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与发展的需要——宗教对话

　　和平与发展的需要——宗教对话
　　王志成

　　开栏的话 丹麦漫画事件引起的风波从更深层次来说反映了不同文明和宗教之间的张力与矛盾。在当今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如何和谐共处，对话应该是一个重要而有效的方式。各种形式的对话中宗教对话无疑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版陆续推出系列文章，探讨学术层面和实践层面的宗教对话。
　　宗教对话不只是上世纪才开始的，它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例如拉蒙·勒尔在《异教徒和三个智者》一书中就谈到犹太教徒、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对话。勒尔的对话立场得到了雷蒙·潘尼卡的高度肯定。又如弥兰王和龙军之间、阿周那和克里希那之间、帕拉卡苏南达和室里·采坦耶之间都有著名的哲学性质的宗教对话。在中国历史上，佛教进入中国后就一直处于对话之中，并通过不同方式和中国文化相结合，最后成为完全中国化的宗教。天主教自从传人中国之后也一直处于对话之中。许多研究历史的人，尤其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学者都明白，自利玛窦以来，许多传教士都是主张对话的。笔者相信，我们可以从他们那里挖掘出许多历史经验来。这一工作已经开始。
　　佛教与基督教的对话在中国历史上不是很成功，这是因为传教士们对佛教的态度在今天看来是成问题的，就笔者个人看来，传教士们(包括利玛窦)的立场也是成问题的。例如，利玛窦刚来中国时因为不知实情而与佛教人士交往密切，但他不久就改变策略，与儒士在一起了，并反过来猛烈攻击佛教。利玛窦在他的《天主实义》中对佛教的全面攻击是众所周知的。我相信今天的耶稣会士很少会全然接受他的立场。从后现代立场看，当时的传教士们基本上都犯有文化霸权的毛病，利玛窦也不例外。
　　我们的世界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如今各个宗教事实上都处于相互关联之中。一个宗教要解决社会中的问题已经不可能单靠自己了，而是需要与其他宗教、其他社会群体一起努力。天主教神学家保罗·尼特深深地感到了这一点，并为此撰写了著名的《一个地球多种宗教——多信仰对话与全球责任》一书。在这本重要著作中，尼特提出世界各大宗教在人类许多问题上需要相互合作而不是对抗。在他看来，各个宗教需要对人类的基本难题负有责任，而主要的问题就是人类的苦难与生态的苦难。
　　显然，宗教既可以成为异化人的对象，又可以成为反异化的源泉。我们可以注意到宗教的政治意义。在当今世界政治舞台上，宗教一直扮演着两种角色：和平与反和平。如今，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的密切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世界的诸多冲突也都和宗教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这已经让许多人对宗教失去了信心。但不管在哪个宗教中都有一批促进和平的人在为了他者(穷人和受难的地球)而从事着各种活动，他们甚至为此付出自己的宝贵生命。笔者不相信宗教恐怖主义是可以通过诉诸武力就能解决的。在中东、克什米尔、北爱尔兰等地的宗教冲突中，我们可以看到诉诸武力解决问题的方式已经到了绝境，不是吗？
　　尼特说宗教问题是和苦难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各个宗教在帮助人们解决生存问题、社会冲突问题以及全球生态问题上可以而且应该携手合作，各个宗教都需要作为一种独立的声音出现。它既不能受制于当前各种政治势力，又不能逃避责任，走向寂静主义。既不能孤军奋战，又不能碌碌无为。显然，宗教在这一时代的合适选择是寻求对话与合作。事实上，这也已经证明是政治上最可取的方式了。
　　天主教神学家、社会活动家孔汉思说，没有宗教的和平就没有世界的和平。宗教和平的出路在于相互的了解与对话。孔汉思本人为了使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之间建立起全新的合作伙伴关系而不懈地努力，在这一领域出版了许多很有分量的著作。
　　雷蒙．潘尼卡说，宗教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是宗教战争，或者说和宗教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能忽视宗教问题的政治性质。通过冲突还是对话来解决宗教问题，这要取决于我们自己。过去6000多年的历史以及我们当前的现状告诉我们：宗教冲突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宗教是人的创造，它属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宗教的发展就是文化的发展之体现。绝大多数人的成长都受到宗教思想的滋养。犹太教、印度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儒教、神道教、巴哈伊教……它们以不同的方式为人类的文明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以其独特的方式造就了各自的人民；可是，在不同宗教之间，由于宗教的排他性，常常使得它们无法和平相处。
