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出世与释迦的入世

孔子的出世与释迦的入世
　　孔子是入世的吗？答曰是的，但孔子同时也是出世的，他以自己的方式出世。
　　孔子生活在一个立谈可至卿相的时代。多少国士、游士、策士、辩士，布衣杖策，贸贸然去扣朝堂的门。然后升殿接膝，纵谈天下大事。一言称意，则怀金曳紫，位重公侯。
　　孔子有声望，鲁、陈、卫诸国的君主，纷纷慕名延请，待如上宾。有手段，可以利用手中短暂的威权，立诛他所认为的奸邪。有担当，曾经面折廷争，使国力微弱的鲁国在外交上不落下风。有志向，“天生德于予”，常以命世之才自诩。也有狡猾的世故，懂得在主人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不愿见的阳虎。子张问到“干禄”，他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做官与行世，孔子显然都有一套。这样的人在这样一个国君可以举一国之力任其施展的时代，一展抱负正如探囊取物了吧。
　　但孔子却高悬标格，不肯稍稍假借。现实与自己的政治理想略有扞格，立刻抽身远引，绝不回头。最终，他留下了一个空白的事业。而这空白的事业，便是孔子最大的事业。子赞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用其道则出身行道，一往无前；不用其道则退身守道，传之后世。孔孟所佩服的圣人，如尧与伊尹，是入世的榜样。如吴太伯，如夷齐，如柳下惠，如孔孟自己，是守道的楷模。有入世的精神，行出世的作为，一入一出之间，不变的是一个道字。这种秉一身节操，而矫矫不群的豪杰之气，正是中国读书人的根骨。有这根骨在，那么一时功业成败，竟变了鸡虫之争的小事，出世入世，又何必计较呢。
　　释迦是佛。佛自然是出世的，但若不入世，何以言出？
　　世人每云佛家是植根于痛苦辛酸的土壤而开出的超脱飘逸的奇葩，是看破红尘后的无奈的微笑。如此实际只是小乘。盖印度佛教，先有小乘，后有大乘，中国亦不逾斯轨。但小乘之行于中国，时期甚短，势力亦弱，非如印度西域之以小乘为正统、而大乘为闰位。八世纪之后，印度婆罗门教中兴，佛教渐至陵夷衰微，而中国自罗什西来，大乘靡然成风，故谈佛则不得不语大乘。若一生持戒只知回向自己，即使修到极至，玄虚寂灭，枯木死灰，不过一自了汉，早为五代时禅林豪杰所笑。大乘菩萨道欲对世界和人生追根究底，并引人去把握其底蕴。这就是所谓终极关切。佛家的话讲慈悲，“同体之慈，无缘之悲”，虽然解释不同，总含有两重意思，与一切乐与拔一切苦。
　　菩萨的华译，叫做觉有情。一切有情众生均具佛性，却不能自觉，菩萨有大智，能自觉，有大悲，能觉一切有情，故菩萨实在是最多情的人。修佛总要有缘起，《大智度论》讲五菩提，起首是发心菩提。凡夫于生死之中，发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大愿，如是方能证菩萨摩诃萨。己未度而欲度人，称菩萨愿，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是菩萨的大悲心行。这已将单纯的戒定慧化为积极入世的精神，不但要证道，更加要度人，不但要度化善人，而且要度化恶魔，不但赞叹笃信佛道的善信，同时也赞叹实践着同一原则的外道。这种以无争的出世心情，毫无条件而入世救众生的自愿，已远非“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理想所能望见，较墨家的“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也勇猛得多。弟子有问佛者曰：谁当下地狱？佛曰：“佛当下地狱。不惟下地狱也，且常住地狱。不惟常住也，且常乐地狱。不惟常乐也，且庄严地狱。”
　　也因如此，释迦时时现相说经，指示方便道。释迦有时发光动地，有时平等如如，使众生知道寻常处即有万法，自己与三世诸佛其实并无不同，出世入世，也非方枘圆凿。出世间法是不离世间法的，出世间的般若妙慧是与世间的日常生活分不开的。奔走尘劳的生活中，有多少利他的事，或大或小，到处自然地充满了大乘菩萨的精神。凡夫不必发大愿心，也不必信解受持，只要见本性爱人，则何处不是道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