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含经》看释迦牟尼的商业思想

从《阿含经》看释迦牟尼的商业思想
　　谭苑芳
　　提 要：《阿含经》为原始佛教、部派佛教所公认的根本佛法，其中包含了大量释迦对商人的说法，从中可看出释迦商业思想的主要特点是以因缘果报为中心?既重视经济发达，又提倡超越财利；既崇尚积累财富，又要勤俭节用；虽提倡自己勤俭又号召不吝惜地布施众生、慈悲利他。
　　谭苑芳，广州大学副教授，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主题词：《阿含经》 商人 商业思想
　　《阿含经》是释迦牟尼寂灭后第一次结集时所完成的经典，乃释迦教化直接传承而来的教集。释迦对众生说法，总是针对众生智慧程度、层次不同而方便善巧、当机说教。释迦所处的时代是公元前6至5世纪，当时印度最大的教派耆那教(Jainism)，对教徒守不杀生戒律限制甚严，所以教徒的职业选择亦因而受了限制，都乐于从事商业与金融业。古印度十分重视经济发展，崇尚富贵繁华，商业工巧成为当时流行的职业。《杂阿含卷四》中有这样的记载：“谓善男子种种工巧业处以自营生，谓种田、商贾，或以王事，或以书疏算画”。。商人阶级在群众中扎根已久，释迦在说法时，常针对商人的发财心理，动之以致富之道，晓之以拜佛得福之理，随时以实例作为譬喻，以及与门徒的问答，无形中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思想。
　　一．商人对释迦的拥护
　　释迦牟尼成道后近50年间，赤足跋涉印度各地教化度人，向国王、大臣、婆罗门、沙门、长者、商人、贫民等各色各样的人说法不倦，根据听众的接受能力向他们解说善度人生及超越生死之道，使无数人获益无穷。由于当时商业繁荣，释迦最初的传教对象往往是城里的商人，释迦的许多思想符合商人的利益，特别是“四姓平等”、“业报轮回”、“转轮圣王”等思想更是道出了商人渴望平等、和平和消灭痛苦获得幸福的心声，因此得到了商人阶级的衷心拥护，商人在经济上给予佛教有力的支持，而商人也在佛门的庇护下，得以迅速成长壮大。
　　1．商人地位与“四姓平等”
　　佛教兴起的印度社会，已有从农业走向工商业的新兴权贵。当时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与缅甸、波斯、阿拉伯等国都有贸易往来)，商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如《增一阿含经卷二十》中讲到：“长者名跋提，饶财多宝，不可称计。金、银、珍宝、砗磲、玛瑙、真珠、虎魄、象马、车乘——皆悉备具”。但是商人在政治上没有地位，被婆罗门视为“非我族类”，婆罗门宣扬“吠陀天启”，创立了神圣不可逾越的四姓等级：婆罗门为专责宗教之祭师，掌握文化、宗教大权。刹帝利为独占军政之武士，吠舍为业农工商之平民，第四首陀罗族，即被征服者，以劳力供贱役，无祭神重生之权也。印度商人有了经济基础，对政治权利也产生了强烈的要求，他们极力要求打破婆罗门至高无上的种姓特权，以及在知识领域的垄断地位。释迦对当时社会制度的不平等提出激烈的抨击，并提出了“四姓平等”。反对任何人为的阶级或等级，声称自己的生活与未来并非由梵天安排，而完全取决于自己，释迦在接受弟子时，从不问其属何种姓，地位尊卑，对四姓一视同仁。如《杂阿含经卷二十》：“如是四姓悉皆平等，有何差别?当知，大王，四种姓者，皆悉平等，无有胜如差别之异”。在此基础上，释迦更倡导以慈悲心平等对待一切众生，不分怨亲、亲疏，不论信佛与否。释迦这一种打破社会人民所受枷锁的态度，反映了印度人民反对不平等的制度、渴望获得幸福的心声，博得了民众尤其是商人的拥护，纷纷欢喜皈依于佛教。当时受释迦感化而立志出家修道的比丘，就有不少是工商人士。释迦去波罗奈，遇商人提谓、波利于途中，二人以麸蜜献佛，受三皈依而去，是得释迦财分之最初弟子也。在释迦的弟子中，开始是五比丘，其次是商人耶舍，耶舍一次就带了六十个门徒皈依于佛。
　　2．商路安全与“转轮圣王”
