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汉藏教理院在促进汉藏文化交流中的贡献

略论汉藏教理院在促进汉藏文化交流中的贡献
　　作者： 多尔吉 王川 何洁
　　在民国时期（1911-1949)的藏传佛教与藏族传统文化发展史上，建于川藏邻近的山城重庆绍云山的“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是不容忽视的。汉藏教理院在近二十年的发展史上，与“康藏研究社”、“华西边疆研究所”、“西睡文化院”并称为川、渝等地的四大藏学研究机构，发表的学术论著至今仍具有世界影响。汉藏教理院的历史重大作用可用“沟通文化”四字概况：即对于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藏族传统文化为内地民众所了解、促进汉藏文化交流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本文根据四川省档案馆、重庆档案馆、博物馆所藏相关档案与文物，参证以民国时期的汉藏文献，力争对这一问题有所阐述。
　　一、汉藏教理院的建院宗旨
　　民国成立后，由于清末治藏政策的失误、英国等外来势力的挑拨、内地辛亥革命的成功、驻藏清军的异动等原因，中央权力日渐丧失在西藏地方的威信，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逐渐趋于不正常状态，兼之双方“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复杂的关系，彼此间形成种种隔膜。为了缓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紧张，消除汉藏隔阂，恢复以前双方的正常关系，近现代宗教界尤其是佛教界僧人都进行了种种努力，收到了不同程度的实际效果。这其中，民国时期著名佛教僧人释太虚大师（1889-1947)所创始的“汉藏教理院”就是近现代佛教界进行的一种努力。
　　汉藏教理院全称“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由太虚大师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正式创建于“巴县北暗”（今属重庆市)“嘉陵江缙云寺”，寺处江边之缙云山。早在汉藏教理院成立之前，太虚已经尝试作了一些沟通汉藏关系的工作。
　　1924年9月，太虚派弟子大勇上人（1893-1929)于北平（即北平)慈因寺设立藏文学校，招收学员学习藏语文，为赴藏深造作准备。1925年，藏文学校改组为留藏学法团，太虚大师派出大勇、大刚、法尊（1902-1980)、观空、严定等上人前往西藏学习，该团困于川边四年，始终没法入藏，而该团成员或东返内地、或赴川边的甘孜、或滞留打箭炉（今康定)、或扮商人潜行入藏如能海（1886-1967)。该学法团中不乏生有慧根、笃诚佛学者，如法尊法师，他和同学朗禅法师先以昌都强巴林寺一位“学德兼优映夺全藏”的格西学法，后随入藏商人于1931年到达拉萨。在拉萨五年，法尊师从哲蚌寺多位高僧学习经论、研究藏文经典，以其坚强的毅力精通了藏传佛教典籍，1936年应太虚之召携带大部藏文佛教经典取道印、缅返回内地，为以后汉藏教理院的译经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28年，太虚飘洋宏法欧美，并准备于巴黎筹建“世界佛学苑”，计划分设藏、汉、梵、巴利文共四种语系的佛学研究，虽然最后并没完全实现，但成了创建汉藏教理院的原因。1930年8月，太虚入川宏法，至于川东重庆。适逢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四川军阀刘湘通令川东各地佛教会，选派僧侣入藏宏法，“以备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汉藏感情”，太虚借此机会，建议在重庆创立一所汉藏佛学院，“聘请汉藏讲师，招收汉藏青年而教之”，由于获得刘湘、刘文辉、潘文华等川渝地方实力派的支持，汉藏教理院的建立水到渠成。民国二十一年（1932)8月“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正式创建于“巴县北暗”（今属重庆)绍云山之绍云寺，民国二十五年（1936)7月呈请四川省政府教育厅，正式立案。
