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耆旧　一代宗师——金末元初的少林寺长老性英粹中

百年耆旧　一代宗师——金末元初的少林寺长老性英粹中
　　马明达
　　近读释永信主编的《中国少林寺·碑刻卷》，见收录了金代石刻图像、碑铭凡十余种，在少林寺各朝石刻中数量不算多，但正如《碑刻卷·前言》所说的，金代的石刻画像极具艺术价值，而史料价值也不容低估。（1）
　　在阅读金代石刻文字时，我注意到一个僧人的名字——性英。其一是出现在金宣宗兴定六年二月（实为元光元年，1222年）镌刻的《重修面壁庵记》上，此碑由金末著名文人李纯甫撰文，性英书写，署名是“洒扫宝应禅寺性英”。其二，是在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镌立的《铸公禅师塔铭》上，铭文之末有“住持传法嗣祖沙门性英同建”等字样，表明时隔二年后，性英已是少林寺住持，《铸公禅师塔铭》正是在他的主持下修建的。
　　这位性英，就是与元好问有着深厚友谊的少林寺长老性英粹中，性英是他的法号，粹中是字；按照宋代以来禅僧们约定俗成的习惯，他还有一个别号叫木庵。在当时朋友们的诗文酬答中，他有木庵禅师、英上人、英禅师、粹中禅师等多种称呼。
　　性英是金元革代之际北方禅宗的一位重要人物，他诗名很高，又擅长书画，当时名重丛林，俨然一代“缁衣学士”。若以金元两代的少林寺僧而言，性英是居于虚明教亨、东林志隆之后和福裕雪庭之前的一代住持，其社会地位和影响不及福裕之盛，但却远在教亨、志隆之上。性英经历了金、元之际那个兵连祸结、生灵涂炭的艰难时代，这也正是少林寺大起大落的重要时期。他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和当时一批名重天下的人物有交往，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漫游于士大夫上层的禅僧。就这一点而言，其风格明显与福裕不同，二人所处时代有不同，面临的政局亦不同，是故在用进舍藏之间各具所长，各有取予。可惜的是，宋元以后的僧传著作中没有为性英立传，本人的诗文著作也没有传存下来，所以他的事迹已近于泯没。　　　
　　少林寺的历史蕴藏着许多珍贵的史事，在中国佛教史和中国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但这方面的研究却不尽如人意，许多问题没有深入研究，史实不明，一任小说家信口雌黄，编造出许多荒诞不经的故事来，社会上往往误以为信史。武术界更是捕风捉影，极尽牵强附会之能事。其实许多说词与少林寺的文化背景和武学精神相去甚远。是故盼望这方面的研究能不断有所深入，有更多的学术成果产生，以还少林文化之本来面貌。
　　拙稿借助于细琐的考证来探寻性英粹中的平生涯略，借此来窥见金、元之际少林寺的状况与人物之盛。或有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有以教之。
　　一
　　性英的生卒年史无记载，从现有资料看，他的前半生主要生活在金代，金亡后，在蒙古统治下的北方又生活了若干年。至迟在元宪宗蒙哥汗在位的第四年（甲寅，1254年）他还在世，此时上距金源灭国已经是二十年了。
　　关于其出身家世，也基本无记载可征，幸好有元好问提供的一些情况：
　　木庵英上人，弱冠作举子，从外家辽东，与高博州仲常游，得其论议为多。且因仲常得僧服。（2）
　　这段文字很重要，从中我们大略得知性英的学问渊源。
　　高博州即高宪，字仲常，辽东人。因曾在博州（山东聊城）任官，故名。高宪出于世宦之家，而本人则是一位“天资颖悟，博学强记”的才子，他自称“于世味淡无所好，唯生死文字意而已。使世有东坡，虽相去万里，亦当往拜之。”金代名士李屏山在赠诗中称他“从军元自乐，游子若为情。笔下三千牍，胸中百万兵。”（3）可以从中想见其精神风致。高宪才思敏捷，年未三十，作诗已千数首。可惜，如同金末的许多文人一样，他在蒙金战争中“没于兵间”，作品也都散逸了。（4）
