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山——民族文化交流的纽带

五台山——民族文化交流的纽带
邓小咏 王启龙
五台山，系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据传为文殊师利菩萨显灵说法的道场。属太行山支，分布于陕西省东北部的五台,繁峙二县境内，以五台县东北约90公里的台怀为中心。《广清凉传》卷上说，此地“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而又谓之清凉山。[1]这里崇岩叠嶂，环绕东、西、南、北、中五峰(即五台)，周长约500里。若依海拔高度顺次排列，其中北台叶斗峰最高，海拔3058米；往下依次是中台翠岩峰，2898米；东台望海峰2795米；西台挂月峰，2773米；南台锦绣峰最低，2485米。真是天造地设，北高南低，大有坐北朝南，一览无余之势。[2]五台之誉，古已有之。北魏时即建有佛寺；北齐时有寺院二百余所。隋文帝下诏五峰之顶各建一寺，并遣使在山顶设斋立碑。到了盛世唐朝，五台山即以佛寺众多而享誉东亚，有师子(今斯里兰卡)、厨宾(今克什米尔一带)、南天竺(今印度南部)、日本等国僧人专程巡礼朝拜。至唐开元(713—741)以后，寺院已臻极盛，其中有大寺三百六十所。敦煌莫高窟第61窟中现存《五台山图》系五代时山区寺院的真实历史写照。五台山对吐蕃的影响，史载最早涉及唐代。但实际上藏传佛教与五台山的真正接触应该是在元代。自元以后数百年来，五台山一直是汉、藏、蒙、满、土等族宗教文化交流的圣地。自清以后，这里汉藏佛寺并存共荣，汉藏文化交相辉映，为加强民族团结和推进文化交流作出了极大贡献。本文拟就自元以后历代藏传佛教与五台山的关系作一简要描述。以供学界参考和批评。
我们知道，藏传佛教萨迦派与蒙元王室的联合，避免了藏族人民在危难之际的灭顶之灾，保存和维持了藏族人民的生存与藏族文化的延续、繁荣与发展。尤其是元世祖忽必烈与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的联合，使藏族地区从此纳入祖国版图，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统一和复兴!这一段历史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永放光彩。藏传佛教与五台山的因缘正是在这一联合过程中开始的。
正当忽必烈被蒙哥汗解除军权，处于危难之际，长期跟随忽必烈的八思巴并没有离他而去，而是伸出了真诚的援助之手：可能是为了给其施主忽必烈祈福消灾，告天护佑以便度过灾难，1257年春，八恩巴在忽必烈营帐中写了两篇特别的文章(2月写就的《不动佛烧施仪轨》和3月10日写就的《五天女赞颂》)。同年5—7月，八思巴朝拜了离忽必烈扶州营地不远的佛教圣地五台山。1257年，八思巴巡礼五台山，为忽必烈及其家人消灾祈福，是为藏传佛教与五台山因缘之真正开端。[3]
当然，以文殊菩萨为主要尊奉神祗的萨迦派，与其他藏传佛教教派相比，自然更为看重和钦慕五台山。据《萨迦世系史》载，萨迦班智达未赴凉州前就曾梦游五台山，此后过了很久即在一天之内写就《智入空性论》。到了凉州之后，萨班到达五台山，并为五台山的一名叫多丹坚波的道士亲授了薄伽梵呼金刚大教之坛城法，并加持前导至尊无常母之黄丹坛城法。而有意思的是，说“法王萨班住于凉州宫廷，讲论佛法之时，许多人前往五台山朝拜，众人皆梦见文殊菩萨现在不在五台山，正在凉州宫廷讲法。醒来后，大家一致同意前往凉州。法王萨班亲自接见，并讲了发殊胜菩提心，使众人皆获得佛法”。[4]俨然将萨班尊奉和圣化为文殊菩萨化身。但是，这不过是《萨迦世系史》作者追述祖德时的神话描写罢了，因为我们至今尚未发现可资佐证之物，比如像八思巴那样有众多写于五台山之作品。