　　对于汉藏教理院的建院宗旨，各种历史文献在语言表述上不尽相同，如19 44年5月《世界佛学苑概况报告表》称该院以“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汉藏感情，发扬教义，巩固边睡”为主旨；如该院1936年6月填报的《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简章》第一条及《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院董会简章》第二条规定“本院以招收汉藏青年研究汉藏佛学，沟通汉藏文化，团结汉藏精神，巩固西睡边防，并发扬汉藏佛教，增进世界文化为宗旨”以及“旨在陶铸僧材，振兴佛法，研究汉藏教理，融洽中华国族，发扬汉藏文化，增进世界和平，以言振兴佛教也”；又如该院自称“沟通汉藏文化，团结汉藏精神，巩固西睡边防，保全中国领土”。综合上述诸说，可将汉藏教理院的历史重大作用概括为“沟通文化”四字，这四字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就一直为汉藏教理院广大师生奉为圭皋，时论亦多赞许之或期许之，如三十年代后期，国民政府重庆行营参谋长贺国光、总参议夏斗寅访院即书赠“沟通文化”四字；国民政府教育部官员访院亦多以“沟通汉藏感情文化”之重责相期许。所以，汉藏教理院的历史重大作用概括为“沟通文化”四字，四字的主要内涵与核心宗旨可归纳为“研究汉藏佛理，发扬汉藏佛教，联络汉藏感情，融合中华民族，增进世界文化。”
　　在开办的近20年中，汉藏教理院培养了数百名专门人才，为研究汉、藏佛教教理，沟通汉藏文化，促进汉藏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于汉藏教理院的评价，以往学者绝大多数对汉藏教理院在“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汉藏感情”方面的作用都予以肯定。但亦见有个别论文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汉藏感情”是汉藏教理院创建时的理想，其日后的发展与实际的运作没有达到此效果。综合当时汉藏教理院的举措及时论、后来诸方面的评议，完全可以肯定地说，“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汉藏感情”固然是汉藏教理院在创建时的理想，但在以后近20年的时间中，汉藏教理院秉承该办院宗旨，作了许多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汉藏感情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其建院理想与宗旨，对此应积极地予以肯定。
　　二、汉藏教理院对于促进汉藏文化交流的贡献
　　汉藏教理院成立，即肩负着沟通汉藏文化、促进汉藏交流的重要职责，汉藏教理院也围绕此目标作了一些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主要表现在讲授、学习藏族文化，翻译、出版“汉藏佛教丛书”及本身成为沟通汉藏关系的一个重要渠道等三个方面。
　　（一)讲授、学习藏族文化（包括藏语文、佛教、历史、政治、风俗等)
　　汉藏教理院从成立之初，《院规》第二条就规定了“学生唯学是求，不得干预他事”并自称“本院为边疆文化教育机关”；1936年7月并呈文由四川省政府教育厅批准立案。此外，又多次填写国民政府颁发的《全国学术机关概况表》。因此，这个机构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学术”，包括宗教研究与宗教教育等方面。
　　1、开设的相关课程
　　根据1936年6月汉藏教理院填报的《普通科课程表》、《专修科课程表》，可知汉藏教理院“普通科”学僧需学习8个学期共4个学年，需进行11门课程的学习，每个学期学习的课程名相同，即《藏文文法》、《藏文佛学》、《汉文佛学》、《国文》、《历史》、《论理学》、《卫生学》、《农业常识》、《法学》、《体育》、《党义》等11门课程，尤以《藏文文法》、《藏文佛学》、《汉文佛学》、《国文》等4门课程最为重要，每个学期每周均要进行6个学时的学习；《历史》、《论理学》、《卫生学》、《农业常识》、《法学》等5课程次之，每个学期每周均要进行2个学时的学习；《体育》、《党义》等2门课程学时最少，每个学期每周均只进行1个学时的学习。