　　值得提到的是，高宪是金代文人的翘楚人物、辽东籍的大名士王庭筠的外甥。元好问说他“幼学于外家，帮诗笔字画，俱有舅氏之风。”可见王庭筠对他影响很大（5）而性英“弱冠为举子”，必是书香子弟，他的外家也是辽东人，因此得与高宪相过从，“得其论议为多”，后来还因为高宪的帮助得以出家为僧。据此，性英完全有可能通过高宪而接近王庭筠，并受教于王或受到王的影响。我这个推测是有旁证的，因为性英与王庭筠确有联系。元人王恽有一首《跋王内翰与木庵唱酬诗轴》的七律云：
　　木庵诗笔老而妍，心印多从吏部传。豹管一窥连璧句，月牕慵展碧云篇。风流岂落明昌后，真率当随靖节肩。留取人间作遗像，鬓丝禅偈话它年。（6）
　　王内翰即王庭筠。当金章宗明昌、承安之际，曾长期在翰林院供职，位至翰林修撰，故有此称。王与性英有“唱酬诗轴”，说明二人有诗文往还。当然，以年辈论，王是前辈名家，性英是晚辈，二人的唱酬说明王庭筠对这位晚辈的爱重。史称王庭筠“外若简贵，人初不敢与接。既见，和气溢于颜间，殷勤慰藉如恐不及，少有可取极口称道，他日虽百负不恨也。……世人以知人许之。” （7）与性英的酬唱可算一例。王庭筠不但以诗文享名一时，而且书画成就很高，草书墨竹冠绝一时，成为 “文人画”早期的代表人物。性英在文学和书画上，都可能得益于王庭筠，或者说是王庭筠的追随者，亦见其起点之高。这应该是后来性英以方外之身能从容游衍于金元两代士林的原因之一。
　　性英与王庭筠的关系还有一证。王恽还写过一篇《王内翰写真赞》，赞文前面王恽有几句话：“总管萧君出示承旨内翰写真，木庵师题赞其上，似有所未尽者，因为之赞云……”（8）传世的王庭筠画像上有性英题写的赞语，也反映了二人有较深的关系。
　　性英与另一位有“金士巨擘”之誉的赵秉文的关系，也值得注意。
　　赵秉文字周臣，号闲闲，滋州人。明昌间为翰林学士，后历官为礼部尚书、侍读学士。赵秉文由王庭筠的举荐起家，是王以后的金源文坛的盟主人物。他“仕五朝，官六卿”，直至金朝灭亡前夕在忧国忧民中病逝。赵秉文不同与王庭筠的是，王基本上是“醇儒”一类，而赵则儒而兼佛，特别是国运危重的晚年。《金史》本传说“晚年颇以禅语自污，人亦以为秉文之恨云。”（9）赵秉文同性英有诗歌来往，见于赵的文集的有一首《同英粹中赋梅》：
　　寒梅雪中春，高节自一奇。人间无此花，风月恐未宜。不为爱冷艳，不为惜幽姿。爱此骨中香，花余嗅空枝。影斜清浅处，得度黄昏时。可使饥无食，不可无吾诗。（10）
　　此诗亦见《中州集》第3卷，题作《同粹中师赋梅》。关于二人关系，刘祁《归潜志》卷9有一段记载：
　　赵闲闲本喜佛学，然……颇畏士论，又欲得扶教传道之名。晚年，自择其文，凡主张佛老二家者皆削去，号《滏水集》，首以中和诚诸说冠之，以拟退之原道性，杨礼部之美为序，直推其继韩、欧。然其为二家所作文，并其葛藤诗句另作一编，号《闲闲外集》，以书与少林寺长老英粹中，使刊之。故二集皆行于世。（11）
　　赵秉文以《闲闲外集》托付性英刊刻，有古人所谓“藏之名山”的寓义，可见对性英寄望之深。可惜赵只有《滏水集》传存下来，《闲闲外集》则早已亡逸。其实赵与性英的关系是多层面的，从师友系统上讲，二人都曾经受教或受惠于王庭筠，算得上都是王门后学。更重要的一层是赵秉文“本性喜佛”，而且与少林寺和性英本人都有一定感情。元好问曾经专门讲到赵秉文与性英在少林寺的一段友谊。他说：
　　正大中，闲闲公侍祠太室，会上人（指性英）住少林久，倦于应接，思欲退席。闲闲公作疏留之云：‘书如东晋名流，诗有晚唐风骨。’予谓闲闲虽不序《木庵集》，以如上语观之，知闲闲作序已竟。然则向所许百年以来为诗僧家第一代者，良未尽欤。（12）
