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文化与儒道佛伦理

　　武侠文化与儒道佛伦理

　　内容摘要：武侠文化作为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其作为平民的伦理文化，对广大中国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对青少年也不例外。但武侠是成人的童话而非青少年的童话，里面的情仇爱恨、思想、伦理道德，并非都有益于青少年。本文试图联系儒道佛伦理对武侠文化中的思想道德作一些归纳和分类，以利于学生对武侠伦理的进一步认识和理解，从而在寓教于乐，寓理于趣，寓道于武之中，达到对青少年思想道德的引导和培养。
　　关键词：武侠文化 儒道佛伦理 青少年思想引导

　　引言：校园武侠热不容乐观

　　“凡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有人在看武侠”这也许有点夸张。武侠作为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上至专家教授，下至平民百姓，数以亿计的中国人都“跌”进了武侠迷幻的怪圈。老头子老妈子在谈论它，中青年也乐此不彼，青少年更沉湎其中，甚至八九岁的毛孩子也对“打斗”片和武侠网络游戏乐而忘返。笔者作为一名教育者，对校园轰轰烈烈的武侠热颇多感触。读读武侠小说，看看武打功夫片，作为一种娱乐和消遣本无厚非，但唯武侠而不观不看，教师忘其教，学生忘其学，恐怕就有点不对劲了，甚而学生打架斗殴，退学出走，闯荡学武……，问题就未免大了点。笔者曾做过了解，武侠的负面影响在技工和职业学校尤为严重，大学和中小学也不容忽视。武侠文化作为平民的伦理文化，受儒、道、佛伦理的影响极大，它对广大的中国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对青少年也不例外。但武侠是成人的童话而非青少年的童话，里面的情仇爱恨和伦理道德，并非都有益于学生。因此，对“校园武侠热”应给予适当的引导，让学生从看、读到学会欣赏武侠，并能从中“剔除糟粕，吸取精华”。从而在寓教于乐，寓理于趣，寓道于武之中，达到思想道德的引导和培养。鉴于上述情况，在学校开设武侠知识方面的专题讲座势在必行，尤其是关于武侠思想道德方面的武侠伦理类知识，更是必需中的必需。

　　第一章 武侠文化与武侠伦理

　　武侠是每个中国人从小到大都十分熟悉的文化，它作为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一直是中国文化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中国人历史文化和心理等的折射与反映，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源源，它大量的反映在武侠小说或武侠影视或武侠网络游戏之中。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渗透到了每个中国人的灵魂深处，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的支撑部分。武侠文化作为一种被学界所基本认可的话语概念，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从诸侯纷争的战国时代到今天，我们的民族对这一文化一直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执着的偏爱。武侠人物受到崇拜，武侠文学、武侠影视和武侠网络游戏不断掀起热潮，而武侠伦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现象，已经悄然扎根在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之中。

　　武侠文化简单地说包括武侠、武侠游戏、武侠艺术（武侠小说和武侠影视）和武侠伦理四部分。武侠是一种中国特有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它承载的是中国武术文化，体现的是中国伦理与道德文化。武侠通过行侠仗义的实践活动阐发、实践武侠伦理；武侠艺术靠纪录武侠事迹表现、总结武侠伦理；武侠网络游戏则由玩家扮演武侠故事的主角，来探索游戏世界的游戏方式、规则和伦理。四者互相促进、互相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武侠文化现象。武侠文化在中国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自古以来，无数的中国人或者用自己的精神，或者用自己的文章，甚至用自己的生命构建了一个以“侠”为核心的武侠文化，直到今天，侠义精神仍然是一种倍受推崇的道德规范。

　　武侠文化中最基本的因素是武与侠及其与之相关的东西。武侠，顾名思义，有武有侠，以武行侠而已。武即武力、武术、击技；侠即行侠仗义。武侠文化作为伦理本体型的文化，“武功”、“武力”、“武术”等以“武”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是人们征服社会的渴望；“侠客”、“侠义”、“侠行”等以“侠”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则是对完善道德的祈盼。“武”的最高境界是“神武不杀”，“侠”的最高境界是“欲除天下不平事”，两者的终极目的都是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所谓“侠”是目的，“武”是手段，两者在行为方式道德追求、文化理想等方面和谐地统一起来。金庸小说就是从武德和人生境界两个方面对“武”所作的深刻阐释。
　　武侠文化作为一种娱乐和消遣的快餐文化，其主要目的在“娱人”。但在游戏之中，也应该有点侠，也就是寓道于游戏之中，寓情于娱乐之中，寓理于消遣之中。武侠艺术才能耐读耐看、耐人品味、催人感悟、有所启迪。一般的武侠小说都较注重侠道，其中人物正邪分开，写好人处处是好到极至，好得不可思议，是侠义的集大成者，以致变成了虚幻的理想人格化身。写坏人则坏得一无是处，坏得头顶生疮，脚底化脓，坏得毫无道德，是邪恶的集大成者，而且千篇一律，性格行为雷同。传记、志怪、传奇、公案和毛记武侠小说皆有此倾向。民国以后的旧派武侠小说有武风大盛、侠风偏低的倾向。大陆八十年代的武侠小说侠义倾向则较重，有较写实的特点。港台新派武侠在处理“武与侠”上各有侧重，水平也有高有低。梁羽生最重侠道，他认为“宁可无武，不可无侠”，他代表了“侠派”，其故事模式多为诗、剑、情、民族英雄，其重心是侠道。侠形象多为济世救民，为国为民一类，有高大全的倾向。另一派是以古龙为主的“武派”，其主张“宁可无侠，不可无武”，其重心是武，是武夫的形象，且故事模式多为酒、赌、女人、神秘案件。其人物多嗜酒嗜赌，又喜欢女人，其道德修养较差，多半是“打斗”和“情种”的木偶而已。温瑞安其作虽有突破，但在侠道上也跟古龙如出一辙。金庸一派则主张有武有侠，当然亦有所侧重，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金庸早期作品侠义精神较重，中后期作品武与侠的同时又有点反武反侠，非武非侠。他在历史背景，人生故事三位一体之中塑造了一系列亦正亦邪，性格较为复杂的武侠形象。其中寓寄了较深层次的社会历史文化哲学等方面的内容。

