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茨默著《佛教与回鹘社会》

　　本书为德国著名回鹘文研究专家茨默(Peter Zieme)博士于近年推出的研究回鹘文佛教文献与历史的重要著作之一，原用德语写成，题作《高昌回鹘王国的宗教与社会——中亚出土古回鹘语佛教文献之尾跋与施主(Religion und Gesellschaft im Uigurischen K?nigreich von Qo?o. Kolophone und Stifter des alttürkischen buddhistischen Schrifttums aus Zentralasien)》，作为《莱茵－威斯特法伦科学院论文(Rheinisch-Westf?l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之第88种刊行（克雷弗，1992年）。大标题虽如此，但主要内容却如副标题所言仅涉及佛教，而且也并不局限于高昌回鹘王国，循名而责其实，简译之为《佛教与回鹘社会》当更为合乎本书之要旨。[①]

　　全书篇幅不大，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为绪论，以简明的语言较为全面地概述了回鹘历史、宗教（主要是佛教）与文化的发展历程。

　　第二章为“回鹘之佛教写经”，以西域、敦煌诸地发现的回鹘文文献（大多为写本，少数为刻本）为依据，分别就回鹘译经所依据的底本进行论述，认为回鹘佛教译经之来源可大致归纳为四个系统，即中亚系统、汉传系统、藏传系统和印度系统。

　　第三章为本书的重点，通过回鹘文题跋以研究各经典之时代，指出回鹘功德主涉及社会各个阶层，有蒙古皇帝、回鹘亦都护，有各级官僚、贵族，有僧侣，有俗人，并仔细探讨了回鹘功德主布施的动机、愿望与目的，还对回鹘文写本跋尾所使用的套语进行了研究。

　　第四章专题探讨了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元代回鹘文写本《观音经相应譬喻》（编号为Or.8212-75A)之长篇跋尾。

　　第五章为简短的结论，进一步指出回鹘文佛教文献题跋对研究回鹘社会、历史、文化的重要意义。

　　本书是继德国第二代回鹘文献研究专家葛玛丽(A. von Gabain，1901～1993)教授1973年出版的专著《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Das Leben im uigurischen K?nigreich von Qo?o. 850-1250)》之后的另一部专题研究回鹘文化的著作。二者相较，前者是从艺术入手的，并辅之以丰富的回鹘文文献，而茨默的著作则是以回鹘文佛教文献中的跋尾作为着眼点的。

　　那么，茨默何以作此选择呢？我认为应该是由回鹘文题跋之独特品格决定的。如所周知，汉文史乘虽浩如烟海，但对回鹘佛教的记载却是非常地稀少，相反，回鹘文佛教文献的题跋却包涵有大量的回鹘佛教史料。回鹘施主在抄写或印制完佛典后，按照惯例，常会在跋尾中或详或略地留下相关的记录，一般都署明自己的姓名、身份和官衔，通常对其布施的缘起、动机与目的都有所表述，是回鹘佛教史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如该书第81页所引吐鲁番出土的一件回鹘文印刷品（编号为TM 16 U4761）题记称：

　　因为这个世界(?)已堕落并已被摧毁，且已进入(?)消亡和毁灭的阶段(?)。我，这个最底层的奴仆，即万户长(Tüm?nb?gi)布颜(Buyan)对此深感忧虑。我的愿望是在永恒的时间里，使佛法得到传播和流传，为了这永不枯竭的、坚实的法义，在这段困难、艰苦的日子里，把这项重要的、伟大的印刷佛经之事尽快地完成，根据兄弟及嫂嫂与弟媳的劝告，(以下约十五个人名）以及被称为阿难吉祥(ānanda?rī)的和尚[的建议]，为把写有经文的刻版裁开，为此所需要的工具，要人全部制造完成，并以此来裁剪刻版，之后用其印制108册经文，并以无比崇敬的感情捐献给神圣的僧伽(āryasamgha)和村镇。