　　所谓“正大中侍祠太室”，应指金哀宗正大年间（1224－1231）赵秉文以礼部尚书奉侍哀宗祭祀嵩山，但此事不见于《金史》；赵的《滏水集》刊刻在正大之前的元光二年（1223），也未记载此事。此时，性英正在少林寺，有前面提到的正大元年《铸公禅师塔铭》的题名为证。少林地处中原，又是禅宗祖庭，住持不免“疲于应接”，性英“思欲退席”。金朝制度，僧人的“敕牒”由礼部发放，重要寺院住持的进退由礼部酌定，有的须上奏皇帝定夺。因此赵秉文便上疏朝廷请求挽留性英，亦见性英“思欲退席”是有具体行动的。赵在疏文中称赞性英“书如东晋名流，诗有晚唐风骨。”元好问认为，尽管赵秉文生前没有来得及为性英的诗集写序，但这篇疏文实际等于是一篇序言，也证明了元好问自已以往推崇性英为“诗僧第一代，无愧百年间”的诗句是恰当的。
　　赵秉文与少室山、少林寺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的《滏水集》里有多首与此有关的诗作，其中如卷7有《送月上人赴少林》一首；卷8有《少林》七绝一首等。这首《少林》读来颇有声色凌厉、气势咄咄之感，是金代少林题咏诗中的佳作：
　　只么西来坐面墙，更无一法付神光；少林自有吹毛物，三十六峯如剑铓。（13）
　　二
　　从现有资料看，性英曾先后在宝应寺、少林寺和归义寺任住持，其间，还曾在仰山寺为僧。对性英在各寺的先后过程和有关活动，我们稍事考证如下。
　　元好问在《木庵诗集序》一文中说：
　　木庵英上人……贞佑初南渡河，居洛西之子盖，时人固以诗僧目之矣。三乡有辛敬之、赵宜之、刘景玄，予亦在焉。三君子皆诗人，上人与相往还，故诗道益进。出世住宝应，有《山堂夜岑寂》及《梅花》等篇，传之京师，闲闲赵公、内相杨公、屏山李公及雷、李、刘、王诸公，相与推激，至以不见颜色为恨。（14）
　　贞佑是金宣宗年号。迫于蒙古越来越强势的的侵凌，在山东、河北诸郡县多已丧失的情势之下，贞佑二年（1214）金政权由中都迁到汴京（开封）。性英南渡至洛西，应与金都南迁有关。三乡，即今河南宜阳县西南，金朝设有三乡镇。按，性英与辛敬之、赵宜之、刘景玄、元好问等人都在三乡，据缪钺先生《元好问年谱》，时间在兴定元年（1217）。此年元好问二十八岁，他初次见到赵秉文也在此年；性英诗《山堂夜岑寂》、《梅花》等传到南京（开封），为赵秉文、杨云翼、李屏山等金朝诗坛巨子所激赏也在此时，而我们前面所引录的赵秉文《同英粹中赋梅》诗，应该就是对性英《梅花》的唱和之作。缪钺先生认为，元好问的《寄英禅师师时住龙门寳应寺》及《龙门杂诗》等也都作于此时。《寄英禅师师时住龙门寳应寺》是元好问赠性英诗中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之一，内容可以证史，亦可见二人友情之真挚。诗云：
　　我本宝应僧，一念堕儒冠。多生经行地，树老井未眢。一穷缚两脚，寸步百里难。空余中夜梦，浩荡青林端。故人今何如？念子独轻安。孤云望不及，冥鸿杳难攀。前时得君诗，失喜忘朝餐。想君亦念我，登楼望青山。山中多诗人，杖屦时往还。但苦诗作祟，况味同酸寒。清凉诗最圆相和尚住清凉，往往似方干。半年卧床席，疟我疥亦顽〈本草〉松枝条，松脂，涂疥顽者三两度。济甫诗最苦僧源，字济甫宁州人，寸晷不识闲。倾身营一饱，船上八节滩。安行诗最工慕容安行，山阳人，临潼簿，六马鸣和鸾。郁郁饥寒忧，惨惨日在颜。老秦诗最和秦略，字简夫，陵川人，平易出深艰。脱身豺虎丛，白髪罹惸鳏。张侯诗最豪前登封令张效，字景贤，云中人，惊风巻狂澜。窍繁天和泄，外腴中已干。城中崔夫子崔遵，字怀祖，燕人，老笔郁盘盘。家无儋石储，气压风骚坛。我诗有凡骨，欲换无金丹；呻吟二十年，似欲见一斑。大笑揶揄生，己复不相寛。爱君梅花篇，入手如弹丸。爱君山堂句，深静如幽兰。诗僧第一代，无愧百年间。思君复思君，恨不生羽翰。何时溪上石，清坐两蒲团。（15）
