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研究的方向——佛光山佛教文化讲座

佛学研究的方向——佛光山佛教文化讲座
　　霍韬晦讲 慧海笔记
　　主持人（蓝吉富居士）介绍：佛光山台北别院能邀请霍韬晦先生来演讲，是很值得庆幸的事。霍先生出身于香港新亚研究所，是已故的大思想家唐君毅先生的高弟，十年前，曾到日本大谷大学大学院专攻佛学及梵文。现在执教于香港新亚书院哲学系。霍先生年龄不到四十岁，是一个冶学精进的年轻学者。他对于现代的冶学新方法有很深的体会，但对于旧传统的内洒也能选择地吸收。对于日本文献学有好几年的熏习，伹又不致于只停滞在资料的堆砌上，而能敏锐地注意到思想的内洒。除此之外，他又能注意到东方思想与西方思想的比较。这种不拘执、不偏倚、能综合、能比较的洽学方法，是国内学术界（尤其是佛学界）所值得取法的。各位善智识：
　　今天能有机会在此和诸位见面，实在荣幸之至。由于个人一向少用国语（记者按：霍先生久居香港之故）。所以在表达上可能不尽顺畅，希望诸位能多海洒。有问题的话，请尽量提出，我定会尽力答覆。
　　关于今天的讲题——佛学研究的方向，是蓝先生为我拟定的。首先我想说明的是，这是个极富争论性的题目，因为它的重点是“方向”，对象是“将来”，而“将来”是无法预知的，每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经验及所受的训练来发表意见。所以，我今天讲这个题目，亦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请大家指教。
　　谈佛学研究的方向，首先须对现实的情形有所了解，否则，拟议的方向与现实脱节而不能做到的话，那也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所谓和现实情形结合，用佛教的一个名词来比拟，就是“相应”。
　　“相应”、一词在梵文的意义里和“合理”是一样的，它们有共同的语根 ，所以涵义也相同。此外，“相应”本是“瑜伽”的转译（yaga），意为“牛轭”，是指控制牛只行动的工具。引申之，则有如下三义：
　　一、结合义：在印度原来的用法是指与当时所崇拜的梵，大
　　自在天相结合之意，进而佛教的唯识宗把它引申为将个
　　人的实践、训练和教理相结合之意。
　　二、道理义：指正确的、合理的方法。
　　三、精进修习义：通过瑜伽实践，可以去除生命中的无明、
　　烦恼，所以这是一种精进修习。由这三点来看，从与现实的结合，到对现实的改造、修习、和转化，表示“相应”是应该的、合理的、必须的。不过，虽说我们可以和现实相应，以找出一个方向，但现实毕竟很复杂，有很多的层面，有不同的环境、地域及传统，所以，我们要谈方向，只有从最切近的地方着手。
　　我认为这首先须了解两方面，就是从中国佛教发展史的纵面和横面加以认识。所谓纵面的认识，就是要对从传统到现代整个中国佛教发展精神的了解；而所谓横面的认识，则是站在传统的佛学研究基础上，与外国的学风比较，以拟出今后应走的方向。
　　1、从纵面而书
　　我想以一句最简单的话来表达对中国佛教发展的精神的看法，就是“对最高理境的追求和体证”。
　　佛教从印度传来中国，至今已有近二千年的历史了，中国人对佛学的学习、了解，甚至修持，基本上是从人的地位开始的，目的就是对最高理境的追求和体证，学佛的最终目的在于成佛，而成佛必须是一步步渐修得成的，所以是一种实践的历程。在中国佛教中，对实践的意义，一向认识深切。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是印度原有的精神。诚如箭喻经中的比喻，要解脱痛苦不能光凭空洞的论理，形上学的讨论对现实人生是没什么直接助益的，所以必须通过。但是这种通过一步步的修行功夫，基于各人的修持程度有所不同，其对问题的了解也就呈现出各种层次，这些层次在印度并未获得全盘的处理，结果流于对立及门户之争。大乘佛教出现很多新经典，未始不是这些对立了解各自发展的结果。传来中国以后，究竟何者方是最高理境?人成佛的实践，应如何入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使各种经典都有指导人生的意义，循序渐进，使得中国人对佛教义理的认识作了全面的安排，这就是“判教”。
　　由于“判教”的内容各家不同，今暂不置论；“判教”的目的，在确定最高理境，以作为人生的归宿，完成“最高的自我”。也许用这名词并不切合（因为佛教讲“无我”，证一切空之理），但在“涅槃经”中曾提及“佛性即最高的自我”的意念，亦即“真我”，所以使用这个名词只要理解得宜，还是可以解释得通的。一个人只要一步步地通过佛陀的各种教法往前走，最后一定会达到最高的理境。这种理境，如果用天台、华严的话来说，也就是“圆教”境界。在这一境界中，人类的精神升到最高点，不但无明、烦恼消除净尽，而且成就究竟圆满。
