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宗教文化及其发展趋势的思考

对宗教文化及其发展趋势的思考
　　张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文化方面却日益受到西方文化的侵蚀。有识之士认为，这反映了我们的传统文化意识越来越薄弱的现实状况，我们需要对自己的文化有一个反省，并且重新树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实际上，现在世界各国的竞争，最后都将表现在文化的竞争上。不管经济怎样全球化，它最终都要落实到某一个国家上，而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文化作为支撑，经济发展是不稳固的。
　　宗教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包含了它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以及风俗习惯等等。而宗教文化往往又跟整个社会的这些观念及习俗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西方社会，可以说一直到现在，其道德教育主要是依靠或者通过宗教来进行的。在中国传统社会也是这样，中国人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以至于很多民族习俗的形成，都跟宗教密不可分。而实际上，现在我们一般人思维中关于宗教的概念并不是中国古来就有的“宗教”概念，我们古代宗教的含义主要指“教化”。中国文化中把涉及思想、道德、教育方面的文化称之为 “教”，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中国传统文化用儒释道三教思想来对民众进行教化。佛教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宗门”和“教下”两个不同的传承序列，“教下”如天台宗、华严宗是通过经典、说法传承的，“宗门”如禅宗则强调“以心传心”，两者合而称为“宗教”。这显然与我们近代以来形成的宗教概念不是一回事。我们现在说的宗教原来是日本人对英文religion这个词的翻译，是近代中国人学习明治维新的日本文化时借过来的。
　　在西方，一直到中世纪，宗教的含义跟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讲的“教”这个概念都是类似的。因为宗教在当时欧洲社会所起的作用就是像中国所讲的“教”的作用，对社会的文化、道德、习俗等方面有普遍影响，但是它没有中国“教”的包容性大。因为基督教在中世纪的欧洲社会被认为是唯一正确的思想意识形态，凡违背了基督教教义的都被称为异端或邪教，只有基督教是正教。所以当时的欧洲社会排斥所有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甚至为此发生了宗教战争。后来，西方宗教的概念发生了变化，到了16世纪，欧洲进行了宗教改革，紧接着又发生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在当时的欧洲来讲就是要打破中世纪神权的统治地位，建立世俗的社会。所以当时欧洲的启蒙思想家逐步把宗教这个概念从正教与异端（邪教）的对立而转变为宗教和世俗的对立。然而，后来实证科学的兴起，又把科学和宗教对立起来了。18世纪的欧洲出现了一大批唯物主义者，他们一方面强调人文—也就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看到的人文精神、人本主义光辉；另一方面又从实证科学的发展中看到了科学的理性主义，因此这批唯物主义者竭力反对宗教的有神论。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宗教”这个概念的变迁是很大的。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有感于中国的积贫积弱，纷纷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全面吸收欧洲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思想以及以实证科学为代表的科学思想，请进“德先生”和“赛先生”，同时也把西方启蒙者对宗教的批判看法带进来了。所以，近代以来中国人对宗教的认识，就认为宗教是一种跟科学对立的、跟人本主义对立的社会现象。尤其经过新文化运动，以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反宗教迷信运动，中国的知识精英对宗教的存在及其社会作用大多持怀疑批判态度。近代有些学者对中国文化中有没有宗教产生怀疑，乃至于断言中国是一个“无宗教”的国度，这都是接受了以西方基督宗教为参照系的缘故。最初对中国宗教产生困惑并做出评价的西方传教士，发现儒家伦理主宰了社会价值系统—这在西方很大程度上是由基督教的宗教伦理功能实行的，中国民众还没有经历过基督教那样的严格的宗教伦理生活，民间弥漫的是被西方宗教拒绝的掺杂了巫术的宗教。然而近代中国学者对宗教问题发生热烈争论，乃至怀疑批判，其深层原因就在于宗教这个概念已经不是像传统文化那样把“宗教”看做是和“教化”同等意义了，而是以欧洲近代发生变异的宗教的概念引进来同中国传统文化中“教”的概念相对立。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教”就变成了偏重于世俗的教化，而 “宗教”则为神权至上的信仰，并被认为是非理性的、迷信的、愚昧落后的东西，中国近代大部分思想家都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接受“宗教”这个概念的。这样的理解可以说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现在相当多的人对于宗教的认识还是停留在这样一个层面上，就像对“科学”的概念还是停留在实证科学的理解上一样。
