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术报导”专栏看《普门学报》的个性和特色

从“学术报导”专栏看《普门学报》的个性和特色
　　皮朝纲（四川师范大学毅授）
　　阅读了《普门学报》第七期至十一期，深感她是一份办刊宗旨明确、个性特色突出的佛教学术刊物。它侧重从理论上研究、倡导、弘扬“人问佛教”，因而与“人间佛教”相关的学科与内容、特别是人间佛教与现代社会生活相关的问题，部展开了讨论。她正在按照星云大师所说“人问佛教是地球人类走向未来的一道光明”（星云，《佛光教科书·佛教问题探讨》第四十二页），“佛光山所推动的是与时俱进的人间佛教，绝非固步自封的抽象义学的佛教”（《普门学报》第一期第Ⅱ页）的思想，使自己为人问佛教在二十一世纪走向更加成熟与完善，为弘扬人间佛教，有益社会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在我看来，《普门学报》的个性和特色，正如她的刊名；曰门”一样，表现出“圆融”的自信精神、宽广胸怀与人生智慧。；曰者，周遍也。诸法无量，若不得普，则是偏法；若得普者，则是圆法。”（智顗，《妙法莲花经文句》卷十下（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普门学报》内容的丰富性与多样化、观点的新颖性与多元化、作者的广泛性与个性化，正体现了一种圆融精神，正体现了慈容法师在（《普门学报》发行缘起与展望）中提出的办刊宗旨：“我们这份《普门学报》，并没有宗派、门户的限制；既曰“普门”，即希望容纳各宗、各派，以及中外古今的论说，甚至不同的思想观点，乃至和传统的佛教有差异的理论，只要言之有理有据，我们都乐于刊出。”（《普门学报》第一期，第二页）正因如此，《普门学报》已成为人们了解与探讨人间佛教运动的一个重要园地。
　　《普门学报》由于编辑部诸位法师的精心设计，栏目丰富多样。他们明确提出《普门学报》的“四大特色”之一就是“展开各类学术报导，传播学界最新消息”（见《普门学报》第七期二刚期目录”所附“《普门学报》四大特色”），其“学术报导”专栏就办得很有生气。我想就她的“学术报导”专栏谈一点看法。
　　《普门学报》第七至十一期的“学术报导”专栏刊载了七篇文章，它们可分为四组内容：一是关于“人间佛教”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的纪要，它们是永本的（“人间佛教的理论与实践”会议记实）、依昱的（“国际佛光会世界会员大会特别学术研讨会”报导）（以上两文载《普门学报》第十期）；二是关于中国大陆佛教研究的综述，它们是方立天的（中国大陆佛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普门学报》第七期）、黄夏年的（二十一世纪佛教研究的断想）（《普门学报》第八期）、黄夏年的二一〇〇一年中国大陆佛教会议综述）（《普门学报》第十一期）；三是关于海峡两岸中国佛教文学研究的述评，它是张高评与林朝成的（两岸中国佛教文学研究的课题之评介与省思——以诗、禅交涉为中心）（《普门学报》第九期）；四是关于现代生死学理论建构学术研讨会的报导，它是陈宏治的（“现代生死学理论建构”学术研讨会报导）（《普门学报》第七期）。初读这些文章之后，令人感到有以下特点。
　　第一、前沿性。我所说的前沿性，一是指这些文章中所介绍、评价的某些研究成果、论断，是处于学术领域的前沿和领先水平；二是指文章的作者，在综述、评占中所提出的某些见解、观点，具有创造性，处于学术研究的前沿。
　　永本、依昱的会议纪要，突出介绍了星云大师今年开春以来关于“人间佛教”的论述，特别是在二十一世纪如何将佛陀济度众生的心愿，透过对教义的研究、诠释，落实于人间的思想。对“人间佛教”如何“落实于人问”的问题，星云大师提出了四点看法，即“从个人到家庭皈依三宝，受持五戒”、“从社会到国家实践四摄，广行六度”、“从经济到政治生活应富足，尊重包容”、“从世界到种族要人人平等，同体共生”（《普门学报》第十期，第二八四—二八五页）。对于在二十一世纪如何以佛教的思想来净化社会人心，建设“人间净土一，星云大师提出了现代佛教“四化”：“佛法人间化”、“生活书香化”、“信仰尊重化一、“行事现代化”（《普门学报》第十期，第二九六—二九七页）。他在佛法如何改造人生观的问题上，提出了“发心与发展”的要求，即要能发四种心：“要“发慈悲心，怨亲平等”一、一要“发增上心，定慧等持””、“要“发同体心，人我一如””、“要“发菩提心，自在圆满””；要有四种发展：“要“发展人性的真善美好””、“要气发展世间的福慧圣财””、一要气发展人际的和乐爱欲””、“要“发展未来的生佛合一””；而“发心，就是建设自我；发展，就是建设世界。帮助自已要“发心”：帮助世界要“发展”。”（《普门学报》第十期，第三〇〇—至三〇一页。星云大师的讲话以（发心与发展——二〇〇二年四月国际佛光会第九次世界大会主题演说）为题刊于《普门学报》第十期，第一—十六页）通过这些介绍，能使我们进一步了解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的思想内涵与当代社会的关系。
