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标晚节 皓月镇中天——记抗战时期的弘一大师

黄花标晚节 皓月镇中天——记抗战时期的弘一大师
　　作者：林长弘
　　近代杰出的艺术大师弘一法师（李叔同）是一位“抱热心救国”的爱国高僧。他早年参加同盟会，支持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并成为“操南音不忘其旧”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成员。这位“南社旧侣”，①以“标劲节，树清风”的精神，抒写家国感怀，把自己的境遇同祖国和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歌曲。其中的《大中华》和《祖国歌》②等爱国歌曲曾风靡大江南北。
　　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不断扩大，尤其是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危机更日益加深，民族矛盾逐渐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呼声已成为时代的最强音。1937年3月，移锡厦门万石岩的弘一大师，心情格外的沉重和悲愤。他在《佛教公论》五月号上登载《释弘一启事》：“余此次至南普陀……近因旧疾复作，精神衰弱，颓唐不支。拟即移居他寺，习静养病。若有缁素过访，恕不晤谈；或有信件，亦未能裁答。失礼之罪，诸希原谅，至祷。”③然而，正在谢绝外界访问与通信的弘一大师，却于五月初欣然应允厦门市运会筹委会的邀请编撰会歌。大师感时伤乱，心潮潮湃，写下了《厦门市第一届运动大会会歌》：
　　禾山苍苍，鹭水荡荡，国旗遍飘扬！健儿身手，各献所长，大家图自强。你看那，外来敌，多么猖！请大家想想，请大家想想，切莫再彷徨。请大家，在领袖领导之下，把国事担当。到那时，饮黄龙，为民族争光；到那时，饮黄龙，为民族争光！④
　　弘一大师巧妙地把强壮体魄与抵御外侮紧密地联系起来，作为运动会的主题，使整首歌曲高昂奋发，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深深地鼓舞了全市民众投身抗日救亡的时代洪流中。这歌曲在当时确是起了一定的号召作用，随后很快在全国各地广泛传唱。
　　此时的厦门已是战云密布，敌机、敌舰常来骚扰。由于驻守厦门的国民政府海军力量薄弱，致使日本海军于1936年6月起不断到厦门“操演”、“访问”，得以肆无忌惮地进出厦门港口，窥探军情，处心积虑地谋图占有厦门。⑤同年7月间，日本第十三驱逐舰队司令西岗茂泰率领“吴竹”、“若竹”两军舰，由汕头窜进厦门。有一天，西岗茂泰司令因久闻弘一大师盛名，特登岸往鼓浪屿日光岩寺寻访大师，并要求大师用日语对话（弘一大师青年时留学日本，精通日语），大师坚持“在华言华”而拒之。司令说：“吾国为君之婿乡，又有血缘之亲，何竟忘之？”大师以华语回之：“贵国为吾负笈之邦，师友均在，倘有日风烟俱净，祥和之气重现，贫僧旧地重游，谒师访友，以日语倾积久之愫，因所愿也。”司令又说：“论弘扬佛法，敝国之环境较贫穷落后的贵国为优，法师若愿命驾，吾当奏明天皇，以国师礼专机迎往……”大师毅然答道：“出家人宠辱俱忘，敝国虽穷，爱之弥笃！尤不愿在板荡时离去，纵以身殉，在所不惜。”大师直面强敌，大义凛然，镇定自若，虽只简短数语，却浸透着大师的人格力量，维护了中国人的尊严。嗣后，一些中外报纸均冠以“爱国高僧”的标题予以详细报道。⑥我们从1939年农历十月廿五日弘一大师在永春普济寺时致徒孙郑健魂的信中也可以看到大师那颗坚强的心：“……对付敌难，舍身殉教，朽人于四年前已有决心。曾与传贯师等言及。古诗云：‘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吾人一生之中，晚节最为要紧，愿与仁等共勉之也。”⑦而后，大师在贺转道老和尚七秩寿联还写道：“老圃秋残，犹有黄花标晚节；澄潭影现，仰观皓月镇中天。”并在录写唐代李义山“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诗句时改为“人间爱晚晴”以自励。这里的“爱”即是佛法的慈悲境界，也表露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愫，以明自己即使是身处逆境，也要永葆心志节操，大师遂自署“晚晴老人”。