　　不过，这种追求，在末明以后，显然是衰退了。佛教在义理上固然不能再有开辟，即在社会上亦减少影响力，渐渐变成一个封闭系统。在今天，佛学研究更添一重困难，就是佛教经过一段空白时期，致使现代人在阅读佛经时感到语言上有严重的疏离，因而和社会造成一种鸿沟，一种隔阂，变成另一种独立于社会人群之外的文化。
　　当代中国新儒者熊十力先生曾在他的“佛家名相通释”一书中说到，佛教的用语，并不遵循平常的用法，彷佛是“一独立国之语言，初学读之，不能不为其所困。”因此，目前面对传统的问题，有很多地方就接续不起。主要原因，在学佛的过程中，缺乏全盘的训练，要想承接传统，目前自然是困难重重了。
　　以上是简单地就纵面暑作回顾，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横面的比较。
　　二、从横面而言
　　首先我们要自问：今天我们的研究能力是如何?譬如说，对资料究有多大的了解。我觉得对于佛教各方面的资料能很平情地、很客观地了解，在目前的中国佛学界来说是还没完全做到。对资料有平情而客观的了解，可以说是一种客观的研究精神，是研究任何学术应有的心态，这一点在目前中国佛学界仍是比较欠缺的。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传统的训练方法不足，常存门户之见、宗派意识，加上经文本身的深涩，乃大大地限制了研究层面的扩展，而其中，语言隔阂的因素占了最大的部份。
　　我们且举“业”为例来说明。通常我们对“业”所下定义是“行为”，但是“行为”并不能解尽“业”的涵义。佛教说：“业”，是连带到“报”上说的。若单理解为“行为”，不能有“报”的意义。所以现在我们了解“业”，一方面从“业”字的训诂下手。在梵文里，“业”字的本义可以说是“造作”（Kanma，由语根＼kr!，即“造作”之义构成）。再从思想上看，这种F造作”是可以转化为存在的，“业”即意味着有“报”。这一来，我们就可以了解“业”的本义是指“必然转化为存在的活动”，这就是印度人说“业”的前提，“轮回”就是这种转化的“过程，一。如此，即对“业”的用法有较清楚的了解。
　　传统过份重视实践的立场，在今天研究佛学的方法上是不大适用了。今天我们需要客观的研究精神，为此十我们在资料学、文献学、语言学上的训练，是必不可缺的。另外，我们还可以利用“比较”方法来从事研究，并给予一公正的评价。例如：F金刚经”有六个译本，“楞伽经”有三个译本，胄解深密经l有四个译本，其他经论亦各有多种译本，那么，在这诸多的异译本中，我们就可以拿来比较，看看到底哪一本译得精确，哪一本译得较为切合原典（如果有原典此对的话），然后我们才能正确地就该经做义理上的认知。当然，在这比较的过程中，我们还得在汉译藏经外，参照其他异译（如藏文本），这就牵涉到方法和工具两个问题了。目前我们正需要文献学和语言学的训练。
　　冷静而公正地自我检讨一下，我们目前的研究工作，一方面既把握不住古典研究的传承，另一方面又接不上现代的研究方法，说起来的确教人伤怀。不过我们也不该因此而失去信心和毅力，我们仍是大有可为的。尽管我们目前落后于日本、欧美诸国，但现代社会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相反地，这是一个传播飞速的时代，国与国间，地域与地域间，人际与人际间的距离，已缩短至极了。同样，知识的传播也不再缓滞了。那么，虽然他们已经走在我们的前面甚多，我们仍可以藉由吸收他们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来缩短我们的研究历程，只要我们认真去做，经过一段极短的起步阶段之后，我们就可以赶上他们，和他们并驾齐驱，甚至超越他们。这也正是我们今后应走的方向。
　　从历史观点看，我相信，今天的佛教和佛学研究都已面临大合大开的时代。“大合”的意思，就是将目前在佛学方面已有成就的日本及其他欧美国家的研究成果予以吸收、采撷、融合，而成为往前开展的资粮，这并不是因袭或窃取，而是消化。我们并不主张放弃中国佛教传统，而是主张为开新中国佛教传统而吸取营养。我们必须借重他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予以融会贯通，转化为我们的资粮，做为我们起飞的踏板，那才能引导我们迈向新的里程。
　　“大合”以后，必有“大开”。基于对佛教智慧的了解，成熟之后，必有新的观点，或能对应时代的观点提出来，作为新的方向。这是佛教的新生之路，我们应有信心，及努力催生它!