　　其实，不管是“侠派”，还是“武派”，还是亦武亦侠派，真正“无侠而有武”或者“有武而无侠”的作品并不多见。多的是有武有侠，只是各人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 武侠是娱乐消遣型文化，但在游戏之余，还应载点道。金庸在《金庸作品集》序（三联版）中也说：“现代较认真的武侠小说，更加重视正义、气节、舍己为人、锄强扶弱、民族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观念”。导演徐克也说“武侠文化是中国人独有的人文色彩，它贴近民间生活，所代表的侠义可以充分表现出我们民族性格中的正义感精神。”
　　武侠、武侠艺术之所以被推崇，跟其间的侠义观念，在传统上能让中国人接受、能产生伦理道德上的认同有很重要的关系。武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侠义精神、侠义伦理则是武侠文化之话语内涵的价值核心。由此引申出的 侠义崇拜已成为普遍性的民间文化心态，侠义精神也演化为一种传统民间美德。侠义精神是侠之为侠的一个永恒的行为动机，是侠文化的基本内核，更是平民大众现实生活需要与理想化期待的综合产物。是人们面对现实社会种种情态时的一个心灵参照。在文学创作中侠义精神不仅寄寓于武侠小说中，而且也渗透、覆盖在其它的创作类型里，尽管其呈现形态不是那么完整、充分和透彻。人们在看武侠影视和阅读武侠小说的过程中，随着武侠一起进行一次人格上的超越和道德上的升华，并以此获得伦理意义上的巨大心理满足。在现代人情冷漠、物欲横流、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道德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在焦虑、失落和傍徨之中便产生了对古老伦理社会重义轻利、互助互让、锄强扶弱、济困救贫等的执着与向往。从而为精神的复归和栖居寻找到了一个道德上的乌托邦和太阳城。武侠世界成为现代中国人逃向想象的道德乐园，以理想人格的幻影来谐合现实的心理失衡，并寓寄自我的追求和向往。这就是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无论老少、学识多寡、对武侠表现出普遍痴迷之所在。也是武侠文化在作为现实在业已消失的现代社会依然保持强大生命力的原因。

　　武侠伦理作为武侠文化中思想道德的价值取向，是武侠文化的精华之所在。武侠伦理不仅仅是武侠人物的行为准则，更成为中华民族广大民众意识深处的最高伦理价值和行为标准。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厚的武侠文化传统意识，则已经积淀成为中华民族集体潜意识的一部分，深深植根在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当中。武侠行为和武侠艺术中的侠土，是武侠伦理的结合体和载体。在武侠中“武”是一种手段，“侠”是一种目的，通过武力的手段去达到侠义的目的。按照梁羽生的说法，侠就是“对大多数人有利的正义的行为”（梁羽生《从文艺观点到武侠小说》），这是很笼统和概括性的说法。实际在武侠和武侠艺术上，侠的意义很明确，大到保家为卫国、为国为民之士 ，小到锄强扶弱、济困扶危的英雄。其本质是“替天行道”，是义，也就是重义守诺、除暴安良，见义勇为、仗义行侠、济世救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的精神品质。侠是道义的一种体现，是对“王法”的一种补充，同时又是中华民族心理的“不平之气”的一种凝聚，是民族审美中一个永恒的梦想。侠和侠义在侠的形象上得以表现，这种侠形象是中国人“人格崇拜”心理的产物，是人格神的象征。从而使得侠者成了中国式的英雄，中国式的神灵。他们替天行道，代表神的使者向人间的不平之事及其背后的邪恶势力开战，并由此而成为行侠伏义的救世主的榜样。
　　武侠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属于平民阶层的武侠伦理。实际上是民间社会用以规范人际关系的道德标准，是一种“情、义”理论，其中很多思想是儒道佛伦理的世俗化。武侠文化为创造人们心灵的栖居空间，往往又借用“儒道佛”来给自己披上神秘性的面纱。走上神坛或走下神坛的圣人、仙士、隐者……，这些武侠形象成了中华民族理想人格的象征体。它为追求道德完美和理想人格的中国人，在“人格崇拜”上找到了一个道德理想的栖居点。儒、道、佛的武侠伦理以这些理想的人格形象为载体，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直到今天，在处理和规范人际关系时，一些儒、道、佛的武侠伦理依然被视为传统的道德而被当作中华民族所共通的伦理价值观。
　　下面就武侠文化中的思想道德作一些归纳和分类，以利于学生对侠道的进一步认识和理解。武侠伦理按照道德着依点的不同还可分为恩怨分明，睚眦必报的快意恩仇；言必行，行必果的守信重诺；千里赡急、不吝其生的舍已助人；不预其能，羞伐其德，厚施薄望的重义轻利；死生相连，患难相扶的江湖义气；除奸去恶，打抱不平的见义勇为；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大侠精神等七类。按照侠义实质、核心和人格的不同，我们一般把侠道分为儒之侠、道之侠、佛之侠、无侠几类。 不管是那一类分法，武侠论理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中的，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补充和发展的过程，其间自然会鱼龙相杂，泥沙俱下，有精华也有糟粕。在引导学生了解这部分知识时，应因势利异，有所区别的对待。

　　第二章 武侠与儒道佛文化的融合

　　谈武侠文化，必需要谈到中国文化，中国的人，中国的传统和哲学观念。而中国文化从来便是和儒、道、佛思想相辅相连，不可区分的。中国古代文化主要由儒、道、佛三家组成，其中儒家被封建国家奉为正统地位。中国传统文化，蕴含了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体现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主要代表作有《易经》、《老子》(又称《道德经》)、《庄子》等。伴随着中华文明走过几千年风雨历程的中华武术，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粘附和涵摄，逐渐形成了以儒、道、佛，以及中国传统哲学、美学、医学、兵法学、等文化内容为内核的武侠文化。武术中的宗教文化内涵(其中，也包括在武术的局部区域产生过影响的民间宗教)，在武术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极大影响的力量，而武术中众多宗教文化的融汇，也是武术的一大特点。梁启超先生在《〈中国之武士道〉自叙》中就曾指出：“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而这“武”从来便是和“儒”、“道”、“禅”思想相辅相连，不可区分的。

　　“武侠”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在平民阶层中传播，武侠伦理实际上是民间社会用以规范人际关系的道德标准，是一种“情义伦理”。它不仅和“儒家”思想相结合，又与“道家”、“道家”等各种思想相结合，蕴涵了很深的伦理，包容了极大的范围，是个不断再包容的文化。虽然在历史上，它们曾一度互相排挤、互相贬低，但随着历史发展到今天，它们可以说是完全融合，分不清彼此了。正如刘鹗所言：“儒、释、道三教，譬如三个铺面挂了三个招牌，其实都是卖的杂货，柴米油盐都是有的，不过儒家的铺子大些，佛、道理的铺子小些。皆是无所不包的?”。（ 刘鹗《老残游记》）