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国进入全面的抗日战争。从1932年3月2日至1938年2月间，日军飞机对厦门进行了37次空袭轰炸。1937年10月26日，金门岛沦陷，厦门告急。但厦门各界人士纷纷组织抗日团体，奋起保家卫国。⑧弘一大师这时正在青岛湛山寺讲律，亲笔书“殉教”横额，跋语有“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⑨大师于农历九月廿七日回到厦门后，缁素弟子为大师的安危而焦虑，劝请大师避入内地。大师却说：“为护法故，不怕炮弹”，“倘值变乱，愿以身殉。”并自题所居为“殉教堂”，表明自己誓与危城共存亡的决心。直至厦门岛陷落敌手的前四天(1938年农历四月初八。厦门沦陷为1938年5月13日)，大师才离开厦门到漳州弘法。1938年农历五月十一日，大师致弟子丰子恺的信上写道：“……朽人近恒发愿，愿舍身护法（为壮烈之牺牲），不愿苟且偷安，独善其身也。”（10）同年初夏，大师卓锡泉州承天寺，常于当食之顷潸然泪下告诫寺僧：“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是温陵（泉州古称）之水，身为佛子，于此之时，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为释迦如来张点体面，……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人一无所用，而犹腼颜受食，能无愧于心乎！”（11）时逢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国运衰微，哀鸿遍野。大师满腔忧国忧民的感情，化作“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12）的警语，并题记说明：“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虽然，此时的弘一大师并没有脱下僧袍换成战袍，但他却能把佛法真谛与抗战救国有机地联系起来，赋予佛法以壮怀激烈的时代精神，在他的意识里，他的宣讲佛理，既是一种觉世救世之举，也是在号召抗战。弘一大师将这种精神体现在每一件书法墨妙中，日书百幅，分赠各方，勉勖诸佛弟子共赴国难。
　　1938年冬季至1941年3月，泉州遭受了日寇飞机接连几十次的狂轰滥炸，死伤频闻，损失极为惨重。（13）弘一大师时居泉州，对日寇的野蛮暴行非常愤慨，他号召僧众说：“我们佛教徒属国民一分子，爱国之心当不后人，捍卫国家乃国民天职……”因此，在他的极力倡导下，晋江县佛教徒联合组成“晋江县佛教徒战时救护队”，（14）队部设在开元寺准提禅林，选拔爱国爱教壮健僧众教徒集合编训，参与救护伤员，掩埋死难者，为战时的泉州做出了应尽的贡献。
　　弘一大师于1941年秋禅居晋江福林寺，该寺地处海疆前线，日寇军舰常游弋于永宁深沪湾海域，强敌压境，战事在即。泉州开元寺的住持僧为了大师的安全，特派传贯法师前往劝请他回城避难。传贯法师带去一束红菊花聊作慰问，大师接物后有感于怀，遂托意《为红菊花说偈》：“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15）表达了在敌人气焰方张之时，临危不惧，以民族大义为念，决然奉教的去向，这与其所主张的“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的卫国思想相印证，可透视大师深沉的爱国之心。
　　著名学者朱光潜在《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160的纪念文章中写道：“弘一法师是我国当代我所最景仰的一位高士。……佛终生说法，都是为了救济众生，他正是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的。”确实，弘一大师在抗战时期表现出的正是这种独立精神下救世的热血与肝胆。1938年10月，弘一大师在安海水心亭澄院时，赠予一位年轻学子李明信（即李鸣群，书画篆刻家）的墨宝，所书“最后之胜利”（17）五字铿锵作响的预言，委实意味深长。因为抗战时期的口号是全国各地不论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仇敌忾，奋起抗敌，争取最后之胜利。大师虽然只在安海弘法，但面对烽火弥漫的中华大地，不仅没有悲观失望，而且满怀希冀，深知为救亡图存而反抗强暴乃是必经大道，祈盼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弘一大师来不及亲眼看到抗战的“最后之胜利”，就于1942年农历九月初四日安详圆寂于泉州“温陵养老院”晚晴室。
