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竟无的孔学论观——以佛解儒的一个例证

欧阳竞无的孔学论观——以佛解儒的一个例证
　　萧平（中山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提要：欧阳竞无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佛学大师是众所周知的。然而纵观其一生为后世留下的论述，其中谈及孔学的却有三分之一的比重。尤其到了晚年，欧阳先生在大力提倡孔学的同时，又以其深厚的佛学功底对孔学作了深入解说，成为中国佛教史上以佛解儒的重要代表之一。本文则从会通孔佛、《中庸》解、《大学》、《孟子》、《论语》解等几个方面论述了欧阳竞无的孔学观。
　　关键词：欧阳竞无 孔学 以佛解儒
　　以佛解儒，在中国佛教史上不为罕见，欧阳竞无作为近代中国的佛学大师，亦追随先人，尤其晚年对孔学大加提倡，而纵观其一生的著作，有关孔学的论述，占了几乎三分之一的比重，可见其对以佛解儒的重视。欧阳竞无大力提倡孔学，是在他晚年体悟“佛之唯三不趣为无余涅槃”之后，故其对孔学的阐发亦独具匠心。此外，作为佛学机构支那内学院的代表者，欧阳竞无对孔学的态度，不仅影响到内学院所有在学的弟子或院友，而且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以下将以支那内学院刊刻《欧阳竞无内外学》中的相关内容为依据，对佛学大师欧阳竟无的孔学观加以疏理。
　　一、会通孔佛
　　欧阳竟无开始致力于孔学的研究和阐发是在他确信“佛之唯一宗趣为无余涅槃”后不久。即以“无余涅槃”的立场重新审视作为中国传统的孔教思想，他惊讶地发现孔佛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使他心扉顿开，正所谓“渐自认识佛义在无余涅槃，转读孔书始灿然矣” （（跋中庸传寄诸友），支那内学院刻印》。欧阳竞无对孔学发生兴趣还有另外的原因，即当时正值日寇穷兵黩武，蠢蠢欲动，妄图以武力展开全面侵华战争，而中国人却似乎仍沉浸在昏昏欲睡之中，毫无同仇敌忾之志。就此欧阳竞无认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局面，正是由于伪儒当道，乡愿横溢，而真孔不显所造成的结果。即所谓自孔子之后“中国实无孔学”可言（（覆张溥泉书））。为肃正人心，唤起民众之抗战决心，欧阳竟无遂决意大力阐发孔学之真髓。以上为欧阳竟无提倡孔学的动机。然而，以佛学巨擘称名的欧阳竟无，要提倡孔学，就首先需要对佛孔二家之关系和位置做出明示。
　　古来试图会通儒佛者，并不乏其人。如唐·圭峰宗密倡导华严禅，以融通儒释道三家：蒲益智旭作《四书解》，以禅释儒等等。然因时代需求和个人著眼点的不同，各自选择的会通焦点亦有所殊异。欧阳竞无就此也有评价，如说“蒲益禅解八股时文最为害人” （《孔学杂著·覆蒙文通》），可见同是从佛教立场解释儒家，其意见竞回然若此。
　　欧阳竞无会通孔佛是从寂灭寂静、用依于体、相应不二、舍染取净等佛教观念人手的，指出孔家的性道之书如中庸、大学、论语、周易，文章如诗、书、三礼、春秋等所讲的，皆不出此四义。具体而言，以寂静寂灭义释孔学之“天命”和“至善”，曰：“原夫宇宙人生必有所依，以为命者，此为依之物，舍寂之一字谁堪其能”，“所谓人欲净尽，天理纯全是也”（（孔佛概论之概论））。欲明此理，“孔家应读学、庸、周易”：“至善即寂灭寂静是也。何为善?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就相应寂灭而言谓之道，成是无欠谓之性，继此不断谓之善。道也性也善也，其极一也。善而曰至何耶?天命之谓性，於穆不已之谓之天，无声无臭之谓於穆，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则至善之谓无声无臭也。