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晋南北朝的佛教与中国文化

　　汉魏晋南北朝的佛教与中国文化
　　本文荣获纪念范道南奖学金高祯霙
　　一、前言
　　佛教是宗教，也是哲学，引导著人们探寻人生宇宙的真谛。它不是神道，更不是迷信，它是真实而有价值的哲学思想。
　　可惜的是，很多自称为佛教徒的台湾民众，受到神怪、道士或迷信的影响，只能说是夹杂神道的佛教信仰，并非真正信佛拜佛。纯正的中国佛教文化，一方面富有原始佛教的精神和敦义：另一方面又富有中国文化创新和融会的精神，融人整个中国昀各层面，尤其在哲学思想上。唐代各宗派，如天台宗、禅宗等，都富有极高远的境界，在宋明理学上，又开创出另一个新面貌。
　　本文想探究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佛教在中国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期佛教初输人中国，以后汉为中心，约当西元第一、二世纪，这时期的佛教对中国影响并不大，只能说是外来的文化。第二期是瑰晋南北朝，约第三到第六世纪，佛教逐渐兴蛊起来，成为中区文化，这是承先启后的重要时代。第三期以唐朝（西元六—九到九〇七年）为中心，佛教大蛊，加人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成为有力而创新的内区文化。
　　由于篇幅听限，本文只讨论第一期和第二期的佛教发展情况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二、佛教的输入
　　㈠佛教输人中国的原因
　　中国在佛教传人之前，文化发展已经相当发达。从传说中的五帚、尧、舜，直到夏商周三代，段墟甲骨、铜器、铁器的古物出土，都可以证明中国文化有相当自主而系统的承脉。昕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屏诸四夷，不与同中国”，都充满了文化的优越感，汉朝又是声威远播的时代，佛教这个外来文化能整个融人中国，甚至影响住后千百年，发展出属于中国的佛教，实非偶然。
　　第一，佛教发源地的推动，印度高僧越山航海的传教热忱。其中，尤以印度摩揭陀国阿育王（西元前二六四年～二二七年），继承孔雀王朝的正统，更是佛教的保护者，派遣高僧分赴叙利亚、埃及、锡兰、西藏和印度全境，传播佛教，对后世影响深远。佛教也就随著高僧的脚步传遍西亚、中亚各国，最后来到了中国。
　　第二，交通的便利。古时交通和传播异常不便，后经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出使大夏，身历大宛、月氏、大夏、康居四国，甚至葱岭以西的奄蔡、安息、条支、黎轩、身毒五国，葱岭以东的乌孙、于阗、楼兰、车师五国。匈奴降伏后，各国使节往来不绝，于是西域五十余国，几乎无不与中国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中西交通也因此大开，较古昔更为便利。当时西域已经有许多佛教国家，张骞闻身毒国有浮图教，即为佛教。东汉明帝与和帚时，班超征服西域各国，更架起中西、中印之间的桥梁，文化交通更为方便。
　　第三，魏晋时代，五胡南移，元瑰入主北中国，北方胡族多信佛教，于是带进大批信佛的胡人，当时边境胡汉杂居，佛教便渐渐深入民间生活而成为正式的信仰。
　　第四，虽然中国本身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但在佛教输入时，儒学已混合了阴阳五行和谶讳之学，成为有宗教意味的学术，与民间追求神秘境界和超现实的心理相通。同时，汉代哲学也有宗教迷信的一面，讲趋吉避凶，当时的道教兴起，也讲吐纳守一，吃药飞升以廷寿命，混合了先秦方士的思想。佛教在这样的思想和时代背景下传入中国，它所提出的人生观、因果关系，不生不减和极乐世界等思想，系统严密，仪式隆重，足以填补当时以谶讳、神秘为主的思想空虚。当时的中国人并不真正了解佛法，只把它当成民间信仰，以为佛就是中国所谓的神或超人，将佛教夹杂在中国原有的信仰和思想文化中。
　　㈡佛教的输人与流布