　　元好问诗一起首就自称“我本宝应僧，一念堕儒冠。”表明此时他已离开曾经寄居过的宝应寺，而心中仍然充满留恋之情。诗末的四句：“思君复思君，恨不生羽翰。何时溪上石，清坐两蒲团。”非常真诚，极富感染力。所举述的诗友如清凉、济甫、安行、秦略、张效、崔遵等人，应该都是宝应寺的僧人和寄居者，即“山中多诗人，杖履时往还”者。元好问对性英的诗才大加推赏，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诗僧第一代，无愧百年间”便出自此处。
　　宝应寺即龙门宝应寺，金元两代，宝应寺是少林寺诸多的护持寺之一，故与少林寺多有联系。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和武宗至大元年（1308），都曾有诏令明确过这种关系，此见《中国少林寺·碑卷》第79页《藏云大师山公庵主塔铭》。
　　元好问另有《龙门杂诗二首》，也是作于此时者，亦录其一首，以见元好问与性英友情之深：
　　不见木庵师，胸中满泥尘。西窗一握手，大笑倾冠巾。青山有佳招，一游负因循。老筇动高兴，万景森前陈。干元先有期，清伊亦知津。细看潜溪树，高卧香山云。学诗二十年，钝笔死不神。乞灵白少傅，佳句傥能新。遥遥洛阳城，梅花千树春。山中有忙事，寄谢城中人。（16）
　　根据以上元好问所提供的材料，性英入主宝应寺，约在贞佑、兴定之间，具体年份尚待考定。在兴定六年二月李屏山撰文、性英书写的《重修面壁庵记》碑上，性英自署“洒扫宝应禅寺性英书”，如此谦恭，是因为宝应寺是少林寺的护持寺，表明此时他还在宝应寺，如果以兴定元年为他到宝应寺的头一年，就已经有五年之久了。只是碑上刻的“兴定六年二月”是个失误，兴定只有五年，翌年正月改元为元光元年，正确的纪年应该是“元光元年二月”。亦见世事纷乱，山中寂寥，僧侣们对山外的俗务不甚了了。
　　元光元年即1222年，此时少林寺的住持僧是志隆，在“兴定六年二月”镌刻的《新修雪庭西舍记》和《重修面壁庵记》两块碑石上都有他的名号。而这位长老可能在元光二年（1223）园寂或是离开了少林。此年冬，少林僧众曾请求丹霞寺的广铸禅师来主寺政，广铸应允并即将成行，却不幸因病示寂。第二年，也即元光改元为正大元年的五月（1224年，是年金哀宗完颜守绪继位），少林寺众在新任住持性英率领之下，为广铸的部分灵骨建塔，并勒铭纪事，以表示对广铸的感念。这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提到的少林寺《铸公禅师塔铭》。这就清楚地表明，性英入主少林的时间应在元光二年（1223）冬到正大元年（1224）五月之间。
　　性英主少林有多长时间？目前尚难确言，但一直到金朝灭亡的前夕，他还在少林寺。蒙元开国名臣耶律楚材（1190－1244），曾有《和少林和尚英粹中山堂诗韵》五言律诗一首，诗云：
　　我爱嵩山堂，山堂秋寂寂。苍烟自摇荡，白云风出入。冷冷溪水寒，细细琴丝湿。离尘欲无事，又有闲踪迹。（17）
　　所谓“山堂诗”，可能指性英以“嵩山堂”命名的诗稿，收录了性英在少林寺的诗作，也可能是以“嵩山堂”命题的组诗。据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耶律楚材此诗作于元太宗窝阔太汗五年至八年间，（18）即1233－1236年间，金国就灭亡在这个时间段里。这时，上距性英入主少林已经有十几年了，可见性英在少林的时间相当长。当时，中原大地兵连祸结，哀鸿遍野，少林寺自然难保安宁，寺院建筑曾遭到严重破坏，只是幸未彻底毁坏而已，这在寺藏元初的石刻资料中有结所反映。耶律楚材依性英的“山堂诗韵”和诗，必是因为性英投赠在前，不难想见，性英此举绝非升平时代文人们的酬唱活动，其中必定含有寻求依托的深意。遭际乱世，干戈扰攘，性英能将少林寺保持下来，其艰难因苦难以想象！