至善为无声臭，非寂灭寂静而何耶?”以用依于体义释孔学之易，曰：“凡孔家言性言命言天，皆依体之用也。易之道广矣备矣，而命名为易，易者用也，曰交易阴阳交而成八卦也。曰变易六爻发挥惟变是适也。曰不易与体相应无思无为而能冒天下之道所谓生生之谓易是也。”以相应不二义释孔学之阴阳和合之理，曰：“独阳不长，不可离阴而谈阳也。而干之为卦六爻纯阳，就阳而诠阳也。孤阴不生，诠坤亦尔也。”以舍染取净义释孔学之扶阳抑阴义，曰：“扶阳抑阴孔学之教，阳善也，净也，君子也。阴恶也，染也，小人也。扶抑即取舍。则孔亦舍染取净也。”最终则以“了此四义，可知人之所以为人，天之所以为天，孔佛无二，循序渐进，极深研几，是在智者”作结语。
　　欧阳竞无会通孔佛，并不是只讲会通，而是在会通之余，将孔佛加以适当定位。如谈寂灭寂静义，而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我皆令人涅槃而灭度之”。针对寂灭寂静与孔学之生生的关系曰：“知孔道之为行者说生生，生生行也，非流转于有漏奔放习染也，知佛法之为果者说无生，无生果也，非熏歇烬灭光沈响绝之无也。淆孔于佛，坏无生义，淆佛于孔，坏生生义，知生生而无生，是依寂之智，则知行之相貌有如此也。知无生而无不生是智显之寂，则知果之相貌有如此也。” （（孔佛））总括而论，孔学要达到的最高境界，亦不出佛的“寂灭寂静义”，至于“佛与孔之所判者”，仅在于“至不至满不满也”。由是可见，欧阳竟无虽将孔佛共视为先圣，且强调“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求然之同故佛须学、孔须学”，但在二者的裁量判别上，仍佛学视为更高、更广，即“孔学是菩萨分学，佛学则全部分学也” （（孔佛概论之概论））。欧阳竞无下这样的结论，根据的是佛教中的“圣言量”，即“必以圣言为量”。而他所依据的“圣言量”，实际上指的就是佛法的最高境界“无余涅槃”。故知欧阳竟无会通孔佛，其立场仍在佛法。
　　二、《中庸》解
　　日寇大举入侵，迫使众多的文化机构西迁。支那内学院也在纷飞的战火中迁至四川，继而在江津成立了支那内学院蜀院。为了加强院友之间的联络，欧阳竞无决定于每年旧历正月初七举行“人日大会”，每次讨论一个主题。作为佛学讲学或研究机构的支那内学院，理当以佛学为探讨的主题，但在第三次人日大会上却确定了儒家经典《中庸》为讲授的主题。欧阳竞无还特地撰写了《中庸传》，不仅在人日大会上大讲特讲，且分寄给那些无法赶来参加大会的院友。欧阳竞无此刻大力宣传《中庸》，自有他的用意。他对《中庸》所作的解释，也独具特色。
　　《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一篇，一般认为其出自孔子之孙子思之手。孔子去世后，儒家分为八派，子思为其中之一。从师承关系上看，子思学于曾子，而孟子又学于子思，故苟子称其为“思孟学派”。《中庸》在儒家经典中还一向以难解著称，对其作注释者，古今不乏其人。但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朱熹的《中庸章句》。朱熹把《中庸》与《大学》、《论语》、《孟子》合并在一起，构成“四书”，对后世影响颇巨。根据“四书”的排列，《中庸》位于《大学》之后，一般被视为“实学”。从《中庸》人手是欧阳竞无解释孔学经典的一个特色。即欧阳竞无把《中庸》作为“四书”之首，依次则为《大学》、《论语》和《孟子》，并在（中庸传）绪言中所指出的，“孔学有系统谈，止是中庸一书，大学犹所不及”，可见他对《中庸》的重视。