　　而“专修科”学僧需学习6个学期共3个学年，需进行5门课程的学习，每个学期学习的课程名、学时数均相同，即《藏文佛学》、《教授翻译》、《西藏文化史》、《西藏地理》、《汉文佛学》等5门课程，每个学期每门课程每周均要进行6个学时的学习。
　　汉藏教理院的这种安排，突出了《藏文文法》、《藏文佛学》、《教授翻译》、《西藏文化史》、《西藏地理》、《汉文佛学》、《国文》等重要课程的学习，其主旨是着重于藏语文与藏传佛教，以及西藏文化史、地理及藏汉翻译的学习，次则及汉传佛教、汉语文以及历史，又次为逻辑学（《论理学》)、卫生学、农学、法学等，这种安排的目的正是为了“沟通汉藏文化”。
　　2、采用的教科书
　　根据1936年6月汉藏教理院填报的《普通科教科书目录》、《专修科教科书目录》，可知汉藏教理院普通科、专修科的学僧学习的教科书，主要如下：
　　《藏文佛学》课程采用《现观庄严论》（弥勒大师所著)、《中论正理海疏》（宗喀巴大师所著)、《入中论》（月称论师所著)、《劝诫王颂释》（章嘉胡都克图所著)、《菩萨戒品释》（弥勒大师所著)、《菩提道次第广论》（法尊法师所译)。
　　《教授翻译》课程采用《现观庄严论金鬘疏》（宗喀巴所著)、《入中论疏》（宗喀巴所著)，以上8种教科书，除《菩提道次第广论》外均为藏文，大多系拉萨“三大寺”之首的哲蚌寺印制的版本（5种)，其次为北平雍和宫、东谷喇嘛寺及汉藏教理院印制的版本。
　　《汉文佛学》课程采用的是护法等论师所著《成唯识论》、青目论师所著《中论释》、提婆论师所著《广百论》、实义杂陀所译《楞严经》、沮渠京声所译《弥勒上生经》、般若三藏所译《心地观经》、无着论师所著《摄大乘论本》、玄奖法师所译《解深密经》、玄奖法师所译《大般若经（第五分)》、玄奖法师所译《百法明门论》、玄奖法师所译《瑜伽菩萨戒本》、道宣律师所著《净心诫观法》、法尊法师所编《杂阿含提要》、腾竺法兰所译《四十二章经》（佛学书局印制)、太虚大师所编《佛乘宗要论》、绛巴喇嘛所编《别解脱戒讲义》、世亲尊者所著《俱舍论》，以上数种教科书，大多系金陵刻经处印制的版本（7种)，其次为汉藏教理院（4种)、上海佛学书局（3种)印制的版本，又次为扬州藏经院（1种)及常州天宁寺（1种)印制的版本。
　　《藏文文法》课程采用的是土登喇嘛所编《藏文字母拼音》（汉藏教理院印制)、法尊法师所编《藏文文法新编》（汉藏教理院印制)、水银大师所编《声明》及《歌渴书信作法》（水银喇嘛寺印制)，系汉藏教理院印制的版本（2种)及水银喇嘛寺印制的版本（2种)。
　　《论理学》课程采用的是太虚大师所编《因明大纲》、史慧圆居士所编《因明讲义》、窥基大师所编《因明入正理论疏》，大多系武昌佛学院印制的版本（2种)，其次为成都文殊院印制的版本（1种)。从上述可见，学僧学习的《藏文佛学》、《教授翻译》、《汉文佛学》、《藏文文法》、《论理学》等5门最重要的课程的教科书，基本上均系佛教典籍，藏、汉文字均有，著者为藏、汉民族的古今高僧大德，教员亦均具藏、汉民族高僧大德（详下)；至于《西藏文化史》、《西藏地理》、《西藏文化史》、《西藏地理》等4门课程，并未指定专门的教科书；而《体育》、《党义》、《卫生学》、《农业常识》、《法学》等5门课程，或采用当时高中通用的教科书，或采用流行的版本，对于学僧的学习有很大的益处。
　　之所以针对学僧开设农学、体育等方面的课程，除了这是汉传佛教“农禅合一”、寓农于禅思想与传统的影响外，还与汉藏教理院学成僧人入藏学习、传承佛法的同时改进当地农业的构想相关。这一点，汉藏教理院代院长法尊在1940年6月所撰呈的《汉藏教理院呈报二十八年度下年度事务状况》报告中已明确指出：“本院学生将来被派入藏，不但负有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汉藏感情之使命，抑且负有开发农业、改造康藏生活之责任”。
　　3、图书馆的收藏
　　藏文有《大藏经》、《续藏经》、《宗喀巴全集》、《水银大师全集》、《第七世达赖全集》及“藏文杂典”等。
　　汉文有《影印宋版藏经》、《藏要》及佛教经典单行本、其它相关宗教书籍、各种辞典、丛书及史地、哲学、文学、科学、美术方面的书籍，以及几种杂志、日报。