　　佛教输入中国的时与地，有多种不同的说法。有人以为最早可能在周朝末年。例如《列子》说：“孔子曰：丘闻西方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说明周末已知西方有圣者。又如，《历代三宝记》引《朱士行经录》说：“秦王政四年（西元前二四三年），西域沙门室利房等十八人始赍佛经来华。”《魏书》释老志也说：“按汉武帚元符中（西元前一世纪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臬兰，过居廷，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护其金人，帚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丈余，不祭祀，但烧香拜佛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哀帚元寿元年（西元前二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注一）汉明帚求法的故事更多，大概来说：明帝因梦见金人，知道西方有佛，因而遣使到西域求法。使者在印度取得经像以后，并邀请两位印度高僧来华，在洛阳建寺译径，《四十二章经》即为当时昕译。
　　另外，在东汉桓帚时，有两件大事与佛教有关。一是帝王已信佛；《后汉书》载襄楷上疏桓帝，说“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二是佛教的译经运动已正式开始。根据《高僧传》记载，安世高，安息人，名清，桓帚初年到中国，译《安般守意经》等经论三十九部。为安世高任笔受者，有临准人严佛调，敏而好学，自撰《十慧经》一卷。（注二）在东漠灵帚、献帚时代，译经的人更多。以上所举佛教进入中国的时代，从春秋至汉末，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以东汉明帝时代最为可信，这些故事虽然缺乏历史的确切性，却不能说没有文化的真实性。
　　至于最初佛教输人的地点，向来治佛教史者，总以为佛教经西域陆路传人中国，先盛于北方。康僧会则由交趾人吴，为江南有佛教之始。初期东来的西域高僧，以大月氏、安息和康居三国最多。安息善海上贸易，安士高行迹逼达九江、会稽、广州一带。至东汉，日南檄外从海外兽贡，会稽、交趾均有海上贸易，交趾牟子著论为佛法论辩。故初期佛法输入中国的交通有二：一为西域道，一为南海道，南海道之开辟，或更在西域之先。伯希和曾说：“旧日传说或以佛教轮入，事在哀帚元寿元年（西元前二年）（注三），或以事在明帝永平四年；十八年间（六一至七五），皆属传说而非史实。《后汉书》天竺书传，志明帝感梦事，亦为传说之一种，殆出袁宏《后汉纪》，亦非实录。是欲寻究佛教最初输入之故实，应在南海一道中求之。”（注四）可知，南海道是佛教输入的要途，南海的交趾，犹如西域的干阗。
　　佛教输入初期，多流行于民间，汉代上流社会人士，如楚王英、汉明帝、桓帝等人因好黄老术，于是兼及浮屠。在帝王、大臣的推广下，使得佛教的流传加入了强有力的力量。文人学士如襄楷、张衡，擅阴阳术数，略为述及佛教，其它如北方的安世高、支娄迦谶等人大规模译经，南方则有笮融大起佛寺，会者万人，到了东汉末期，佛教才渐渐在民间流行开来。
　　三、佛教在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发展
　　㈠、汉代佛教的发展
　　东汉以后，在思想方面，由汉武帚时代的极端耸儒，变为崇尚佛老的宗教观。
　　一、方术性的佛教
　　自汉以来，中国社会普遍形成神仙方术的信仰。佛教初人中国，多为口传，国人实难以了解佛法的真义。再加上与道教互相混杂，彼此演进，信软和传教者未能把佛道二者分清，多视为同一源流。远自西域来到中国传教的僧侣，都具有特殊风格，那种叹礼佛像、烧香、诵经的态度，引起中国民族的注目和好奇，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他们是神仙谶讳的方士。事实上，他们如果不能抱持本土化和现世化的态度，也就无法在中国传扬佛教。（注五）
　　二、轮回性的佛教
　　东汉，中国除盛行儒家思想以外，道家的清静无为和生死观、佛教的空性和轮回因果论，都顿有相应之处。《后汉书》西域传说：“奉浮屠，不杀伐。一“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注六）“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注七）故汉明帝永平八年（西元六五年）诏云：“楚王英诵黄老之徽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俗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注八）楚王英喜黄老之学，尚浮曙斋戒祭祀，这是附庸于鬼神方术，也是受到佛教轮回因果论的影响。
