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代佛教学者的心愿——参加《中华大藏经》编辑工作的一段经历

几代佛教学者的心愿
　　——参加《中华大藏经》编辑工作的一段经历
　　今年是中国社科院成立30周年。全院上下一片欢快和忙碌的景象，都在以优秀的学术成果和工作佳绩来迎接这一日子的到来。
　　30年来，在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是有目共睹的，不仅科研队伍扩大了几倍，新建了科研大楼，更为重要的是推出一大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一批又一批年轻的学术带头人成长起来，科研体制和管理逐步完善。作为一名在社科院工作了40多年的“老学部”，我亲身经历了这所有的一切，也曾用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为社科院这座学术大厦的建设作过一些工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我参加编辑的《中华大藏经》。
　　1982年5月，也就是社科院建院刚刚5周年的时候，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上，根据时任宗教所所长任继愈先生的建议，把编辑《中华大藏经》确立为古籍整理的国家重点项目。之后不久，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同志把这一任务委托任继愈组织实施。也就是在随后的7–8月间，我受任先生委派，在他直接领导下参加编辑《中华大藏经》的筹备工作。最初进入这个班子的还有已故南亚所的童玮先生。童先生自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关注佛教大藏经的研究，至1982年初，已完成《二十二种大藏经通检》的初稿，他是我们这支编辑队伍中真正的专家。我的任务之一就是与童先生联络，为编制目录和制定编辑体例作前期准备。我的另一项任务是与北京图书馆、民族文化宫图书馆、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及北京市佛教协会等相关单位进行广泛接触，解决编辑《中华大藏经》过程中必需的资料收集和翻拍复制等具体问题。应该说，在上世纪80年代的社会氛围下，筹备工作进行的非常顺利，所到之处都无条件给予协助。在那段时间里，我和童先生几乎每周都要与任先生碰头，汇报进展情况，研究编辑计划；任先生带我们多次与李一氓同志及中华书局领导会面，商议有关问题。
　　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1982年9月，一个由5人组成的编辑组在北图善本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开始工作。这5位同志除童先生外，都是宗教所佛教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其中有任先生的研究生潘桂明、北大东语系梵文专业毕业的马鹏云以及我和何梅。1982年下半年，我们的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藏经版本的调查；二是将作为《中华大藏经》主要底本的《赵城藏》的收经目录及调查所得的相关资料著录成卡片，汇集于童先生处，用以编辑《中华藏》目录。自1983年起，我们的工作全面展开，底本的翻拍复制、校本的收集整理、校对及校勘记整理等各项工作的开展，促使编辑人员逐月增加，从所佛教研究室又调来了陈贞辉、张大柘、荀俊恩诸同志，任先生的博士生方广锠也参加了部分工作。同时向社会上招聘有一定古文知识的人员参加，至1984年底，编辑人员已扩至35人，1987年达70人，最多的一年有90余人。
　　随着编辑队伍的不断扩大，我们曾先后在宣武区体委招待所、福绥境小学、体育馆路小学、164中学租房办公，还占用了原为中国哲学发展史编辑组使用的鼓楼西大街社科出版社的3间办公室。有好几年时间，我们的编辑人员分别在5个地方办公，因为没有电话，为了联络工作，我有时一天要骑车几十里地。在80年代初期的那几年，条件非常艰苦，比如我们在福绥境小学办公的时候，办公室是学校一间破旧的小礼堂，一张乒乓球台就是我们的办公桌；冬天生一个小煤炉取暖，大家穿着厚厚的棉衣工作。1987年任先生调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当时北图新馆开馆，文津街老馆一号楼大量房间闲置，在任先生的协调下，我们编辑部的绝大多数人员以租用的形式搬了进去，至此才彻底解决了办公用房问题。
　　1982年开始的《中华大藏经》的编辑工作，自1984年开始交稿出版，至1985年年末出书15册。之后，每年以平均交稿10册的进度推进，到1994年完成了全部106册正编的编辑任务，历时13年。