　　性英主少林后，接续前任住持东志隆创建的医局，还请元好问写了一篇《少林药局记》以记其本末。《记》云：
　　少林英禅师为余言：‘昔青州辨公，初开堂仰山，自山下十五里负米以给大众。其后，得知医者新公，度为僧，俾主药局。仍不许出子钱致赢余，恐以利心而妨道业。新殁，继以其子能。二十年间，斋厨仰给而病者亦安之。故百年以来诸禅刹之有药局，自青州始。兴定末，东林隆住少林，檀施有以白金为百年斋者，自冦彦温而下百家。图为悠久计，乃复用青州故事。取世所必用疗疾之功博者百余方，以为药，使病者自择焉。僧徳、僧浃，靖深而周宻，又亷于财，众请主之。故少林之有药局自东林隆始。局事之备，迨予三年矣。子幸以文记之。’（19）
　　东林隆，即东林志隆，是金末北方禅宗（曹洞宗）领袖人物万松行秀的高足弟子，元好问曾称他在万松弟子中“高出十百辈”，（20）兴定、元光间为少林寺住持。志隆仿效青州辨公（万松的师辈）在仰山的创制，以檀越的施舍建立了少林药局，为周围的百姓提供常用成药。历时三年，至性英时“局事已备”，性英请元好问撰文纪事，目的显然主要是表彰志隆的功德。
　　少林之后，性英还曾住持过归义寺和仰山寺。
　　归义寺见于杨弘道的诗《代茶榜》的原注：“归义寺长老劝余作此诗，长老姓英字粹中自号木庵”。诗云：
　　东方有一士，来作木庵客。尝观贝叶书，奥义初未识，丛林蔚青青，秀出庭前栢。满瓯赵州雪，洒向岁寒质。师席有微嫌，授客逺公笔。俾之赞一辞，眢井若为汲。低头谢不敏，亦颇习诗律。以诗代茶榜，自我作故实。（21）
　　杨弘道另有一首《将归阻雨用木庵送行诗韵》，也应是同一时间的作品：
　　麦苖春晚尚如丝，甘泽尝嗟应候迟。六事桑林怀圣德，一篇云汉赋周诗。
　　骄阳入夏为霖雨，逺客通宵役梦思。頼有汤休诗句好，披吟正是忆家时。（22）
　　杨弘道字叔能，号素斋，淄川人。原是金朝官员，以诗才名重天下。金亡
　　入宋，在唐州任司户兼文学。元兵下唐州，遂北归不仕，“沉浮闾里，以诗文自娱。”终年八十余，有《小亨集》六卷存世。（23）杨弘道见性英的时间，应在杨北归以后。
　　提到性英在归义寺的，杨弘道以外，还有元初的魏初。
　　魏初字太初，弘州顺圣（河北阳原县）人。他的从祖魏璠是金末名士，元世祖忽必烈在潜邸时闻其名，曾召至和林，所言多为世祖嘉纳。魏初因魏璠的关系，也受到世祖重用，任国史院编修、监察御史等官。至元二十九年卒，年六十一。（24）魏初在《素庵先生事言补序》一文中提到：
　　初年十六七时，曾侍我先大父玉峰得拜先生於木庵英上人之归义方丈，今四十年矣。（25）
　　“素庵”即杨弘道；“先大父玉峰”即魏璠。如上，魏初称“十六七时”随魏璠在“英上人之归义方丈”见到过杨弘道。按，魏初生于元太宗窝阔台之四年，即1232年，他“十六七时”——以十七岁算，（26）当在定宗海迷失后执政之元年，即戊申年（1248）。此时性英依然在世，应该已是一位垂垂老者了。这一年上距金朝亡国已经是十五年了。
　　归义寺是燕京的一座古寺，元《析津志辑佚·寺观》载：
　　归义寺在旧城时和坊，内有大唐再修归义寺碑，幽州节度掌书记荣禄大夫检校太子洗马妆侍御史上柱国张冉撰。略曰：归义金刹，肇自天宝岁。迫以安氏乱常，金陵史氏归顺，特诏封归义郡王，兼总幽燕节制，始置此寺，诏以归义为额。大中十年庚子九月立石。（27）
　　性英由少林移主归义，似乎并不是他所如意的事，至少由山林清静之地到了繁庶的都市，应该不是出家人的本愿。元好问有一首《归义僧山水卷》七绝，就是借题画道出了性英北上的无奈。诗云：
　　嵩少经行二十年，野麇山鹿尽情亲。而今身落京尘底，画出林朱亦可人！（28）
　　仰山寺也在燕京。据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22载，元大都有仰山寺。清《钦定日下旧闻考》卷104载，清初，北京尚有仰山寺旧址，原是金代大定年间的栖隐寺，元称仰山寺，入明后废弃。已酉年九月，即元定宗贵由汗海迷失后在位的元年（1249）九月，60岁的元好问曾到燕京，冬天离京返太原。期间，应性英之请，他为性英的《木庵诗集》作序，这就是我们在前面曾多次引录过的《木庵诗集序》。元好问在《序》的结尾处写道：