　　三、道德性的佛教
　　佛教初来中国，正是儒家极盛的时期，难免受到儒家的攻击或排斥。来华传教的胡僧，对儒家的学术思想一窍不通，只赖宫廷贵族挺身而出，为其辩护。袁彦伯在《后汉记》中说：“其叔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嗣后，儒家认为佛教的慈悲与孔子的仁恕之道相契合，昕以当时的佛教只著重伦理道德方面的阐扬。
　　㈡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兴盛
　　佛教虽在汉代传人，但其建立和兴蛊，却是在东晋时代，加上南北朝时的推动，终于发展出中国的佛教。
　　一、高僧的贡献
　　汉代以后的佛教，成为新思潮，许多印度和西域的高僧涌进中国，出家的中国人也逐渐多起来，更有不少中国僧人前往西域和印度求经。
　　在中印文化的交流运动中，第一位代表性人物是晋初的法护。法护本名昙摩罗刹，月支人，世居敦煌，从小出家。他发愤到西域求经，得到一百五十六部梵经，带回长安。他勤谨翻译，并和清信士聂承远参正佛句，达到弘达雅畅的地步。接著，惠帚时印度僧竺叔兰和无罗叉也来到长安，译出朱士行在于阗求得的《放光般若经》。这是第一位汉土沙门西行求法所得的第一部梵经。中国重要的译经，实从西晋的法护开始。
　　佛教在东晋以前还未兴盛，汉瑰以前也没有人出家，但从朱士行第一人出家以后，已经有了新趋势。东晋时代，帝王大力提倡，中西名僧如佛图澄、道安、慧远师弟和鸠摩罗什等人相继鼓吹，信佛出家的风气大开。
　　佛图澄天竺人，本姓帛，晋怀帝时到达洛阳，从石勒征伐，断胜负辄中。军国大事必咨而后行，尊号曰大和尚。石虎僭位，迁都邺，对澄更加耸信。佛图澄专用德行感化胡主，影响所及，《高僧传》说：“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营寺庙，相竞出家。”（卷十）佛教于是盛行。
　　这时，中国出现了第一位大和尚，常山魏道安。道安从小信佛，尝独坐静室十二年，大悟佛教蕴奥。他听到佛图澄在邺，就去见他请教。佛图澄见而嗟叹，道安也大获进益。佛图澄圆寂后，北方大乱，道安率门徒南游，差法太到扬州，差法和等进四川，自己则带徒弟慧远等四百多人到襄阳布教。苻坚取襄阳，得之，迎居长安五重寺·。道安乃订正前译诸经之误谬，开创注释佛经的工作。并著有《僧尼轨范》，《法门清式》等书，提倡戒律，为中国树立新的制度。
　　他的弟子慧远，山西楼烦人，俗姓贾，从小好学，博综六经，尤善老庄。避前秦之乱到荆州。东晋太元中，立精舍于庐山，与慧永、道生、佛陀跋陀罗、耶陀耶舍、宗炳等结白莲社念佛。卜居三十年，足不出山，送客以虎溪为界。他一面继续道安静坐参悟的方法，为天分高的人说佛法，一面提倡极简单的念佛方法，使妇孺文盲都可以学佛修行。再加上以结社培养团契精神，强化佛门组织，使佛教更深入民间。慧远和鸠摩罗什同时，一南一北成为两大中心，佛教在中国社会的地位也就更加崇高了。
　　鸠摩罗什，龟兹人，博闻强记，精通佛法。苻坚用礼聘道安的方法，迎请鸠摩罗什，因遗吕光西征。吕光破龟兹，得鸠摩罗什，同回中国，时苻坚已死，吕光遂据凉州，国号后凉，鸠摩罗什居凉州十八年，故通晓中国语文。后姚兴征服后凉，迎他进关，于弘始三年（四〇二）到长安。姚兴待以国师之礼，请他译经，他集沙门慧教等八百多人，译经律论三百多卷。其中，最重要的是《大品般若经》，最流行而最有文学影响的是《金刚》、《法华》、《维摩诘主二经。其它如《阿弥陀经》、《梵网经》、《十诵律》、《成实论》、《中观论》、《百论》等，对于后世传戒开宗，都有极大的影响。前人译经，以小乘为多，鸠摩罗什则广译大乘经。前人译经，多用直译法；鸠摩罗什精通梵汉，善于用意译法译成流利的中国话，对于佛教的推广、文学的革新贡献极大。九年后，鸠摩罗什圆寂，门人颇多，法缘鼎蛊，最著名的有道生、僧肇、道融、僧教，号称关中四洁，加上道恒、僧影、惠观、惠岩，合称八洁，三千弟子散布在大江南北。
　　上述四人中，佛图澄重感化，道安注经布道，鸠摩罗什译经，分途并进。慧远则组社念佛，既领袖南方僧界，又和北方的鸠摩罗什互通声气。这是早期中国佛教史上贡献页多的四位高僧。
　　姚兴是佛教的大护法，使佛教在北魏之前盛行于北中国。姚兴不但迎鸠摩罗什、佛驮耶舍人关译经（注九），又差法显出国求法。弘始三年（晋隆安五年，西元四〇一年），法显奉命和慧景十余人等，自长安出发，由陆路入印度，游历三十余国，得多经律，十二年后，由狮子国（锡兰）搭商船，经耶婆提（爪哇或阇婆），泛海南回国，在青州登陆，到晋京建业，译出《摩诃僧只律》、《方等泥洹经》、《杂阿毗昙心》等经律。姚兴弘法，竟由法头伸张到南方，这是他们两人始料所不及的。