　　“顾幸有概论，而又为乡愿所诬，则与无概论等。虽然，概论而原无，不害其无。概论而乱有，实害其有。故欲探学，必辨概论”，这是欧阳竞无之所以从《中庸》下手的一个重要理由。而以“寂灭”来解释《中庸》则是欧阳竞无的一大发明，也是他的用意所在。如（中庸传）绪言曰：“认寂本体，人非丧心病狂，无不知重自家本体，何为本体?寂灭是也。”就寂灭的意义进一步解释说：“寂灭非顽空无物也。乃人欲净尽灭无一毫，而后天理纯全尽情披露，寂灭寂然是其相貌，故寂灭为本体也。天下充量，动曰全体者广大义，顾广大推逾于寂，天下圣竞动曰实体，实体者精微义，顾精微谁逾于寂，是故寂之为体也。”此义虽说显然明了，而凡夫“但缘目前小境不肯缘全体大寂者，小儿不知天厨糗备白不舍手中饼饵，无怪然也一。又因“韩愈误清净寂灭，遂恶清净寂灭，并使干载至今张冠李戴，岂不怪哉”!而“人何以服韩而不信圣，书难读也，习易从也，蔽之为害也”，故“须辨也”。“寂灭为乐”是佛教中三法印之一，其也相当于境行果当中的果，若改用现代语言说，就是人生奋斗要达到的目标。欧阳竞无以“寂灭”解释《中庸》，无疑是要把孔学的终极目的括定为“寂灭”，而《中庸》阐述的正是“寂灭”的道理。
　　目标既然已经确定，下一步则是达到目标的手段。所谓手段，即是立教。欧阳竞无强调，“为众立教，止有寂灭是大王路”。他首先承认“人质有殊”，但经过教育却“皆可尧舜”，而设教的目的就是为“舍染取净，依于清净而引发其种也”，故“教与非教之判，判之于寂灭清净是依”。性善或性恶，是哲学或宗教领域经常引起争论的一个话题，儒学之中就此亦有许多不同的解释。然佛教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舍染取净”，即认为现世人的行为无不受到过去世“业力”的影响，这种“业力”既包含善，也包括恶，所以欧阳竞无说“人质有殊”。
　　按：佛教中所说的“众生平等”，并非指人生来不存在差异，而是指在“业力”面前的人人平等。即没有人能够摆脱“业力”的影响，其本身在生存过程中又不断会制造各种新的“业”，以致对后来发生无尽的影响。故制造恶业者，必然要带来恶的结果，制造善业者，必然会带来善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众生是平等的。佛陀释迦牟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希望众生都能够根据自己的“业力”，不断精进，就是要使未生之恶业不再生起，使已生之恶业尽量消除：使未生之善业生起，使已生之善业长存常保。
　　作为教育的目的，就是要除恶扬善。因此，以“寂灭清净”为目标和依据的标准，再加上佛教对“种”或“因”的理解，就形成了欧阳竞无的立教精神。
　　总而言之，按照欧阳竞无的解释，“中即无思无为寂然不动之寂。庸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之通。庄子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易穷则变，变则通也。寂曰大本，通曰达道，寂而通曰中庸”。换言之，有了明确的目标，又有通向目标的道路，即构成了《中庸》的全部。
　　欧阳竞无在阐扬“寂静”的同时，亦极力抵制乡愿，因为从世俗的角度来看，中庸与乡愿之间或许只有一纸之隔。所谓乡愿就是作和事老，做事不讲求原则，其大致出于对中庸的俗解。若按欧阳竞无的理解，它是由“以凡夫思想为基”造成的结果，而只有“以等流无漏为基一，才能“从心所欲不逾炬也，畏天命也，长大人，畏圣人之言”，才能成为君子。欧阳竞无指出，“中国自孟子后数千年来，曾无豪杰，继文而兴，盖误于乡愿中庸也，狂狷中庸，义利之界严，取资之路宽，乡愿中庸，义利之实乱，取资之径封。似义实利，别为一途。如半择迦非男非女亦男亦女。如不死矫乱，非是非非亦是亦非。其曰无过不及之谓中，则迷离惝恍无地可蹈也。其曰平常之谓庸，随俗浮沉无萃可拔也。东海西海，圣人心理无不皆同。而斥为异端简为禅学，防为淫声女色，一不相避即入其玄，无非凡心支解圣量，遂使心思慧命，戕贼天下后世于邪慝之手，乃犹曰中庸法尔而然也。人皆尽承曰中庸法尔而然也。嗟乎冤哉”!