　　乙酉冬十月，将归太原，侍者出《木庵集》，求予为序引。试为商略之，上人才品髙，真积力久，住龙门、嵩少二十年，仰山又五六年，境用人胜，思与神遇，故能游戏翰墨道场而透脱丛林窠臼，于蔬笋中别为无味之味，皎然所谓‘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者’，盖有望焉。（29）
　　《序》称性英“住龙门、嵩少二十年，仰山又五六年。”在仰山的具体时间我们不甚清楚，据上引魏初《素庵先生事言补序》，上一年性英尚在归义寺，则他在仰山寺的时间似应在归义寺之前，元好问为其诗集作序应该是在归义寺。
　　性英曾在仰山寺，这一点也被刘祁的《归潜志》所证实。该书卷14录存的各家赠诗中，有一首题为“仰山性英粹中”，应是性英在仰山寺为僧时写给刘祁的。性英诗集不传，他的诗留存天地间者只有两首，此其一也。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录之以见其诗风：
　　二陆归来乐有真，一堂栖隐静无尘。诗书足以教稚子，鸡黍犹能劳故人。瑟琴松风三径晚，蒙蒙细雨满城春。因君益觉行踪拙，又为浮名系此身。（30）
　　性英为何离开少林而北上燕京？原因暂不明了，但这件事很可能与福裕入主少林有关，其中有着深厚的背景因素。
　　福裕受知于蒙古诸大汗比较早，据程矩夫撰写的《嵩山少林寺裕和尚碑》载云：
　　岁乙已，时世祖居潜邸，命师以明年于少林大作资戒会。戊申，太宗诏住和林兴国。辛亥，宪宗召至北庭行在，所居累月。（31）
　　“岁乙己”是太宗乃马贞后在位的第四年，1245年。第二年福裕在少林寺主持资戒会，这是福裕入主少林的开始。“戊申，太宗诏住和林兴国。”戊申是1248年，“太宗”应是定宗之误，此时太宗已死，在位的是太宗之子定宗贵由汗。辛亥是1251年，蒙哥汗继位的首年。《嵩山少林寺裕和尚碑》又说：
　　其住少林也，万松、海云二老实为之主，属少林煨烬之余，暂憩缑氏之永庆。已而，兴仆起废，训走说法，施者如丘山，来者如归市，嵩阳诸刹，金碧一新。洛阳白马，经筵不辍，皆师力也。（32）
　　这清楚的表明，福裕入主少林是万松、海云二位曹洞宗大长老的安排，而当时的少林乃是“煨烬之余”，福裕不得不暂时寄居在缑氏县的永庆寺，直到“施者如丘山，来者如归市，嵩阳诸刹，金碧一新。”显然，“刚果强毅，公勤廉明”的福裕，比之垂垂老矣的性英来要强得多，也更适宜于担当开拓曹洞宏业之大任。应该承认，万松、海云的这步棋必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而且也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不久，在蒙哥汗的亲自过问下，释、道两教于1258年（戊午）在和林举行辩论会，以少林僧团为主力的佛教一方取得胜利，道教一方遭受大挫。从此曹洞宗大盛起来，少林寺名声益高，祖庭的地位也就更加显赫了。（33）
　　万松、海云都是金末元初北方曹洞宗杰出的领袖人物。万松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人物，我们不必细讲。海云是最早接触到蒙古大汗的汉地禅僧。1214年（金宣宗贞家庭成员佑二年），窝阔台统军攻陷山西宁远（今山西五寨北），十三岁的海云就于“稠人中亲面圣颜”。（1219年，成吉思汗在西域传诏，命海云与其师中观统汉地僧人，免其差科。1242年（壬寅），海云又北觐忽必烈，说“佛法大意”。1247年（丁未）贵由汗继位，诏命为天下僧统，赐白金万两，海云在昊天寺建大会为国祈福。1251年（辛亥）蒙哥汗继位，又命海云“复领天下僧事”。海云于1257年逝世，没有能亲自参加第二年在和林的释道大辩论。（34）
