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明代社会：20个你不可不知的佛教社会现象

佛教与明代社会：20个你不可不知的佛教社会现象
　　中国明代社会商业繁兴，带动城市多元生活，呈显不同的士人文化与庶民文化格调。此时佛教的宣扬，不再强调艰深教义，而是凸显宗教与日常生活结合的密切性，于是产生了士人喜禅、庶民信佛等更为世俗化的佛教样貌，“20个不可不知”，从民间的岁时节日、休闲娱乐、婚丧喜庆等生活中，看到佛教对中国社会所带来的深刻影响。
　　佛教的仪式
　　1.节日活动
　　明代，佛教与社会大众互动的节日活动，最为重要的是浴佛节及中元节。依其一年的周期分别有：
　　正月初一到初三：民众会到寺院烧香答愿、祈福拜佛。佛寺僧众则会在初一举行供佛斋天的岁朝佛事。
　　二月十五日：这一天是花朝节。寺院启建涅槃会，讲《孔雀经》，拈香的人纷至沓来。
　　四月八日：此日是释迦牟尼佛圣诞，为纪念佛陀圣诞，佛寺举行浴佛、法会等活动。浴佛方式是用一水盆供奉释迦牟尼佛诞生像，浸以糖水，全寺僧众及信众以香汤浴之，求福祈愿。
　　僧人会以布置庄严的车子，载著佛像巡行街市，称“行像”。也会铙鼓迎往富家，用小杓浴佛，提唱偈诵，以化缘财物。
　　当日来佛寺还有“结缘豆”。一粒豆一句佛号，佛寺给人以豆，表示与佛结缘，受佛保佑。一些家庭人际关系不顺的妇女，会来取拿结缘豆，希望通过“结缘”来改善家庭彼此的关系。
　　二是施浴佛汤。饮浴佛水，可使人更真切体会到佛佑。此日，民间也流行各处旅游玩耍。
　　七月十五日：相传地官赦罪，该神七月十五生，是为“中元”。此日，屠门罢市，家家持斋诵经，上坟祭祖，荐奠祖考。寺里启建盂兰盆会，讽经施食，追荐亡灵。亦有放灯河中，称为“照冥”，救拔溺死鬼魂。
　　十二月初八日：俗称腊八，是佛成道日。佛陀在喝了牧羊女乳糜状的粥后，才恢复体力，继续用功终至成道。所以，腊八这一天，佛寺诵经纪念，并仿效牧羊女的作法，熬粥供佛，施米打斋。而民间大小人家，杂五谷米并诸果煮为粥，互相馈送，称为“腊八粥儿”。
　　2.家庭祭祀的主神
　　中国传统的家祠祭祀，仅是设天地神牌，上写“家堂香火之神”或“天地君亲师”，旁置祖先的神主牌。
　　至明朝，会同时崇奉儒释道三教诸神。明人谢肇浙《五杂菹》提到，崇奉的正神尚有观音大士、真武上帝、碧霞元君、关公等四尊。对这四神的虔诚敬信，谢肇浙曾说：“凡妇人女子，语以周公、孔夫子，或未必知，而敬信四神，无敢有心非巷议者，行且与天地具悠久矣！”
　　3.重要的法会
　　佛教举行的法会名称多样，如无遮大会、水陆法会、放生法会、瑜伽焰口等，也有为帝王举行的祝圣法会、国忌法会、祈雨法会等。
　　明朝政府每年都会祭祀释迦牟尼佛及道教诸神。除中央举行修斋设醮之外，若逢旱涝灾害，或要追荐死亡将士、眷属，祈福诸神，朝廷也会派官员到各地的寺院道观祈祷建斋醮。
　　明太祖曾在南京各寺院多次举行水陆法会，规模最大、仪式最隆重的，莫过于在南京蒋山寺举行的广荐法会，在宋濂〈蒋山寺广荐佛会记〉中详细记载了整场法会的盛况。
　　明朝还盛行不定期举办“放生法会”。如憨山大师在山东牢山推动放生，致使当地寺院的放生活动，是“在在有之”，凡有善心者，也欣然乐从。
　　另外，也有不同于佛事性质的大型佛教法会。每年四月，北京各寺院举行“参禅礼佛之会”。或禅僧所举行的“讲经大会”，参与者更是不分士愚、男女。如崇祯二年，有法师在南京南门讲经，听者达十万人，“勋臣为之倡率，御史为护法，祠郎为之赞导。”可以见得明朝百姓参与法会的热烈。
　　4.丧礼采佛道仪式
　　明代，民间合用佛道仪式与传统丧礼，以追荐亡灵的情况日益普遍。