　　此外还有几种“外国杂志”。
　　（二)翻译、出版“汉藏佛教丛书”
　　翻译汉藏佛教典籍，既是汉藏教理院高僧大德讲授、学僧学习与研究藏文化的需要，是汉藏教理院沟通汉藏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1936年10月汉藏教理院“翻译处”正式成立，由代理院长法尊法师主持（太虚虚领院长之职)，专修科学生为助译，以资练习藏文，念诵佛典。从1934年4月起，国民政府教育部每月拨付400元经费，资助翻译处编译汉藏对照初级教科书。同时改翻译处为编译处，并加强组织，制定章程预算呈教育部备案，并命编译处按月报告工作，随时将编译稿本送教育部审查。
　　对汉藏教理院翻译工作，太虚大师非常重视，曾经专门论及道：
　　本院名汉藏教理院，固在专门研究佛教学理，而同时还含有沟通汉藏文化和联络两民族间感情的意义。然实际还是在沟通汉藏的教理上工作。以佛法讲：大概分为“教，理，行，果”的四个阶段。“行”与“果”是以“教理”为基本的。所谓教者，即是从释迎如来以及三乘圣者果海中流出的教典。在平常大约把教典分为三大系统，即巴利文、汉文、藏文是。在此教典的系统上，或此有彼无或此无彼有，所有都有必须沟通的意义。不过，现在于藏文移译为汉文的，移译风气，今本院等在内地已大打开。但，有些从印度传来很重要的经论，在汉文是有，而为藏文所无。现在还少有人从事译汉文为藏文的工作；且在西藏连这种风气还未有人提倡。这是要希望以喜大师在西藏的资望，把它提倡起来的。这，是关于“教”的一点。
　　所谓“理”即汉藏彼此向来各别所宗尚，所阐扬的佛法上重要道理。近来关于西藏的，如菩提道次第义、中观月称义及理等，也都有人在注意研究及翻译读习了。在这种意义上，内地所有的禅台贤各宗义理，有许多已经是以喜大师知道的；也希望将此种带到西藏去阐扬。
　　此段引文系1937年10月太虚大师所致的欢迎词，当时格西喜饶嘉措大师（1884-1968)及其随员格桑格西、翻译兼弟子杨质夫等人，来到内地各大学主讲“西藏文化讲座”，被时论认为“（大师)努力于汉藏文化沟通的志愿深可景慕”。喜饶嘉措大师抵达重庆后，应邀在汉藏教理院讲演西藏各宗教流派及教义，此时距汉藏教理院翻译处成立刚好一年整。太虚大师在欢迎词中阐明了汉藏教理院的工作，即最基础的工作就是沟通汉藏教理。要做到汉藏教理互通，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翻译汉藏教典，互通有无。对于前期的工作，太虚大师予以了肯定，认为汉藏教理院已经打开了将藏文翻译为汉文的风气，并希望喜饶嘉措大师能够在西藏把汉文佛教典籍翻译成藏文的风气提倡起来。“这样，才能做到汉藏教理的彻底沟通，同时也彻底做到了汉藏两民族文化和感情的沟通”，做好了沟通汉藏教理的最基础工作，才能沟通汉藏文化和联络两民族感情。
　　其实，汉藏教理院以后也逐渐重视将汉文典籍翻译成藏文的工作。此外，太虚大师所致欢迎词还有重要的背景，即晚清、民国以来中华文化转型的危机及民族与边疆危机。晚清民国以来，随着西方文明的咄咄进逼，以及本土崛起的新兴文化思潮，中华传统文化面临着内外西方文明的强大挑战，如何进行回应以及中华文化转型的方式和途径问题，成为中国知识界的重大课题，传统的佛、儒、道三大文化主流如何反思其传统、如何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养分、如何改造各自的本身以进行理论重建，以及如何进行其由传统到现代的文化转型，成为佛、儒、道三大文化主干的当务之急。其中，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对于中国佛教的文化转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2l1，创办汉藏教理院可称为是其组成部分之一。
