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与锦城文化

玄奘与锦城文化
　　成都六合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徐大明 孙桂芳
　　内容提要：锦城地处天府之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源远流长。从蚕丛鱼凫开国到汉代锦官城的正式建立，到唐宋重藩，到当代超大城市，不管是作为中国最悠闲的城市所体现出来的人居文化，还是作为移民之都所体现出来的和合文化，以及作为宗教圣地所体现出来的佛教文化，作为齐天蜀道所体现出来的行健文化，都是独具特色的。唐玄奘西竺取经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其正式成为僧人的受戒之地在锦城。玄奘在锦城住了五年之久，锦城文化对其所取得的成就的作用是颇大的。玄奘之事迹及可贵精神对锦城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玄奘 大慈寺 锦城 文化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踏平坎坷成大道，送罢艰险又出发……”伴随着这首传遍大江南北的《敢问路在何方》，唐僧、孙悟空、沙和尚、猪八戒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故事也随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西游记》虽为神话小说，但小说中的主人公唐僧，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唐僧即玄奘大师，唐代高僧，佛教学者，翻译家，中国佛教法相唯识宗创始人，姓陈名棉，洛州缑氏人(今河南偃师缑氏镇)，因精通佛教经、律、论三藏，又称三藏法师。玄奘大师自幼聪颖过人，八岁即晓《孝经》，并随其二兄陈素(法名长捷)出家住净土寺，习诵佛典。隋大业八年，隋炀帝下令度僧21人，当时投考者达400余人。时玄奘13岁，因念其“品格难求”，考试官破格将他录取，成为一名沙弥。
　　唐武德元年(618年)，玄奘从长安来到成都，随宝暹、道基、志振等法师学习佛教经论。
　　唐武德五年(622年)玄奘于锦城(成都)受具足戒，成为一名正式僧人，时年21岁。
　　玄奘大师的受戒之地锦城，其历史由来已久。。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1]，相传古蜀国的开国之君蚕丛就是一位养蚕之君。蜀锦作为成都的一大特产，历史悠久。东汉时，朝廷就在成都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锦官”。并在成都南门的“流江南岸夷里桥边”建了“锦官城”，把织锦工人集中起来统一进行管理。织锦工人们集中居住在锦官城的附近，称为“锦里”，其织锦的交易市场，称为“锦市”。众多外地人办事居住的九眼桥附近的驿站，称为“锦官驿”。到三国蜀汉时期，蜀锦闻名天下，成为蜀国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当时战事频繁，蜀丞相诸葛亮曾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
　　李膺《益州记》载：“锦城在益州南笮桥东，流江南岸，治蜀时故锦官处也，号锦里，城墉犹在。”
　　《华阳国志》记有：“夷里桥南岸，道西有城，故锦官也。锦鲜明，命曰锦里。”
　　《水经注》：“夷里桥道西，故锦官也。”言锦工织锦则濯之江流，而锦至鲜明，濯以它江则锦色弱矣，遂命之为锦里也。
　　因蜀锦之盛名，所以成都又称“锦城”或“锦官城”。
　　唐代爱国诗人杜甫有两首描写“锦城”的诗篇《春夜喜雨》和《蜀相》，诗中佳句“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春夜喜雨》)“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蜀相》)脍炙人口，流传至今。“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在李白大诗人这首千古传诵的诗篇《蜀道难》中描写了当时锦城的奇特魅力。