　　皇室成员去世或遇忌辰，都令僧道举行仪式以超度追荐，方式有念经、敲钟、建斋设醮等。皇帝或皇后初丧时，每座寺庙都要敲钟三万声。究其本意，“佛家谓地狱受诸苦者，闻钟声即苏，故设此代亡亲造福于冥中，非云化者有罪，为之解镶也。”此已奉为惯例。
　　在民间，丧家常会以供僧道斋，或作水陆法会，写经造像，来减轻亡者生前罪业，使之不堕地狱受苦。
　　在初丧后三日或五日，请僧道做佛事，谓之“度亡”。后，每遇七日，就做佛事超度亡魂，一般称为“做七”。除“做七”之外，如百日、期年、再期、服除、以及以后每年的七月十五、十周年、廿周年，也会请僧人来作法事，称为“追荐”。
　　做佛事看门面
　　明朝时，丧礼请僧道做佛事，并不只是为了超度亡者，更多是为了讲究门面，如“某某尚能作斋，我不能也，教人笑话。”（明熊遇《非墨篇》）
　　关于明代僧人作佛事的情景，明人何白曾有记述：当追荐法筵时“顾其坛宇靓洁，幡花庄严，主礼惟虔，僧仪为肃。”使人油然产生了信心、欢喜心、皈依心。到了深夜，点燃药师灯，僧人举行散花仪式时，环绕灯下，“交相嘲谑，哄然一堂，圮教渎尊，”又使人先前的信心荡然无存。
　　从事佛事者，除正式的僧人、道士之外，还有一些是由“道人”来承担。这些道人虽然自称是佛教中人，但根本没有师承，沿门打听哪里需要念经还愿，宣念一卷《金刚经》，图些斋食。
　　5.火葬之俗
　　中国民间传统葬俗，大多是以土葬为主，讲究入土为安。但在佛教传入后，火葬之俗逐渐盛行。虽然明太祖曾下令“其从尊者遗言，将尸烧化其弃置水中者，杖一百。”但受到佛教的影响以及百姓“苦无地可葬”，火葬之俗并未因禁而止。
　　举行火葬的场所大都在寺院之中，如南京崇善寺设有“化人亭”，提供停放、焚化尸体之用；另设有“斋堂”，作为眷属祭奠、宴饮之处。亡者于寺院焚化，也埋葬于寺院周围，如宦官郑强的墓地，就在南京永宁寺。
　　6.危机处理
　　佛教与百姓的关系，除节庆、法会、葬礼等场合之外，佛教也提供其他仪式方法，协助解决社会大众在生活上的困惑厄难。
　　吃斋念佛
　　自梁武帝禁止僧人食肉，认为食肉就是杀生的观念后，中国人逐渐以吃素为一种善行或赎罪、还愿的方式。至明朝，一般笃信神佛的民众，长年吃斋念佛，更成为普遍的现象。
　　卜问凶吉
　　明太祖朱元璋走投无路之际，就是跑到寺庙里抽得好签，才投靠红巾军。民众心有疑惑，或有未能解决的问题，也常到寺观里求签问卜，以得指示。
　　许愿还愿
　　若人们想做到一件事，或者希望能达成某个目的，就会备好纸香到寺观里，求神佛保佑，许诺事成之后，必有答谢，称为“许愿”。“还愿”则是在事成之后，以其所许诺的方式，来敬谢神佛。
　　如明人陆粲在其《庚巳篇》中提到他朋友的亲身例子：史公在当官前，曾寄宿在城东的普光寺读书。有天早上读书打瞌睡，恍惚之间听见有人叫他：“赶快起来读书，御史啊，您要努力，自爱一点。”史公醒来，回忆刚刚所见的影像，很像是寺里的伽蓝菩萨。便到伽蓝菩萨面前默祷：“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当到御史，我一定让您住的地方焕然一新。”事后，史公果真当到了御史，便回普光寺新建伽蓝殿供奉伽蓝菩萨。
　　捉妖降怪
　　明代，一般人都相信僧道能够驱鬼镇邪，常会请有法力的僧人或道士来降妖除怪。不过，以道士居多。
　　天灾疾疫
　　因卫生或水利设施不完备，若遇瘟疫旱灾，只有祈求上苍、神佛的护佑。如万历十六年，杭州当地太守请莲池大师举行祈神禳疫法会。万历廿四年，雷州大旱，请憨山大师作超度大会。
　　治疗疾病
　　一般大众对僧道有普遍的敬仰，若有怪病，常会延请僧道作法袪病。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僧道精通医术，如明人谢肇浙的仆人突然气逆行不能躺卧，而求医于僧人。因此，百姓请僧道看病或向他们买药是常有的事。