　　同时，晚清民国以来西方列强不断侵略中国，日本先后发动了甲午、侵华等战争，尤其是1937年7月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战略后方逐渐向西南地区的转移，国民政府将复兴基地定在西南，空前重视“边疆开发”，即西南民族地区文化的研究及经济的发展；大批全国一流学者流亡到西南地区，民族意识的空前高涨使他们对民族文化高度重视，从各自的研究领域进行了更加广泛的探讨。早在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之前，随着日本对华军事侵略的加紧，日本军国主义者越来越倚重利用文化、宗教等配合军事行动，利用日本佛教扩展在华影响以配合侵略行动即为一例。因此太虚大师多次公开呼吁，作为佛教信徒的居士亦发出呐喊：“今日中华民族已逼到死里求生、从根救起的关头”，“今日民族已逼到从根救起的时候，复兴文化，建设文化，是挽救民族的最重要的工作”，“今日要巩固边防团结民族，这个沟通文化的工作，实属至为迫切”，“今日要振兴文化，就应振兴佛教文化始”，“要沟通佛教文化，就当自沟通汉藏文化始”，因此，“沟通汉藏文化”是内地佛教僧人与信徒能以身报国的最方便途径，也是“挽救民族的最重要的工作”。所以，在救亡图存、保卫家园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对于汉藏教理院各项工作尤其是编译处等研究组织工作的开展及推进有相当的助益。
　　编译处的工作主要分为两部分：其一，翻译藏文佛教经论为汉文，编著有关西藏民族、文化的书籍，这是主要工作；其二，翻译汉文书籍为藏文。由法尊、观空、严定、密严、本光、苇舫等法师分任主译、校对、润色等职，其中，绝大部分的翻译工作由法尊承担。
　　法尊法师的译经事业早在他留学康藏的时候就开始了，从1925年至1933年，法尊穿越曲折险阻的道路，备尝艰辛困苦，先后九年在今四川、西藏的许多地方寻访名师，学习藏传佛教的经论，并决定“西藏的佛教典籍，凡是内地所没有的，我都发愿学习翻译出来补充所缺。尤其对于义净法师所翻译的律藏，我很想给他补充圆满。西藏的密法，当然也不是例外的事。就是世间的地理、历史和工巧、医方、政治、文艺等，我也有学习的志愿。”法尊法师正是抱着这种宏远坚定的志愿而在日后能够坚持译经事业。在札噶寺向札噶朱古（即活佛)学法时，法尊法师开始着手翻译藏传经典，试译了宗咯巴大师的《缘起赞》，并略加注释。同时摘译了《宗咯巴大师传》和《阿底峡尊者传》，并将这些翻译文章在《海潮音》杂志上发表。1934年，应太虚法师之请，法尊法师到重庆汉藏教理院短期工作一段时间。在此期间，法师除从事繁重的教学，向学僧传授藏文、藏传佛教经典和教义等外，还从事藏传经典的翻译工作，着手翻译了《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略论》、《菩萨戒品释论》等。其中，法尊法师对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尤为重视，认为这是他“从未梦见过的一个奇宝”。这部著作经他首次译为汉文，介绍到汉地，对汉地了解藏传佛教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35年为迎请西藏著名经师安东格西（又译安东格什)，法尊法师再次入藏，因安东格西突然去世而于翌年回归，并带回藏传藏经和黄教创始人宗格巴师徒的大量的重要著作。回到汉藏教理院后，法尊法师继续从事翻译工作，后来法师回忆到；
　　除在汉院讲学外，还编写了《藏文文法》、《藏文读本》，还翻译了《入中论善显密意疏》等。又受东本格什嘱托，将《大毗婆沙论》二百卷译为藏文。又为讲授西藏的历史，编写了一部《西藏民族政教史》。也曾代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写《藏文课本》八册，《常识课本》六册，并未出版。
　　根据1944年《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特刊》统计，汉藏教理院编译处编译出书40余种，出版丛书10余种，分别如下：
　　1、编译藏文佛学著作有：
　　《菩提道次第广论》、《菩提道次第略论》、《密宗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略论》、《密宗道次第修法》、《辩了不了义论》、《现观庄严论释》、《七十空性论释》、《辩了不了义论律》、《菩萨戒品释》、《绊学处》、《办法发性论颂》、《办法发性论长行》、《入中论》、《入中论大疏》、《现观庄严论》、《现观庄八品七十义略解》、《精研论释》、《正理庄严论》、《入中论颂》、《入中论》、《入中论疏》、《缘起赞论》、《菩提道次第略论止观》、《菩提道七义论》、《现在西藏》、《我去过的西藏》、《西藏民族政教史》、《藏文文法》、《汉藏合壁读本》、《汉藏合壁常识读本》、《通用藏文小词典》、《绍云山志》、《大印讲义》、《供师与大手印合修法》、《格致大印释》、《藏传弥勒菩萨修法》、《大白伞盖经》、《绿度母赞》、《藏传心经》、《极乐愿文》、《极乐愿文合修法》、《极乐愿》、《初中后善愿文》、《宗咯巴大师传》、《阿底峡尊者传》。