　　在法头以前，汉僧西游，仅到葱岭之东，止于于阗，法显是第一位深入印度的中国僧人，著有《佛国记》，是中国第一部印度游记，开展南北朝的佛教运动。
　　二、南北同时弘法
　　在南朝，刘宋（西元四二O至四七九年）首都建业是译经中心，共译出四百六十七部，超越前朝。最重要的译师是天竺佛陀跋陀罗，华名觉贤法师，于姚秦中到长安，因论道不合，飘然南下，宋武帚待以重礼。他在建业道场寺，将支法领在干阗昕得到的梵本《华严经》译出，工作极为艰巨，又先后译出经论十五部。文帝时，中天竺僧求那跋陀罗（德贤，西元三九四至四六八年），自元嘉十二年到二十年（西元四三五至四四三年）间，译出《楞伽经》、《无量寿经》等七十八部。又有迦湿弥罗僧求那跋摩，在建业寺译出《菩萨善戒》、《四分羯磨》等。元嘉十一年（西元四三四年），立戒坛为僧尼授戒，是为中国有戒坛的开始。此外，疆页耶舍译《观无量寿经》，是净土宗的要典。这些都是译经的代表人物。在义解方面，杰出的人物则有“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道生，他是鸠摩罗什和慧远的弟子，提倡“善不受报，顿悟成佛”之说，开禅宗顿教的先河。
　　这时，远在西北的河西王沮渠蒙逊也提倡佛法，请中天竺僧昙无谶译出《涅槃经》、《佛所行赞经》等。无谶所译出的《涅槃经》称为“北本”，和南方的“南本”相辉映。南本是文学家谢灵运补订“北本”而成的。
　　齐时，有从干阗求法回来的法献和逃避魏武法难的玄畅同为僧主，分住南北两岸，都是可以和齐武帝直接讲话的高僧。玄畅是第一位善于演解《华严经》的中国人，法献与达摩摩地共译《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一卷。又有中天竺僧求那毗地，在建康正观寺，译出《百喻经》、《十二因缘经》、《须达长者经》等。
　　梁（西元五〇三至五五七年）武帝笃信佛教，尝率群臣道俗二万余人发菩提心。普通元年，公元五〇二年，在宫里受戒，自太子以下跟著受戒者四万八千人，当“神灭论”争辨激烈的时候，他也撰文弘法，又曾经三幸同泰寺舍身求福，为守杀生戒，甚至宗庙祭祀用的牲牢，都改用麴制，又诏天下诸郡建五级浮屠，南朝崇佛，以梁为最。
　　陈武帚（西元五五七至五八九年）也幸大庄严寺舍身，群臣奏请乃回宫。当时讲经的风气已盛，东西两寺，自晋以来，僧常万数，有不少善于讲经的名僧。讲经风气自朱士行开始，经晋人的提倡，到北朝而大盛，西天竺僧真谛三藏（拘那罗陀）来陈，翻译六十四部经，介绍无著、世亲的大乘教义，是唐玄奘的先驱。
　　北朝的佛教运动，规模更加宏大，后魏（西元三八六至五三四年）太武帝减北凉取凉州后，不少佛教徒跟著大规模迁移内地。又取夏，得僧惠始来京师，教导士民，佛化隆盛。后因道教的攻讦，致下诏焚寺杀僧，发动佛教史上“三武一宗之厄”的第一“武厄”。但文成帚又兴佛法，并建筑大同云岗石窟，为佛教留下伟大的艺术品。孝文帚初年，约为宋的末年（约西元四七〇至四七五年），来了一位冠盖全魏的大禅师——菩提达摩。他从南天竺泛海到广州，这位苦行高僧或许看不惯南朝金粉，才决定离宋入魏。他在中国住了将近五十年，在北方的时间最久，“随其所止，诲以禅教。”他的禅教“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他用“凝住观壁”的方法修行，所以有“面壁九年”的传说。
　　当时的人，对达摩似乎不很注意。最引人注意的是，孝文帝七发佛教兴隆的诏书，又刹度不少僧尼，建造不少寺院，并礼敬道登、道顺、惠觉等高僧。宣武帝命菩提流支在太极殿译《十地论》，当时从西域到洛阳来的胡僧有三千人之多。孝明帝时，宋云、惠生到北印度取得一百七十部大乘经而还，以之流布国内。当时有佛典四百十五部，寺院三万余，僧尼约二百万人。杨衍之《洛阳伽蓝记序》说，佛寺在晋永嘉时只有四十二昕，到他的时候（北魏），单以洛阳一地而论，已经有一千余寺，可以想像佛教在北魂时代的盛况，以及佛教从晋到魏期间的发展速度。
　　佛教在北齐继续发展，文宣帚迎佛陀道房的弟子僧稠到邺都，受菩萨戒，断酒禁肉，放生禁屠杀。不幸，北周（西元五五七至五八一年）武帝却诏废寺观四万余区，僧道四百万人悉充军民。
　　三、千年的译经运动
　　统观这三百年中，除了大众信佛的僧俗人等，有四群重要的知识分子，在领导或赞助这个译经的运动。
　　第一，印度西域的高僧，不断地东来。
　　第二，中国高僧继起，发愤西行，求正知见。
　　第三，帝王的提倡，有些国王礼敬僧人，至于一沙门不拜王者”的隆重。例如昙无谶到北凉，国主沮渠蒙逊大为欢迎，留他在臧姑译经，北魏得到消息，也抢著请他。昙无谶很有意走一趟当时的中国文化中心，但沮渠蒙逊不答应。不久，昙无谶决心辞职，说要回印度去，沮渠蒙逊只好让他走，但最后却将他剌死。可见当时一般国王是真把出家众当作一宝”。
