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通宗教与文学——读（禅宗与宋代诗歌创作论）

会通宗教与文学——读（禅宗与宋代诗歌创作论）
　　邱瑞祥（广东肇庆学院）
　　从宗教与文学的角度审视文学，从作家的创作思想、创作心态、具体的表现方法等各个方面梳理文学创作与宗教的关系，特别是佛教禅宗思想在中国古典文学创作、古代文学理论中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从上世纪八O年代以来，受到学者们的特别关注，出现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把传统的戚悟式的点评，变为有系统的理论上的诠释与论述，显示出一种新思惟、新角度，展现了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扩大与研究视野的拓展。这种新方法至今仍方兴未艾，一些学者孜孜不倦，进一步将此种研究推向深入。《普门学报》二OO一年第六期刊登林湘华的（禅宗与宋代诗歌创作论） 一文，正是这方面的一篇力作。
　　宋代是中国封建文化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文人政治化与政治文人化的特点，展示出与其他朝代文化的差异。其时高度发展的禅宗，对此种文化的建构，起著重要的作用。它的思想，必然渗透在此一文化的各个方面，并产生极大影响。在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方面，此种影响当然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所以，从南宋中后期以后，不断有学人对此进行研讨，特别是严羽，在他的《沧浪诗话》一书中，大倡“妙悟”之说，以禅喻诗，将禅的意义引进诗歌创作与诗歌鉴赏，从而全面开启了禅学与诗歌关系的研讨。其后代有其人，不管是反对或赞成，总在将此种研讨进行下去。
　　林湘华先生的（禅宗与宋代诗歌创作论）一文，则充分体现了现代学术研究的趋向。文章从文学理论的角度，研究了禅宗思想对末代诗歌创作理论的影响。文中指出此种影响，大要为二：一为创作理念，一为具体的表现方法；细分则为六：一日随机性——一切现成的诗材与诗思；二曰直证之性——直观的审美观照和“超出情识之外”的构思；三日主观性——“自得一和“离境”的主体自由：四日整体性——美感的统一与心灵状态的整一：五日不死于句下——二日” 二思”关系与“胸中活句”；六日不拘泥法式——“活法”与“无法”。从这些分类中，可以见出作者对禅学理念与文学创作之间关系的一种深思熟虑，由此在文章架构上便表现出完整的特点。文中把取材、构思、创作主体心性与客观物象的关系、审美感受与审美心态的关系等观念层面以及二亘葸关系”、“入于法度之中，而又出于法度之外”的不拘成式的语言使用层面，这些属于文学核心内容的东西，与禅学思想进行全面的对应比较，从而揭示出禅学思想对这些文学主要内容的渗透与影响，显示出文章在构思上的全面与完整。
　　众所周知，文学与宗教关系的研究，确是一个较难的课题。从研究者的角度而言，它要求必须具备这几方面的条件：其一，较宽泛的知识结构。这表现在对文学作品的深心体悟及对文学史的准确认识与把握、对中西方文学理论的熟练掌握与应用自如；同时，还需要对具体的历史、政治、宗教、哲学等社会文化有一全面而深透的知解。其二，研究者本人的理论思惟能力、说明概括能力以及表现能力。其三，对研究文献的全面占有。这几方面如若欠缺某一方面，将导致研究中的各种各样缺陷的出现。
　　从此篇文章来看，可以显见出作者已经较好地具备了这些基本要求。文章从大处著眼，将诗歌与禅宗的关系放在宋代文化的大背景下，特别是从文人文化心理状态的角度加以观照。在论述创作主体与外物的关系这一重要的命题时，文章认为末代文人文化是一种内敛的文化，它注重主体内在精神的肯定与表现，在心物关系上，便表现出任心自由、以心御物的特点。文章指出：：这种主体精神状态的重视，也是宋代文化中人文省思的反映。末代文人社会的精神，倾向于内省和超越。这种倾向，已无分儒禅，无分学派地弥漫著整个学术环境。文化上的内省精神，使得审美态度更趋向于主观与冷静，这表现在书画写意的精神，也表现在诗论对主观自得的强调。”末代社会的思想文化有著儒、道、释三家互补的明显特点。儒家精神导引著文人们积极追求事功，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仍然起著主导作用。科举，作官，贬谪，复用，再贬，再用，直至最后以各种方式退出官场，这几乎构成文人们的人生模式。期望、失望、再期望、再失望的循环不已，形成他们那种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迷惘与失落感。人生外在的无法把握，使文人们逃向自己的内心，去追求主体精神的自在，以主体精神的存在去抗拒现实人生的失落与失败。这样，他们的心理状态趋于内敛，释老思想自然就成为最好的精神支柱。禅宗思想那种“本来无一物”、“万法在自性”的本体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空不二的认识论，以及随缘任运、随处悟道的修行方式，更加为文人们所赞许、所接受。当他们一头栽进去的时候，确实让他们获得一种精神上的喜悦与解放。以此种心灵观物并发而为诗，自然就有那种自得与清新的意味；在诗学理论上，自然就有苏轼所言的“空故纳万境，静故了群动”的对创作心态的彻悟：自然就有那种能人于法度之中，又能出于法度之外的自得与自在。本篇文章从宋代文化的此种特质出发，加以深论，对于文章主题的揭示，自有一种提纲挈领的作用。出入于文学与宗教的界域而无滞塞艰难之状，是本文的又一特点。作者凭藉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古代文论的深切认识与对禅宗思想的熟悉了解，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加以论述，一边是禅宗思想的表述，而另一边，则是对末代诗歌理论的分析，文章从文学理念与表现方法两个层面找到它们的契合点，让读者看见并感受到的是文章严密的逻辑，流畅的文气，还有作者那一些充满睿智的议论，这都充分展现了作者较强的科研能力与学术素养。对文献较全面的占有，是本文的又一显著特点。作者较全面地引述了有关禅宗与宋代诗论的相关材料，其中有古人的点评，又有现代学者的论述，不仅有中国学人的观点，还引进外国的文学理论。当作者纵横议论的时候，这些资料成为一个坚实的基础，托起了文章的整个建构，观点的建立、主题的揭示都因其得到明显的表现。很难设想，假如没有这些充分的资料，作者该怎样完成他的研究。
　　毋庸讳言，任何研究，都不可能是终极、完美的，它总需要不断的完善，不断的改进，才能不断的接近真理，这才是学术研究。纵观这二十年来，从佛教、禅宗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去研究宗教与文学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其间虽是硕果累累，但私意以为，迄今为止，这些研究，还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或者对两者问对应关系的说明上。尽管这些是非常的重要，也是研究中应有的阶段性的工作。但仅仅如此，势必难以将此项研究工作推向更深一层。宗教与文学，各有自身的本质特点，也存有其相通之处。正是这些相通之处，使它们之间可以相互渗透、相互利用，正如黑格尔所言，宗教需借助艺术的形式来宣讲自己的教义，而艺术则需要在宗教思想文化中吸取养分，以助于滋润、深化创作主体对世界、人生的认识，从而创造出意味隽永的作品。这已经是毋容置疑的问题。但问题在于，这两者之间的沟通，总需要一个仲介，一个桥梁，方能由此而及彼，方能使两者交融、化合。这种仲介或桥梁究竟是什么呢?这应该是给予关注与研究的。遗憾的是，至今还未出现令人满意的文章。不知林湘华先生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