　　从跋尾不难看出，施主是一位名叫布颜的万户长，他在全家人的支持下，为“使佛法得到传播和流传”而印刷了108册佛经，施给僧团与村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份题记不仅记录了布颜及其家族成员和家庭事务，而且还对佛经的印刷过程有较详说明，成为研究古代回鹘家族史和探讨回鹘印刷史的珍贵参考资料。

　　再如该书第47页引用的回鹘文题跋称：

　　为了对博大精深的波罗蜜多表示尊敬，我，必兰纳识里(Praj?ā?rī)，把龙树(Nāgārjuna)大师用圣语(āryabhāsā，即梵语）撰写的被称为《无分别(Nirvikalpa)》的颂歌改写成诗歌。

　　其中的必兰纳识里，在《元史》卷202《释老传》中立有专传。据载，他精通回鹘、汉、梵等多种语文，先后翻译过不少佛经，但未言及他曾翻译印度龙树菩萨的《般若波罗蜜多赞》，该题记恰可填补这一空白。必兰纳识里采用回鹘人传统的押头韵诗体形式写成，格律协调，语言优美，为元代回鹘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从施主的身份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蒙古皇帝与显贵、回鹘亦都护与皇室成员、亦都护政府与地方官吏、各级军士、寺院僧侣、庶民百姓，等等；民族成分多种多样，有回鹘人，有蒙古人，也有汉人及其他民族。

　　这些题跋是当时真人真事的记录，且多为史书所不载，其补史证史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对回鹘政治、宗教、文化及其与周边民族的文化交流的研究，都是最直接、最可信的难得资料，故早已为引起学界的瞩目。

　　茨默作为德国第三代著名的回鹘文专家和柏林科学院吐鲁番研究中心的主任，对接触与研究回鹘文原卷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现已成为当今世界上最主要的回鹘文文献刊布者，先后曾发表过众多回鹘文文献研究著作，荦荦大端者有《突厥语摩尼教文献(Manich?isch-türkische Texte)》、《回鹘文〈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残卷(Fragmente der uigurschen Version des ‘Jin’gangjing mit den Gāthās des Meister Fu’)》(与G. Hazai合著）、《回鹘文度亡书——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本Or.8212-109所见译自藏文的回鹘文纳若巴撰《吉祥轮律仪》(Ein uigurisches Totenbuch. Nāropas Lehre in uigurische übersetzung von vier tibetischen Traktaten nach der Sammelhandschrift aus Dunhuang British Museum Or.8212-109)》 (与G. Kara合著）、《回鹘语〈观无量寿经〉（ゥイルグ语の观无量寿经）》（与百济康义合著）、《回鹘文佛教头韵诗(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en der Uiguren)》和《吐鲁番敦煌出土的回鹘文佛教头韵文书——兼论古突厥语诗歌(Die Stabreimtexte der Uiguren von Turfan und Dunhuang. Studien zur alttürkischen Dichtung)》等，并用德、英、俄、土耳其等文字发表论文百余篇，在国际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吾人固知，今天维吾尔族与裕固族的共同祖先——回鹘古来是个多信仰的民族，在15世纪下半叶全面皈依伊斯兰教之前，萨满教、摩尼教、佛教、景教、拜火教及道教等都先后或同时流行过。宗教在回鹘人的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进程中曾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著名的回鹘文系由来自波斯的传教士创制，并因佛教与摩尼教的流行而得到发展，成为宋元时代河西、新疆、中亚，乃至西亚诸多地区通行的文字之一，而摩尼文、福音体文字又因摩尼教与景教的流行而得以广为传播；文学为宣扬宗教教义而创作；艺术成为宗教的图解与形象化，人们为宗教而歌，而舞；来自中原、印度的天文、历法及书籍业亦因宗教需要而广为传播；佛教的“四大”（地、火、水、风）理论成为回鹘医学“四素”（火、气、水、土）学说的基本依据；甚至回鹘的王权也往往与宗教密切相关。在以上诸多宗教中，以佛教流行的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本书之所以选定以回鹘文佛教文献之题跋作为主要依据来研究回鹘的宗教及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其原因盖在于此。