　　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武侠小说是在儒、道、佛文化繁荣之后才产生的。中国武功与佛道文化是不可分的，佛道文化是给中国武功供应血液的母体。武侠文化就深深根植于这个母体之中。随着儒、道、佛哲学的强力渗透，使人们对人的本质力量、人生价值有了新的思考，使人深入思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肉体与精神的关系，以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我们从很多武侠小说中可以看出，在中国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三大家道、儒、佛的思想，武侠作者都有深刻的认识，采撷了其中的精华，也有其中某点上的深化和夸张。陈廷榔认为“唐代武侠多出自佛道之门”、“大凡武林高手都是僧道之流或深受佛道思想影响的人”、“佛道的宇宙观、修炼法术影响了武侠的武功，佛道的人生观与武侠人物的人生价值观相互沟通”。（陈廷榔 1994年4月《佛道文化与唐代武侠小说》《上饶师专学报》第14卷第2期）当然，它也受到了作为中国主体的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其实，何止唐代武侠，就是其前其后的武侠，都深受儒、道、佛文化的影响，并在相互的融合中向更深层次发展。将武侠与儒、道、佛文化融合得最好的武侠作家，要数金庸。金庸小说把武功变成了体现文化理想的符号，把儒、道、佛，乃至诸子百家学说中的合理成分相互融通并形象地显现出来，从文化、哲学和人的生命的高度构建起了一个完整的道德文化体系，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融入现代人的生活之中。《红楼梦》中红楼武侠柳湘莲便是将武侠与儒、道、佛文化思想融和的较好的一个人物形象，蓉儿说“柳湘莲正是这如许思想结合的典型，他是侠，会武，却有着儒家、佛家的入世,情怀及其软弱性；最后又归隐山林，进了道家之门，真真是武侠、儒、道、禅的结合了。”( 蓉儿《红楼奇士柳湘莲 武侠与儒、道、禅结合的典型》，牟平信息港之读书时间)
　　下面我们再从武侠小说情节常见的结构模式来谈谈武侠与儒、道、佛文化的融和。 “隐世—出世—隐世”是武侠小说情节常见的结构模式之一。这种结构模式与武侠的人生价直观具有同一性，是入世精神与出世精神的矛盾统一，反映了佛、道、儒三者的统一。道家文化追求人生的永恒与自由，把长生不老、与自然宇宙的和谐相处看作最高境界。佛家文化追求对人生苦难的解脱，探求生命的本质，以顿悟成佛为最高境界。受这两种文化影响的武侠修炼身心不是为了有朝一日去仗义行侠，而是为长生不老，超脱烦恼.在人生之初，他们息于山林寺庙，或隐于市井，如聂隐娘、智玄、红线等。他们身怀绝技，不到必要时候绝不显露。当身份暴露之后，他们远避名利，力求恢复内心的平静。儒家思想强调立德、立功、立言，实现自我价值。武侠人物在必要时候出来干预社会，是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方式。从哲学上来说，人渴望自己的本质力量得到实现，这是人的一种高层次需要。当这种心理需要得到满足时，人才会觉得无憾。中国文化人强调“功成身退”，“功成”指人生价值得到实现，其本质力量有物可证;“身退”是不以外物害身，让生命在宁静、和谐的环境中得到养育，上升到天人合一的自由境界.“功成身退”是唐代文人乃至整个中国文人的至善至美的完满的人生观。
　　“出世—入世—出世”的情节结构模式反映了“自然—社会—自然”这样一个生命认识过程。武侠走的是生命与自然相融合的道路，他们所练的功夫有助于寻找生命与自然的交接点，介入社会事务是武侠人生道路的暂时偏离。在这个阶段，他们看到生命之树遭到欲望的戕害，在各种矛盾的挤压下，生命扭曲变形，变得支离破碎。基于这种认识，他们再次否定社会，回归到自然。经过这样的过程，他们对生命和自然的认识已到了新的高度，武侠小说一方面热衷于写侠客介入社会，另一方面又采取否定的态度.这种矛盾反映中国人对生命认识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是儒、道、佛三家文化不同的生命价值观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

　　第三章 儒之侠与儒学伦理

　　第一节 武术中的儒家思想文化内涵
　　以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学派，其主要内容之一是"君子"文化，它把"君子"的行为、道德规范作为"成人"的标准，希望人们去努力达到。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以及所提倡的"文武双全"、"仁勇兼备"的思想。一直以来，对武术界有着显着的导向作用。

　　儒家伦理道德的主线条为"仁爱"，强调"仁"为"爱人之本"，"忠恕之道"，认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以"仁爱"为基本伦理思想所派生出的"忠、孝、智、仁、勇、宽、信、敏、惠、温、良、恭、俭、让"(《论语》)等道德标准，一直以来，被作为武术伦理思想的核心，使武术这一战斗的力量，伤人的手段被纳入了道德伦理的法规之中，使武术不光成为技击、健身之道，更成为了精神修养、人格净化的途径。因此，“在仁爱的伦理道德法则中，追求文武双全，提倡仁勇兼备，是武术中儒家思想的主要文化内涵。” （倪南权 1999《浅议武术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 《 四川体育科学》1999年 第1期 No.1 1999）
　　1、关于"文武双全"　儒家认为，作为君子，必须同时掌握"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礼"、"乐"、"书"、"数"为文，"射"、"御"为武。儒家还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史记*孔子世家》)这种追求文武双全的思想，对武术超越纯武的范畴，积极与中国文化相融合，起到了驱动的作用。
　　2、关于"仁勇兼备"　在善良宽厚、克己礼让这一"仁"的前提下，强调"勇"，即"仁者必有勇"，"勇而无礼则乱"(《论语》)，儒家提倡的仁勇兼备思想，对武术的发展起到了导向作用。使之不至于落为好勇斗狠、欺小凌弱的工具。
　　第二节 儒家文化与儒学伦理

　　在人类历史上，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代文明。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那些关于做人、处事和立国的名言早已深入人心，并在潜移默化中传布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当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武侠伦理，要理解武侠伦理中的儒之侠道，有必要对儒家文化与儒学伦理做一些介绍。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两汉以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成为我们民族的传统政治观点的主干。儒学"即专指孔子思想及其门弟子发展的学说。孔子是中国政治思想史最伟大的人物，从孔子开始，中国政治思想进入了体系完备的时代。孔子对于中国政治思想贡献在于，他系统地整理，继承和丰富了以往的历史遗产，创立了以仁礼为核心的政治思想。儒家是以古代圣君圣师之思想（尤其是孔孟之思想）为中心，以立身行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儒教是民间封建习俗之礼教。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书、易、礼、春秋）成为文治武功的基石。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它对中华民族精神性格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主要特点表现为：

　　1、重视传统，注重继承。儒家一贯主张"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欣赏古昔，效法先王。孔子就说他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整理"六经"，也是提倡古道，不过不是"不作"，而是古题有新解，按照他的认识赋于新意，是述而有作，不是泥古不化。后来，孟子则提倡"法先王"少"言必称尧舜"。荀子主张"法后玉"，不过荀子的后王指的也是文武周公，与孟子的先王是一致的。后儒也都继续和发扬了这一传统。