　　编辑《中华大藏经》是一项学术性很强，且困难重重的古籍整理工作。它以发现于山西赵城广胜寺的金代刻本大藏经，即《赵城金藏》为主要底本，以《赵城金藏》的目录体系为编目的基础，将历代各版大藏经有千字文编次的特有经籍汇为一编，从而形成一部新的大藏经版本。因此它是集历代大藏经之大成，收录最为完整的一部大藏经，正编的收经总数达1937种10000余卷。同时还选用现存的、包括版本最为古老的《房山石经》在内的8种大藏经版本作校本，逐字进行校对，将校对的结果写成校勘记附录于每卷经文之后，从而为读者了解历代各版大藏经提供了基本资料。根据这种要求，《中华大藏经》的编者首先要编辑出一份内容既不能遗漏，又不能重复，同时又符合要求的、有一定分类体系的目录。为此需要掌握历代各种大藏经版本的收经内容和分类体系。为作到这一点，我们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光抄录的目录卡片就装满了一个特制的卡片柜。
　　其次，用8种校本与底本校对，这就意味着近亿字经文中的大多数都要反复校对20多遍（三校），这是多么大的工作量。同时，在校对前要将所用的底本全部按规定的尺寸和清晰度翻拍成照片，并一版一版按顺序无差错地装订成册。为备齐8种校本，我们要走遍北京的各大图书馆和寺院，一份一份地去借，借不出的还要派人去校。其中元代的《普宁藏》是孤本，收藏于山西太原崇善寺，借不出来。为了校对《普宁藏》，我们每年都要派几十人分批赴太原崇善寺校经，我自己就去了十几次，一去就是十天半月。可以这样说，《中华大藏经》的编辑就好比是攀登珠峰，要步步为营，一步一个脚印，不容有丝毫的大意和环节上的缺位。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用了13年的时间才艰难地走完了全程的原因。
　　《中华大藏经》的编辑和出版无疑是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课题，也是几代佛教学者的共同心愿。我国的佛教大藏经史可上溯至南北朝时代的写本“一切经”，但历史上的写本“一切经”及之后在唐代的官写本大藏经今天已没有一部存世。北宋初年，在雕版印刷术成熟的基础上，雕刻了我国第一部木刻本大藏经《开宝藏》。在之后的宋、元、明、清诸代，我国的官私版大藏经代有新出，现有印本存世的计有辽朝的《契丹藏》，金朝的《赵城藏》，两宋时代的《崇宁藏》、《毗卢藏》、《圆觉藏》、《资福藏》、《碛砂藏》，元朝的《普宁藏》、《元官版藏经》，明朝的《初刻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嘉兴藏》及清朝的《龙藏》等十几种。在国外，高丽王朝还据《开宝藏》雕刻了《高丽藏》；日本国则有《天海藏》、《黄檗藏》、《弘教藏》的刊行，它们均为我国刻藏的翻版。近代以来，我国国内再没有大规模编刊大藏经的历史记载，有的则是据日本《弘教藏》稍加取舍而铅印的《频伽藏》，而日本国则编刊了铅印本大藏《卍字续藏》和《大正藏》。
　　但是，上述所有的20余种大藏经版本，不是已基本亡佚（如《开宝藏》），就是成了稀世的孤本、残本，或者流落海外；虽有几种有全本存世，但多数又成为名山大寺的供品，很难作为佛教界和学术界经常使用的经本。同时，就流行的几种大藏经版本说，又都因为时代背景等多方面原因，存在着收录不全等种种缺点。所以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我国老一代的佛教学者为了佛教学术事业的发展，多次提出重编大藏经的计划。1943年至1945年间，上海的僧俗学者就曾先后成立了《普慧大藏经》刊行会和民国增修大藏经会，其宗旨是“务求扩前代未有之宏规，擷近代精良之佳著”，使“民国增修大藏经成为空前的精本”，但在当时的国情下，要达此目标是十分困难的，最终只编印出104种共100册，总称曰《普慧大藏经》。
　　新中国建立后的1962年初，学部哲学所在吕澂、周叔迦等老一代佛教学者的建议下，曾召开会议，决定重编《中华大藏经》。周叔迦先生曾著文记载了这件事，周先生说：“为了适应当前的大好形势，对于我国的佛教大藏经实有重加整理、编纂、刊行之必要。1962年春，哲学研究所应各方面的要求，召集了会议，决定重新编定《中华大藏经》。首先的工作是编定目录，然后选定古刻本，加以校勘，影印出版”。就是说，一个包括编目、选本、校勘及影印的《中华大藏经》的编辑计划，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已被列入了哲学所的规划，只是因为随后的一场政治运动使这一计划沒有付诸实施。由任先生首倡，并在他的主持下完成了《中华大藏经》的编辑和出版，实现了我国几代佛教学者的心愿。
　　编辑《中华大藏经》是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在经费上全额支持的、唯一的一项国家重点项目，也是我院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项目。1983年3月，任先生、童先生和我一起出席了由社科院领导主持的在福州召开的全国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议定书的签约会议。
　　《中华大藏经》的编辑出版为佛教界和学术界提供了一部收录完整、校勘精良的、新的大藏经版本，从真正意义上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佛教界及学术界没有修藏的历史。《中华大藏经》出版后，受到佛教界、学术界、出版界及媒体的广泛关注和好评，曾与《甲骨文合集》等一起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成果的最高荣誉奖，获得国家古籍整理的一等奖和国家图书奖。我深信，《中华大藏经》必将以它不可取代的成就载入当代中国学术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