　　其实，我们从近代以来形成的“宗教”的概念也正在发生变化，甚至可以说在向原来的宗教概念回归。很多人认为，只要科技一发达，宗教就会消亡。事实是科技越发达，宗教也会跟着发达。一方面，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是有限的，必然会存在许多未知的领域，宗教便有其存在的土壤。另一方面，人们在这种越来越自我异化、越来越受到由自己创造的科学技术制约的时候，也就越是需要人文的关怀。因为宗教从某个角度来说就是一种人文性的终极关怀，同时宗教也是一种社会道德体系，一定条件下，它有助于人们精神生活的建设。现在整个世界的宗教（包括中国宗教）已经越来越世俗化了，越来越参与到世俗的事务中去了；越来越注重在社会中发挥宗教伦理的作用，以强调道德教化为主；很多的宗教礼仪也越来越简化了。这是整个现代宗教发展的趋势，也就是越来越拉近原来所设想的彼岸世界和此岸世界的距离。从世界上来讲，这种变化的标志就是1962年召开的罗马大公会议，在天主教的历史上称之为“梵二”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经过主教们讨论，形成几条共识，其中有三条是比较关键的：第一，公开提出要把对彼岸世界的关注转移到对此岸世界的关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第二，强调天主教传教的方式要本土化。在此之前，天主教是世界上传教方面最保守的宗教之一，比如必须保证以拉丁语来传教等，但这时提出来要本土化，要适合当地人们习惯的语言、习惯的方式等；第三，强调宗教对话，这就完全改变了以前完全以唯一的正教身份自居，而把别的宗教都视为异端邪教的立场。我们看到，从这以后世界上天主教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积极开展与世界其他文明对话，参与国际性事务，用当地的语言传教，更加关注世俗的生活，发展非常迅速。因此，从这个方面来看，宗教已经在发生变化，它不再是完全跟世俗相对立的另外一种文化，而是越来越跟世俗文化相结合。
　　我们说宗教发生世俗化趋向，并不是说其完全放弃了神圣性或没有出世性的一面了，而是说明了宗教所谓的神圣性、彼岸性越来越跟此岸、现世接近，越来越跟现实的世界、现实的人生、现实的问题结合在一起。宗教世俗化的另一层意思是，宗教的世俗化是指宗教教义教规不断与现实社会相适应，从而在相适应的过程中对社会产生教化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宗教教职人员可以和世俗人没有两样，相反宗教在现代社会存在的价值和示范作用正是要通过他们神圣性的追求和道德的感化来体现。所以我们应该进一步认识到，宗教对整个社会教化的作用，在宗教发展趋势中将会越来越占到一种主导地位。因此我们看到，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对宗教逐步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改变了过去那种简单地把宗教看作纯粹是一种迷信、有神论信仰的观点，宗教的文化性质和它在社会道德体系构建中的作用愈来愈凸显。同时也不像过去那样简单认为宗教会随着经济发展、政治改革以及人们生活的丰富和知识的增长而消亡，而是看到了宗教的长期性，甚至于看到了国家消亡以后可能宗教还不会消亡。因为宗教不仅仅是经济、政治以及人们对自然界认识不足等原因所形成的，它还寄托了人们情感上、心灵上的追求和向往。
　　当今社会物质文明的创造速度是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但物质文明的加速发展无法满足人类的整体需要，更不能弥补人类自身的局限。宗教作为文化的载体，它仍然给予人们情感上的支持和安慰，赋予人们某种价值意义，协助人们表达自己的信仰与终极关怀。宗教文化正是在这种需求面前获取发展和寻求着走向。传统宗教为确保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进行调整，以求解决各种冲突和矛盾。宗教的历史显示，由于内在结构中保持对超越、无限等等的追求，宗教的神圣性总与社会的世俗性相对立，宗教世界总与世俗社会保持着极强的张力。如果说宗教的这种世俗化趋向是向社会的妥协，毋宁说是宗教为了自身的生存，为了更适应社会的需求而在教义、礼仪、伦理等各个方面进行的自我调整。同理，宗教在世俗化过程中不得不与科学相调和。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高科技对人类生活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宗教选择逐渐让出认知领域的空间，而固守道德领域。世界是什么，就由科学去作答；人该如何去做，宗教担当此重任；由此力求净化人心，重整道德。其结果是各司其职，各尽所能。罗马天主教会对过去教会迫害科学家的历史进行了公开的反思，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为此表示忏悔。罗马教廷还成立了科学院，号召教徒和神职人员钻研自然科学，特别要研究科学界的最新成果，力求广泛利用现代科学成果为宗教事业拓展服务。这表明，宗教在与科学的关系上，采取了明智的举措，不是对科学成果视而不见或一味拒绝，而是在保持住神学防线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利用、融化科学成果，这也正是宗教要在现代社会争取更大生存空间的必然选择，也是宗教世俗化的关键步骤。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要求，而其认为“文化是一种软实力”的观点也格外引人注目，并发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最强音。谈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这使我想起毛泽东在《论中国新民主主义》中曾经告诫全体党员，不仅要向马克思和列宁学习，还要向孔子和孙逸仙（中山）学习，因为中国的新文化要从旧文化中来发展，我们必须尊重历史，我们无法切断历史。这提示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中，也包含了有优良传统的宗教文化。而宗教文化如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找准自己的定位，特别是在与当今社会的和谐与张力中发挥积极作用，这应该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实践的重大课题。（来源:《中国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