　　２、儒家的基本范畴是礼与仁。孔子对礼与仁作了系统的阐述：并构成了孔学的理论基石。后学孟子系统发挥了其仁说，荀子则全面展开了其礼论。孟荀各自对仁与礼的学说作了阶段性的发展、以后的儒家门徒都继续在这两个范畴上大作文章，在形式上随时代的变异可能有所不同，宋儒就把礼发展成为"理"。
　　３、政治和伦理结合。对儒家说来，政治是伦理的扩大，伦理是政治的基础，孔子说："其为人也孝梯，犯上作乱者鲜矣。"（《论语，学而》）忠是孝的扩大。他们认为修身、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理想的君和"圣"是一致的，政和"正"是相联的，儒家所提倡的"礼"，既是政治准则又是道德规范。从董仲舒起把礼具体为"三纲五常"，支配了整个封建社会，违反了它，就既是道德问题又是政治问题。
　　４、在治国方略上主张以德为主、德刑相辅。孔子主张对民要"道（引导）之以德，齐（整齐）之以礼。"（《为政》）他认为用道德和礼教来管理民众，民众不但有廉耻而且民心归服，是最高尚的政治。他认为理想的政治应当是免刑、无讼和去掉残暴、免除虐杀。但在现实生活中孔子也不是绝对不要刑。其倾向是重德轻刑，刑只能是不得已而用之。孟子继续了这个传统，主张"省刑罚"，提倡以教化为主。他说："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尽心上》）、荀子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更张，他主张"重法"，提倡"禁之以刑"，但他的"重法"是和"隆礼"相联的，二者并重。同时他也把刑看作是惩戒未来、减少犯罪、进行教他的一种手段。他说："凡刑之本，禁暴恶恶，且惩其未也。"（《正论》）荀子的德刑并重的主张显然有别于孔子，这表明荀子开始向刑治靠扰。后来的儒者，在如何运用法刑洽民上，也随社会历史各种的变化，在侧重点上各有不同，但总的倾向还是强调以德为主。
　　５、在天与人的关系上，重于人事，虚于天命。从孔子起就不大探究"无"或自然的奥秘，《论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他的弟子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可见孔于是很少讲关于夭命鬼神一类的问题。孟子讲天就比孔子多了，讲天人合一，但他是把天合于人，合于人性，合于人心，把天道德化了。最终归于地上的人间伦理，而不是化于神秘莫卜的天。荀子则明确提出天人相分，要制天命而用之。

　　从总体上看，儒家传统在实质上首先是一种人本主义学说，十分关注人的存在、尤其是人的伦理存在问题，并充分肯定了人的整体性存在中一己个体性、特殊团体性和普遍群体性三个维度的积极价值。在个体性方面，传统儒家十分强调“为仁由己”、“君子求诸己”、“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心”、“诚意”、“修身”、“慎独”等观念，从而有力地突显了人们在道德学问和人生志向方面自主自强的重要意义。在团体性方面，传统儒家十分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人之大伦”，从而有力地突显了人们在某些特殊性人际关系中维系情感和谐、恪守道德规范的重要意义。在群体性方面，传统儒家十分强调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四端之心和“仁者爱人”的崇高理想，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从而有力地突显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实现普遍性“泛爱众”的重要意义。

　　儒教以其对人的生存世界、意义世界和可能世界的关切情怀，从成德之教出发，成己成物，仁民爱物，和合人与自然、社会、人己、心灵、文明之间的关系的学说，并以治平为本，以仁为核，以和为贵，内尽心性，外穷天道，从形上道德理想，圆融现实世界生命智慧和百姓日用之学。它是礼乐文明的根据，价值观念是非的标准，伦理道德的规范，艺术审美的尺度，由是构成了中华民族基本精神价值体系和伦理道德价值体系。无疑，糟粕是有的，但我们无法舍弃的，是那里的精华。这些精华在现代仍有其积极作用，经选择可转生为对现代社会，人生应走之路的伦理道德启示。 张立文曾将这种启示归纳为如下几方面 （张立文《儒教与现代人生之路——今天，儒教还能否启示人生应走之路 》 Confucius2000网）

　　1、敬养父母。如果依照儒家孝道去做，不仅可改变人的种种坏作风，提高人的道德自觉，而且可改善社会风气，人人知道如何做人，怎样做人，就不会做出不孝的行为或犯罪的活动来危害社会、家庭和父母。人是社会网络上的一个因子，家庭是社会组织的细胞，一个人在家能做到孝，并把这种孝悌的风气带到政治上，就是参政了。这便是从家庭道德的孝道而推及国家政治的政道。

　　2、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是为仁，仁的主旨是爱人。仁是人的内在道德修养，礼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人的内在美德，要通过外在形式来协调和规范人的行为，即凭借礼的一整套社会文明体系来体现。 以“孝弟”为仁之本，其次推及他人、社会、天下，便是“恭、宽、信、敏、惠。它具体表现为“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这“五不”就启示人生路途中，应该做的和不应该做的界线，以及主体道德修养的自觉、仁道的内涵、克已的目标等，对弥补现代人这方面道德缺失大有裨益。

　　3、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孔子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作为实践仁道的方法，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作为实践仁道的指导原则。“己欲”是积极的要求：自己要立住脚或独立，也使别人立住脚或独立，自己要通达或发达，也使别人通达或发达。“己所不欲”是退一步的要求，是最低限度的要求。“立人”、“达人”与“勿施于人”也构成了正负两方面对于实践仁道的不同方式。只有以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仁爱之心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化育人心情感，培植道德行为，天下才会太平，人民才会安居乐业。 孔子提出“礼治”的政治主张，即从“正名”开始，以至“复礼”，“克已复礼为仁”，要求人们愚忠于统治阶级。这种政治态度是保守的。它虽有利于封建统治．但却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社会发展缓慢。

　　4、义利和合。儒教所说的义利是指道义与功利，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道德价值与物欲价值等的意思，这两方面看是二分对立，亦可和合，相辅相生。义普遍地充满于主体的利益活动之中，利益活动使人民生活丰厚。利依义而建立，义依利而体现，义利互即互涵。使欲利与好义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和谐。从做人而言，应先义后利，见利思义，甚至舍身取义。这种公利私利之分，即义利之分，启示现代人生不要见利忘义，以权谋私，图财害命，以自己私利而损害公利。这时的义就是道德良心，而以私利损公利者，各类害人者（如贩毒品，投毒药）等，都是丧失天理良心者。义利和合，义利兼顾，既知其分，又知其合，互相协调、制约，并使两者有一定张力，使人谋利时不忘义，以义制约、指导谋利，讲义时兼顾利，使其有谋利的积极性，并由谋私利而推及公利，这是人生应走之路。