　　方立天、黄夏年的综述，对二十世纪中国大陆的佛教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他们展现了二十世纪中国大陆佛教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其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以及所达到的境地，介绍了一批在国际国内产生过重大而深远影响的、极富创见的研究成果和学说。他们对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研究发展阶段的分析、研究成绩的概述、贯穿中国佛教史研究的重点和路向的揭示，其脉络清晰，重点突出，概述简明，评估公允。其对“影响和制约中国佛教研究的诸因素”与“中国佛教研究学者自身和客观条件的优长和缺陷”（《普门学报》第七期，第三三三—三三八页）的剖析，中肯有力，不乏真知灼见，提出了一些带规律性的、具有指导性的意见。如提出研究中“观念有时失衡，视野比较狭窄”，只有“清醒而及时调整观念”，才“足保持研究不断前进的前提”，“调整这些观念，并付诸实践，必将使中国佛教研究出现另一番面貌，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普门学报》第七期，第三三六页）。从他们对二十世纪中国大陆的佛教研究的回顾总结中，表现出了对佛教研究事业的热忱，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和问题意识。同时表明他们对中国大陆的佛教研究动态十分熟悉，对中国佛教以及相关学科有相当深厚的学术功底，从而“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文心雕龙·知音》）。
　　张高评与林朝成的述评，对海峡两岸近二十年来的中国佛教文学研究进行了述评。该文“是就中国佛教文学的研究课题与论题，以诗、禅交涉为中心，评介佛教文学研究的脉络意义与方法上的进展，将佛教文学研究的课题放到文学史、美学史与文化史的脉络中，以阐明佛教文学研究论题的发展、学者在异音交响中所显发的多重论述空间以及佛教文学研究中的洞见与不见。一（《普门学报》第九期，第二五三页）作者对海峡两岸近二十年来的中国佛教文学研究状况，非常熟悉，洞若观火，其对研究成果和重要学术观点的综述十分详尽。其最突出的特点，是评估中既有肯定，又指出不足，有质疑，有商榷，有辨析，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对若干重要的学术观点中的差异与分歧（如对禅师的诗歌创作特色的揭示、意境说的佛教思想资源等等），作了客观的介绍，同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该文对于人们了解海峡两岸近二十年来在中国佛教文学研究上的深度和广度、最新成果的内容和提出的主要观点、研究中的不足，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是一篇有理论深度的、具有思辩色彩的优秀之作。
　　陈宏治的文章指出了“现代生死学理论建构”的学术研讨会，“是由医学、教育、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甚至是临终关怀与民俗、中国哲学等等的角度，切人这门新兴的学科”（《普门学报》第七期，第三〇三页）。文中介绍了涉及“现代生死学理论”的若干理论问题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动态。
　　第二、前瞻性。这些综述、报导、纪要，分别对人间佛教、传统佛教、佛教文学、现代生死学的未来走向、研究课题、研究方法等等，进行了预测，设计了方案，或者提出了可操作性计划。
　　永本（“人间佛教的理论与实践”会议记实），报导了与会学者关于“人间佛教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发展策略”讨论中提出的主张，提出了“人问佛教在国际上的推展如何本土化”的研究课题（《普门学报》第十期，第二九三页）。
　　方立天（中国大陆佛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指出：“展望中国佛教研究，就是要对中国佛教研究的未来走向、趋势、特点，以及新变化、新发展作出判断和预期。”（《普门学报》第七期，第三三八页）作者标举“（一）随著观念的不断转变，研究理路将逐步趋于完善”；“（二）不断补充、运用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推动中国佛教研究向深度与广度发展”；“（三）现实性课题的研究将重点展开”：“（四）随著佛教资讯网和类似网站的建立，中国佛教研究将逐步进入网路时代”四点（《普门学报》第七期，第二三九—三四〇页）。这是在对中国佛教研究状况进行大量调查、精心分析，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情况，所作出的“展望”。其判断有据，预期有望，分析精辟，说服有力。