　　性英本人的师承我们并不清楚，但我以为他很可能也出自万松一系，与屏山居士（李纯甫）、湛然居士（耶律楚材）以及东林志隆、雪庭福裕等，都是万松的弟子或私淑弟子。其中福裕师从万松有十年之久。因为诸人有同门关系，所以他们之间的联系就比较多。特别要指出，东林志隆与耶律楚材之间也有联系，《湛然居士集》中有多首与东林交往的诗，如卷14《寄东林同参》七绝云：
　　东林屡有寄来诗，忙里保尝报一辞。岂是玉泉生吝惜，言无滋味不宜时。（35）
　　“同参”是佛家语，僧侣间同事一师的称谓，也就是俗语所谓师兄弟。这种联系反映出金末元初间少林僧团的宗派关系，所以性英的来去应该都是有缘故的，不是他个人的行为。至于福裕入主少林后整顿寺纲，建立七十字辈的传承系统等，也都应该是深谋远虑之举，不是随心所欲的举措。
　　目前所知，性英一生所做的最后的事，是给耶律楚材的儿子耶律铸的《双溪醉隐集》写了一篇《跋》语，在尚未找到他的其他作品之前，这是我们所知到的他的唯一的一篇文章。因其不长，不妨录在下面：
　　双溪一代佳公子也，早岁作诗有声，每一篇出辄诵人口，遇得意处，不下古手。此盖天机颖脱，有不可掩者使然也。是岁秋八月，以诗近百篇寄赵虎岩，，虎岩赵君诗人也，见之击节赏叹，以谓天下奇才，而欲版行，一新耳目焉。而属予题于后。或者曰：‘及公之少作，其可乎？’予曰不然。昔唐元微之，有〈代曲江老人百韵〉及〈清都夜境〉等篇；至于元和中，李长吉、高轩过二公之作，皆年未及冠，今在集中，数百年间孰能以少壮为辨而少之邪？言诗者不当以区区岁月计其工拙矣。岁次甲寅季冬二十有五日，木庵老衲性英题。（36）
　　“甲寅”是元宪宗蒙哥汗4年，1254年。这时，性英应该在燕京。性英以高龄前辈为耶律铸的“年未及冠”的诗作跋，自然还是因为有耶律楚材的关系，此时，耶律楚材去世已经十年之久了。金末以来的故国耆旧，年辈如性英之高者，恐怕已经寥寥无几了。
　　性英去世后，如同许多高僧大德一样，例应修建一座舍利塔，只是具体地点不明，是否幸存下来，暂时无从得知。所幸的是，一篇出自魏初之手有《木庵塔疏》保存下来，《疏》文对性英有很高的评价，自然主要是在文学和书法上。其云：
　　木庵上人，百年耆旧，一代宗师。有承平恺悌之遗风，无蔬笋葛藤之习气。接迹于赵礼部、李屏山之后；定交于雷御史、元遗山之间。字如东晋而不凡，诗似晚唐而能雅。秋风杖锡，遂驾鹤而不归；白草冈原，尚勒铭而未了。丛林四海，生死一心。（37）
　　魏初是了解性英的，“百年耆旧，一代宗师”八个字恰如其逢。
　　魏初还在其他文章中还曾提到“木庵英上人之清修”，并且以之与金元之交的几位名人的突出品格相对举。（38 ）“清修”两个字给性英，也是很恰当的。元鲜于枢《困学斋杂录》载有一个故事，正可印证性英的“清修”：
　　中朝名士有以木庵陪饭、窦太师陪针、王状元陪说作《三陪图》，征诗当代名公为一哂者。鹿庵先生题云：‘寺主善为无米粥，病人要吃没钱针；皇都诗老多才思，收拾寒酸入笑林。’（39）
　　窦太师即窦默，元初名臣，以善针灸名；王状元是金末状元王鹗，入元后为翰林学士。作诗调侃的鹿庵先生是王磐，金末进士，入元后仕为翰林学士。“木庵陪饭”无非是说名声很高而饭食却非常之简单，亦见木庵风格之一斑。
　　三
　　性英平生交游甚广，这与他的诗名和书名有关，也与他久在少林有关。性英的诗友甚多，现在能搜罗到的与之唱答者，除了上面所引到的，还有金末有“二妙”之誉的段成已、段克已兄弟的《和答木庵英粹中》；元初西域人、享有盛名的山水画家高克恭的《赠英上人》等，不一而足。但大抵都是诗家和书画家。性英身上“文艺僧”的味道很浓，这正是宋以后禅宗文化的一个重要趋向，虽以武艺著称的少林寺亦不例外。当然，总的来看，还是与元好问交往最多，诗歌唱答最多。性英的诗文集无存，现在能看到的主要是元好问的，从元诗看，两人感情的确很真诚，似乎元好问一直把性英视为兄长，经常在怀念之中。我们不妨再举三首为例：
