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岳石刻与宗教义理（六）

　　安岳石刻与宗教义理（六）

　　社会生活的反映
　　恩格斯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一切宗教艺术，都应该这样去看待。安岳石刻中所雕佛、菩萨、罗汉、金刚、力士、飞天、护法神、供养人像等形象，除反映佛陀世容外，也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我国古代的社会现实和世俗生活，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劳动人民苦难重重的现实生活场面，以及渴求解脱，向往“西方极乐世界”的强烈愿望，是人间苦乐情趣的真实写照。如毗卢洞19号龛观音经变图，虽然表面上看是宣传观音的能力和功德，是讲的佛教经典。事实上，它是生活在苦难现实中的广大群众的思想感情和理想的寄托。因为他们还不可能认识到自己真正的出路和希望所在时，就只能把满腔希望寄托在虚幻的救世主身上。所谓“八难”，就是当时长期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形象地反映了宋代人民苦难重重的生活状况。
　　尽管宗教艺术原来的意图并不是想反映现实，而且力图抹杀和歪曲现实，但是，它既是在人的社会里产生，想不反映现实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无法离开自己的生活方式、经验等，去设想佛教、道教的天堂和地狱，塑造各种形象，尽管还不完全一样，但构成这些幻想的基础，却仍然是真实存在的事物，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见所闻和所感受到的东西。反映在石刻造像上，庄严、神圣的佛，实是人间帝王将相的化身；菩萨造像多是世俗化风味浓烈，是人间优美的妇女形象，如唐朝就有“菩萨如宫娃”的说法；描绘的西方极乐世界的美好，实是地主贵族阶级豪华的生活，表达了人们渴求摆脱现实，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
　　三、佛教造像
　　佛教源于古印度，创立时间为公元前6－5世纪，创始人为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净饭王的太子，姓乔达摩，名悉达多，在他创立佛教以后，佛教徒和世人才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佛教是释迦创立的，所以中国人又称佛教为“释教”。自东汉以后，中国汉传佛教的僧众均以“释”为姓。
　　佛教认为，现实世界中的一切存在都是因缘所生。“因”就是我们讲的内因，“缘”就是我们讲的外因或条件。过去的积累是因，现在的是果；现在的积累为因，将来的为果。因果重重，相续无尽，上溯过去无始，下穷未来无终。一切现象的生成，都是由种种关联所造成。这种因缘学说是佛教教义的基石。因缘所生，也就是由于各种关系的结合而产生各种的现象。比如一篇文章能够形成为文章，能够达到读者的手里，能够使得读者明白一些有关佛教的问题，这中间的关系（因缘），看来简单，实际则复杂之极；文字的来源及修养，知识的累进及吸收，作者的健康热忱及见解，加上文具的制造及运用，文稿的检字排版及印刷，邮件的寄发及传递，最后还得有读者自己的兴趣知识及精神，才能完成一篇文章从作者到读者之间的任务。这种关系（因缘）的举例，尚是粗浅而明显的，若要更进一步的考察，每一个关系的单元上，也都连带著许多的关系，这种关系连带关系的现象，便是因缘。事物的出现，是由于因缘的聚合，事物的消失，是由于因缘的分散，这就叫作缘生缘灭。
　　佛教认为人生即是苦，苦皆起于欲——“欲求不得，苦之本也”。苦之因在佛教中名之为“集”。苦是可以而且应当消除的，是为灭。消除苦的方法是要修持，是为“道”，苦、集、灭、道是佛教的四圣谛，即佛教的四条真理。人生既然苦海无边，彻底的解脱就是涅槃。这是一种绝对安静、神圣的、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精神状态。
　　佛教讲三界的生死是苦海，众生的感受，无非是苦，所以修持的目的，是在脱苦；佛教所讲的苦，与基督教所讲的罪是两回事。
　　佛教所讲的苦，是由众生自己的业感报应而来，众生的业感，是由无始的无明覆障而来，纯粹是个人负责的事，与上帝没有关系，与祖先也没有瓜葛。业力是指有情众生（动物）使每一桩或善或恶的行为，像各种的颜色一样，继续不断地薰染到生命的主体——识田中去，在从识田之中，等待外缘的诱导而萌芽生长，正像播种在泥土中，等待日光、空气、水的诱导而萌芽生长，这在佛教称为业力的现行。业的造作是业力现行的因，业力的现行，是业所造的结果，所谓“善恶到头终有报”，就是这个意思的说明。