　　被回鹘人用于宗教传播工具的文字品种很多，除上文提到的回鹘文、摩尼文和福音体文外，还有藏文、汉文、粟特文和来自印度的梵文，他们被广泛应用于书写佛教、摩尼教和景教的典籍，其中应用最广的首推回鹘文。遗憾的是,随着回鹘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宗教信仰的改变,回鹘文也随之遭到废弃,最终成了不为世人所知的“死文字”。尤其是在伊斯兰教传入回鹘佛教的中心——吐鲁番等地区后,那里的回鹘文佛教典籍曾遭到大规模销毁,寺院被破坏,只有那些劫后余孤因被埋藏于地下才得以幸留于今,向人们倾诉着昔日回鹘佛教的繁荣和文化的昌盛。

　　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的文化能像回鹘文化那样多地受惠于地下发掘材料。公元20世纪以前,人们对回鹘佛教文献茫然无所知晓，学界对回鹘佛教的了解仅仅局限于汉文史料中一鳞半爪的记载（况且，元人文集和碑刻中与回鹘佛教相关的汉文资料至今尚未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幸赖回鹘文写本的大量出土，才使我们今天有了越来越多的回鹘佛教史知识。可以说，地下出土材料（包括回鹘文文献、佛教艺术品、与回鹘佛教有关的汉文写本和其他文化遗物）是重新架构回鹘佛教历史的基石和最可信、最重要的参考资料。

　　茨默的这部著作虽然卷帙不大，但作者以其敏锐的眼力，渊博的学识，兼通多种语言的优势和直接占有柏林藏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文书的有利条件，将回鹘文佛教文献的研究推进到新的高度。书中除引用大量已刊布过的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外，还引用了不少尚未发表过的回鹘文资料，故显得特别重要。以这些由古代回鹘人自己书写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其中的题跋资料为依据，本书论述了佛教在回鹘中的兴衰，从中窥视那个时代回鹘佛教徒的思想意识与宗教观念，进而探讨佛教与回鹘社会生活、文化状况的密切关系，方法新颖，见解独到，资料详实丰富，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故而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在其出版后的第二年便被日本著名回鹘文与佛教史研究专家小田寿典译为日文发表。

　　恰如世上少有无瑕美玉一样，本书也同样存在着自己的缺点，其中最为凸显的一点是对汉文材料的“忽略”。如敦煌出土的敦煌发现的S. 6551号讲经文[②]和福建泉州发现的回鹘航海家亦黑迷失的《一百大寺看经记》[③]中就含有丰富的回鹘佛教题跋内容，可与回鹘文跋尾相印证。前者大致为866～966年间的遗物，后者写成于延祐三年（1316），二者时代明确，可为回鹘佛教的发展进程提供坐标。回鹘文献虽多，但可考其具体时代者却寥寥无几，故而引用文献而不究其时代，正是包括该书在内的回鹘文献研究著作的通病。

　　再如哈密发现的回鹘文佛教剧本《弥勒会见记》写本，内容丰富，是目前所存篇幅最大、数量最多的回鹘文佛典之一。加上序文，该文献现存的就有26幕（全帙应为28幕），而差不多每幕后都有题跋，如第一幕后的题跋称：

　　精通一切论书的、饮过毗婆沙论甘露的圣月(Arya?antri)菩萨大师从印度语(?n?tk?k)制成吐火罗语(Tohri，即古代焉耆语），智护(Partanrak?it)法师[又从吐火罗语]译为突厥语的《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书中跋多利婆罗门作布施第一幕完。[④]

　　由跋文可知，该剧本之回鹘文原名作maitrisimit，先由圣月大师据印度文本改译为古代焉耆语，以后又由智护大师据之转译为突厥语，即回鹘语。据考，圣月大师系三唆里迷国(ü? Solmi，即焉耆）的著名佛教大师。[⑤]而智护呢?当系高昌回鹘王国之高僧。[⑥]该剧本内容相当丰富，是阐述回鹘佛教佛教历史文化与宗教意识的极有价值的文献，我国学者耿世民[⑦]、李经纬[⑧]、斯拉菲尔·玉素甫、多鲁坤·阚白尔、阿不都克尤木·霍加[⑨]等都投入不少精力进行研究，取得了不凡的成绩，但他们的成果在本书中却基本上未得到反映（仅有耿世民先生用西文发表的几种论著例外），是很可惜的。