　　第四，知识界的领袖，也多参加这个运动。曹植每读佛经，以为至道之宗极，他还自制“转读七声升降曲折之响”的佛咀。陶潜、谢灵运、范宁等名士，都与莲社往来，据说慧远在庐山结莲社，陶渊明常到社里走走，但到了社里又“便攒眉回去”，似乎觉得儒家与僧人臭味总不相投，心中有昕不甘，但“攒眉回去”后，隔了几天他又夹到莲社，可知连陶渊明也抵抗不住佛教的吸引。其它如孙绰，齐的孔稚圭，梁的刘勰、沈约、王筠、陆云、王僧孺、刘孝标，陈的徐陵、江淹，北齐的颜之推、卢思道等，都是孔释兼弘的文学家。佛教的声动朝野和牢笼人才，概可想见。
　　这个文化运动有一个中心事业，就是大规模的译经。中印高僧都有远大的眼光，知道译经是传教的首要工作，更是建设中国佛教的基本工作。他们译经的态度非常认真，往往一译再译，有些重要经典甚至重译十次以上。在中国佛教的一千年译经史上，两晋南北朝是个中坚时期。三百年中，西晋译出三三三部，东晋二（八部，宋四六五部，齐二一部，梁四六部，陈四十部，北魏八三部，北齐八部，北周一四部，加上五胡诸国的译经，共计译出一四二〇部，三七四五卷。北起以前译的数目多了三倍多（注十），和现在“大藏经”一九二（部，八四二（卷相比，则部数相仿，卷数半之。加上鸠摩罗什空前的译艺，文质彬彬，确是一代不朽的盛业，佛教巩固的基础。佛教在中国，像雅各王版的圣经之于英美一样，自然流传得广而生根得深，进一步加人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
　　四、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㈡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一、声韵学方面
　　因为中国文字非标昔字母，所以中国人对于语音的研究与分析，有时不免感到困难。但在历史上有二个时期，因受外国人标昔方法的影响，使中国人在审晋方面，有特别的进步。其一，即是后汉到唐，由于佛教的输入，佛经的翻译，印度拼晋文字，如梵文等，也随之传人，因而使中国的音韵学产生辉煌的成绩。其二则为明季至现代。
　　佛经的翻译，刺激了中国文学改革，从诗文的意境到文体的改变，在魏晋南北朝时代都产生新的气象。梵文字母的翻译，需要区别长短昔，但当时的声韵条件都一样，同一字可译成长昔，也可译成短音，只好用声调来区别。于是，由梵文的拼音－－华严字母的翻译，而创造了永明四声，反切也因而兴起。此外，还促成韵书的制作、字母的发明、四声的流行、等韵图的创制。例如，现在查字典，看字的读晋就是靠反切，如果没有梵文的传人，中国是否会创造出这个方法，是顿有疑问的。（注十一）
　　音韵学的研究和后世诗歌的写作，更有深一层的关系。由于中国文字的反切，由反切而产生四声，由四声而把五言与七言古诗改进为律诗和绝句，而对于每个字句的切韵和审昔，五律五绝或七律七绝都有相当严格的规定。因此，中国的声律音韵，深受转读佛经和翻译佛经的影响，自不待言。
　　二、文体与小说方面
　　中国人向来主张作文要多读多看，所谓“读破万卷书，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一。中国本来没有文法，但由于佛经的翻译，也将梵文的文法输入了中国，如“八啭声”，即是名词、代名词、动词、助词等，又如佛典中“六离合释”就是梵文文法的一种，只是未能普遍为民间所运用。
　　佛教在小说方面的影响更大，禅宗语录和宋儒效焉，实在是中国文学的一大变革。“弹词小说”、“平话一和长篇白话小说的出现，都是由“变文”演变而来的。“变文”来自僧人的“唱导”，法师在讲经后，有唱导，除了讲经赞之外，还讲佛经故事，后来更发展至讲历史故事，变成话本小说。近人孙楷第曾研究唐僧“俗讲”演变成小说的经过。中国长篇小说的开头经常有诗，行文中也常有诗赞，都是源自佛教的俗讲和唱导。
　　近乎语体的唐宋诗，如白居易和苏东坡等人的诗，也可溯自禅宗的“颂古”和寒山、拾得的新诗。梁启超说：中国古诗的第一长诗“孔雀东南飞”，是受马鸣大师“佛昕行赞”的影响。唐代禅宗大师，创白话的语录体，说明佛法的要义，因而促成了宋明理学的语录出现（注十二）。明清小说是由平话及拟平话而来，小说中有诗为证的风格、散文之浚以韵文作结束的形式，以及弹词里夹用说白与唱文，也都是受到佛经中“长行”和“偈颂一并用的暗示。
　　至于小说的内容，更具佛教色彩。魏晋六朝的志人志怪、唐代的传奇、后来的笔记小说，如《聊斋志异》等书，基本题旨都是谈善恶因果、生命无常。又如《南柯记》、《黄梁梦》、《枕中记v等故事，都表现出生命的无常感；《目莲变文》、《三国志平话》、《醒世姻缘传》等，则强调因果观念。此外，还有报应、神通、轮回、惩奸劝善等主题，数不胜数，甚至一般历史小说、社会小说，也加入善恶因果报应的观念。至如《红楼梦》讲太虚幻景，真真假假，也有佛教的影子。总之，因佛教的传入，使中国小说的题材和内容都扩大了许多。
