亲自撰文《鉴真和尚遗址碑记》，时任江苏省政府要员韩国钧书写了碑额“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全文由扬州著名书法家仙女镇人王景琦书写。此碑记共两块，一块在日本唐招提寺，一块在扬州大明寺。民国12年（1923）3月，扬州长生寺成立华严大学院，并出版《佛光日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鉴真圆寂1200周年法会于1963年在扬州举行同时进行鉴真纪念堂奠基，并签订了中日两国佛教文化交流的协定。特别是1980年4月，鉴真大师像回扬州展出，成为20世纪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盛事。1998年4月，首次鉴真学术研讨会在扬州举行，印发相关资料，成立了“扬州鉴真学术研讨基金会”，把鉴真学术研究作为一个制度确定了下来。中国两国佛教文化界签订了备忘录。

当代扬州江都人，已故高僧雪松法师、俗家名陈明伦，生前曾任民国时期中国佛教会理事兼秘书长（与赵朴初，是同时期任职）、南京佛教会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革开放时期历任扬州市佛教会名誉理事长、盐城市永宁寺方丈、江都县（市）佛教协会会长、名誉会长等职。雪松法师，早年积极从事弘法圣业，曾于浙江、江苏、上海、四川、重庆、湖北等大寺弘法，讲授佛学大意，将深奥难懂的佛学理论以简明的方式讲授，深受大众的欢迎；并注重以文字般若传播佛教，将佛法以剧本、诗词等方式，遍见海内外许多杂志^⑩。雪松法师是名闻海内外的佛学教育家。雪松法师、能勤法师协助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先生，一同操办鉴真大师像回扬州大明寺展出活动。《雪松老和尚开示录》（1—6集）是雪松法师徒孙觉众整理，并在新加坡印行。《雪松老和尚开示录》是当代佛教界一部珍贵的文献，也是雪松法师对佛教事业的一生的虔诚之心的轨迹。

出家于江都市吴堡镇窑头村广济庵的隆根法师，是新加坡佛教界领袖人物，现在新加坡灵峰般若讲堂任住持，是当代扬州著名的旅居海外的高僧。他已经著述出《七十自述附八十自述》、《无声话三集》、《游访文集增订本》等。

江都市江都镇（古称仙女庙）人，星云法师，现在台湾佛光山任住持。他“以坚强的信念和无比的毅力在世界各地弘扬佛法，使世人从名利的圈子中解脱出来。”^⑾我国著名学者北大教授季羡林先生，曾与赵朴初会长一同在人民大会堂参加招待星云大师的宴会，朴老曾为此赋诗二首相赠^⑿。鉴真对后世的影响是芸芸众生难以统计和估量，他作为偶像已经深深扎根在世人、信徒心中。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经济、文化、科学以及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宪法赋予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政策已深入人心。正在筹备建设中的鉴真佛学院，为广大僧人再学习、深入研究佛学理论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和场所。鉴真曾经住持的大明寺，不仅是扬州人的圣地，而且是中外世人以及出家僧众向往朝拜、交流的圣地。扬州大明寺已成为扬州旅游的景点上的热线，是扬州文化的一个特殊亮点。

宗教是社会的一个群体，佛教是其中的一部分。佛教作为一种历史稳定的宗教文化现象，与地方文化相互包摄、相互联系、交渗互涵，有极其广泛的内容。作为佛教，它在社会中联系社会生活以及社会运行的各个方面。1250年前，鉴真以开拓性、超前性的言行，以及生后的影响及其辐射，给古今世人带来了很深的思考和极富哲学性的理性回答。

注释：

（1） 《扬州宗教》概述P1，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扬州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扬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编。1999年1月。

（2） 《中国禅宗通史》P59页，杜继文、魏道儒著，江苏省古籍出版社出版，1年8月第1版，第一次印刷。

（3） 《中国历代名僧》P436页，主编何兹全、副主编谢重光、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5年1月第1版，1996年第二次印刷。

（4） 《中国书法博物馆》P151页，南兆旭主编，海燕出版社出版，2003年3月第1 版第1次印刷。

（5） 《鉴真东渡》P6插图页，许凤仪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6） 《中医人名辞典》P911页，李云主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1988年5月出版，第1次印刷。

（7） 《扬州宗教》P293，援引《嘉靖维扬志》。

“日本黄檗宗庙至今仍保持中国明代禅林的风范”一说见《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P419页。方立天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4月第1版，1998 年5月第三次印刷。

（8） 《扬州宗教》P21。

（9） 《扬州现代诗钞》P167页黄经伟编注，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1986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0）《雪松老和尚开示录》·雪松老和尚简介。主编觉众，新加坡人乘佛教文化出版社出版，1999年11月第1次印刷。

（11）《星云大师与人生佛教》前言·范止安，香港·新亚洲出版社出版，1990年11月第1版。

（12）《千禧文存》P157页。季羡林著，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赵朴初诗：一、“大孝终生慕父母，深悲历劫利群生；西来袒意云何是？无尽天涯赤子心。”二、“一时千载莫非缘，法炬同擎照海天；自勉与公坚此愿，庄严国土万年安。”诗载见《圣寺慈光》P21—22页。江都市古大圣寺。江都市诗词协会、江都市书法家协会编印，2002年四月二十八日第一次印刷。

参考书目：

《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

《中国佛教文化论》

《中国通史》

《中国文化简史》

《中国文化史》

《中国寺庙文化》

《扬州史述》

《扬州历代名人》

《扬州风物志》

《中国人名辞典》

《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

《辞海》

《中日关系史论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