　　佛教与社会的关系
　　7.与皇室互动密切
　　明代佛教与朝廷的关系，一方面隶属政治管理制度，僧官由朝廷派任，寺院成为国家举办重大祭典、祈雨祝祷的宗教场所，协助朝廷稳定社会秩序。
　　另一方面，皇亲贵族的生活也与僧道往来密切。除了皇帝赐建佛寺之外，皇亲贵族也多曾盖寺斋僧，甚至迎请僧众入府内作法会，或作咨询的对象。
　　万历年间，慈圣皇太后崇信佛教，皇太后出资，其他诸公主妃嫔官夫人，也会跟著捐资，很快的，京师敕建了许多巍巍壮丽的寺院，如海会寺、慈寿寺、万寿寺等，都非常庄严华丽，所谓“视金陵三大刹不啻倍蓰，盖塔庙之极，几同《洛阳伽蓝记》所载。”
　　但是，佛教与朝廷的关系，实牵系著当政者一人之好恶，暂不论嘉靖皇帝时，因为宠信道教，佛教受到严重的迫害。仅是风水的因素，也能无端毁坏寺院。如大兴隆寺，原名庆寿寺，金章宗时所建。于正统十三年重建，赐名大兴隆寺，立“天下第一丛林”牌楼，壮丽甲京城。后因正门有碍皇宫的风水，先是禁止开启寺庙正门，不许鸣钟鼓，接著毁天下第一丛林牌楼、香炉、幡竿。
　　另一座是大隆福寺，也曾是京城第一大寺。因其地不吉，也被拆去前门牌坊，禁止寺院鸣钟鼓。日渐萧条，不复当年庄严华丽的情景。
　　8.替僧
　　按明代制度，凡是皇太子、诸王子诞生，就要剃度幼童一人，替皇子出家为僧，称“替僧”，或称“替度”。初选替僧之时，要从众僧中卜一年命最贵之人，才允许披剃。北京城南的海会寺，相传就是明穆宗出生受厘之所，显然就是替僧出家之处。
　　这些僧人藉著是皇帝的替僧，在一般僧众中具有极高的声望，而朝廷给予他们的奉养居处，几乎等同王公。
　　9.香火院
　　寺院若由僧人募化，就不属于香火院；若由私人出资建造，就是所谓的“香火院”，而出资者就成为这座香火院的护法。寺僧与香火院的捐施者有一种相互依靠的关系。寺院是捐施者祝厘之所，而捐施者则是寺僧的香火饭主。如湖广竟陵县的宝峰山观音寺，又称为“十八湾杨氏寺”，因为是由当地望族杨氏出资修缮建造，这座观音寺就成了杨氏家族的家庙。
　　明代香火院有四类：一、皇帝敕建的寺院，建造之资有些是出自内帑，或由太后等出资合建，甚至有皇帝的替僧在此出家。二、宦官的香火院。三、皇帝将寺院赐给臣下，成为官员的香火院。四、缙绅们出资兴建，寺院住持亦由兴建者自定，如此出资者的法事活动，由香火院承担。甚至，将其宗祠建于寺庙之内，成了名副其实的香火院。
　　10.门僧
　　门僧之制，始于唐代的“门徒”。唐代时，百官之家“多以僧尼道士为门徒”，与之往还，即使家里有妻子也不避忌。一直到了明朝，江南还有所谓的“门徒”。
　　明朝时，有些宦官信奉佛教，除了广建寺庙之外，甚至依仗权势，收罗僧人在自己的门下，形成所谓的“门僧”。而亲近这些宦官的僧人，能因此而获官得利，所以，也有些僧众会贿赂宦官，投其门下，号称“门僧”。
　　11.士大夫与僧人
　　晚明，士大夫“多崇释氏教”，“禅悦之风”盛行，甚至有所谓的“狂禅习气”，这成为一股风尚。礼佛饭僧，谈禅说佛，出入佛寺，与僧人交游，已是明代当时士大夫清雅生活的基本内容。
　　喜禅之风影响所及，士大夫流行所谓的“清言”，内容雅致冷峻，超脱世俗烦扰，蕴含著很多的人生哲理与经验，其中多以佛道思想为基础，如《菜根谭》。甚至，为表示自己的超脱气质，士大夫也无不以拥有一袭禅衣或身穿禅衣为清闲生活的标志。
　　这些士大夫学禅，有些确实成为佛教有名的护法居士，也有些研究的作品，如焦竑、冯梦祯等。但也有不过是想让人说他志韵高远，便于做官；或是赶得时尚，显得有些文化气息，如明人张凤翼在《谭辂》一书说道：“近来士夫谢病，多挈一僧出游，以表见其高。人见之，便谓是苏长公、佛印作用。”