　　另外，由于佛典的翻译，使中国增加了许多新词汇，如“真如”、“无明”、“法界”、“众生”、“因缘”、“果报”等，本为梵语；又如“般若”、“涅盘”、“瑜伽”、“刹那”等，也是从一切经的昔义翻译而来。日本新编的《佛教大辞典》，收录这类词语共三万五千余条，都是由汉晋到唐八百年间许多高僧大德所创造的。语言的功用是在表达观念，增加了三万五千个词语，即增加了三万五千个新观念，由此可知，翻译佛经对我国语言的丰富，贡献有多大。
　　㈡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
　　一、绘画雕刻方面
　　汉代以前，君权高涨，所有美术制作，都以君主的意旨为归依，如夏桀的瑶台倾宫，商纣的鹿台琼室，周代的宫室之美、器饰之富，无一不是迎合当时帝王的要求。后汉以后，佛教传人，中国的艺术，遂由贵族艺术一变而为宗教艺术。建筑从宫殴楼台变为寺塔，绘画虽刻从君臣肖像变为佛菩萨像，工艺从宫廷器皿服饰变为宗教性的佛物法器。这种艺术形态的延续，自汉迄今，虽历代有盛有衰，但观其繁衍嗞长的过程，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汉明帚永平十一年（西元六八年），建白马寺，绘千乘万骑浇塔三匝图于寺壁，这是佛寺壁画的滥觞。东晋末叶，五胡乱华，各国君主大抵崇尚佛教，如苻坚于建元二年（西元三六六年）命沙门乐僧开凿炖煌石室，雕造石佛，为中国凿窟造像的嚆矢。姚兴也令各县都建佛寺一所，佛教美术因而广为流行。
　　北魏拓跋氏以东胡君临中原，主多英武。兴安元年（西元四五二年），文成帝即位，僧昙曜奏请从事大同；云冈石室的开凿，室内凿成无数的石鑫佛像，内部构造，大体中央凿造方塔，四面雕刻佛像，壁间佛龛顶上多作尖圆，佛像的面貌体格和中国人回异，唇厚眼长，鼻梁高直，头丰肩张，挺然雄姿。这是中国虽刻很少见的手法。在佛教未传人以前，中国没有塑像的技艺，于是这些佛像艺术如云冈石室、敦煌石室、龙门石室等，都成为中国北方三大佛教艺术的陈列馆。
　　谈到敦煌石窟，数以千计的艺术品更是令人赞赏不已。东南有莫高窟，是大规模的千佛洞。其中第一百二十N洞、洞窟北壁的大型坐佛台下，有魏大统四年建造的铭记；洞内壁画纯为中国式，佛塔则属犍陀罗式系统。北壁佛鑫的左右，绘有象头昆那夜迦，或三面六臂乘牛坐像，或一头四臂乘鸟像，似为密教题材。西壁虽有中印手法的佛像，一面绘有印度式壁画，这种中印度式的佛教美术，逐渐中国化。例如，佛像的衣端部分，西方美术是用浓厚阴影描写，此处则为线画式；天井中央，绘天盖形，虽然样式传自西方，但已中国化。另外，中国佛教造像，每多依据经论，由作者自由想像，予以创造，使用材料也极赓泛。南北朝时代，除在石室内雕刻固定群像外，更有用金、银、铜等材料，虽塑各种移动的佛像。
　　在绘画方面，三国时天竺僧人康僧会，从西域带来很多佛像，影响中国的绘画艺术。从魏晋开始，绘画风气大盛，南北朝时佛像画兴起，尤其印度、西亚绘画的方法，随佛教输入中国。西亚画法注重阴影阳面的强烈对照，并常参酌并用，以凹凸画法描写描述佛像，显然不同于中国原来的画法。曹不兴以写佛像画闻名，往往写长五十尺的佛画，运笔如飞，迅速而成。其弟子卫协写佛像，更是栩栩如生，相传他画佛不点睛。后来的吴道子也以画佛著称，人称“昼圣”。
　　在艺术理论方面，大乘佛教传人后，禅宗对山水文人画的影响甚大。此外，印度绘画的六技法，和中国也有相通的地方。中国绘画的技术，是否受印度的影响，虽不得而知，但中国画风和佛像画的确有文化关系。
　　另外，由于佛教许多碑碣的保存，也为中国的书法，储蓄了许多无价之宝。许多名家字迹，藉著佛教的流传而遍及民间。“鱼山梵哏”是受了佛教梵昔影响的中国音乐。汉代的两种乐器——箜篌和琵琶，也可能来自印度。《法华经》记载有很多乐器，如萧、笛、琴、箜篌、铜铙钹、琵琶等。
　　一、建筑方面
　　魏晋的佛教建筑，一直影响著中国的建筑形态。佛教的建筑力求艺术化，建筑的布置点缀，庄严、雄伟，都是原始印度佛教的特色。佛塔建筑也为中国建筑推进一步，开拓新的里程。
　　白马寺建立之前，佛教虽已传入中国，但并无佛寺的记载，也许是因为早期的佛教建筑都以佛塔为主体。遗体崇拜的哲理，为中国教徒所接受，于是以天竺佛塔的形式重构，而忽略了佛寺。另一原因则为我国建筑原本就已相当发达，因此佛教传来之初，必无新型的佛寺建筑产生，或借于官宅成寺。