　　除了“四姓平等”思想外，释迦提出转轮圣王的观念也深受商人的欢迎。转轮圣王这一形象的出现是古印度人民长期渴望统一的愿望，于是梦想出一个转轮圣王能统一全印度，而且能给人民过上太平的日子。《长阿含卷六》描述了转轮圣王出现的种种好处：“为转轮圣王，领四天下，时，王自在以法治化，人中殊特，七宝具足”。转轮圣王统治时，国中人民：“寿命延长，颜色增益，安隐快乐，财宝丰饶，威力具足”。反之，则国家分裂，小国争雄，关卡林立，这对商人发展事业无疑是极大的障碍。当时古印度商路上盗匪横行，野兽出没，贸易商人常常结成商队，在保镖的护卫下来往贩运。商队的数量按佛教文献惯用数字是500乘车。商队常常遭遇掠劫，在《杂阿含经卷二二》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过去世时，拘萨罗国，有诸商人，五百乘车，共行治生，至旷野中，旷野有五百群贼在后随逐，伺便欲作劫盗”。
　　当时的航海贸易也是有很大风险的，这类传说很多，如《增一阿含经卷四一》：“过去久远婆罗奈城中有商客名曰普富，将五百商人人海采宝，然彼大海侧有罗刹所居之处，恒食啖人民。是时，普富商主便作是念，此大海之中非人所居之处，那得有此女人止住，此必是罗刹””普富商主告诸商人，速离此地，诸商不听，全部遇害，独商主逃脱，免于遭难。可见，当时的海路也同样面临种种危险。因此，商人都希望借助佛光普照，盼望有一个威德的国王去保证商路的安全。
　　3．商人获福与“业报轮回”
　　另一方面，商人对于释迦牟尼的业报轮回思想也欣然接受，尤其是只要乐善好施，即可获致幸福、升入天堂这一因果报应论，比起婆罗门的苦行、祭礼等苛刻条件，要简便易行多了，所以能受到群众特别是商人们的欢迎。在《长阿含经卷八》中释迦讲了很长一段非难苦行行为的话：“或一日一食，或二日——七日一食——或食牛粪——以无数众苦，苦役此身”。这显然是有钱商人难以做到的。而布施与佛僧则是商人所乐意的，商人出钱出物供给佛僧，一方面在听道中心灵获得智慧和慰籍，另一方面经商活动也在释迦的教诲和佛门的庇护下获得好处。因此，商人都非常乐意亲近释迦，积极布施与佛僧，大富豪商如须达多、给孤独等人，都是佛教最有力的施主。如《杂阿含经卷三十》就提到：“我在家中所有财物，常与世尊及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等共受用，不计我所”。释迦每年夏坐的地方以及平时停留的精舍也都在商贾居住的大城市之内，其中有的就是大商人赠送给他的。据说，东园的鹿子母讲堂，即为一富豪家新娘卖掉一件昂贵的嫁妆施建的。
　　二．释迦牟尼的商业思想
　　智慧和慈悲，被公认为佛教基本精神的两大方面，释迦在以智慧洞彻诸法实相、业力不失的同时，对众生怀有深切的感情，怜念众生，如母忆子。释迦的慈悲观根源于对宇宙人生的正觉——“诸法缘起”：凡存在的，皆建立于缘起相互依存的关系中。《杂阿含经卷一》，用“此有则彼有，此无则彼无；此生则彼生，此灭则彼灭”o一偈来表述，整个世界处于重重关系网络当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与他人、社会、自然，如同一束芦苇，相互依持，方可耸立。因此释迦的商业思想始终不离慈悲利他为目的，强调不吝惜地布施众生，只有利他才是真正的自利。释迦认为，经济生活中应方便、守护、正命具足，掌握谋生的技术，从事生产，求得钱财，并善于理财，不浪费，不吝啬；既要满足世俗生活的需求，求得富贵福德，又要始终与般若智慧不相分离；了明因果，积极布施，自利利他。
　　1．勤劳智慧的生产观
　　释迦首先以因缘果报说明财富的获得，反对财富命定观，认为自己的业力(古代释为“造作”，现在可以解释为活动或实践)决定自己的福报如何。这其中包括宿因和现缘：一切不劳而获的定命论，是不对的。因为虽有布施业因，而福报现前，大抵还是要有现缘的。前生的福业，有的能自然感报，但更多是，还要依自己现生的功力——现缘。用一分的力量，有一分的收获。如农夫种田，播下种子(如宿世施业)，还得勤劳的灌水，下肥，除草(如现生功力)，才会丰收。种田是这样，获得财富也是这样，所以释迦认为不能专依宿世的福业，还得靠今生的努力。《佛说善生经》言： “先当学技术，于后求财物”。。凡人必须拥有一种技术，技术须通过学习，否则不学无术，无以谋生，不能为社会生产，也就不能获财业。 《杂阿含经卷四八》说：“营生之业者，田种行商者，牧牛羊兴息，邸舍以求利”e。只要能勤劳赚取，无论是农牧收成，或是经商贸易、企业经营、投资生息等都能将本求利，获得财福。
