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和为贵，佛法和谐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飞跃发展的社会。高科技日新月异，信息社会突飞猛进，财富、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累，社会物质生活高速发展。
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东方，国泰民安，一派幸福祥和景象。国家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发展，精神文明极大充实，人们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安定，国家初步步入小康，一窥大同胜景。
中国改革开放2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复合增长9％以上，人均GDP逾1000美元，创造全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当一国人均GDP处于500美元至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往往是经济发展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重建的关键时期。
中国经济与社会正步入危机多发期。改革需要攻坚，新旧体制矛盾交织，利益调整频繁，社会转型加快，存在一些不稳定的因素。过去的一些观念、规矩、习惯正在被冲击，被改变。处在这种情况下的人们，在迷茫中徘徊、竞争、选择、归属、落定。同时，这个时期的一些社会现象，也给人们心理造成压力和失衡，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人们的情绪和判断。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容易心浮气躁，易触发社会危机，体制建设、思想道德阵线必须正视严峻局面，引导、调节、保护社会心态，巩固、发展健康向上的精神文明。
为此，中央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和“八荣八耻”。胡锦涛同志在关于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论述中，提出要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总书记明确指出，社会风气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表现，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是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也是经济社会顺利发展的必然要求。
笔者认为，在中国历史悠久、群众基础深厚的中华佛学不应自避于时代的洪流之外，而应在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积极发挥出自己的力量，贡献心力一片。
新中国创建立来，社会主义佛学在广大爱国僧众的参悟下一直获得良性的发展。而新时期荣辱观、建设和谐社会为佛学理论研究注入了新动力，提出了新要求。
中国政府所倡导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基础。其主导思想即，和谐是建立在一个共同规范基础上的彼此认同、求同化异，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佛教重要思想之一的“和合”思想，主张社会和谐发展，从精神层面将中国和世界和谐推向极乐。
在佛教的经典理论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和谐社会”与和合思想相互印证的依据。
修行人舍力弗曾询问佛陀弟子马胜：“你的师父是谁？他说什么法？”马胜比丘回答说：“我的师父是释迦牟尼，他说的法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做如是说’。”
可见，任何事物的存在与消逝，都不过是缘聚则生、缘散则灭而已。我们同意人们价值观念的相对合理性，但并不是执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事物发展的相对性，任何正确思想的发展难免险阻，就像修炼者会遭遇试炼和考验，呈螺旋式上升。
西方科学以“脑”是人思考的根本，中华历代皆侍奉“心”，“心”不仅是思考的源泉，而且是包容哲学道德观念的所在。《华严经》中“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的佛语，被视为佛法心要的高度概括。在佛弟子看来，人内在身心乃至外在山河大地，无非都是因为心所造的业力所成。
大乘佛教总结为“万法唯心”，世间三界五道、出世间的声闻、缘觉皆是由心而生。然而，尽管万法唯心，心莫大焉，但包括人类在内的三界一切众生都被无明所覆，而产生贪、瞋、痴，致使烦恼丛生，最终导致生老病死的苦果。
在这种认识的背景下，佛教提出了“自知其心”、“自宰其心”、“自净其心”的发展观点，而达到明心见性、自证自悟、自成佛道的自我解脱的终极目标。由此可见，建设和谐不是空洞的口号，每个修士要从自己做起，从自己内心做起，从实践做起。
建设和谐社会能投机取巧吗？能以他人的修为替代吗？其实是不能的。哪怕别人为你塑造了良好的和合环境，如果自身不勤加修炼，还是无法彻底感知内外和谐、精神与肉体飞跃的圆满。
例如佛学中道谦和尚的故事。道谦拜在大慧宗杲门下，参禅多年，但没有发现禅的奥秘。他的师父派他出远门去办事，他对这种修炼形式非常失望。同门宗元和尚同情他，于是结伴一起远行。