　　黄夏年在（二十一世纪佛教研究的断想）中，重申自己曾针对“当前佛教研究的现状以及未来的设想”，提出过的十条“对策”（《普门学报》第八期，第三〇八—三〇九页）：又根据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新形势，对未来的佛教研究的发展方向，提出了七条意见。他对未来佛教研究的前景充满信心，“佛教的研究会朝著健康和扩大的方向运作，而且还可能会再出现一个高潮，至少会成为学术界和出版界关注的热点之一”（《普门学报》第八期，第三一八页）；他对“未来的佛教研究将会出现多层次、内容广、有深度、精细化的这样几个特点”（《普门·学报》第八期，第三一九页）、“未来佛学研究的方法论必将呈现多元化的局面”（《普门学报》第八期，第三二〇页）等作了精辟的分析。
　　张高评与林朝成在（两岸中国佛教文学研究的课题之评介与省思——以诗、禅交涉为中心）一文的“佛教文学研究的课题之省思——代结语”（《普门学报》第九期，第二八一—二八七页）中，从“研究课题的再开拓”、“研究方法的再省察”与“面向当代文学与思想的对话”等三个方面，提出了“未来研究方向”。其观点鲜明，见解精当，分析透彻，课题具体。比如，在二不派化、地域化佛教文学研究的开发”中，关于具体作家的研究，除学界已研究到的王维、白居易、苏轼、黄庭坚、杨万里等大家外，作者就提出了可以研究的八十九人的名单·在“研究方法的再省察”中，提出了要“奠定严谨的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要“形成研究者显题化的自觉与研究规范”；作者强调提出，“为了未来前瞻性的研究，研究方法的再省察，自然是个迫切的课题。”这些综述，表现了作者学术视野开阔，学术眼光敏锐，学术功底扎实，因而能从科学的、理性的高度，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课题与方法，能给人深刻的敔迪。
　　第三，丰富性。这些综述、报导、纪要，展现了一个广阔的学术天地，内容非常丰富，资料翔实，信息量大，很有参考价值。
　　比如方立天、张高评诸位的综述，从正文、“注释”、“参考文献”就可得知，他们熟悉学术研究动态，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黄夏年（二〇〇一年中国大陆佛教会议的综述），报导了十个佛教学术会议的情况，计有：“二十一世纪人问佛教学术研讨会”、““大乘佛教与现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法尊法师学术思想研讨会”、“六祖惠能思想学术研讨会”、“‘马祖及其洪州宗’国际学术研讨会”、““唐宋的佛教与社会——寺院财富与世俗供养”国际学术研讨会”、“少林寺与中国律宗学术研讨会”、“中越佛教教育研讨会一、一第九次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五台山研究会会员代表大会”。该文提供了大量的、敌人思惟的资讯。在我们看来，要写出这样的述评、报导、纪要，需要作者对学术研究有高度的热情，谨严扎实的态度，对学术研究状况作大量的、深入的调查研究。对学术研究来说，它既是一种基础性的工作，又是一种指导性的工作。它能够给学者和广大读者提供一个学术天地，及时了解最新的学术资讯、学术资料；它又能在一定程度上，给学术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方向、研究课题、研究方法。这是一项嘉惠学林、服务读者、弘扬佛教文化、有益社会进步的工作。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张高评教授，他多年来为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包括佛教文化的交流）作了许多工作，如由他策划、台湾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于九〇年代出版的“两岸丛书”，就有《教煌类书》（王三庆）、《禅宗与中国古代诗歌艺术》（李淼）、《中国禅宗大全（一—八）》（李淼主编）、《中国禅宗与诗歌》（周裕铛）、《佛教文化（上、下）》（许华应）等专著，其功不可没。
　　在这些优秀的学术综述中，主要是对佛教研究的专著进行了介绍与评估，而很少提及哪些具有创见（有的属原创性）、学术质量很高的论文，这不能不说有遗珠之憾。虽然，学术综述涉及面宽，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但读者希望作者能尽可能注意那些单篇论文，把它们及时介绍给读者。
　　总之，《普门学报》有自己的独特个性与特色，其所开辟的“学术报导”专栏，则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它的个性与特色，这是学报编辑部的法师们的辛勤耕耘所绽开的花朵。祝愿它越开越鲜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