　　我国的佛寺建筑，除窟洞石寺外，全属固有的木造建筑。这种木造建筑，在佛教输入前，已有二千年的历史，自有其特色。如柱以石为之，柱和柱之间砌砖或石，其上覆石条；柱已有卷杀收分之法，其状如梭；柱础以莲办为饰；斗供是花茎状；昂，漠赋中已有“昂”一词，功用和椽相若；屋顶有四注，歇山均有，坡度甚小；椽有放射形和正椽两种；天花即为方格之藻井，中刻绘莲花。这些不同形式、不同功用的建筑装饰，为中国建筑增添了不少新气象。其后各代佛寺建筑多有演变，且各具特色，著名的有南北朝河南嵩山寺、北齐大庄严寺、隋天宁寺塔等。
　　㈢佛教封中圆哲学思想的影响
　　佛教初人中国时，与道术并行；魏晋南北朝，与支学合流；唐以后，各宗派成立，尤为中国思想的表现。
　　东汉末期，朝政混乱，黄巾叛起，董卓之变，三国争衡，至晋八王残杀，五胡乱华，胡族入主中原，整个中国的思想哲学，随著时代动乱而起了很大的变化。汉代，无论君臣人民，都已披上神道谶讳之说，任何行事都迷信神仙道术。老庄哲学更是乱世的产物，看破人间种种丑恶，对现实制度不满意，亟想反璞归真、清静无为。佛教适时传入，汉魏晋南北朝的中国思想，无论儒家或道家，都借著形态上的相似，通入佛教，使佛教夹杂在道术、玄学之间。
　　王弼、向秀注老庄，注周易，开创六朝玄学的风气，一般学者也以精研老庄周易为时尚。但这些方术和玄学都以道家自然无为的道理为原则，主张天地万物以无为为本。佛教为了脱离方士而独立，开始在各知识分子和君王的提倡下，积极翻译佛经，使中国人了解佛教真义。清谈派的学者，则以人和造物者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于是，佛道声气相通，脱离了神仙道术的思想，并提高了它们的学术价值。魏晋时代，讲佛学者引用老庄，讲老庄者引用佛学；老庄的“无”，即是佛教的“空”、“无我”，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发明。
　　唐代，各宗派先后兴起，其思想虽源自印度佛教，却表现出中国的境界和特色。从天台宗，我们可以看到佛教中国化的思想倾向；从禅宗，更可看到中国佛教的最高境界，不复有印度气息，完全融合了中国固有的老庄文化。
　　㈣佛教对中圆科学的影响
　　随著佛教的传人中国，中印交通渐趋频繁，印度文化源源而来，除佛学外，还有天文历法、医学工业等。
　　一、历法、算术方面
　　古印度的天文算术发达甚早，曾受希腊的影响，并进而影响中国的天文学。南北朝时，印度的天文历算已盛行于中国。《旧官书》卷一五八四西戎传日：“天竺国有文字，善天文算历之术。”《隋书》卷三四经籍著录有《婆罗门舍仙人所说天文经》二十一卷。虽然这些书籍已经亡失，仅存其名，但可知隋代已经译出印度天文历法六十卷。
　　谈到算术，《隋书》经籍志载有《婆罗马算法》和《算经》各三卷。汉末徐岳撰《数术记遗》一卷，北周甄鸾注释。徐岳之学，得自汉代《历法》作者刘洪。甄鸾是北周时代笃信佛教的数学家，则根据《楞伽经》加以注释。北魏时代，算数博士段绍，其学传自佛教徒。南北朝时，中国算学所受印度的影响有“三等数法”，即万以上之十进，万万进及倍进之法。晋译《华严经》，所举数法为倍倍变之，陈译《俱舍论》，则为“十十变之，百百变之”。中国用十位计数，共有十五位，即一、十、百、千、万、亿、兆、一只、垓、秭、楼、沟、涧、正、载。实际上，亿以上以万数表之，佛教经典中所举的洛叉、俱胝等，其数量计算位，更超过人间所用的数泣，纯属地上菩萨的境界。中国的十六位，从一数起，或为印度古来相传的计数法。
　　二、医学、工业方面
　　印度医学发达甚早，东汉安上高就是著名的医术者，来华传教之余，开始传入印度医药。梁《高僧传》卷一安士高传谓：“善针(血+永)术，睹色知病，外国典籍，及七曜五行，医方异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 一牟子也说：“佛家有病，而进针药。”故针药实传自印度，后汉时针(血+永)诸术盛行，如涪翁著有《针经诊脉法》传世。晋代葛洪、梁代陶宏景等人的炼丹及五行思想，多少也受了印度医术的影响。
　　北瑰时代，西方琉璃传入中国，为国人所喜爱。琉璃为大秦国特产，共有赤、白、黑、黄、青、绿、缥、柑、红、紫等十色。当时中国人对琉璃极为珍视，《北史》大月氏传，月氏商贩京师于是采矿山中，即京师铸之，为琉璃工业之始。此外，中国的熬糖法、葡萄酒酿法等，也都来自印度、高昌。用具方面，汉灵帚时已使用胡床，称为榻，来自波斯，经印度和佛教同时传入中国，汉文的“榻”字，殆由波斯语译音而成。（注十三）中国古代习惯，室内施席而坐，室中施床，上下皆席，入室解屦，没有椅、几等具，至后汉始有，六朝隋唐使用更广，可见其影响。
　　在汉以前，中国虽已有邓析、惠施、墨子、荀子等类似论理学的提出（名学），但完整的论理学，却要等到佛教因明学输入以后，才开始建立。