　　玄奘大师在锦城从师学习佛教经律论达5年之久，且在锦城正式成为一名僧人，并随后赴天竺成就了大业。玄奘大师在锦城的经历不仅是他成为高僧大德的基础，可以说也是他去西天取经的真正起点。玄奘大师圆寂以后，葬于长安，但因历史变迁，锦城名寺文殊院有缘供奉大师之灵骨，让大师得以回归天府锦城。
　　中国自古有地灵人杰之说，作为天府之国的锦城，其神奇、厚重、深邃的文化，不仅孕育了司马相如、扬雄、李白、苏轼等这些名扬天下的大家，也孕育了玄奘大师这位影响深远的高僧大德。
　　一 天府之国——玄奘与锦城人居文化
　　按《周礼·春官·天府》记载，“天府”本是负责珍藏国家重器、宝器与重要文书档案的官职名，也是珍藏这些贵重之器物档案的宝库之称。后被引申作为城域的美誉，凡是聚集财富，物产富饶，地势险要之城，便可誉之为“天府”。战国时秦昭王派李冰任蜀郡太守，不仅修建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还采取了一系列开发蜀地的措施，使成都平原日渐富庶。到了汉代，经济持续发展，开始赢得了“天府之国”的美誉。蜀汉丞相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著名史学家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写道：“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天下谓之天府也。”至隋唐，锦城经济进入一个极盛时期，其繁荣程度堪与扬州媲美，当时“扬一益二”的说法广为流传，即扬州居全国第一，锦城居全国第二。
　　武元衡《奉酬淮南中书相公兄赠序》中写道“时号扬、益，俱为重藩，左右皇都”。到了宋代，锦城经济长足发展，甚至超过了唐代，成为两宋抵抗金、蒙的人力财力资源的战略大后方。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举世公认的旅行史上的奇书《马可·波罗游记》中对“天府之国”的锦城作了如下描述：“穿山越岭，走过20个驿站路程之后，来到蛮子省境内的一片平川，那里有一个名叫成都府的地区。它的省城是一座壮丽的大城，也使用同一名称。……这座城市有许多大小河川发源于远处的高山，河水从不同方向围绕和穿过这座大城，供给城市必须的用水。有些河川宽达800米，有些宽200步，而且都很深。……大川细流和城下各条支流汇合成一条大江(长江)，这条江水东流人海。全线要航行100天的路程。沿河两畔和邻近的地方，有着许多市镇和要塞，河中舟楫如蚁，运载着大宗的商品，往来于这座城市。……居民以务农为生。城市中有许多制造业，尤其能纺制精美漂亮的布匹、绉纱或绫绸。”
　　由于锦城的气候宜人，物产富饶，社会安定，所以虽偏安一隅，却成为历朝历代隐居避难的名城，一座休闲之都，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就是“乐不思蜀”的刘禅，其实也是为了蜀民安宁，苦在心头，强颜欢笑罢了。
　　著名杂志《新周刊》曾对中国各大城市作了一个比较：北京——最大气的城市；上海——最奢华的城市；西安——最古朴的城市；深圳——最有欲望的城市；拉萨——最神秘的城市；成都(锦城)——最悠闲的城市……
　　玄奘之所以选择蜀地作为正式出家前寻师求法之地，其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原大地兵荒马乱，关中及京师的大德们都相率人蜀，天府之国的锦城已成为当时的佛教文化中心。据《玄奘传》：“大业余历，兵饥交贸，法食两缘，投庇无所，承沙门道基化开井络，法俗钦仰，乃与兄从之”，“西逾剑阁，即达成都(锦城)。”玄奘大师在锦城大约生活了5年(618年一622年)。锦城的富饶宁静与深厚文化为大师的佛学造诣提供了优越条件。
　　在历史上，锦城虽远离历代统一王朝的政治中心，但因其物华天宝，国：泰民安，又往往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王业之基”和“避难之所”。如周武王借用巴蜀之师伐纣成功；…；秦凭巴蜀灭掉六国，统一天下；刘邦靠萧何守巴蜀，打败了项羽；晋用王睿，一统江山；隋携巴蜀之资平定了天下；唐以四川为前哨，成功抵御外侵；宋取四川，得以定江南，抗金蒙。至于天子避难西蜀，则以唐朝最为典型，唐僖宗因黄巢起义、唐玄宗因“安史之乱”相继避蜀。即使到近代，国共合作取得伟大抗日战争的胜利，四川也是负担财政开支最多的省份，8年间约8800亿元(法币)，占全国总支出的1／3，出粮占全国的31．6％，兵源占全国的1／5。
