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文化圈”之谜

汉晋唐之际的近千年间，是中国佛教的发生、发展和走向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作为中华文化大系统之一部分的中国佛教，在其对自身的不断改革、熔铸与演进的同时，又借助着中华文化大系统的强大辐射力，不断向周边邻国流播。其间汉传佛教东向南下，传播朝鲜、日本和越南，在近代又传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藏传佛教则北上南下传入蒙古、苏联和不丹、尼泊尔、锡金乃至于北印度，由此形成了一个囊括1000多万平方公里，10多亿人口的中国佛教文化圈。当然，“橘逾淮而北为权”，中国佛教的外传亦难以摆脱这个自然法则的制约。而印度佛教东渐中土的机巧大致也启迪了中国佛教，使它能根据彼时彼地的具体国情而予以具体调适自己，使自己能深楔入异国他乡的文化中去。

不过，中国佛教的外传与印度佛教的东渐有一个根本不同点，这就是尽管它作了许多针对异国国情的擅变工作，尽管也可纳入橘化为枳的文化改造的大格局，但是，却大体上保留了中国佛教的本色，可谓依然中国文化风骨，这便使得其所流被地(主要指越南、朝鲜和日本)佛教中国化色彩(即儒、释、道三教圆融的色彩)也特浓郁厚重。(尽管它们亦显示出不同国情的具体特色，因而有诸如日本佛教、朝鲜佛教、越南佛教之称，但却万变不离其宗)然而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却很快便失去了自己母体的本色，被强大的中国文化系统吞融，消化了，以致于某些学者竞对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佛教唱叹道：中国佛教不是佛教！这个结论看来似乎偏激了些，但倘若从“中国佛教不等于印度佛教”这一角度作审视，却又无不可。而之所以在东亚(包括东南亚的越南)没有能够出现一个印度佛教文化圈，却出现了一个中国佛教文化圈，其奥秘则在于印度佛教东渐中国是一个发达文明向另一个发达文明作文化交流，而中国佛教外传周邻则是一个发达文明向一些相对不发达文明作文化辐射——是在长达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铸就起的得以自立于世界强大民族之林的中华文化主体意识的观照或驱动下所作的文化辐射。此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基因，就是中国佛教文化圈内的三个骨干国家即日本、朝鲜和越南，其本身就是“汉字”文化圈”里的三个主要成员。它们在自然地理上同中国山峦相连，一衣带水；在政治经济上则长期唇齿相依，互通有无。他们虽然在很早就拥有自己的语言，可是却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在过去的长达1000多年的岁月里，都一直使用中国的方块汉字来写文章，来表达和交流思想上记录历史。以后他们虽然发明了自己的文字(是在汉字基础上的再创造)，可是在他们的文化生活中，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方块汉字却长期以来须臾不可少。今天的日本是最为显著的例子。(关于“汉字文化圈”的观点，周一良在《史书与中日文化关系》里已阐述得很清楚，另有许多学者也持此观点)正是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下，以汉语言文字为载体的中国佛教文化一经流入这些国家，便以其巨大的亲和力与诱惑力受到其国民的欢迎，使其最终成为“汉字文化圈”里的一种独具魅力的意识形态而深深渗入到他们的文化生活与日常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