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蒋再唐论儒佛义

与蒋再唐论儒佛义
　　马一浮
　　录自《马一浮集》，原书无题，后人命名为“与蒋再唐论儒佛义”。
　　1918年3月
　　详所综合，并臻玄解。齐收五味，直剖衣珠。可以羽翼深经，扶扬大教，前此所未闻也。良由宿因熏发，遇缘而现，浮也何幸，得睹斯篇！
　　原夫圣教所兴，同依性具，但以化仪异应，声句殊绝，故六艺之文显于此土，三藏之奥演自彼天。法界一如，心源无二，推其宗极，岂不冥符？果情执已亡，则儒佛俱泯。然诠表所寄，义相实繁。苟欲一一比而合之，二教广略靡定，隐显时别，分齐有所难析，涂虑患其不周。故忘筌之旨既得，则拂迹之谈可舍。
　　察乎此者，交参互入，并行不碍。前贤以异端屏释，古德以外道判儒，遂若体物有遗，广大不备，其犹考之未尽密耶。尝以西来众典，义启多门；邹鲁所乘（或作“承”），道唯一贯。彼则一乘是实，此乃易道至神。今欲观其会通，要在求其统类。若定以儒摄佛，亦听以佛摄儒。须以本迹二门辨其同异。盖迹异故缘起有殊，本同故归致是一。就迹则不夺二宗，依本则不害一味。若迹同者，二俱不成；若本异者，一亦不立。今双立儒佛，正以同本异迹故。存迹以明非即，就本以明非离，则不失于二，不违于一，是以儒佛得并成也。二家互摄，彼依五教，则圆及终、顿为近；此依六艺，则《易》与《礼》、《乐》为如。前义以竢彼教之哲，后义则是君子今日之志也。使广为辨释，穷劫犹病；但标举大义，亦可得而略言。如《诗》次《风》、《雅》、《颂》，正变得失各系其德。自彼教言之，即是彰依正之胜劣也。《书》叙帝、王、伯，虞夏商周各以其人。自彼教言之，即是示行位之分圆也。《春秋》实兼《诗》、《书》二教，推见至隐，拨乱反正，因行事，加王心。自彼教言之，即是摄末归本，破邪显正，即俗明真，举事成理也。终顿之义，亦可略摄于此。然此是迹异门。迹中有本，本同故可摄。唯以其迹，则不见有摄义也。若《易》与《礼》、《乐》则是本同门，本中亦有迹，本同故迹泯。唯以其本，故不见有不摄义也。
　　略举其例。如乐主和同，即是平等一心。礼主别异，即是差别万行。万行不出一心，一心不离万行。故有礼不可无乐，有乐不可无礼。礼乐皆得，谓之有德，此即摄圆教义。乐由中出故静，不动真常湛寂之本也。礼自外作故文，不坏功德业用之相也。乐者天地之和，礼者天地之序。和，故百物皆化，刹土尘毛，身悉充徧，所谓化也。序，故群物皆别，行布圆融，重重无尽，所谓别也。此皆圆教义也。《大学》明德、新民、止于止善，先后有序，是礼教义。依性说相，即性之相也。《中庸》大本、达道、一于至诚，天人合言，是乐教义。会相归性，即相之性也。《大学》摄终，《中庸》兼顿，合即成圆，故先儒双提二篇以显圣道也。乐由天作，礼以地制。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天地者，法象之本。干知大始，即表心真如，所谓一大总相法门体也。坤作成物，即表心生灭，出生一切法，能摄一切法也。终顿圆三教并用此义。乾坤成列而易行乎其中，性相交融而觉周于无际。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故圣道可得而立，佛法由是而现。天道、地道、人道，一也；苦身、法神、烦恼、般若、结业、解脱，一也。此圆教义也。《礼》、《乐》统于《易》，犹终、顿该于圆。《礼》、《乐》以人道合天地之道，犹以一心开二门。终、顿准之。《易》以天地之道冒人道，犹以一法界总收一切法。圆教准之。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所谓众生身中悉有如来智慧也。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所谓十住初心便成正觉也。易无方无体，无思无为，而盛德大业，开物成务，原始反终，穷神知化，寂而常感，感而常寂，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孔子叹《易》之德曰：非天下之至精至变至神，其孰能与于此。此犹《华严》之称大方广矣。故谓圆融具德，缘起无碍，无尽法界，相即相入。如来不思议境界者，正是易教所摄也。
　　愚计所及，略见于斯，未尽两端，何论一谛。窃谓欲融摄二宗，须令教相历然，义无混滥，如量而说，称法而止。唯当依义，无取随文。庶诤难可消，醍醐不失。否则易堕相违，旋成戏论。程子致诫于乱真，清凉取譬于盗牛。二教之师，由来交让，欲使一朝涣然，诚未可期也。
　　以上所陈，大抵摭彼教之卮言，证儒家之孤义。粗为比傅，虚不中伦。如其条理，以竢智者。
　　戊午春二月。
　　蒋君撰《华严札记》见示，意主和会儒佛，多取《中庸》《大学》以证《华严》之理，并准贤首《义海百门》，一一比傅。其霍然处亦若可喜。微憾教相未晰，条理不举。故粗述愚计，聊与商榷，但取解颐，不可为典要也。
　　戊午春二月，浮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