八思巴这次赴五台山巡礼，自然是他杰出一生中的光辉一页。此行的目的和原因，除了为忽必烈祈福消灾之外，还有不可忽略的是他在宗教上对五台山的向往和倾慕已久的最终实现。在五台山期间，八思巴不但听受了“大威德、玛哈玛雅、金刚果、时轮等全套密法及疏释，……中观论、赞、颂、俱舍等经论”j[5]而且还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文，[6]其中有5月17日写下的《文殊菩萨名号赞》；朝拜五台山各山峰时写就的《文殊菩萨坚固轮赞》；7月8日写就的《赞颂诗——花朵之蔓》；同月21日写就的《文殊菩萨五台山赞颂——珍宝之蔓》。在《赞颂诗——花朵之蔓》题记中，八思巴写道：“依忽必烈王之福德，讲经僧八思巴前来五台山向文殊菩萨祈愿时，释迦牟尼显示多种神变，因而生赞颂之心，为使解脱之法幢矗立、护佑众生之故，阴火蛇年七月八日于五台山写成此《赞颂诗——花朵之蔓》”。[7]明白表达了对忽必烈告天祈福之拳拳心愿。忽必烈在这段特殊时期，能得到八恩巴始终如一的虔诚祝福和坚定不移的精神支持，无疑是莫大的安慰。反之，具有政治眼光的八思巴以其忠诚不二的品德和一系列的实际行动进一步赢得了忽必烈的高度信任。
此外，不管八思巴是不是“第一个亲身到五台山朝拜的西藏佛教界领袖人物”，[8]但从上述可知，他巡礼五台山是有史可查的，据说“他有衣冠葬在五台普恩寺，寺中有一座十米高的喇嘛塔，就是他的衣冠塔”。[9]他的五台山之行和对五台山之赞颂，虽然在汉地影响不大，但肯定自然要影响整个蒙藏佛教界。此后有许多藏族僧人访问五台山。其中，元代有如后来的藏族高僧胆巴，他经八思巴所荐谒见忽必烈后，就曾受命住持
过五台山寿宁寺，使藏传佛教真正开始在五台山生根发芽。八思巴弟子，元朝第四任帝
师意希仁钦(1249—1295)即逝于五台山。[10]
由于受八思巴巡礼五台山的影响，后世历代藏传佛教名僧为了与中央王朝当政者保持友好的合作关系，并以此获得自己在藏传佛教界的领袖地位的权威性，纷纷效仿八思巴。可以说，自元以后，藏传佛教始在五台山兴起，五台山也就成了我国四大佛山中唯一藏，汉佛教并重，青庙与黄庙共接，兼有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大道场。到汉地朝觐传教的西藏佛教僧人常常以到过五台山为荣。
历代帝王也非常重视请蒙藏僧人到五台山弘传藏传佛教。比如明朝开国君主太祖贵物品。据说，后来永乐帝又送他住持于五台山大显通寺，在那里，他重修了大自塔。圆寂后，寺内塑有其身像。
总之，噶玛巴大宝法王与五台山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在明朝历史上留下了实实在在的一笔。为连结汉藏等各民族的感情、增进佛教文化交流曾经作出过重要的贡献。除大宝法王外，明代三大法王之一的大慈法王(1354—1435)也曾多次赴蒙古、五台山、青海等地讲经传法，弘扬佛教文化。在此不赘。