　　我的看法，今后研究佛学的方向，应本著佛教的相应原则，作下列四点设计：
　　（1）相应于传统的学佛精神
　　我们说现代西方人在佛学研究方面许多长处是我们所不如的，比如在语言学方面，他们对梵文、巴利文、藏文、中文、日文，甚至英文、德文、法文等训练，能够齐头并进，以比较各译本的经文，并从事枝订、翻译、注释，使古老的经文能为现代人所读。从文献的整理上说，功劳甚大。但是我们在赞叹他们的成就同时，千万别以为这样就够了。
　　西方学者的成就，老实说只是学术的成就，而与其人生观点不相干。因此许多西方学者只是“说”佛教，而不是受用佛教，站在弘扬佛法的立场，决不能以此止步。研究是必须落实到生活上来的，最高的理境决不是文字游戏，也不是资料堆砌。一般来说，西方学者除少数外，研究佛教仍未能落在生命上说。这样佛教的前途决不会太光明。他们的研究，只能视之为知识的研究。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佛教传统的价值了：中国佛教对最高理境的追求，是从生命的内面进入的，无论天台、华严，或禅宗，都注重实践修持，以求与最高理境的相通。这一种精神，今后正是需要守住的。由此下来，中国佛教所重视的问题，也是需要继续弘扬的。我们决不能舍弃我们的传统。
　　（2）相应于现代中国人的研究能力
　　关于这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现阶段中国学者的研究能力是未如理想的。一个原因是训练不足，长期以来中国研究佛学的学统已经失落，佛学院办得不理想，没有制度，亦得不到客观的承认。大学里面虽然亦偶有佛教科目，但亦只是概论性的科目，不过聊备一格，要想在其中得到严格的训练是绝不可能。没有好的培育制度，人才的产生十分困难；若没有人才，则佛学研究水准的提高绝对谈不上。虽然，这几十年来，我们亦不是没有学有专精的佛教学者，如欧阳竟无、熊十力、吕激、汤用彤、以至方东美先生、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印顺法师等，但在量上看，仍然太少，同时，几十年来的困难与封闭，使我们与世界学风脱节，未能使用文献学、语言学的方法作为辅助，以致为外国学者所轻视。固然，研究佛学并非非使用梵语、巴利语、藏语不可，正如上文所说，我们亦有自己的研究传统，但现在是世界文化互相交流开放的时代，无理由故步自封。此外，依学术上的标准，做研究工作是要掌握第一手资料的，这样，原语的训练便有必须。
　　除了训练上的原因之外，中国学者一般来说是客观精神不够，不耐烦作纯资料性的工作。鸠摩罗什曾批评说“秦人好略”，我想这是有历史文化上的因由的。正如上文说，中国人学佛，是从生命进入的，则资料性的东西全是第二义以下，非最高的理境所在。但是今天我们做学术研究就不同了。学术研究在它的领域内就是自足的，因此应予以充分的尊重，否则研究的精神就发挥不出来。所以，在今天我们提倡佛学研究，应先注重资料的客观意义，使学佛者有一结实的起点，不要急于构造自己的体系。客观的了解才是学问的根基。
　　（3）相应于世界佛学研究的水准
　　在目前来说，由于训练不足，学者稀少，我们与世界的佛学水准是有一大段臣离的。提倡文献学、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培养人才，亦非一蹴可就。因此，我觉得目前最可行的方法，就是先介绍一些西方的研究成果，以扩大我们的视野，提供现代性的参考资料。这种介绍工作，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报导，一是翻译。如佛光学报第二期有一篇吴汝钧先生所写的“欧美佛学研究的介绍l，即是属于前者。
　　一般来说，报导的文字经过作者消化，比较好读，易掌握重点，但亦可能有过分简暑及有不同，我自己现在则正在尝试译荷兰学者d6 JonS所写的“欧美佛学研究小史”（A Brief Historyof Buddhist Stud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这本书把欧美一百多年来的佛学研究成果作了扼要的叙述，并对各人的贡献给予简单的评价，指出哪些是成功作品，这对我们的研究极有启发的意义。
　　其实，在西方（及日本）的佛学名作是不少的，名家如：Oldenberg, Grimm, Levi, Poussin, Stcherbatsky Geiger Murti,Comze, Guenther,Schayet, Frauwallnet,Tucci, Lamotte等，都有不朽之作传世，因此若能把他们的作品一一翻译出来，对汉语学界研究必然有许多刺激。例如西方学界中对涅槃问题、胜义谛问题，曾有激烈争论。奥顿堡（Oldenbeng）首先强调婆罗门教对佛教的影响，认为涅槃与婆罗门教的探究真我的经验极为相似。但蒲仙（Poussin） 则强调瑜伽的影响，认为涅槃是一种神秘经验。 由此再有近代学者约翰逊（R.E．A. Johansson）以心理学上的某种意识层次来解释涅槃的心理。约翰逊著有“涅槃心理学”（Psychology of Ninva^n!a）一书，反对古典学者以形上观点说涅槃，把涅槃看作形上实体。不过这一说法是否可以接受?西方学者仍作保留。由此可见，西方学者的研究是以文献学为基础，进一步结合现代的人文科学观念，包括历史学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方法，意图重构原始佛教的图象。如果我们能够恰当介绍，或选译过来，对中国学界是会引起研究兴趣的。这也是一个促进中国现阶段的佛学研究较为简便的方法。