　　5、诚信守正。儒教在社会人际交往的为人处世中强调诚信守正，把诚信作为立人、立国、立世之本。诚信是真实无妄的意思；守正是诚意正心，保持正道而不邪。诚体现了天道的真实无妄的品德，人道效法天道真实无妄品德，这便是“诚之者”、“思诚者”。诚信在本质上是天道与人道的合一。是人在效法、遵循天道的真实无妄中所获得的本性和合法性。 诚信守正也是立人之本，是个体道德的基石。一个人立足于世，与社会、他人以至自然交往，诚信是交往首要条件。人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交往活动中，自己要取得他人的诚信，首先自己要对他人诚信，才能建立和扩大自己道德信誉，给人的各种交往活动带来极大的方便。儒教强调在各项职业活动中，要以诚信为第一生命。各诚信主体如国家、政府、团体、个人都要信守诚信，不骗自己的良心，不骗国家，不骗他人；人与国家、政府、他人都互相尊重，真诚相待，不搞阳谋阴谋，互相欺骗，互相计算。这样国家才能取信于世，政府才能取信于民，团体才能取信于群众，个人才能取信于他人。这样社会交往活动的公共道德就会得到提升，社会风气就会得到净化，社会秩序就会得到安定。因此说，诚信是人类社会秩序良性运行的基础。

　　虽然社会演化，物换星移，但儒教的敬养父母，“克已复礼”，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义利和合，诚信守正，在现代社会仍然发扬着陶冶青少年和成年人的道德情操、为人处世、思想品质的作用，启示着人生应如何做人，如何修身养性，如何诚信立世，以及如何推己及人等的价值。为了21世纪各个国家的和平发展和幸福，为了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应该光大儒教伦理道德、价值理想中有益于人类“安身立命”的宝贵的思想资源。

　　无可否认，儒家学说既有科学、进步的一面，也有保守、落后的一面。孔子提出“礼治”的政治主张，即从“正名”开始，以至“复礼”，“克已复礼为仁”，要求人们愚忠于统治阶级。这种政治态度是保守的。它虽有利于封建统治．但却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社会发展缓慢。由于要达到“克已复礼”，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情感展露经常采取克制、引导、自我调节的方针，所谓以理节情，“发乎情止乎礼义”，这就使生活中和艺术中的情感经常处在自我压抑的状态中，不能充分地痛快地倾泄出来。儒家大师董仲舒提出的“君权神授”则是一种封建神学的唯心主义。它同样有利于封建统治，但却抑制了学术思想的发展，使中国古代科学长久停留并满足在经验论的水平，缺乏理论的深入发展和纯思辩的兴趣爱好。他提出的“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观念，把神权、皇权、族权、夫权看作永恒的真理。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这四种权力是紧紧束缚着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而处于封建统治下的中国妇女，其受害的程度更为严重。“四大绳索”使妇女成为男人的附属品，根本没有言论、婚姻、行动等自由，更没有地位可言。至今，“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残余仍未能彻底清除，特别是在农村，农民普遍存在这样一种封建思想。从以上论述，我们就可以看出，封建“礼治”，“三纲五常”是保守落后的，腐朽的。但对这些伦理道德，经过我们对其辩证的否定之后，在现代社会中还是有一些借鉴作用的。如遵纪守法、尊敬长辈、知书达理、好学上进等又是不可无的。也只有做到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安定团结，长幼有序，才会成为一个文明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
　　总之，对待儒家学说，我们应该采取正确的态度和方针：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把好的东西吸取过来为我所用，把愚昧、腐朽的东西剔除掉，使我们的社会更文明、更发达。

　　第三节 儒之侠

　　儒之侠以“为国为民，兼济天下”为核心，其侠道表现为以勇敢入世的态度，以兼济天下的志向，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侠心义胆，以牺牲自我，委屈求全的人生选择，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去行侠仗义。他们的江湖多与国家和江山有关，一己之情仇爱恨也多半要以国家之仇、民族之恨为计。他们的事业也不只在江湖上扶危济困，而是在国家遭灾受难，民族受欺辱之时挺身而出，奋不顾身，维护国家和民族大义。也就是我们所常说的忧国忧民、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宋之后崇尚民族大义，抗金抗辽的“忠义社”；反清复明的“天地会”；近代霍元甲创立的精武会等多倡导儒之侠道。

　　为国为民的忠诚观念是儒之侠非常崇高的民族品格。北宋武侠已经普遍将“救民水火”、“为民鸣不平”视为自己的职责和义务。南宋之后，异族入侵，倭患横行，民族矛盾尖锐。武侠纷纷以民族大义、国家利益为重，奔赴御倭前线。明《云间杂志》中记载的隐迹风尘的丐侠张二郎，为抗倭而从军，屡次立功，“时斩倭首以献”。论功行赏时，他把赏给他的银牌犒金交归府库，自己分文不取。其爱国之心拳拳可见。近代武师霍元甲，创办精武体育会，以“爱国，修身，正义，助人”作为办会宗旨，并以“不准以我之拳头加予同胞身上”为根本戒律，被武林誉为“精武精神”。儒侠的典型代表是郭靖，他的身世经历以及性格思想都符合孔孟的论述，他的具有远大理想而又积极行动的大侠品格有着巨大的楷模的力量，是以天下兴亡、万民安乐为己任的儒家典范。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中，借“大侠”郭靖之口说出了他的侠义观：“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这是一种中国人独有的伦理价值。这里的“大侠精神”就是侠义传统与儒家的最高价值标准完美结合的产物，是成熟完整的武侠精神。具有“为国为民”精神武侠形象，则成为中国民族理想中最完美的英雄形象，受到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崇拜和尊重。一般的侠，则体现在以武功来扶善锄恶，扶危济困，打抱不平。这虽不及大侠的旨归宏远，但本质上仍然是入世的，积极的人生态度、因而与儒家的伦理异曲同工。只是儒家政治家主张靠国家的力量来解决社会问题，而侠却以私人的方式——武力干与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们都要扶持某种社会理念。不过上古时代中国的侠似乎并不具备后来的、其实只有在文学中才完备的道德理性。司马迁的《游侠列传》中的人物，主要是感恩知报，重然诺，轻死重义。他们的人生纯粹是为私人恩怨的，不怎么计较是非。其中许多人，成了私债的奴隶，只好以死尝之。这种侠，很个人化。大约他们对个人的尊严看得十分重，收受了他人的恩惠就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亏欠，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心理摆平才安心。后世的侠，要普遍地助危济困，并不限于报答和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人，所以更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金庸创造的武侠属于后一种。不管到了哪里，路见不平，就需出手干与，不管和自己是不是相干。这种武侠形象的形成和普遍化，大约与清官一样，是由于现实社会中人们对于不平等现象的无能为力，因而寄希望于那些具有特殊人格、能力的人们。一般的侠大多适可而止，不会象大侠那样知不可而为之。他们的伦理原则没有强到超出现实可能性来行事的程度。