清朝入关，奠基大统后，对五台山也是尊崇备至。据说在满语、藏语和蒙语中，“满洲”这个词与“文殊”读音相同，都读作“曼殊”。所以清朝的帝王们对五台山别怀一段衷情。清朝的第一位皇帝，清世祖顺治，笃信佛法，传说他后来出家上了五台山。他甚至用佛教怀柔政策统治蒙藏地区，其过程中就以五台山为圣地，将五台山的十座寺庙改为黄庙(藏传佛教寺庙)，从此五台山成了青庙与黄庙共存、汉藏佛教文化共荣之地。
乾隆皇帝曾为五台山菩萨顶御笔制碑日：“竺兰宝号与我朝国号相符，用征亿万年无量福祚也。”乾隆帝对五台山的情结还远不止于此。这里单说他与五台山殊像寺的因缘佳话：
乾隆二十六年(1761)春，乾隆帝陪同母太后到五台山殊像寺拜佛，母太后“默识其像以归”，回京后乾隆命刻文殊石像，还命仿五台山殊像寺在北京香山建了一座塑有文殊师利像的“宝相寺”。到了乾隆三十九年(1774)，乾隆帝再命在塞外的热河狮子沟北山麓普陀宗乘庙之西建了“殊像寺”。据说此寺后来就是乾隆帝家庙。而更为有趣的是，当次年(1775)此寺落成时乾隆还深情地题诗“殊像寺落成瞻礼即事成什”赞颂，并在此诗序文中将此寺建立的前后因缘说了个通通透透：
五台山为文殊师利道场，梵语谓之曼殊师利。山麓有寺日‘殊像’，传为文殊示现处，妙相端严，瞻仰生敬。
辛巳春，奉圣母幸五台祝嫠，瓣香顶礼。默识其像以归。即归，摹勒诸石。遂乃构香山肖碑模而像设之，额日：‘宝相’。兹于山庄普陀宗乘庙西，营构兰若，庄校金容，一如‘香山’之制，而殿堂楼阁略仿五台山，亦名‘殊像，，从其塑也。夫佛法无分，别见清凉。五峰回文殊初地，番山塞山，非彼非此。矧以竺乾视之，固同为震旦中菩萨示现之境乎?是则阐宗风、延曼寿，功德利益，又皆一合相之，推广平等者也。
工始于乾隆甲午夏，逾年落成。以诗代颂，并志缘起如右。[15]
从这里，足见乾隆帝对五台山之景仰与重视!
自清代，对呼图克图等级制度予以确立。其地位仅次于达赖、班禅两大活佛。清代还按地域划分为藏(西藏)、番(甘肃、四川、青海)、游牧(蒙古、察哈尔、土默特)和驻京(若哈、盛京、多伦诺尔、五台山)等四类喇嘛。而五台山属于驻京喇嘛范畴，从中可见五台山之重要。呼图克图著名的有八大系统，即济咙、策默、热振(清代文献作<口孚>征)、第穆、哲布尊丹巴(驻锡喀尔喀蒙古库伦)、章嘉(驻锡青海佑宁寺、北京嵩祝寺)、嘉木样(驻锡甘肃拉卜楞寺)、土观(驻锡青海佑宁寺)。其中嘉木样四世活佛、章嘉二世、四世、六世、七世活佛等均与五台山有缘：
嘉木样·嘎藏图丹昂吾(1854—1916)，拉卜楞寺第四世嘉木样活佛。康区德拉龙地方(今四川德格境内)人。咸丰九年(1859)，被认定为第三世嘉木样活佛的转世灵童，次年迎至拉卜楞寺。拜喜饶嘉措华桑波为师受沙弥戒。同治七年(1868)，入闻思扎仓，修习显宗经典。同治十年(1871)，学习因明和般若。光绪元年(1875)，赴西藏哲蚌寺果芒扎仓学经，后于仙巴大师座前受比丘戒。光绪五年(1879)，返归拉卜楞寺，创建护法神殿和喜金刚扎仓并任住持，对寺院机构进行了调整。光绪九年(1883)，任拉卜楞寺总法台。后前往康区、安多、五台山、蒙古等地朝礼供佛。光绪二十四年(1898)，至北京雍和宫，觐见光绪帝。光绪二十六年(1900)，光绪帝封其为“广济禅师”。民国二年(1913)，袁世凯封其为“广济静觉妙严禅师”。主要著作有《喜饶嘉措传》和《喜金刚学院志》等5部。
清圣祖康熙帝，曾请当时统辖内蒙和青海佛教事务的呼图克图二世大活佛章嘉·阿旺罗桑却丹(1642～1715)，住持五台山镇海寺，大兴喇嘛教，对五台山的寺庙进行了规模宏大的修葺工作，破例允许五台山寺庙加盖帝王专用的黄色琉璃瓦，以此绥柔蒙古，密切与剽悍异常的蒙古族的关系。