　　然而，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客观上不容许各个宗教惟我独尊，彼此都必须受制于世俗良知和现代生活规则。各个宗教都需要接受基本的人性原则，并为人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要做出各自的贡献。如果一个宗教做不到这一点，或者反对这样做，那么它要么被淘汰要么成为邪教。宗教继续处于自我的发展和更新之中。在全球化条件下，宗教发展的出路之一就是宗教对话。在对话中，我们的宗教发展才能更加真实和健康。潘尼卡告诉我们，宗教对话是宗教的自我超越之方式。
　　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二轴心时代，宗教要生存和发展就需要进行自我更新，需要得到根本性的转化。这种发展可以真正促进我们现代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可以缔造新的世界图景。笔者认为，传统宗教的图景存在很多问题，这使得许多人不愿加入正式的宗教组织。例如在英国，基督徒的人数一直在下滑。而全球范围内的新宗教、新教派却发展迅猛。
　　在此意义上，传统宗教需要改革、更新，需要转变自我的形象，需要在文化上有新的创新。我们知道，从犹太教中发展出了基督教，从传统多神教中发展出了一神教的伊斯兰教，从婆罗门教中发展出了佛教，而如今我们也可以预感到新的宗教将从我们这些传统宗教中发展出来。笔者并不反对新宗教，但要强调传统宗教应该从历史上汲取教训，应该努力精进，不断自我扬弃，而不是固守教条。通过各大宗教之间真诚对话，可以使每一个宗教都得到发展、更新。可以让各个宗教反思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某些内容是否过时和有害。宗教对话是文化更新的道路。在当今，宗教对话远比宗教冲突来得可取。宗教以对话方式来解决彼此之间的难题以及促进彼此的发展是宗教在现代历史条件下成熟的标志。
　　宗教的原意是“联结”，即个体和超越个体的永恒他者相联结。这个永恒他者可能被视为“上帝”或者绝对者。而雷蒙·潘尼卡认为，他者应该是宇宙、神和人的关联整体。他认为，宇宙、神和人是共融的，它们互为主体。服务大地就是服务神，服务人也就是服务神。宗教要达到的目标是解放人，让人获得自由和喜悦。但我们也看到，宗教在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过程中，往往使人获得的不是自由而是束缚，不是光明而是黑暗，不是喜悦而是痛苦。面对宗教本身的异化和造成的种种恶果，宗教本身可以进行自我改革，就如基督教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改革那样。在佛教中，也有多次宗教更新运动，中国的禅宗就代表了佛教自我发展的一大光辉法相，在佛教的历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就禅宗本身而言，也有多种形式，展示了佛教的丰富性和创造性。
　　但是，笔者感到，不管是佛教还是基督教，它们都需要在宗教上继续推进人的解放，还需要走向新的阶段，即宗教对话阶段。阿部正雄(佛教)和约翰·科布(基督教)是两个在佛教和基督教之间进行对话的代表，他们的思想值得许多人关注。基督教和佛教要有全新的发展，要能够更好地满足人的需要，要更好地促进世界的和平，要为世界提供新的意义，不是通过隔离、排斥和冲突，而是通过负责的宗教对话来达到。对话可以成为开拓新的精神空间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各个宗教都寻求灵性，而灵性只能在人与人之间、宗教群体与宗教群体之间出现。就如对基督教来说，天国不是在死后的另一世界，而是在此世。耶稣要人与他的兄弟复和，因为天国不是那些连和自己的兄弟都没有和好的人所能承受的。耶稣又说，天国在人与人之间。上帝就是爱，彼此相爱的人也就生活在上帝／天国里了。
　　佛教的涅槃不是只在死后才能达到的，得道者同样可以在今生进入涅槃。涅槃意味着消除二元对峙，意味着彻底接受生活本身。在这一意义上，佛教和基督教的非实在论传统(代表人物是唐·库比特)具有很密切的关联。
　　佛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对话既有政治上的意义，也有文化上的意义，更有宗教上的意义。对话而不是对抗，这不仅对每一个宗教都有好处，而且对广大信徒的和平生活，对当今相当动荡的政治格局更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事实上，当今世界的政治命运有很大一部分受到宗教的支配和影响。在此意义上，和平的宗教就意味着和平的政治。
　　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来说，宗教对话可以带来文化的更新和发展，可以为人们提供新的精神食粮，可以使文化具有更大的生命力。根据非实在论哲学，语言为我们制造世界图景，每一个宗教都为我们提供世界图景。但世界的变迁很可能使得原有的图景失去看似存有的理性。宗教需要进行自我更新，而宗教对话则可以极其有效地促进宗教的自我更新。这使得我们关于生活的图景在新的语境中得到修正，并继续为人们提供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从宗教上说，宗教对话可以促进个体和群体的灵性之发展。每一个宗教对灵性的理解在不同时代是不同的。我们还没有发现普遍的、统一的灵性，灵性具有历史性。换言之，意义、生活的价值具有历史性。我们不能把过去视为最富有灵性的东西也视为现在最富有灵性的东西。宗教是为了解放人，而不是束缚人。宗教对话可以揭示各自宗教中的缺点和优点，可以看到各自存在的问题，可以从对话的伙伴那里获得新的启发和真诚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