道谦向宗元诉说了自己久参而不能悟道的苦恼，并求宗元帮忙。宗元说：“我能帮助你的事尽量帮助你，但有五件事我是无法帮助你的，这五件事你必须自己去做。”“当你肚饿口渴时，我不能代替你吃饭、喝水，你必须亲自吃饭、喝水；当你想大小便时，你必须自己来，我一点也帮不上你。最后，除了你自己之外，谁也不能驮着你的身子在路上走。”
一席话打开了道谦的心扉，他顿时感到快乐无比。半年之后，道谦回到了原来的庙里。大慧在半山亭远远地看见他，高兴地称赞他已经“脱胎换骨”。
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为了使这个小世界和睦、和谐、和平，先贤为寺院制定了“六和敬”的规则：据《南山钞》载，要使寺院安详和谐，井然有序，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理和”，即遵循佛教教义，以涅槃解脱为目的；二是“事和”，也叫“六和”，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并认为“和尚”的定义，应是“以和为尚，故名和尚”。
“六和敬”从汉代沿传至今，也称为“六和精神”，是佛学和合思想的核心之一。简单解说：和，就是和谐一致的意思。遵守共同的戒律（戒和），见解一致地共同修学（见和），平等受用合法的财物（利和），生活上相互照顾（身和），言语上互相劝善止恶（口和），思想上彼此友爱敬重（意和）。
通过这六和达到僧团的和谐一致，大而广之，可以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大成世界的规范与佛学修道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佛教基于其缘起思想和平等观念，向来讲究“和”，是主张和平的宗教。按照缘起说，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离开因缘而孤立存在，万事万物息息相关，是一种和合共生的关系。《金刚经》云：“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佛教就要紧紧抓住这个“和”字，广为宣教，利基社会。
为使社会安定，必先使人心安定。最为关键的一条是，党和政府，要有为民安定的政策，落实政策要有强有力的措施，言而有信，实事求是。作为宗教，要辅助政府做好为民安心的工作。说到为人安心，佛教自有其般若智慧。
两千五百多年前，佛祖释迦牟尼于菩提树下静定，睹明星而悟道。他说：“不知色身外泊山河虚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有了佛祖的“安静”，才有后来诸多高僧大德、修持入定的禅者流传下来的“安心”、“心安”的佳话。
佛禅所谓的安心入定，不仅仅指的是形式上的“坐禅”，更深层的意义是追求一种境界。而且佛教禅法的修习更注重伦理道德的修养。佛教禅法以“戒”为根基，所谓“禅定心城，以戒为基”，主张只有满足一定的心理和行为道德规范，才有可能产生良性“安定”的境界。
从现代的观点来理解，叫人安心、定心，必须以一定的道德规范作保证，并以般若智慧的正见为中心，使禅定和般若智慧相辅相成，法治与道德治理齐抓共管，方能起到良好的作用。
当我们的生活中可口可乐越喝越多，称心可乐之事却越来越少；当现代化的都市喧嚣湮没了无尽风情，导致焦虑、烦躁、不安乃至肆无忌惮的纵欲时，佛学如一溪清泉，涤去我们心头的尘灰，化解心中的郁闷。
一般民众不能坐禅，但可以从禅者“安心”的妙法中到启示。比如禅者所说的“静中求静未为贵，忙中取静才是真”就很值得借鉴。顺其自然，不去强求而已。要用“不休中亦能休、不闲中亦能闲”去克服那种“休而实不休、闲而实不闲”的心乱如麻的状态。
只要把心“放下”，常人的“心静”、“心乐”是可以作到的。晋代大诗人陶渊明在诗中写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在滚滚红尘、嘈杂人海中能留下一片“安心”的净土，节欲净心，使现代高节奏的生活能够缓一缓，哪怕有一瞬间的“心安”，在宁静祥和的辉光中，有一刻的物我俱忘、天人合一的感觉，那是何等的惬意啊！
“放下心”不是“放弃”，不是遁世逃避。对于外在事物的态度，是放下而不是放弃。我们接受好坏、高低、贵贱、美丑等现象。因为佛法中明确规定：“佛法不与世间争”，“恒顺众生”，“佛法与世间无违”。
虽不否定，却深知变化无常。面对现实历事练心、历法观行，训练自己不去执着。感受“但若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在这样的过程中，放下情绪化，主动适应社会的变革、科技的发展，不放弃应该承当的责任和义务。
因为放下不是放弃，所以佛教徒面对现实，会转化现象在心中的执着。待到因缘成熟之际，就会突然的发现“一切法皆是佛法”的真实不虚，是一种完全醒来后的感受，多元化相容的和谐。
当年的释迦牟尼佛曾经手持一朵菩提花，示现诸大弟子。只有大迦叶破颜微笑，留下“迦叶微笑”的典故。此中“菩提花”，代表一切现象的分子，一如大海中的一滴水，是汇聚大海的基础。如《梵网经》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释迦”。《无量义经》说“无量义者，从一法生”。和谐、和合是根本，表现形式又是如此多元多样，菩提是和谐，楼宇是和谐，微笑是和谐，庄严是和谐，相互之间相依相待，圆融无碍。至此和谐可达大成。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犹如滔滔江水，奔腾喧嚣，发展一日千里，永不停息。而佛教的使命不在于华丽的道场外表，不在于空洞的说辞，而在于其敢于反映时代要求、人民需求、精神诉求的真实勇气。
民族和国家处于社会变革、科技革新、行业蓬勃发展的特殊历史时期，在营造人文关怀和探索事实真相的环境中，佛学就必须要学会承担追求理想和制造民众人格精神的重责。我们期待着以佛教“和合”精神与“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相互促进，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共同得到继承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