　　至于士人延请供养出家众，不别好坏，导致一些酒色无赖之徒也一概接纳，使得当时流传一句：“不交僧与道，便是好人家。”
　　另外，僧人也多与士大夫相交，缙绅之士“各迎于家”。僧人出入公卿之门，一同游览名山，清谈雅论，杂以诗句，蔚为风尚。在金陵、吴越等地，僧人大多能诗，而且相习成风，若不会写诗，就会被视为不清；相同的，士大夫若不能与僧人交游，同样也会被人视为不雅。
　　12.妇孺与佛教
　　妇女学佛
　　明代妇女，不分其社会身分地位，生活内容尽管有些差异，但信奉佛道却是她们的共同生活内容：结会讲经、斋僧饭道、修寺建塔、山顶进香、庙宇烧香等，都是明代妇女的社交生活样态。
　　寄名
　　孩子生下后，为躲避灾疫，就在寺庙寄名，而后改易原先的乳名，称“寄名”，或“契名”。如憨山大师周岁时风疾发作，几乎死去，他的母亲就向观音大士祈祷，并许愿让其出家寄名于当地的长寿寺，随后改易乳名称“和尚”。
　　13.乞丐的行业神
　　明朝时，乞丐以佛教中的“给孤独长者”为乞丐行业的守护神。给孤独长者是佛陀时代的大护法，常济助贫贱者，故称“给孤独”。明代，在南北两京设“舍饭寺”以济贫贱。舍饭寺的一边是蜡烛寺，另一边叫幡竿寺。幡竿寺的伽蓝殿内塑有给孤独长者的像。
　　14.进香团
　　明太祖曾下令“若有官及军民之家，纵令妻女于寺观神庙烧香者，笞四十，罪坐夫男。”也禁止私自在家“焚烧夜香”。但明代百姓到寺观烧香已成为一种风俗，尤其是妇女。除了家里烧香拜佛，每月朔望至寺庙烧香外，另外就是组织香会、香社去朝山进香。
　　明代民间全国性朝山进香之地主要有三处：泰山、武当山和普陀山。地域性的进香活动，以当地名山寺院为主。
　　乡民进香多以结社往返的方式，成员有男有女，也有单是妇女的结社，这类香社都是一些女菩萨，除庶民百姓家的女子外，也有一些官宦夫人。由道婆担任会首，召集会员或道友，进香社首先要缴交“随会”，也就是会费，包括沿途雇驴、下店、要带回的礼品等费用。为避男女相遇之嫌，沿途会友们要戴“眼罩子”。到了目的地，一是烧香许愿还愿；另外就是“演社”，参与沿街表演。
　　曾有记载：有一个多达三百多人的进香团，选十位干练者作“香头”，领一面“泰山进香”旗帜，由地方知县在旗帜上盖官印，给进香团旅途方便。沿路前有三十面大锣、五十面小锣，打著锣高声念佛，一路上好不热闹。
　　15.文学艺术
　　明朝的文学艺术作品反映出浓厚的佛道思想，体现整个社会背景佛道盛行的客观事实。如和紫柏大师渊源甚深的汤显祖，其脍炙人口的“临川四梦”或“玉茗堂四梦”（《还魂记》（一名《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里，描写人生的荣华富贵、官场黑暗、男女真情，犹如一场梦，道出世事无常、空幻不实，最后无不归于佛道。
　　明代小说则常见因果轮回、成仙成佛的佛道思想，以此劝导世人行善，如＜醒世恒言＞卷廿末尾“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劝君莫把欺心传，湛湛青天不可欺。”也有以佛道故事为内容而创作的戏曲，如目莲救母、观音菩萨行传等，常在节日或社祭活动时演出。另外，诗词、绘画、建筑、雕塑等，亦是深受佛道思想影响。
　　16.寺院社会功能
　　公益活动
　　寺院参与铺路造桥、救灾济贫，并提供住宿服务。如明武宗南巡之时，当时从驾者数千人，“僧房家家占满，殊无措足地。”明末政治不稳，许多官吏南迁，但又没有足够的官舍，寺院也成了官吏们的安家之处，如当时南京天界寺是“明季多为官寓”。
　　而那些贫苦百姓居住无屋，佛寺也常常提供住房、斋饭等社会公益救济。
　　提供读书讲学场所