　　至于在武侠小说中，儒之侠更是得到了大量的反映，如唐代笔记小说《红线》中的红线，《大盗燕子李三传奇》（柳溪）中的李三，《近代侠义英雄传》（向恺然）中的霍元甲及金庸笔下的袁成志、郭靖、胡斐、陈家洛等，梁羽生笔下的杨促贡、东方晓、段王璋等仗义行侠中的伦理道德，皆属儒之侠道。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写了两类具有儒侠特点的人物，一类是游侠，如朱家、郭解;一类是刺客，如曹沫、豫让、专诸、聂政、荆柯。前者惩恶扬善，抑强扶弱，重信义与是非曲直，其行为特征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义”字当头，后者则以个人忠义为主，有固定的单一的服务对象，不分是非善恶，其行为特征是士为知己者死，“忠”字当头.游侠重在以“文”行侠，在和风细雨中化干戈为玉帛;刺客重在以“武”行侠，在刀光剑影中完成使命。

　　第四章 道之侠与道学伦理

　　第一节 武术中的道家思想文化内涵　

　　道教是以《老子》为圣经，以道家学术为本，兼融阴阳、墨、儒、法等诸家理论作为教理教义的中国本土宗教。作为道教教理核心的"道"和"神仙修炼"的方法，都曾影响过武术的发展，并在太极、武当、八卦等内家拳种和武术养生方法中打下深刻的烙印。我国的传统文化一直以“入世”和“遁世”思想为主导，不“入”则“遁”、“入”、“遁”结合，“武侠”正好可以做到两者的完美结合。而作为道教之本的道家思想，其在武术中的内涵则更为丰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在武术思想中，主要表现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两大方面。”（倪南权，1999，《浅议武术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四川体育科学》1999年 第1期 No.1 1999）
　　在认识论方面　武术汲取了道家关于宇宙起源的"道论"、"气论"和"天人合一"论，用以解释武术运动的本质。如《太极拳经》中说："太极者，无极而生，动静之机，阴阳之母"，这种无极而太极的观点，便来自道家。另外，武术中关于"气"的理论以及武术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其思想根源，无不出自道家思想。
　　在方法论方面　武术汲取了"物极必反"、"以静制动"、"后发制人"、"以柔克刚"等道家思想来作为武术技击理论的指导思想，特别是内家拳，如太极、形意、八卦等拳种，其技击理论的指导思想，主要来自于道家思想。道家的诸多思想内容，在被众多的拳种的汲取中，逐渐成为了武术中的一种文化内涵。
　　第二节 道家文化与道学伦理

　　道家的最早起源可追溯到老庄，道教以"道"名教，或言老庄学说，或言内外修炼，或言符方术，其教义就是以"道"或"道德"为核心，认为天地万物都有"道"而派生，即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社会人生都应法"道"而行，最后回归自然。

　　道家的思想体系以“道”为核心，道家学说的其它部分都是围绕着“道”而逐层展开的。“道”为所有的道家学者所推崇，“合于道”是他们追求的最终目标。道家各派对于道的描述存有一定的差异，但道有几个基本的特征却是各派所公认的。
　　第一，从宇宙生成论的角度分析，道为万物之源。老子研究了天地万物的起源问题，提出“道”为世界最初根源的学说，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老子设定的道产生万物的秩序。道为万物之源，而自身却不再有源。

　　第二，从本体论的角度来分析，道为宇宙万物存在的根据。《老子》5l章说，“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道生育了万物，并非生出来就不管。而且要畜养万物，使其成长、发育、结果、成熟，爱养它，保护它。产生万物但不据为己有，推动万物生长而不自恃有功。《老子》4章也说：“大道记（泛）兮，其（岂）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这里老子是把“道”作为字宙万物存在的根据。庄子提出了“本根”的概念。《知北游》在论述圣人如何观察天地万物及其变化时说；“恬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本根”。“道”茫昧无形，说它不存在它又存在。自然产生不见踪迹却有神妙的作用。万物受其养育但又不能察觉，这就是本根。本根是宇宙的最高根本，万物所以存在的根据。庄子的“本根”是"道"溯同义语。

　　第三，道法自然。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25章）道是自然界的本原，但它并不是自然界的主宰，并没有意志强加于自然，它运行不息而不能违背本身的自然规律。他生养万物而不私有，成就万物而不恃功。虽然万物莫不崇道而贵德，但这不是由于准的指令，而是自然就如此的，是“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5l章）。

　　第四，道是超验的。一方面，道在时空上是无限的。“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先。”（《庄子·大宗师>）一方面，道是任何感官都无法知觉的，只有用心灵去体悟。“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道，“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同上）

　　第五，道是确实存在的。《老子》说“道之为物”，“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2l章）。庄子也说“夫道，有情有信”，“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庄子．大宗师》）。

　　第六，道是“周行而不殆”。道推动万物变化发展，事物相反相成的矛盾运动是道运动的源泉。故老子曰：“反者，道之动”（老子40章）。老子认为，万物皆由道生，而最终复归于道，周而复始．循环不己。庄子也说：“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是谓天均。”（庄子·高言）万物种类不同，以不同的形状互相变化，如同圆环一样，没有始终，没有端倪，这就是自然均平的道理。
　　总结以上六大特征，可以知道，道是一个囊括入类、自然和社会在内的多样性统一的宇宙整体，这个神秘的统一体自身固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它自然而然地进行着永恒的创造活动，万物从它那里得到活力，对道来说，又是漫无目的的。它超越万物，却又内存于万物之中。道家各派都以道作为其理论的基础。

　　我们再看看道学两大宗师的主要观点 ：

　　1、老子的观点：老子的人性论主要特点是人性自然，人性无善恶之规定，人性没有先天的道德属性。人性随着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的或善或恶，都是叛逆了人的自然本性，是人的自然本性的异化。正是在这自然人性论的基础上，他提出“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从而返朴归真的成长之道。“上德若谷”的品质，表现在待人接物上就会采取“无弃”的态度；表现在恩怨问题上，老子主张“报怨以德”；表现在荣辱观上，便是“宠辱不惊”。

　　2、庄子的观点：庄子推崇人类的自然本性，是对儒墨提倡的仁义道德的否定。战国之时，儒家学说一般为列国统治者所采用，仁义也成了当时人们一种普遍追求。不满于社会现实的庄子，自然把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仁义”，认为仁义破坏了素朴的人性，仁义是虚伪、争夺以及种种社会弊端的根源。庄子倡导人性回归自然纯朴，反对压制人性的等级专制社会，这其中就蕴含着人道主义思想。

　　第三节 道之侠　

　　道之侠以“独善其身”为最重要的人生目标，跟儒家的“兼济天下”侧重点有所不同。俗话有云：大丈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道之侠也并非穷时只求独善其身而丝毫不兼济天下，否则便只是道而非侠了。