　　因此天府锦城，物华天宝，实乃“安居乐业”之人间天堂，优哉游哉，让人流连忘返!在这片富饶美丽的土地上不仅人才辈出，名家如云，就是玄奘大师西行取经之路也可以说是从锦城开始的。
　　二 移民之都——玄奘与锦城和合文化
　　据考古发现，在锦城地区发掘的古遗址中出现了大量属于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西北文化、滇濮文化以及域外文化的文物。在扬雄《蜀王本纪》中记有荆人鳖灵死，：其尸流之，随江水上至郫，见蜀王杜宇。杜宇立以为相……以其国禅之。蜀王杜宇，不仅以外人鳖灵为相，而且以国禅之，一国之君尚且如此胸怀，何况国人乎?可以说古锦城就是当时各地区、各民族文化交汇的地方。。 据历史记载，锦城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移民之都，从春秋战国至明清，大型的移民人川活动就有六七次之多，分别为战国时秦国与秦王朝之交、东汉末至三国蜀汉时期、两晋南北朝时期、唐至五代时期、宋元时期、元末明初、明末清初。
　　因此，自锦城建城以来，真正的土著居民微乎其微，绝大部分居民都是外来移民。其大量移民的结果，不仅给地广人稀的巴蜀输入进大量的资金、技术以及新鲜知识、先进人才和文化理念，从而大大促进了锦城社会经济文化的飞跃，而且也形成了锦城人民特有的和合圆融的性格与文化。其特点是不保守、不妒才、不护短、热情、宽容。汉代大文豪司马相如与临邛才女卓文君为追求爱情，成为反抗封建礼教前驱，佳话流传千古。卓文君之父卓王孙即是赵人人蜀。一代诗圣杜甫虽不是成都人，但在成都人的心目中，却胜似成都人。杜甫草堂至今犹在，并成为锦城之标志景观。
　　玄奘人蜀，可以说深受锦城移民文化之影响。大师在蜀中的四五年间，遍游名寺，广访名师，畅行无阻，究通佛学诸部。在离蜀前夕，玄奘大师登峨眉山丰L普贤菩萨，在九老洞遇一老僧，授佛经一册，并佛偈四句：“付汝般若舟，慈悲度一切。普贤行愿深，广利无边众。”大师顿悟，为了“度一切”、 “利无边”，遂抛却杂念，坚定了进取求法的之志，并不顾其兄所阻，毅然于武德六年(623)离开锦城乐土，泛舟三峡，经荆州，至河南、山东、河北，复至长安，足迹遍及全国。在离开锦城五年以后，终于踏上了西行求法之旅。可以说，锦城移民文化的丰富宽广、博大开放与大师树立求法利导众法之志愿是密不可分的。
　　三 宗教圣地——玄奘与锦城佛教文化
　　从古金沙的祭祀之台到今天“震旦第一丛林”大慈寺的开放中兴，锦城历来就是一个宗教圣地。虽历经沧桑，不少寺庙古刹被毁，但至清代末年，锦城之内仍有寺庙164处，其中清真寺9处，道士260余人，僧人近600人，其中女僧100余人。当时成都人口不足30万人，佛教信徒就达10万之众。在众多寺庙中最为著名的佛教寺庙是大慈寺和文殊院，而这两座佛教名刹也与玄奘大师有缘，前者相传为大师受具足戒、坐夏学律的地方，后者是供奉大师灵骨之处。
　　被誉为“震旦第一丛林”的大慈寺，位于锦城之中心，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中国名刹。宋普济《五灯会元》记载，印度僧人宝掌于魏晋年间人蜀，礼普贤，留大慈。据此计算，大慈寺应建于3世纪—4世纪之间，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
　　唐代第一高僧，佛教法相宗创始人，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的玄奘大师于唐武德元年(618)随其兄长捷法师人蜀，在锦城期间，师从宝暹、道基等法师，四五年间，究通诸部，讲座之下，常数百人。世传武德五年(622)春，玄奘大师在大慈寺律院受戒，成为一名正式僧人，坐夏学律，后泛舟三峡，取道荆州，经长安到天竺，实现取经壮举。
　　玄奘在锦城之经历无疑给锦城佛教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玄奘受戒134年后的唐天宝十五年，唐玄宗因避安史之乱来到锦城，在大慈寺门前，见到僧人正向难民施粥，玄宗看着眼前的一切，触景生情，联想到前朝的兴盛，自己时下窘境，不禁泪流满面。