四世章嘉活佛章嘉·益西丹贝坚赞(1 787—1846)，青海大通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被认定为三世章嘉转世灵童，迎至佑宁寺。乾隆五十八年(1793)，受沙弥戒。翌年，奉旨抵热河，朝觐乾隆帝。嘉庆四(1799)，奉旨赴藏于拉萨拜见八世达赖喇嘛强白嘉措，后从后者受比丘戒，往各寺熬茶，
在藏学经、受法7年。嘉庆十一年(1806)，返京晋谒嘉庆帝，讲论佛法，嘉庆大喜，遂赐法海寺、五台山、普庆院等为其驻锡地。嘉庆二十四年(1819)，嘉庆皇帝命其为札萨克达喇嘛，办理一切佛教事务。后赴蒙古、甘肃、青海、热河、五台山等各大寺院，向蒙藏僧俗人众广布佛法。道光八年(1828)，道光帝以其经典纯熟，办事妥贴，特赐予银质镀金大国师印一方以及诰命、金顶黄轿、九龙黄座褥、黄伞等礼品。嘉庆二十六年(1846)，60寿辰之时，道光帝赐“福寿”两字及白玉如意等礼品，准设章嘉商卓特巴札萨克喇嘛1人，管理僧众，兼管汇宗、善因2寺。
章嘉·罗桑益西丹贝嘉措(1878—1890)，第六世章嘉活佛。青海多尔古地方人。光绪七年(1881)，被选为幼童呈报清廷，于雍和宫金瓶掣签选定为转世活佛。光绪帝赏赐礼品，并颁谕达赖、班禅、蒙古王公及驻京诸呼图克图。光绪九年(1883)，拜多杰丹贝嘉措为师。修习佛教经典。次年，从噶伦匝伯特耶丹萨喇嘛受戒。光绪十二年(1886)，由佑宁寺，动身赴京，觐见光绪帝和皇太后，清廷赏赐许多珍贵礼品。翌年，赴多伦，于善因和汇宗两寺唪诵佛经。后前往五台山礼佛，沿途各蒙古王公、札萨克及呼图克图等僧俗众人皆祈请摩顶诵经。光绪十四年(1888)，自五台山至多伦，库伦第八世哲布尊丹巴派遣代表前来致贺，内外蒙古各旗王公、贝子、札萨克等3万余人供奉金银、珍宝、古玩、绸缎、骆驼、马、牛、羊等物。光绪十六年(1890)，圆寂于内蒙古善因寺，年仅12岁。
章嘉·洛桑白单丹贝准美(1891—1978)，第七世章嘉活佛。青海大通县唐克托人。幼年被认定为六世章嘉转世灵童，迎至佑宁寺坐床。光绪二十五年(1899)，奉旨进京，晋谒光绪帝，赐金印，赏黄舆车。翌年，敕授札萨克达喇嘛，驻京任职。后常往来于安多、五台山、多伦及北京等地的各大寺院，广学经教，勤修定慧。光绪三十年(1904)，因驻京副札萨克达喇嘛敏珠尔呼图克图入寂，奉旨兼任副札萨克达喇嘛，并管理多伦诺尔之汇宗、善因两寺，京师的嵩祝、法渊、知珠、法海四寺，西宁的佑宁、广济两寺，五台山的镇海、普乐寺等，赏给“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印及敕书。民国后受政府尊崇如故。民国十年(1921)，出任蒙藏委员会委员。民国十八年(1929)，设大国师章嘉呼图克图驻京办事处。民国二十年(1931)，任蒙旗宣化使，定期赴蒙古宣化。翌年，在洛阳广寒宫召开的国难会议上被推选为名誉主席。国民政府因其热受祖国、弘法济世的举动而给予高度赞扬，授予“灌顶普善广慈宏济光明昭因阐化综持黄教大国师”称号、大总统高等顾问职衔。民国二十三年(1934)，先后赴内蒙各地讲经，宣传国民政府对蒙政策，任国民政府委员。1949年前移居台湾。1978年圆寂于台湾。
要言之，自元朝藏传佛教萨加派领袖八思巴巡礼五台山之后，历代帝王及藏传佛教领袖人物，都十分看重五台山。“元、明、清初各代皇帝均敕建寺院。清嘉庆中叶(1796—1820)以后，逐渐衰颓”。各朝皇室人员、王公大臣到五台山礼佛供僧者多有记载。自元以降，五台山始终是沟通汉、藏、蒙、满、土等多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