　　众生由于无明之惑的烦恼，而造生死之业，由于生死之业，而感生死之苦，正在感受生死之苦的生死之间，又因生死而造无明之惑；就这样，由惑造业，由业感苦，因苦生惑，惑业苦三者，连成一个生死之流的环状，头尾衔接周而复始，永无了期。因为惑是苦的种子，业是苦的阳光空气水，苦才是惑与业的结果，也唯有结果才是真正的感受。所以佛教要把生死之流，称为苦趣或苦海，所以要求超越这个生死之流而不受生死的束缚，自由生死、自主生死、不生不死，便是解脱的境界。
　　不过，佛教求解脱，并不是仅靠佛、菩萨的救济，佛、菩萨只能教导众生如何解脱，却不能代替众生解脱，这与耶稣代“信他的人”赎罪，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佛教不承认众生是由上帝的惩罚而得罪，尤其不承认人类祖先的罪会遗传到子孙身上，正像“罪不及妻孥”一样地简单明了，上帝不能代人赎罪，也正像“我吃饭不能使你饱”一样地简单明了。佛教脱苦的基本方法，是戒、定、慧的三无漏学：戒是不应该作的不得作，应该作的不得不作；定是心的收摄，不使放逸，也不使懈怠；慧是清明的理智，认清了方向，努力开拓进取。
　　佛是站在生死之流的岸上，来看生死流中的众生乃是唯苦无乐，有点“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意思。纵然人生有乐趣，也像搔痒一样，发痒就搔它，感觉到很舒服，越使劲越舒服，甚至搔得皮破血流的时候，就觉得十分的痛苦。
　　佛教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时时都处在迁徙流转、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这叫“诸行无常”。而万事万物都由因缘和合而生，这叫“诸法无我”。上述两点加上“涅槃寂静”合称“三法印”。
　　释迦牟尼为佛，他的理论为法，他的出家弟子为僧，佛、法、僧合称为佛家三宝。
　　释迦牟尼创建的理论为经，他制定佛教僧众必须遵守的戒条为律，他的弟子和后世再传弟子阐述佛经的论著为论，经、律、论合称三藏。
　　中国早期的造像(即北魏造像)，大多显得粗犷，激昂、奔放的线条和旋律展示出那秀骨清相、神采奕奕、尽去人间烟火的飘逸自得和洞察人世现实的睿智，保留着一些犍陀罗艺术的痕迹。到了中期的唐代，在技艺上则渐由简转向精致圆熟，风格上也由前期的雄伟、劲挺、粗犷、奔放转向庄严，整洁、富丽、一变“秀骨清相”而为神气自如、肌肤丰润，轻纱透体，备极人性的健康和美丽等特点，安岳石刻造像相当一部分有唐代风韵，显示出不离人间又高于人间的风格。我国晚期石刻造像当以大足宝顶山和北山为代表，这一时期的石刻显示出民族化的进程已经完成，世俗化、地方化的风格是其主要特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安岳宋代石刻是中国不朽的艺术杰作。造像既追求形式美，又流行内容的形式表达。把说教与审美相通、相融、升华，达到天人合一，其所显示的内容和教义、生活哲学对世人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诱之以福乐，威之以祸苦。涵盖社会思想博大，令人省度人生，百看不厌。
　　安岳石刻的佛教造像题材主要有：释迦牟尼佛、三世佛（迦叶佛、弥勒佛，释迦牟尼佛）、西方三圣（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弥勒佛（布袋和尚）、东方三圣（药师佛、日光菩萨、月光菩萨）、华严三圣（毗卢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四大菩萨（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善财童子、龙女、十大弟子（摩诃迦叶、舍利弗、目犍连、须菩提、富楼那、摩诃迦旃延、阿那律、优婆离、阿难陀、罗睺罗）、四大罗汉（大迦叶比丘、君屠钵叹比丘、宾头卢比丘、罗怙罗）、十二圆觉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金刚藏菩萨、清净慧菩萨、辨音菩萨、普觉菩萨、贤善首菩萨、普眼菩萨、弥勒菩萨、威德自在菩萨、净业障菩萨、圆觉菩萨）、十六罗汉、十八罗汉、二十诸天（大梵天王、帝释尊天、多闻天王、持国天王、增长天王、广目天王、金刚密迹、摩醯首罗、散脂大将、大辩才天、大功德天、韦驮天神、坚牢地神、菩提树神、鬼子母神、摩利支天、月宫天子、日宫天子、娑竭龙王、阎摩罗王）、四大天王（即四大金刚：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天龙八部（即八部众：天众、龙众、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迦）、韦驮（又名韦琨）、罗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