　　2、出版藏文佛学著作有：
　　《菩提道次第广论》、《菩提道次第略论》、《密宗道次第修法》、《密宗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略论》、《现观庄严论》、《辩了不了义论》、《绊学处》、《菩萨戒品释》、《入中论》、《入中论释》、《西藏民族政教史》、《佛教各宗派源流》、《佛学概论》、《绍云山志》、《藏文文法》、《藏文读本》。
　　翻译出版的这些著作，大致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藏传佛教的重要典籍，以格鲁派的经典为主。如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1357-1419)的重要著作，《菩提道次第广论》、《菩提道次第略论》、《密宗道次第略论》、《密宗道次第广论》等，这些藏传佛教的显密理论，第一次经汉藏教理院的翻译，系统地介绍到了汉地，对研究藏族文化、促进汉藏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第二类为汉藏教理院以及其他一些学校需要的课本，这类书籍随刊随印，销行甚畅。主要有：《西藏民族政教史》、《藏文文法》、《汉藏合壁读本》、《汉藏合壁常识读本》、《通用藏文小词典》，其中许多书为青海省、西康省、云南省丽江民众学校及边疆政治学校采用。而编译出版的《佛教各宗派源流》、《绊学处》、《菩萨戒品释》等佛书又为各佛学院所采用。
　　（三)汉藏教理院本身就是沟通汉藏关系的一个重要渠道
　　自成立起，汉藏教理院就和藏传佛教界保持紧密联系和良好的合作关系，成为沟通汉藏关系的一个重要管道。表现在人员的交流上，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汉藏教理院邀请藏区的一些著名的法师、格西、活佛到该院任教，将藏传佛教文化介绍到内地，使内地佛教文化界能够了解、研究藏传佛教，并招收康区的藏族学生来院学习，以促进汉藏文化交流。
　　首先，“恐康藏人士来院肄业者，因习惯不同，致失融洽，乃聘康藏品学兼优之喇嘛为之授课并领导，则一堂讲习，毫无隔膜”。于是，阿旺堪布、诺那活佛、多杰格西等高僧大德得以应邀来到汉藏教理院任教。
　　汉藏教理院专修科第一届毕业生碧松法师（汉名邢肃芝)回忆了在汉藏教理院向西藏几位活佛、大德学习的经过：
　　教理院也从康藏地区请来著名的活佛大德们任客座教授，为我们传法灌顶。他们当中有阿旺堪布、诺那活佛、多杰格西、贡噶活佛、根桑活佛等。阿旺堪布是西藏黄教的著名大德颇邦卡大师的弟子，曾任西藏色拉寺的堪布，也是刘文辉的上师。他向我们传授了《上师瑜珈法》，这是一部密宗弟子必学的基本大法。诺那活佛是西藏宁玛派数一数二的大德……，我十分幸运地得到了活佛传授《绿母度法》，这是一部非常殊胜的密法，历史上修习此法而得到成就的行者不计其数，龙树菩萨和阿底峡尊者都是修这一法的。我自诺那活佛为我灌顶传授这一无比殊胜佛法之日起，每日修习，从未间断，以后又将《二十一尊绿度母礼赞文》翻译成汉语。
　　根桑活佛是西康人，属于萨迎派的额活佛，也曾受过国民政府的封号，我们之间结下了很深厚的师生情义，他为我取了藏文法名“洛桑珍珠”。活佛为我们传授了《大圆胜会》等密法。
　　除了碧松法师提及的阿旺堪布、诺那活佛、多杰格西、贡噶活佛、根桑活佛等多位大德、格西、活佛外，还有法尊法师第二次入藏邀请他在西藏学法时的师父安东格西时（安东格西已经圆寂)，请回的哲蚌寺著名的东本格西（与贺觉非等川渝文化人士有交往)，以及1937年下半期请来担任藏文教授的悦西格西。