　　弘一大师曾发愿“为宏律而尽形寿”，但时代的风声雨声并没有使他完全忘情世事。他“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保持民族气节，积极宣传抗日，激励和影响了许多佛教徒走上爱国爱教的道路。如亲近大师的僧俗弟子寿山法师、黄福海等人均为闽中地下党员，大师的弟子妙莲法师、广空法师、广德法师数年后为中共泉州地下党游击队筹集一百两黄金作为经费，为迎接解放大军早日入闽做出重大贡献。弘一大师在抗战时期的表现，更自然地令人想到同时期的周作人。曾是李叔同的弘一大师，也与周作人一样留学日本多年，并且也曾带回来一日籍夫人。但当李叔同作为“弘一大师”而在为抗日呼号时，周作人却依附日寇，颇遭世人非议。抗战期间，还有所谓“低调俱乐部”，一伙人经常聚在一起（其中的周佛海、罗君强、梅思平等后来都成了大汉奸），非议抗战，鼓吹求和，把抗战呼声说成是“唱高调”，然而在“唱高调”奏响着时代最强音的人群中，居然有在常人看来只应低眉俯首、合十念佛的僧人——弘一大师，这怎不令人感慨系之！1939年，弘一大师六十寿诞时，曾与大师年轻时一起“标劲节、树清风”的南社老友柳亚子寄来贺诗，诗后有两句作结“愿持铁禅杖，打杀卖国贼。”（18）当时的周作人、周佛海等不正是柳亚子认为该用铁禅杖打杀的吧。
　　弘一大师“一生清风亮节会永远严顽立懦，为民族精神文化树立了丰碑。”（19）在国难当头的情势下，他的爱国赤诚昭然可见。他以“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为座右铭，临终绝笔“悲欣交集”所蕴含的深意，亦体现了他对芸芸众生的真切悲悯，含蓄地表达自己始终对祖国的忧思和眷恋！这不就是弘一大师崇高的爱国精神的写照吗？
　　1995年6月于泉州忘言斋
　　（林长弘：泉州市弘一大师学术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泉州市书法家协会秘书长）
　　注释：
　　①林子青《弘一大师年谱》中的《姓名别号与其家世》之2页。
　　②丰子恺编《李叔同歌曲集》之2页、4页。
　　③林子青《弘一大师年谱》249页；《弘一大师全集》卷七页之26页。
　　④《弘一大师全集》卷七之471。
　　⑤厦门市档案局档案资料《日寇在厦门的罪行》。
　　⑥黄萍荪主编杭州《越风》文史半月刊，曾于1937年登载弘一大师《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黄氏晚年时回忆大师的文章《弘一法师口述〈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言及有关“拒敌”和报道“爱国高僧”等事。登于《人物》杂志1991年第二期上。
　　⑦弘一大师《致穆犍莲》中也特书此句：《弘一大师全集》卷八之259页。
　　⑧厦门市档案局档案材料《日寇在厦门的罪行》。
　　⑨林子青《弘一大师年谱》（1978年香港版之传贯法师珍藏墨迹插页）。
　　（１0）《弘一大师全集》卷八之190页。
　　１1 转引叶青眼居士《千江印月集》：《弘一大师全集》卷十之87页。
　　１2 抗日战争时期题承天寺联》：《弘一大师全集》卷七之457页。
　　１3 泉州市档案局档案资料及《泉州文史资料》（第13辑）。
　　１4 庄荣标老居士《雪鸿录》及《泉州鲤城文史资料》（9辑）之76页。
　　１5 《弘一大师全集》卷七之454页。
　　１6 《弘一大师》第4页（中国佛教协会编）。
　　１7 林长弘采访书画篆刻家李鸣群老师，并获睹弘一大师“最后之胜利”真迹。
　　１8 《弘一大师全集》卷十之63页。
　　１9 朱光潜《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弘一大师全集》卷十之161页。
　　（原载于：泉州市弘一大师学术研究会编《弘一大师纪念文集》海风出版社200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