　　此外，元人文集和古代碑刻中还含有相当丰富的回鹘佛教资料，如前已提到的《一百大寺看经记》碑刻就记载说：

　　亦黑迷失自幼年钦奉世祖薛禅皇帝、完者都皇帝、曲律皇帝圣恩，端为祝延今上皇帝圣寿万安，皇太后皇后齐年，太子千秋，诸王文武官僚同增禄位，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佛日增辉，法轮常转。敬就都城、西京、汴梁、真定、河南府、汝州、刑（邢）州、顺德府、明州补陀山、朝里宁夏路、西凉府、甘州、两淮、江浙、福建诸路一百大寺，各施中统钞一百定（锭），年收息钞，轮月看转三乘圣教一藏。其余寺院庵堂接待，或拾田施钞，看念四大部、《华严》、《法华》等经，及点照供佛长明灯。谨写西天银字经一藏进上，当今皇帝回赐大都普庆寺看读。[⑩]

　　该碑系元代维吾尔族航海家亦黑迷失于延祐三年（1316）所立。碑文不仅记述了他布施的目的与功德回向，而且还详列了其所施一百大寺的名称，其范围遍及全国各地。对这些零散的资料妥加搜检与整理，无疑会有助于阐述许多单靠回鹘文资料难以解决的问题。

　　当然，若以此就简单粗暴地指陈本书作者对汉文资料的少加引用是一种忽略，多少有点冤枉，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汉文史料及相关研究成果的搜求还是尽了力的，只是由于对汉文不够精通而无法自达，乃天之祸也，不可求全责备。

　　原书是一部高水平的学术专著，但未详何故，在引用既刊文献时，往往只引德译文，而不移录回鹘文原文的转写，这就给阅读造成了诸多困难，尤其是对那些不擅德文的回鹘文研究者和见不到所引原典的绝大多数读者来说，拜读其著作的收获就会因此而大打折扣。私臆度之，可能是出于印刷上的方便不得已而为之，而非作者的本意。因为，这样的处理方法本身也有违于本书作者既往的一贯风格，是不足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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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拙译拟由商务印书馆于近期出版。

　　[②] 张广达、荣新江《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S. 6551讲经文的历史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第24～25页；李正宇《S. 6551讲经文作于西州回鹘国辨证》，《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第89页。

　　[③] [清]陈启仁辑《闽中金石略》卷11，《石刻史料新编》17，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第13030～13032页。

　　[④]伊斯拉菲尔·玉素甫、多鲁坤·阚白尔、阿不都克由木·霍加研究整理《回鹘文弥勒会见记》（1），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1页。

　　[⑤]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写本）研究》，《文史》第12辑，1981年，第214页。

　　[⑥] J. Hamilton, Review of A. von Gabain, Maitrisimit, T’oung Pao 46, 1958, p. 443.

　　[⑦] 如：耿世民《回鹘文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第二幕研究》，《西北民族研究》试刊号，1986年，第129～157页；Geng Shimin & H. -J. Klimkeit, Das Zusammentreffen mit Maitreya, Die ersten fünf Kapitel der Hami-Version der Maitrisimit. In Zusammenarbeit mit H. Eimer und J. P. Laut hrsg. 2 Bde, Wiesbaden 1987 (Asiatische Forschungen 84)，等。

　　[⑧] 如：李经纬《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第二卷研究》，《民族语文研究论文集》，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年，第673～704页；《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第三卷研究》，《中亚学刊》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0～211页，等。

　　[⑨] 如：斯拉菲尔·玉素甫、多鲁坤·阚白尔、阿不都克尤木·霍加《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三品研究》，《民族语文》1983年第1期，第50～64页；《回鹘文弥勒会见记》（1），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

　　[⑩] [清]陈启仁辑《闽中金石略》卷11，《石刻史料新编》17，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第13030～13032页。

（原刊《华林》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445～4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