　　道之侠是对儒之侠讲正义之道、善恶之道、重人伦讲人事、牺牲自我为理想的社会意识而献身的侠心义胆的反思，并进而转化成对现实人生、现实社会理想的曲线救助。其道德重现实、重人生、讲人性、讲个人意识的“性情”之道，美丑之道，对国家大事讲究清静无为而有为之道。他们蔑视世俗的功名富贵，不贪恋财货，他们重视的是道义，人情，艺业，而从不把获取财产当做人生的目的。人如热衷功名，顾忌必多，偏见难免。古人说“无欲则刚”，反之有欲则柔，则有为人所乘的弱点。有了对功名的必得之心，必受功名之累。所以热衷功名的人不能为侠。张召重就是因功名心切而堕落为朝廷鹰犬，空负了一身武功。他们在进行一系列的侠义行为之后，或施恩不图报，或行侠不为扬之名，而不愿显露武功，隐于草野。或者对武场、情场、官场已有所厌倦，已不愿知其不可而为之，又不愿与人世的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他们不想白白地牺牲自己，而是要保全自己，保全自己的真性情，保全自己的独立人格意志，保全自己健全的个性及其生活方式。从而遵循“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的原则，并进而独善其身。

　　因此道之侠多为隐士，“隐士”是纵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文化和政治景观，同时也是武侠文化中一道亮丽的风景。这些自我放逐的隐士表面麻木不仁，内心却十分觉醒，他们自有其苦衷。如魏晋风骨中的晋人隐士，许多正是想要达而兼济天下不可得，甚至穷而独善其身亦不可得时，只有未能“出世”而身先隐了。其心多有隐痛和苦楚。道侠的典型代表是张三丰，他清虚自守、圆融无碍、慈善为怀而又不是遗世独立，其清明澄澈的智慧和静穆高大的人格赢得了人们的恒久景慕。

　　隐侠形象多为后世武侠小说家偏爱，几乎每篇必有隐侠。如金庸《书剑恩仇录》中的陆菲表，实际是背负血案的反清义士，武林高手；又如梁羽生《武当一剑》中隐入武当的聋哑道人云中岳，《剑底鹰扬》中的胡教渝，都是因种种原因而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他们隐迹风尘而又不失侠义本色。令狐冲是令狐冲心地善良，嫉恶如仇，富有正义感，这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人生哲学“自由型”侠客的代表，其特征是以蔑视陈规陋俗的道家思想为底蕴，而又熔铸了五四精神的某些特点，他不顾武林中的正邪观念、门派观念和一切陈规陋俗，处处以生命的真情来对待世事人生，因此才能笑傲江湖、笑傲江山乃至笑傲人生。人们对令狐冲的喜爱，充分说明了人们对真情与自由的渴望，对世俗纷争的厌弃及对文化理想的向往。

　　第五章 佛之侠与佛学伦理

　　第一节、武侠中的佛家思想文化特点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以后，是在不断地适应中国以汉族为主体，以儒家为正统的社会环境当中传播和发展的。有 “佛教中国化，中国佛教化”的说法。其原因在于它兼容了儒、道等中国本土文化，形成了"戒"、"定"、"慧"为本的中国佛教禅宗佛教。武侠文化深受中国式佛教文化的影响，二者的相互融和和发展使得武侠中的佛家思想文化呈现出如下特点：

　　1、佛教与中国儒、道文化在思想层面和礼仪方面的互动、交涉。以前我们主要注重思想层面，而很少注意到三者在仪轨法事方面的互相吸收。其实，佛、儒、道三家在礼仪方面的交涉、吸收，更为具体、明显，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中国佛教忏法的形成与发展，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忏仪方面，都深深地受到儒家与道教的影响。

　　2、武学修为与佛学修为相结合。 佛家武学流派众多，天竺、汉地佛教、藏传佛教、上座部佛教皆有不同的武学修为，但都以强身健体保寺护法，修身养性为宗旨，博大精深却无好勇斗狠之戾，多参自佛经教义，因而身藏佛家最上乘武学者无不为得道高僧，少林寺的悟嗔禅师、五台山天龙大师、西藏的莫西逻、天竺大乘护法枯叶都是名震江湖的大家。

　　3、神秘色彩与仗义行侠的精神统一。武侠小说受佛道文化影响很深，武侠身上笼罩着浓厚的神秘色彩，具有神奇丰富的想象，有很强浪漫主义色彩。武侠一般都具有道士僧人的法术，如隐形术、变形术、符咒、预言等。写其武功也是为了突出行侠的英勇行为，增添传奇色彩。

　　第二节 佛家文化与佛学伦理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古代文化主要由儒、释、道三家组成，其中儒家被封建国家奉为正统地位。佛教东传中国后，逐渐与中国的本土文化道家和儒家相融合，尤其是佛教的哲理部份与儒、道等相结合、相融会、相激荡，然后汇入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大海里，并形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之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它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演变和发展曾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其中对武侠文化的影响就不容低估。它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日益得到人们的视。

　　佛教的最高宗旨就是修炼成佛，而修炼的道路虽然有“八万四千法门”，但归纳起来只有一条，那就是禅悟。而要想禅悟，就必须讲“无我”、“四大皆空”，意即抛弃来自肉体和思维、情感上的诱惑。人生是痛苦的，原因在于人有各种烦恼和欲望;世界是虚幻的，富贵功名都是空的。人要通过修炼，断除杂念，明心见性，达到佛境，进入永恒。佛教禅宗认为，人本都有“佛性”，“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只是由于人们执着于俗世的追求，而将原来的佛性压制了。当人们抛开了世俗的追求，人体内的佛性才能被唤发出来。所以，礼佛、功德、诵经、打坐、日宣佛号等仪式，都是为了清除来自世俗的杂念，使人一心向佛。而佛教的八戒、十戒等又从制度上压制了肉体的欲望，从而突出了精神的追求。佛教所说的“佛性”如果综合全人类有关的看法就会发现；它指的是一种独立于肉体的精神，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灵魂，亦即中医所讲的精气。佛教的八万四千修炼法门，修炼的只是精神，而非肉体，这也是一切宗教共有的特点。佛教的基本道德标准是去恶从善、慈悲平等、利人利已，这些观念不仅充实了中国的伦理道德学说，而且也发挥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在近代，佛教伦理道德还曾为一批先进人物林则徐、魏源、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作为改造社会道德乃至改造社会的工具，它显示出的积极作用是不能不承认的。在当代，佛教的大乘戒行、无我利人的精神、去恶从善的德行，以及人间净土的行愿等，都是能与现实社会相协调，并有助于推动社会发展的。