　　东本格西、多杰格西等著名格西、活佛除了在汉藏教理院担任客座教授、传法灌顶外，还积极为沟通汉藏关系奔走。如多杰格西，他曾到过北京和内地许多地方宏法，传授了不少密法，主持过四十九日的“西南和平法会”等，广结善缘，声名远播。他在重庆时收到的供养很多，四川军阀潘文华及其弟潘昌猷（重庆银行总理及重庆商会主席)每年通过重庆银行向多杰格西供养美金2、3万元，同时他们还要求银行的每一位职员相应捐献。另外，多杰格西在全国各地收到的供养不计其数，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院长曾向他赠送了一千多尊小的金铜佛像。以后多杰格西回到西藏后，将自己在汉地化缘到的大部分现金、哈达、绸缎等财产供养给了三大寺，又将故宫所赠送的佛像全部重新镀金，供养在哲蚌寺札仓司林殿。由于多杰格西从内地带回丰厚的供养及转达了内地对西藏佛法虔诚的敬信之情，以及从内地带回的丰厚的供养，哲蚌寺各大德长老以及各大小寺院僧众，“均合掌赞叹欢喜无量”，并决定哲蚌寺“甲绒康则”同全体僧众欢迎汉人来藏学法，对于一切“公差”事务，概行罢免，令其自由学习修持，其条例从6月15日施行。依拉萨三大寺原来的惯例，凡入学者，无论藏地或内地人士，均需服三年的劳役，除非先纳巨款，即所谓的“煎茶费”。而按照所缴款项的多寡再区分为三等，一等派人服役侍奉，二等无人侍奉，但可免除劳务，三等则要服役三年；也就是说，内地僧徒若想专注于研究上，则必须准备一笔庞大的费用以代替差役。经过多杰格西的努力，这项“公差”被免除了，对于有心赴西藏学法的僧徒而言，无异是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而对于僵持的汉藏关系，沟通的通道被打开了。
　　所以，在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救亡、图存、复兴的大背景下，汉藏教理院在于“联络康藏喇嘛佛徒团结一致、开发生产，自卫救国，尤有重大影响”。
　　其次，招收康区的学生来院学习，以促进汉藏文化交流。为此，汉藏教理院专门开设、组织了“康藏班”。《康藏班章程》第一条明文规定：“本班为汉藏教理院之一部，招收康藏学生，授以汉文及佛学，养成沟通康藏文化政治人才，定名曰‘汉藏教理院康藏班’”，；该班开设有《汉文汉语》、《藏文》、《佛学概论及佛教史》、《中外地理历史》、《世界宗教》、《公民卫生》、《农业常识》、《体育》、《政治大要》、《党义》等10方课程等。
　　另一方面，汉藏教理院派出学僧去西藏学习。
　　汉藏教理院学生的出路，大致有两条：一是留在内地建设现有的佛教，譬如办佛学院、佛教会、莲社，出版佛学刊物，讲经传戒住持丛林，弘化民间；另一条路就是到西藏，进行佛学深造，以备将来沟通汉藏文化。
　　对于赴藏学习，汉藏教理院许多学生都心向往之。
　　汉藏教理院专修科第二届毕业生隆法曾坦言其毕业以后的计划：一为内地修学，即继续在汉藏教理院学习；二为留学西藏，以备将来回来之后能够终身从事翻译事业，贡献国家，贡献佛教，并准备振作精神，埋头苦干，一天一天向着那光明的前途迈进。汉藏教理院普通科学生碧松在毕业后不久，向太虚大师表明了准备入藏深造的想法，他对大师说“我赴西藏，不仅学习和研究藏传佛教各派的经论和密法，同时也将考察西藏地方的地理、民俗和社会情形，以后将自己的考察结果著述成书，为内地的人民深入了解西藏提供帮助，如同唐代玄奖法师从印度取经回来后撰写了《大唐西域记》。”不久碧松入藏深造的想法变成了事实。
　　经过汉藏双方多方面人士的共同努力，西藏敞开了欢迎汉地留藏学生的大门，蒙藏委员会迅即作出了回应，制定“汉藏互派僧侣游学办法”12条，规定每年互派汉藏僧侣两名，年龄在25岁以上40岁以下，熟悉经典为合格。赴藏僧侣，由佛教会每年六月以前保送本会考核派遣之，每人补助往返旅费各250元，每年补助汉僧生活费80元，藏僧生活费125元，游学期限为五年。而太虚大师认为虽然规定了由佛教会保送，但未指明派来藏僧在何处授学，并认为“今之佛教会于此初无准备，而勘以选派汉僧往学及承受藏僧来学者”，在国内“唯重庆北暗绍云山之汉藏教理院足以任之”。实际正如太虚所言，在日后派往西藏学习的汉僧中，汉藏教理院师生占了为数不少的一部分。
　　据《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特刊》记载汉藏教理院历年赴藏学僧情况，早在1934年，第一期学生陈学勤，拟赴藏未果，随即出家改赴青海塔尔寺研习藏文佛学。1937年，汉藏教理院教员满度、职员隆果，不顾艰险，首先发心进藏，由中国佛教会考选保送，向蒙藏委员会领取津贴和及相关证照后，由上海绕道印度前往。1938年，汉藏教理院普通科学生碧松，自己在重庆募得赴藏资助，由中国佛教会保送，向蒙藏委员会申请到津贴及相关证照后，由西康入藏。1939年，专修科毕业学生邓明渊，得中央气象所资助进藏，在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工作和研究。1940年，专修科学生融海请款入藏，获得蒙藏委员会的经费支持，后因经费不足，到达康定后返回。此时，由于国统区物价高涨，赴藏留学僧一事因款项难以继续，汉藏教理院院长太虚大师于是商请蒙藏委员会，将每年增送二人之例款改为津贴早已入藏的观空、恒演、圣聪、宽定诸师，以期取得培育人才的效果。1943年，蒙藏委员会的津贴略有增加，汉藏教理院藏文助教满月、寂禅复由中国佛学会保送，并得到军委会资助前往。1944年，永灯、善化又请得津贴前往西藏学习。