　　释迦反对不劳而获，提倡勤劳致富，对懒惰的行为做出了批评：“若有懒惰者，当知有六灾患，云何为六?一者大早不作业，二者大晚不作业，三者大寒不作业，四者大热不作业，五者大饱不作业，六者大饥不作业。居士子，若人懒惰者不经营作事，作事不营则功业不成，未得财物则不能得，本有财物便转消耗”(《中阿含·大品善生经》)。凡寒热饥饱有可藉之口时皆不肯生产，如此事业不成，求财不得，家财转消。因此，释迦认为人生必有正当事业，殷勤经营，使衣食丰足、生活安定，然后才能生起种种善事，所备衣食足然后礼乐兴。假使懒惰放荡，无恒业无恒心，必致饥寒交迫铤而走险，则恶事生而苦报随之矣。
　　释迦在提倡勤劳致富的同时说经营要把握时机，智慧求财，做到互通有无，迂回利市，就能一本万利。在《佛说长阿含经卷七》记载了一个故事 说昔时有两个人结伴外出经营。其中有一人，以货易货，把握时机，以贱易贵致富，原先只买到些廉价的麻，但见机易罗窘，又易丝，再易疋帛，又卖帛买银其利百倍，终于最后又易其银还买勘金，致富回家。既能光耀门第又能济族亲，令人赞扬。另一人执著，不能随机应变，同样持麻，至外空走一趟，回家麻仍原封不动，一无所获，被视为愚笨，而生苦恼。
　　2．如法求财的交换观
　　古印度商业繁荣，集市交易非常活络，商品丰富，买卖方便，商人形形色色。 《起世经卷七》：“阎浮提人，所有市易，或以钱宝，或以谷帛，或以众生；瞿陀尼人，所有市易，或以牛羊，或摩尼宝；弗婆提人，所作市易，或以财帛，或以五谷，或摩尼宝”。伴随商业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加，人们不免追逐名利、烦恼丛生。如高利贷在古印度社会也盛行起来，《增壹阿含经卷二六》中讲到王舍城有个大长者，他饶财多宝，也放高利贷。当鸡头梵志向他借钱时说：“不过七日自当相还，若不相还者，我与妇没身为奴婢”。释迦深感这种不平等的交换苦不堪言 “世间贫穷苦，举贷他钱财，举贷钱财已，他责为苦恼，财主往求索，因此收系缚，此缚甚重苦”(《中阿含经卷二十九》)”。
　　因此，释迦应机说法，提出财富的获得必须要取之有道、符合八正道的正业与正命，正命，即正确的行为，不作杀生、偷盗、邪恶等恶业，常作善业。正命，指正确的生活，以正道谋取衣食、用具等物，养家活命，不贪取无厌，不敲诈剥削，不挥霍浪费。非法所的得的财富，如经上常说的：窃取他物(以抢劫、偷盗、诈骗等方式窃取他人财物)、违法贪污(包括走私贩毒、倒买军火及收受贿赂、偷税漏税等等)、抵赖债物(以不正当手段抵赖自己的债务或侵吞他物)、吞没寄存(以欺骗性手段，非法占有他人寄放或委托管理的钱财)、欺罔工财(在共同合作中，以巧立名目、伪造帐目等方式，将共同财产转移到自己名下)、因便侵占(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损公肥私等)、籍势苟得(利用职权替人办事，从中捞取钱财等)、经营非法(包括漫天要价、短斤少两等不正当经营手段)、诈骗投机(包括造假贩假、以次充好等非法经营方式)、赌博营业、放高利贷等等不道德的交换行为都是释迦所不许的：“求财物者·，当知有六非道。云何为六?一日种种戏求财物者为非道；二曰非时行求财物者为非道；三日饮酒放逸求财物者为非道；四日亲近恶知识求财物者为非道；五日常喜妓乐求财物者为非道；六日懒惰求财物者为非道”(《中阿含经卷三三》)。前五不俭，第六不勤，如此求财，皆为非道，如缘木求鱼，其害尤有过之。
　　3．“利和同均”的分配观
　　释迦憧憬着一个合理的社会，和乐的人间，对于财产的分配提出“利和同均”，即财物共有，经济平均，有利同享，无平富之分。《佛说息诤因缘经》说：“若得法利及世利养悉同所受……与众同受勿私隐用”，在《中阿含·本起经》也说“既利以平均，如是众附亲”。惠施臣民，平均分配，薄赋节用，让人民生活富裕，被释迦强调为国家安定的根本保障。