　　寺院环境清幽洁净，是士人读书、讲学的好处所。寺院有多余的空房往往出租，供人寄住读书或讲学，如柳诒征先生说：“明儒讲学之所，自书院之外，复有寺、观、祠宇之集会，月有定期，以相砥砺。”士人进入寺院，向僧人请教佛学，将佛法融入自己的思想，是佛教影响士人的一个管道。
　　寺院也是僧人、士人文化的创作基地，寺院里有饱学的僧人、壮丽殿堂，更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寺院屡次兴废，历代文学家、艺术家曾在寺院里发生脍炙人口的轶闻，也创发许多文学艺术的作品，这些都题留或保存于寺院。
　　许多人巡礼圣地、探访遗踪而踏入寺院，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宗教活动及人文参访之处
　　寺院不但是僧人修行和生活的场所，同时也是社会大众表达宗教情意的地方。明朝时，民众到寺院礼佛、听法、参加法会。而许多名山古刹不仅山景秀丽，殿堂像设巍然壮丽，匾楹书法、碑铭摹刻、卷轴条幅，不乏名家之作；帛画壁画、佛像雕塑、亭榭造景等精湛雅致，这些独特的人文景观，吸引许多文人、缙绅、民众前往参访游冶。
　　佛教另类现象
　　17.僧而为官
　　中国佛教自古向来有僧人为官。先僧而后入仕的，如宋汤惠休、蔡京；先仕而后为僧的，如南齐刘勰、唐圆净等。明朝政府有正式的僧官体系，皆由僧人出任，也曾礼得宠的西藏喇嘛为国师。在这些僧官体系之外，高拜大位的还有成祖时的僧人释道衍、世宗时的道士邵元节（官拜礼部尚书）、道士陶仲文（兼领三孤、礼部尚书）。
　　功在“靖难之役”的道衍法师，明成祖论功行赏时，以其为第一。不仅恢复他的原姓姚，还赐名广孝。道衍法师虽拜大位，但终身不娶妻、不蓄发，晚年归隐山林，布衲锡杖，萧然一身。
　　道衍法师虽功几开国，祖父母、父母都封了官，但其为明成祖策划发起靖难之役，并没有获得他家乡吴人的认同。有一次，他穿著官服回乡探望姊姊，姊姊拒不见面，说：“贵人来这穷人家做什么？”后来改穿僧服回去，姊姊向他一拜后，再也不出来见面。
　　18.挂搭僧
　　明代朝廷建立的僧籍与道籍制度，有颁布所谓的《周知册》，来核对僧道，以防冒滥。不过，时日一久，《周知册》已经很难反应僧道增长的实况。
　　自正统后，佛道寺院、道观，常成为游民的避难所，甚至有人为了逃避差役、逃军、逃匠、逃罪而私自削发。因此，明末，许多僧人并没有取得合法的度牒，到处游方，随处应供或募斋化缘，寄宿于一些寺院，寺院也成了一些游方僧人的挂搭之所。明代时，北京的方言称“代替人”为挂搭僧，可以见出明朝时，挂搭僧人数之多。
　　19.火宅僧
　　明朝法令规定僧人不许蓄妻和仆人，若有，是要送官法办。但在福建某些地区，僧道公然留发娶妻生子。寺里僧人近百，只有负责出入政府机关的那人剃发，其他与在家众没有什么分别。广东等地，有家室的僧人称为“火宅僧”，僧人的妻子称为“梵嫂”。
　　20.自之焚供佛的迷思
　　《五杂菹》里提到明朝僧人常有焚身供佛的事情，莲池大师曾撰文反对活焚。但社会大众对此的接受度很高，常在僧人自之焚当天围观并且供养，此事真假难辨。因此，明代常有敛财伤人欺骗的案件。
　　或由寺里僧人到处广宣，诳说供养燃身供佛者的功德殊胜，敛诈金钱。然后诱骗个愚劣沙弥，先让他喝药，发不出声音来。仪式当天，将沙弥捆绑丢至备好的木材上。当火一点，烟焰涨合之际，万众喧闹，沙弥虽然挣扎喊冤，也听不到了。
　　或者也有些无赖僧贪得钱帛，先服用冰片数铢，届时只会觉得全身寒颤，就是烈焰焦灼，也不感到痛楚。远近乡民信以为真，供养于是不绝。乃至灼顶、燃灯、炼指、断臂、剔目，各类苦行，社会大众常是“接踵相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