　　虽然哲蚌寺敞开了欢迎汉地留藏学生的大门，但赴藏留学仍然异常艰苦，要经过重重险阻。因此汉藏教理院派往西藏求法的师生，是青年僧人里面的优秀分子，他们抱定献身佛法的信念，怀着沟通汉藏文化的决心，因而均能吃苦耐劳。其中，碧松于1939年抵拉萨，入佛寺深造。他在藏期间，先后从一百多位有名的大德接受了六百多次密教各派的传法灌顶，不仅学到了经论，而且成为第一个获得西藏三大寺拉然巴格西学位的汉族僧人。同时，在藏期间，碧松也积极沟通汉藏关系，与西藏地方政府部分上层人士结下了友谊。1945年，他由西藏返渝，西藏摄政王达扎活佛托他携带金佛一尊、问候信一封，呈献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之后，碧松法师又成为蒋介石亲自任命的国立拉萨小学校长，再次赴藏办学，创办拉萨小学，为西藏民族教育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另外，释永灯（俗名杨化群)，1943年赴色拉寺学经后，从此定居西藏，为汉藏文化交流事业奉献一生；邓明渊赴藏后，在拉萨担任翻译工作；释寂禅赴藏学成后，回重庆汉藏教理院担任藏文教授。
　　三、结语
　　藏族传统文化与藏传佛教之关系犹如皮与毛，鱼与水，二者密不可分，撇开藏族传统文化谈藏传佛教如鱼离开了水，而撇开藏传佛教谈论藏族传统文化则如失去了主心骨，所以汉藏教理院指出“西藏除佛法外，别无文化可言；苟欲研究藏文，而舍佛法，则无从以学之也。且西藏风俗政治，皆以佛法治成一炉，彼康青满蒙等处，亦莫不以佛法为唯一无二之信仰”故当时要研究藏族文化、沟通汉藏文化，须以学习藏传佛教之佛法为第一要务。
　　汉藏教理院进行翻译、出版“汉藏佛教丛书”的工作，总而言之是学习藏传佛教之佛法，具体说来就是进行学术研究，包括藏传佛教的佛学研究、藏区历史研究、藏区文化研究、藏语文研究、藏汉文化交流研究、比较宗教研究等，通过这些基础的研究，对于加强内地僧人了解藏传佛教、藏区历史与文化，以及通过他们使内地更多人了解藏传佛教、藏区历史与文化，都起到了程度不同的推动作用。
　　同时，通过阿旺堪布、多杰格西、贡噶活佛、根桑活佛、东本格西等高僧大德以及来院学习的康区学生，将内地佛教文化界的佛教思想传递给藏族的佛教徒和藏传佛教界的有识之士，使藏传佛教界能够了解内地佛教文化，使藏区人民能够了解内地的历史与文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沟通文化的目的。这一道理早在民国时期著名佛学大师喜饶嘉措大师、著名社会学者兼人类学者李安宅（1900-1985)己经明确指出：1939年6月，喜饶嘉措大师（兼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提出“注意佛教文化，以增进汉藏感情”议案，获得了国民政府的批准；1944年夏，社会学者兼人类学者李安宅（华西协合大学教授兼任华西边疆研究所所长)指出：“比较文化或比较宗教的研究，形似迂阔，实际乃是促进民族的了解与团结的工作所必不可缺的部门”。
　　至于碧松法师（邢肃芝)、释永灯、邓明渊、释寂禅等汉藏教理院留藏师生，除研究藏传佛教与藏族传统文化外，他们以实际行动对消除民族隔阂、增进人民友谊、沟通汉藏文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在求真的今天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作者简介：多尔吉（1963-),男，藏族，四川丹巴人，副研究员，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院长助理，研究方向为藏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