　　㈤其他方面
　　在民间生活中，睹博游戏用的骰子来自印度，印度四千年前的吠陀文献已载有掷骰子，印度著名的史诗《大婆罗多》，载有坚阵王因掷骰子而输去妻子的故事。中国则在出上的晋代坟墓中，才见有陪葬的骰子。其他如印度的幻术（变戏法）和舞蹈，都对中国产生影响。印度重视舞蹈，手部的各种姿态称为“手印”，象征着戏剧的内在含义，这种手印与佛教密宗有关；中国戏剧里许多象徽性的动作，可能就是受到这种手印的影响。中国戏剧发展较迟，到元代才发展成熟，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就受到印度乐舞的影响。
　　由此可知，中国文化深受佛教的影响。印度文化对我们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宗教信仰方面，而且遍及生活各个层面。中国文化将这股传自中亚、西域各国的外族文化，吸收、融会之后，再创新出属于中国式的佛教文化和艺术。
　　五、结语
　　对整个中国来说，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变化最巨大、社会最紊乱、民族最复杂、文化最奇特的时代、在这种背景下所蕴育出来的佛教文化，实具有承汉启唐的重要任务，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中流砥柱。在这段期间，中国吸收大量新文化，对它融会之后，再展现出气象清新、光彩夺目的中国文化，实可供今日东西文化互相冲击的参考。
　　汉代佛教输入，和明末清初欧风东渐的情形有些相似，起初二者的影响都不大。到了魏晋南北朝，佛教才涌出一股新思潮，和儒道二家并驽齐驱，鼎足而三。近百年来，中国面对西潮的冲击，则引起学术界的文化论争。佛教和西洋文化在中国的发展，都具有主体文化逐鹿中原的态势，但佛教影响中国的，只在宗教、思想、艺术方面，性质比较单纯，不若西洋文化的影响那么复杂。如果我们往以后的历史看，便知开通的唐朝社会，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能接受客体文化深入主体文化的堂奥，促使“中国佛教化”，“佛教中国化”，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希望我们能以人类文化学的眼光，来观察汉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在中国的演进和影响，藉以了解中华民族吸收外来文化，发扬光大之，变成一个伟大新文化的经验。

　　注 释
　　一、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佛教之初输入。
　　二、同注一。
　　三、《三国志》魏略。
　　四、《北平图书馆刊》六卷。
　　五、《高僧传》习禅篇。
　　六、《后汉书》襄楷传。
　　七、《魏略》西戎傅。
　　八、《后汉书》本纪。
　　九、译《四分律》，竺佛念笔受。
　　十、《释氏稽古录》载“自永平至建安，共译经二百九十三部”。
　　十一、《隋书》经籍志：“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以十四字贯一切昔，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与八体六文之义殊别。”
　　十二、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翻译文学与佛典，第二语法及文体之变化。
　　十三、“榻”字译自波斯语TakhTa，原义是帝座、椅等。

　　参考书目
　　一、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
　　二、劳干：《瑰晋南北朝史》（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
　　三、《两晋南北朝史》（台湾开明书店）
　　四、霍韬晦：“中国佛学的回顾”，《哲学与文化》第四卷十期（民六十六年十月）
　　五、霍韬晦：“关于佛教与中国文化答客问”，《鹅湖》第四卷十期（民六十八年四月）
　　六、王联章：“略论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香港佛教》第二一三期（民六十七年三月）
　　七、蒋维乔：《中国佛教史》（上、下）（庄严出版社）（摘自《慧炬》第3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