　　当初的大慈寺可能规模不大，只是个小寺庙，但因世传是玄奘大师受戒之处，又有唐明皇因僧人的慈悲和怜悯而感动掉泪的故事，所以玄宗的儿子唐肃宗后来御笔亲题“敕建大圣慈寺”匾额送至锦城，大慈寺得以大规模扩建，甚至在武宗灭佛，锦城佛寺尽毁的情势下，大慈寺也能幸免于难，成为锦城唯一保留下来的寺院，成为蜀中当时规模最大的佛寺。
　　大慈寺在唐宋时期达到极盛。，占有锦城东城之小半，在当时及至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大慈寺不仅是锦城的佛教中心，而且还是锦城的文化中心和贸易休闲中心。
　　唐宋时大慈寺的壁画着称于世。宋代文学家苏轼曾到寺中游览，当参观大慈寺的壁画时，曾由衷赞叹“此地壁画精妙冠世”。皆因大慈寺有玄奘大师、“宋代鉴真”道隆禅师、唐代祖师无相禅师等名师云集，有唐朝皇帝幸蜀垂青，故许多著名画家聚集锦城，在大慈寺留下了不少稀世珍品。苏轼游大慈寺的时候，大慈寺就有100余幅壁画上乘佳作，就连号称“画圣”的吴道子亲笔画也达10幅之多。在《大慈寺画法》中，李之纯赞道：“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锦城)之多；就成都较之，莫如大慈寺之盛。”遗憾的是大慈寺在明末毁于战乱Q到了清代虽经几番重修，但寺中众多壁画已不复存在。试想，如果大慈寺的艺术和宗教不因战乱而焚毁，其地位何逊天下名窟敦煌和其他名山圣寺。
　　大慈寺不但佛法兴盛，而且商业繁荣，各种季节性市场及夜市热闹非凡，而且有场景阔大的露天茶馆。大慈寺对于锦城这座欢乐时俗的文化古城的意义，一位本土作家概括得很好：“来成都(锦城)，没到过大慈寺，等于没到过成都。·”， ：
　　“文革”期间，大慈寺移作他用。20世纪80年代作为成都市博物馆。自2004年4月8日正式对外开放以来不断修缮，现已初具规模。2005年6月25日，大恩法师荣膺大慈寺中兴后第一代方丈。2006年金秋9月，大慈寺又迎来四方嘉宾，召；开玄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大慈寺将随着新时代的步伐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大慈寺被称为“震旦第一丛林”，而地处锦城的中国十大禅林之一的文殊院则被誉为“中国第一都市禅林”。因为在这座佛教寺院里，锦城人不仅拜佛以求消灾免难，而且喝茶、聊天、晒太阳、遛鸟、晨练。当清晨的阳光照在锦城大街小巷时，文殊院便热闹起来，不同的人都可以各取所需，在这座充满都市欢乐气氛的古庙里寻找到心灵安贝占的妙方。在文殊院，宗教历史文化与锦城民俗文化得以完美结合。
　　文殊院初建于隋朝，本名信相寺，距今已有1300余年的历史，著名高僧慈笃、本圆、能海、宽霖等先后执掌本寺。玄奘在蜀期间曾遍游锦城名刹，文殊院当年也定然曾留下大师之足迹。玄奘大师圆寂之后，其灵骨珍藏之处寥寥，而文殊院得以成为蜀中唯一供奉大师灵骨的古刹，实乃中国第一都市禅林之幸事。大师生前因怀利导众生之愿赴天竺求取真经而成为唐代第一高僧，文殊院凭将世俗之欢乐带给芸芸众生而成为中国第一都市禅林。二者之精神是浑然一体，一脉相承的。
　　文殊院占地90余亩，是目前成都市区保存最完整的一座佛教寺院，也是目前成都市宗教活动最集中的地方。为了进一步弘扬和发展锦城禅文化，成都市政府正汇集全国知名专家学者规划设计全国最大禅文化主题商业街区，规划占地面积将达26．53公顷，其主题内容包括宗教文化、民俗民居、旅游观光和度假购物等四个方面，首期意境区已动工，由五个历史保护院落构成。在新的历史时期，文殊院将创建集寺院、园林、居住、宗教、川西传统特色小商品生产和交易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产业区和以都市风情为主导产业的街区式特色旅游文化商圈，从而为建立和谐成都、文化成都作出新的贡献。
　　四 齐天蜀道——玄奘与锦城行健文化
　　“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急流争喧虺，砒崖转石万壑雷—…·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太白诗仙神来之笔不仅道出了锦城之乐，同样描绘了蜀道之难。
