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教关注全球化问题

随着世界市场的扩大和深化，信息网络化的形成和发展，加速了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它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全球化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现实，一种客观趋势。
但全球化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普及，同时又可能加剧世界发展不平衡局势，加重贫富分化，扩大南北差距。进而加大了全球性问题解决的难度，甚至使之变成积重难返、灾难深重的全人类危机。

1．目前，全世界每天有140种生物灭绝。20世纪灭绝的鸟类近30种，现存9000余种鸟类中有近千种面临灭绝的危险。若按现在的灭绝速度，在今后的100年内将有209个爬行动物物种和242种鱼类灭绝。生物多样性的锐减由此可见。但更令我们痛心的是，我们对那些因为贫穷不堪，为求生存而捕猎动物、砍伐森林者，只能心怀无限的悲悯而无法去指责这些可怜的人们。国际社会应该可以改变这一局面，做得更多更好——帮助贫穷的人民，同时也是帮助自己。《道德经》上说“善者吾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得善矣。”

2．发达国家对生态危机负有更为直接、重要的责任。艾伦·杜宁指出：“在工业化国家，燃料燃烧释放出了大约3/4的导致酸雨的硫化物和氮氧化物。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有害化学废气都是工业化国家的工厂生产的，他们的军工设备已经制造了世界核弹头的99%以上，他们的原子工厂已经产生世界放射性废料的96%以上，并且他们的空调机、烟雾辐射和工厂释放了几乎90%的破坏保护地球臭氧层的氟氯烃。”发达国家应该对拯救生态危机负起更大的责任，通过世界市场机制廉价使用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转嫁危机，不是扬汤止沸便是割肉补疮。发达国家有责任也有能力协同世界各国，承担历史责任，发挥主导作用，为消除贫困、消除人类共同危机做出实际的努力。《利未记》告诫我们“你应爱邻如爱己”，更何况地球是我们人类共同的家园。

3．无论是对贫穷国家吝施援手还是以邻为壑、以邻为敌，抑或是为一国之私，放弃作为地球成员应尽的责任，消极对待保护地球的国际性行为，都构成对后代人生存的严重威胁。1989年，第十五届联合国环境署理事会通过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重申：“可持续发展，系指满足当前需要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的能力的发展。”1992年巴西环境和发展大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框架，主要包括生态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每一种可持续发展都需要我们人类充分借鉴与发挥世界各大宗教共同启示的圣哲智慧，作为引导其面向未来的价值观念。

由于地球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性的有机结构，这就决定了生态危机具有整体性影响的特征。在生态环境问题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而成为可以逃脱生态灭绝的诺亚方舟。被输出国的污染物无论距离输出国多么遥远，仍然存在于全人类共同赖以生存的生物圈内，最终还是会随同这个庞大生态系统的物质流动循环及输出国自身的生态网。

佛教从平等慈、同体悲的基本观念出发，展示了其利乐众生的伟大胸襟，关心他人、关心人类、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主张“所行惠施，不求其报”，一方面多予人快乐，一方面减除人的苦痛，这是慈悲的意义。《古兰经》也教导我们应当亲爱近邻、远邻和伴侣。

中国各大宗教应该共同促进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使不同文明的人类和谐、友爱、互助，避免敌视、冲突、仇恨。通过各大宗教智慧的力量，消除人类面临的共同危机——从贫富分化到生态危机，受核武器扩散到战争流血。通过宗教的力量促进人类社会的良性互动，使人类生活在慈悲与博爱的光辉之中。

我们不应该割裂文明的共通性，强调其对立性，并把许多因权力、财富、分配不公，以及大国不尊重小国而引起的冲突，都归咎于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之间的冲突。正如麦哲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冲突的真正原因是社会经济，而不是文明……或许在有些情况下，文明的差异甚至有助于避免战争。”过分强调文明、宗教间的冲突，无论动机何在都可能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按塞缪尔·亨廷顿的话说：“即文明的冲突由于我预测其可能发生而增加了发生的可能性。”这决不是没有根据的杞人忧天，而且已有危险迹象的确切之论。中国宗教界必须警惕鼓吹文明冲突的思想和活动，无论出于什么动机，人类应该树立起这样一个基本的信念：文明是相通的，其本质是相同的，任何文明都要求我们宽容、爱人、善良、慈悲、助人，而不是仇恨、冲突、屠杀、战争。中国宗教数以亿计正信正行的宗教徒将给这一信念以有力的支持！

中国网 2003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