　　释迦的分配观是他的平等观在经济上的表现，释迦深切地关怀众生，对于贫困者更是慈悲地施与。布施，被释迦视为六度之首，为菩萨所必行，布施，即以福利布施与需求者，毫不吝惜。《阿含经》中，释迦即多次宣说布施之功德，劝人施舍贫穷病弱、出家修道之人，“种植众善本，终获大福利”(《杂阿含经卷三五》)。释迦谈到布施时，常用“福田”作比喻，释迦的福田观念，把福以慈悲来表示，内涵更为深厚而高超。福田的“田”含有生长的意思， “福田”即可生福德之田。犹如农夫播种于田，有秋收之利。行善布施表种下利人救济的事，则能受诸福报于后，以田生长为义故名福田。凡敬待福田(佛、僧、父母、悲苦者)，即可收获福德、功德的“福报”。福田分为二种：一、以受恭敬之佛法僧为对象的敬田；二、以受怜悯之贫、病者为对象的悲田。另有三福田(悲田、敬田、恩田)、八福田、看病福田等多种；但都不出悲、敬二大福田。释迦认为真正的布施要求“不简福田”：对于悲田，不生轻贱心；对于敬田，不应生求报心。以缘起之理，才能远离差别见解，对一切众生不分亲疏贵贱一视同仁，这才是真布施、清净布施。在悲敬二田中，释迦更关注以贫病、孤老为对象的悲田。
　　4．合理筹划的消费观
　　对个人所得之财富，释迦认为应常作四等份，一份当消费之用，两份再投资作生利之用，还有一份储蓄起来以备急时之需：“后求财物已，分别作四分，一分作饮食，一分作田业，一分举藏置，急时赴所须，耕作商人给，一分出息利”(《中阿含经卷三三》e。《佛说善生子经》也说：“若索以得财，当常作四分，一分供衣食，二为本求利，藏一为储输，厄时可救之”
　　个人消费，释迦认为要奢俭适中，不要过于悭吝，过于吝啬则被讥为饿死狗、守财奴：“若有钱财，不能衣食，不能惠施，极自俭用，众人咸言，如此之人死如狗死，宜自筹量，不奢不俭”(《杂阿含经卷五》。不知自己受用，不知供给家属，不知供施作福，一味悭吝，不但无益于后世，现生家庭与社会中也不会安乐。释迦又强调要量人为出，不可过分耗费，而致家庭经济日见困难：“谓善男子所有钱财出内称量，周圆掌护，不令多入少出也，多出少人也。如执秤者，少则增之，多则减之，知平而舍”(《杂阿含经卷四》)。
　　财富积累，只要是净财(合法的财富)，不但是维持生计的必要条件，同时还能利益社会、造福人类，对于财富累积，释迦比喻如同蜜蜂采花酿蜜，要尽量储蓄“彼如是求财，尤如蜂采花”《中阿含经卷三三》。并且要“守护具足”：“谓善男子所有钱谷，方便所得，白手执作，如法而得，能极守护，不令王、贼、水、火劫夺漂没令失。”(《杂阿含经卷第四》)
　　投资生利，释迦提出应在每年的收人中，分出一分为事业费，以本求利，增加收入，使财富增长累积起来。除此之外更要利济众生，广种福田。一方面回馈社会大众，一方面为自己耕耘福田。《佛说善生经》言：“凡人富有财，当念以利人，与人同财利，布施者升天，得利与人共，在在获所安”。利人即是利己，度人亦即在自度。爱人利物，皆为自己后世福报的基础。所以，释迦说：“惠施及爱言，常为他行利，众生等同利，名称普远至。”(《中阿含经卷三三》)
　　结语
　　释迦的商业思想是以因缘果报为中心，主张有业必有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如《中阿含经·思经第五》言：“若有故作业，我说彼必受报，或现世受、或后世受。若不故作业，我说此不必受报”。依据这一理论，释迦认为要勤劳致富、如法求财，尽力布施，行善助人终可得福报。并在此基础上，竭力提倡慈悲利他的思想，释迦说佛与众生同出一源，本为一体，岂可有一独悟而众生迷?所以释迦提倡兼济天下而非独善其身，要求把自我拯救建立在每个人的努力并引导众生的共同努力基础上。自利利他、自济济人，或说通过救济别人自求得自己的救济。正如《杂阿含经卷第二十四》所说：“自护时即是护他，他自护时亦是护已……不恐怖他，不违他，不害他，慈心哀彼，是名护他自护”。利人即是利己，度人亦即在自度。这对于推动更多的人以“行善事得好报”的广义功利目的投入到现实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人们至近仍在沿用的一个词“功德无量”，恰好蕴涵着深刻的佛教业报思想。综观佛教传人中国二千年来的历史，由于佛教济世度人的慈悲情怀，佛教在社会救济事业中承担了独特的角色。无数佛门弟子遵循佛旨，积极投身赈灾济贫、施药治病、护生戒杀、植树凿井、修桥铺路等公益事业。实际上，许许多多人正是为了“功德无量”的慈善事业，不惜献出巨额财产，不惜悠悠此生。
　　(责任编辑：尹 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