　　锦城是一个令人流连忘返，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一个在华夏土地上最悠闲的城市。但古往今来，锦城人民不仅会生活享受，而且也不懈奋斗，锦城的历史不仅是一部如花似锦的历史，而且也是一部奋斗奉献的历史。锦城人民不仅聪明智能，热情宽容，而且讲大义，讲奉献，勤劳勇敢，敢为天下之先。锦城人民可歌可泣，可圈可点的奋斗篇章在锦城的历史长河之中，此起彼伏，不断涌现。
　　在蚕丛鱼凫开国之时，“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方钩连”[2]。五丁开山，打通与外界的信道，其艰难危险的程度可想而知。
　　至蜀王杜宇，荆人鳖灵逆流而上至锦城，杜宇用之为国相，因功勋卓著，杜宇禅位于鳖灵，开明王朝从此发端。作为能逆流人蜀，并建功立业之君，鳖灵之智能和勇敢可见一斑。
　　孔孟先贤主张以仁义为重，以大局为重，以义制利，顾全大局，当国家和民族需要时，应抛弃私心杂念，舍生取义。作为巴蜀先民之君望帝杜宇委外乡之荆人鳖灵以重任，·乃是以国家利益为重，其后禅位于治水有功的鳖灵更是大义之举。望帝这种舍弃小我利益的无私奉献精神一直是锦城人民的核心性格。
　　春秋战国时期，巴东守将巴蔓子为平定内乱向楚国求援，条件是事成之后割让巫山、鱼邑、巴乡三城作为酬谢。内乱平定后，楚国要求巴蔓子履约。为保国土完整，巴蔓子答道：“藉楚之灵，克弭祸难。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授楚使。其为国家民族之利益慷慨赴死之举，连楚王也叹服不已：“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为!”乃以上卿之礼葬其头。巴蔓子不仅是古巴蜀最早的忠义典型，也是继望帝之后又一个重大义、讲奉献的典型。
　　在南宋后期，蒙古军人侵四川，在抗击蒙古军队长达36年的钓鱼城保卫战中，不仅涌现出了像余玠、王坚这样坚持抗战而足智多谋的杰出军事家，像张珏这样宁死不投降的爱国将领，而且在战斗中出生人死，浴血奋战，为国捐躯之将士更是不可胜数。
　　在鸦片战争中，川军两度出川，抗击外敌入侵。川军总兵谢朝恩因弹尽粮绝，投海自尽；守备王国英受伤被俘，宁死不屈，壮烈殉国。
　　抗日战争爆发后，四川作为大后方，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除40余万正规军出川抗战外，另外还输出了300多万壮丁，占全国1／5强，四川输出兵员居全国之最，以至当时流传着“无川不成军”的说法。8年之中，出川将士累计伤亡、失踪64万余人，占全国1／5。抗战胜利后，《新华日报》1945年10月8日发表了一篇题为《感谢四川人民》的社论，在肯定四川是抗战大后方的重要基地的同时，盛赞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
　　玄奘大师翻山越岭，攀悬崖，走栈道，过三峡，亲历蜀道之险。到锦城之后，游方参学，讲经传道，亲感蜀人之精神。此历此感无疑在身心两处都为玄奘去天竺取经作了充足的准备和有力的保证。在玄奘大师面前，难于上青天之蜀道尚且被踩在脚下，为普度众生，寻求佛法真谛，去天竺取经之路又何足道哉?
　　五 结语
　　从蚕丛开国到汉代锦城，从汉代锦城到今日成都，几千年的历史证明，以锦城为中心的四川人民不仅对祖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对人类文化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对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对近现代国家的统一与进步繁荣都做出了无私奉献。
　　玄奘作为一代高僧，文化使者，求取佛法真经之英雄，锦城文化无疑对其产生了巨大作用。同样，玄奘大师对锦城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玄奘大师的事迹不仅为锦城人民喜闻乐道，他的优秀品质和精神也是锦城人们学习的榜样。
　　星移斗转，沧海桑田，蜀国先辈及玄奘大师的精神正激励着努力建设和谐成都的新一代锦城人。
　　[1] 李白《蜀道难》。
　　[2] 李白《蜀道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