　　1、《懐粹中》
　　醉解不复寐，吟君田舎诗。从知石门老，未比木庵师。
　　日月淹书尺，江山入鬓丝。何因重谈笑，却似少林时。（40）
　　2、《寄英上人》
　　世事都销酒半醺，已将度外置纷纭。乍贤乍佞谁为我，同病同忧只有君。
　　白首共伤千里别，青山真得几时分。相思后夜并州月，却为汤休赋碧云。（41）
　　3、《夜宿秋香亭有怀木庵英上人》
　　兄弟论交四十年，相从旬日却无缘。去程冰雪诗仍在，晚节风尘私自怜。
　　莲社旧容元亮酒，藤溪多负子犹船。茅斋一夕愁多少，窗竹潇潇耿不眠。（42）
　　元好问还有多首与少林有关的诗，大都与性英有关，元好问是嵩山和少林的常客，在历代咏嵩诗人中高居榜首。性英的诗，经元好问记录而保存下来的有一首《七夕感兴》云：
　　轻河如练月如舟，花满人间乞巧楼。野老家风依旧拙，蒲团又度一年秋。
　　元好问说，得到此诗后“予为之击节称叹，恨杨、赵诸公不及风也。”（43）杨指杨云翼，赵是赵秉文，是金代明昌诗坛上的代表人物。
　　性英善书法，似乎法名亚于诗名。在元代，他的书迹流布并不广，不被人所熟知，所以元人集部中的题识著录之作很少见，元末陶宗仪的《书史会要》中也没有他的名字。被忽必烈所依重的太保刘秉忠，是一位僧人出身的大政治家，他必定与性英有交往。刘秉忠有《再观木庵书》一诗云：
　　书法都归篆意圆，木庵别有笔中天。一家楷式由来妙，半世功名非偶然。
　　我欲穷源苍颉上，谁能得趣鲁公前。鳌山成道宁无日，更为挑灯续断篇。（44）
　　目前所能看到的性英书迹，只有少林寺的《重修面壁庵记》，虽是墨拓本，因残损不多，大体尚能得其本来面目之六七。《庵记》是楷书，结体运笔都带有明显的北朝碑体风格，不似当时多数在宋人书风影响下的金代书法作品，有所谓的“苏米习气”者。所以，刘秉忠说他“书法都归篆意圆”，实际是说他追求古意，不走流俗的路子。入元以后，至元、大德以降，渐渐地，南北书风没有不受赵孟頫影响的，楷书也多是结体精巧、用笔娟秀流丽的赵体字，与之相比，性英这样显得朴拙的字倒不多见了。性英接触过金代最著名的书家王庭筠、赵秉文等，书法认识和实践不能不受这些翰墨大家的熏染，字风应属于是金人范围。再者，他对金代另一位卓有成就的书家任询（字君谟，号南麓，别号龙岩）也比较熟，颇为了解这位极受王庭筠推崇的书画家的创作特点。王恽《跋任龙岩乌夜啼帖》写道：
　　南麓书在京师为最多，其擘窠大书往往体庄而神滞。独此帖豪放飞动，超乎常度。而木庵师谓醉后兴逸，妙能天成。岂长沙率尔而颠，字字圆转之意邪？（45）
　　任询的字主要宗颜，但行草气势雄峻，颇有纵横迭宕、豪放飞动之感，在金源书家中属特立独行的一家。（46）性英熟悉任询的创作特色，他的书法是否也受到任的影响？这需要有更多的资料来证明，包括找到他的墨迹，当然，这只是一个企盼而已。
　　作为书画家，性英对墨、砚都颇有讲究。王恽在《玉堂嘉话》中记录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磨李廷珪墨法，商台符尝云：向抄合万户用聚星玉版砚磨李廷珪墨，求木庵书。砚为墨所划，木庵亟止之曰：用李氏墨有法，若用一分，先以水依分数渍一宿，然后磨研乃不伤砚。论砚先观其石性粗细枯润不，必须有眼者，其腻润视之有紫芒而不拒笔者，即端之佳者也。（4）
　　商台符即商琥，元初名臣商挺之子，本传见《元史》卷159。他的父亲和弟弟商琦都是以重臣而兼为画家，尤以山水知名，在元初画家群体中卓尔一家。性英对五代李廷珪墨的用法和端砚的选择，可谓相当精心，亦见这位禅僧对书画的用心之专，寄志之深。由此，我们也多少能领略到了这位饱经沧桑的老和尚怡然物外、自得其乐的神情和心境。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