　　与介绍、翻译西方佛学名著的同时，附带提到在现阶段中我们还可以做其他工作，这就是原有汉译资料的整理，将传统的名相及经典适当地用现代语言违写。从语言的发展现象言，由于时空条件的改变，语言也有新陈代谢，一些语言往往因年代的久远或地域的不同而成为“死的语言”。同样地，佛经中许多名相或经典的注解、阐释，都是以当时的用语写下的，时至今日，文章的写法，语词的涵义，都不可能完全沿用，这就是造成今天我们在阅读和理解经典时所遭遇的困难。
　　阅读吃力，理解不易，往往使一些有心涉猎之士望而却步，使得经典成为少数学院派人士的专利品，这就有碍于佛学的开展了。所以，要想“大开”，这道樯垣就必须予以突破，这也就是必须先把经文现代化。用现代的语言，现代的表达方式，做最适切的阐释或重新改写，使更多的人接触它、研究它、了解它，自然就能给中国佛学开出一个新纪元。
　　最后，附带一提的，就是入门害和工具书的编写。佛教资料繁多，浩如渊海-名相复杂，并非在短时间内就能掌握，所以好的入门书很重要，客观介绍各宗各期的佛教思想，使初学者有可靠的起点。
　　除入门书外，各种参考书、资料书、解题书、辞典、都很重要。这些都是工具书，没有良好的工具书，佛学研究是不能很迅速地推广的。不过目前我们的佛学研究尚未起步，缺乏可以编写供现代人使用的工具书的人手。
　　（4）相应于现代人类的性灵
　　我们知道研究佛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转化我们的生命，提升我们的生命，但在转化、提升之前，我们应该对人类的性灵暑为认识。
　　现代人类性灵普遍呈现著道德的堕落及无根的空虚。道德的堕落固然有种种因素所造成，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物质的盲目追求。为了满足欲望，于是许多罪恶趁机形成，并未考虑及道德的责任。虽然绝大多数的国家都设有法律，但法律的保障显然是不足够的。因为法律是死的条文，人仍然可以在其中找寻漏洞，而忘了法律的基础在道德。法律代表的是公家良心、公家意愿，所以如不进至道德层界，苏醒人的性灵，则法律条文是不足恃的。基于人的本位而言，道德重整是极其重要的。在这一方面，佛教极有启发。佛教讲去我执、法执，目的正是要求在社会上容纳别人，从根上来化解对自已的骄傲，和对物质的占有。事实上在我执、法执之下，只会造身口意业，并不真能解决问题，反而引致后生的痛苦，得不到真正的自由。我想飞如果每个人都能体会佛教的教义的话，道德的重整是没什么困难的。所以我们也应该正视这一现象而做为研究佛学的一个着眼点。
　　由于物欲澎涨，精神萎缩，现代人的另一个特点是无根，无法安顿自我，于是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重觅自我的理论。存在主义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支。在重觅自我口号的背面隐藏著人类心灵空虚落寞的痛苦。西方浮士德般的灵魂，要求自我不停地超越，但最后所面对的则是空虚。存在主义的祖师尼采的超人哲学就是如此。这是现代西方人类性灵上的共同悲哀。如此的不安定，生命究竟要走向那里呢?
　　在西方哲学家疲于搜索安全感之际，东方人早巳了解高明的境界只在心中，自我是永不能化为客体来追求的，这只有愈引愈远，而成为“执”。所以只有去掉自我之执、外物之执才能知道自我存在的真义。孟子所谓“反身而诚”，人只有在“自反”中才能发掘出人有宽容、慈悲、精进、承担的一面。这是一种内在的智慧、内在的光明。用佛教的话来说，就是般若智的观照。在般若智的作用之下，人的毛病一层层的照察出来，于是看到我们的种种追求，都是虚幻的，都是自我观点下的错误构造，于是从根上消除我们这些虚幻的投影，使精神的上升有了归宿。这可见佛教的智慧对现代人有极深远的意义，我们研究佛学，最后亦当然要把它用到今日世界，而不能只是文字游戏或成为少数学者的古董。一种宗教智慧如果不能与现代人结合，它是不会活下去的。我诚恳地希望从事佛学研究的人能够注意这一点。
　　以上是我对今后研究佛学的方向的一些暑见，由于题目本身就很有争论性，所以我也只能从几个方面加以分析，是否有当，则有待座上各位善知识评判了。我希望佛学研究的新风气，能够在短时间内推展起来。
　　摘自《内明》第13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