　　佛教整个思想内容是以人为本，与社会人群生活息息相关，如佛陀指导频婆娑罗王、波斯匿王、阿阇世王等治国之法，即是“政治道德”；教授善生子、玉耶女等居家之道，即是“家庭道德”；佛陀以诗偈“得彼财物已，当应作四分：一分自食用，二分营生计，余一分藏密，以拟于贫乏”教育世人正确使用金钱，即是“财富道德”。 佛教的伦理道德标准，以五戒十善的规范，健全人格；以圣贤济世利人，升华道德；以菩萨的般若空慧，明心见性。再者，现实生活里，戒定慧三学、四种正念、八种正道，也是医治我们贪瞋大病的良药，能令我们身心清净，道德臻于圆满。综而论之，举凡出于利众的悲心，且不违背世间礼法和菩萨饶益有情的大乘精神，都是合乎佛教的道德标准。例如：布施结缘、不念旧恶、惭耻美德、守护六根、不请之友、权巧方便、利乐有情、普同供养、四恩总报、弘法利生、尊重包容、心意柔和、爱语赞叹、守护正念，不做焦芽败种等等，都是具足佛教善美清净的道德标准。此外，学习佛菩萨的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发菩提心，不舍弃五逆十恶众生的救度，这就是佛教最究竟圆满的道德。伦理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次序与默契，是依不同场合、身份而共遵的轨则。佛教的伦理道德标准，涵盖世间的理法纲常，乃至涵盖世间的圣贤修行。佛教的伦理道德标准简单说有如下几类：

　　一、五戒十善。佛教的五戒是做人应遵守的“根本道德”；十善是内心净化、人格升华的“增上道德”；因果业报则是世间不变的“善恶道德”。世间的严刑重典，固然可以收一时之成效，但并非究竟之道。佛教以五戒十善作为人本的道德标准，倡导“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不侵犯别人的身体、钱财、名誉、尊严，彻底改造人心，令人伦纲常有序，导正社会善良的风气。

　　二、般若空慧。菩萨以六度做为自度度人的舟航。所谓“五度如盲，般若为眼”，吾人若无般若巧慧，即令做种种行持，仍是有为的福报，不免五衰相现，非真正涅盘解脱之道。持戒不杀生、不妄语、不邪淫、不偷盗、不饮酒等固然是般若空慧的佛法表现，但 “杀一救百”、 “慈悲柔和”、“饮酒救人”、“做人女婿”、 “烧佛取暖”、 “教人偷心”等等，也都是般若空慧的佛法表现。菩萨的“般若空慧”，能让我们喜舍不作施想，持戒不着戒相，忍辱离于我执，精进不生骄慢，禅修不恋定境。 有了如眼目的般若空慧，待人处事自然能你大我小，你有我无，你乐我苦，没有比较的心；般若空慧也像“慈母”，看待一切众生犹如亲子，对其苦难自然有着不舍的同情；般若也像暗室的“光”，能照破心地的无明，销融差别对待，心不被苦乐所动，把执着的凡情转为对众生的慈悲。般若能净化我们的思想，提升我们的道德，有了般若空慧，苦乐是同体，净秽是一如，贫富能自在，有无能平等，如《八大人觉经》所说：“常念知足，安贫守道，唯慧是业。”以般若空慧，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皆令入无余涅盘而灭度之”。

　　三、济世利人。诸佛菩萨随类应化，利益众生，此济世利人的精神，即为合乎佛教的道德标准。在各行各业也要有济世利人的胸怀，也就是每一个人都要能抛下自私的执着，效法古德先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若有一人未度，切莫自己逃了”的菩萨精神，以济世利人。

　　佛教传入中国，在中国生根发展，许多人以为佛教只重视出世的思想，忽略对人际往来的关心；事实上，佛陀的六度、四摄、四无量心等教义，都是促进群我关系的融和。佛教对僧团、僧信、朋友、工作、群己等伦理关系的看法也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在武侠伦理。我们在看待武侠文化时，也不能忽视这个特点。

　　第三节 佛之侠　　

　　佛与侠表面看来毫不沾边，比道与侠的关系似乎更疏远。实则佛与侠的关系更密切，更广泛更深刻。由于禅宗佛教融合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就很快地渗入了社会各界，同时也渗入了中华武术，并进而渗透武侠的伦理思想。佛之侠就是武侠与佛教伦理思想相融合的结果。如作为中华武术重要组成部分的少林武术，其最大的特点是"拳、禅一体"，无论在修身养性，还是在拳法、拳理和门规戒律方面，少林武术都涵摄了丰富的佛教文化，也成为了佛教文化渗入中华武术的典型代表。

　　侠与佛有着本质上的相通相似之处。侠铲除现世的不平，为大众谋利益，追求现实和理想的人生和社会，跟“佛门广大，普渡众生”如出一辙。佛之侠忘却自我，重人心，讲佛性，讲“冤孽”，“报应”，“真假”之道。其“普渡众生”，胸怀世人，表达了多么宽广的意志和一种义无反顾、忘我献身的精神；“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又表达了多么崇高的境界。佛之侠讲究顿悟与超脱，冤孽与超渡，较高层次则讲究无欲无求，无名无相，无人无我，既不是实现自我，而是忘我无我。其根本之道，就是“忘我之道”，而有“慈悲之心”，不为兼济更不为独善，而是为了普渡。其侠道植根于自我良心和妙悟之能事上，是对人类欲望、同类相残、苦海无边、生灵涂炭的一种反弹后的大彻大悟；是一种心空而悲天下，心宁而挂众生的无道而有道无为而无不为的哲学。这跟我们印象中佛的表像：神秘而陌生的天地，是出家人——和尚、尼姑的天地，是“忘情灭性”，“出家不认家”，以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天地又有何等不同。在武侠艺术中所表现的佛之侠形象比较复杂。他们妙悟“佛法无边，法无定法”。有的佛之侠在人的天性中化解“佛缘”、“慧眼”从而慈悲为怀，有怜悯之情肠，忘我无我，普渡众生之时，也部分地满足人的欲望。

　　武侠中佛之侠形象众多，在其间塑造了一系列武功盖世、法力无边而又心关天下众生的尼姑和尚。如金庸《天龙八部》中的虚竹、萧峰、段誉以及《侠客行》中的石破天等。

　　结语：合理的引导

　　武侠文化作为一种消遣娱乐性的消费性文化，工人所爱，专家学者所好，老师学生所迷，大势所趋，宜疏而不宜堵。针对校园轰轰烈烈的武侠热，引导“武侠迷”（尤其是青少年）在娱乐消遣的同时注意其间的伦理道德，“剔除糟粕，吸取精华”，有分析有鉴别地吸收其间的精华部分，并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道德素养。从而在寓教于乐，寓理于趣，寓道于武之中，达到对青少年思想道德的引导和培养。岂不是两全齐美的事情。

　　参考书目：
　　1、陈平原，（1995），《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台北，麦田。
　　2、董跃忠，（1995），《武侠文化》，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3、陈墨，（2000-04-01），《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