　　提升“诚”的地位，是欧阳竞无解释《中庸》的另一个重要著眼点。如（中庸读叙）曰：“中庸以二曰之曰诚。……无所谓天地万物中外古今，止是一诚。无所谓天下国家礼乐政刑，止是一诚。无所谓智愚贤不肖知能大小曲直险夷，止是一诚。”强调完“诚”的重要性之后，欧阳竞无又将佛教“寂”的方向上拉动。曰：“诚者物之终始，但喜怒哀乐未发之中而天下之大本以立。但庸德庸言之行谨而天下之达道以经纶，天下大本非贯彻于无声无臭不睹不闻之无可贯彻不足以立也。天下达道非推极于志继述事参天赞地之无可推极不足以经纶也。”所以说，欧阳竞无解释“诚”，执行的仍是佛教的标准。
　　三、《大学》解
　　《大学》原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宋人把它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相配合，至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始成为儒家经典“四书”之一。按朱熹和程愿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入门读物，所以朱熹将其列为“四书”之首。
　　欧阳竞无解释《大学》，首先将其实质意义归纳为“诚意”。（大学王注读叙）曰：“擅
　　一世之雄者，以其能欺人也。虽然，人不可欺，自欺而已。自欺者无志，不图胜事而甘劣迹。
　　自欺者无气，不胜艰巨，巧于趋避。自欺者无耻，不恤鳏寡但畏强御。自欺者丧心，不事清明
　　而工虚妄。自欺者自戕，未有虚妄而不速亡。末世不自欺者谁哉?宜救火追亡讲大学之道，阳
　　明之言曰：“大学之道诚意而已矣，诚意之道毋自欺而已矣。”” “孔道至大，三目以蔽之
　　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天下一人也。万物一体也。黍黍以量乌乎丈，铢铢以称乌乎钧器
　　原有若是之广且大也。必先治其国乃至致知在格物者，费而隐也。物格而后知致，乃至国治而
　　后天下平者，微之显也皆诚之事也。故曰：大学之道诚意而已矣。”
　　四、《孟子》解
　　一九三一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和翌年“一二八”事变的相继爆发后，针对举国上下日益高涨的抗日激情，支那内学院在院长欧阳竞无的倡导下决定大力提倡孟子之大义精神，以应时需。欧阳竞无指出：“生孟子后二干余年取其书而读之。若周穆王游化人之居。光影所照，目眩不得视，音响所来，耳乱不能听。何物圣言夺人神识若是。盖浩然之气盛大流行，穷天地亘万古而常新者也。”
　　一九三二年，支那内学院刊刻《孟子十篇》，欧阳竞无为之作“读叙”。一九三六年又刊《孟子八十课》，欧阳竞无亦有“课叙”。如果说欧阳竟无把孔子的思想归纳为“仁”，即他所理解的“诚”或“寂”的话，那么就孟子思想的理解则在于“性善”和“义”。如《孟子十篇读叙》云：“孔子之学诚而已矣。孟之学孔易简而快足是矣。性善也，义内也。”又云：“浩然之气集义所生，是故孔子言仁孟子言义。”
　　欧阳竞无提倡孟子“义”的精神，是为了针对时势之弊。他认为：“文武之政在方册。人存政举，人亡政熄。”那么，中国为何会积弱至此，是因为“为政在人，然久之而不得其人者，其何故哉。一畏言圣人。二不畏乡愿。三生死事大，仁义事小。四贵势不贵自。五不知轻利而重义。六不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七不知心之为圣。八不知学之至易。九不知学惟不已。十不知虚名可耻。以是十因而草野无贤”。在为政一方，“一不知民为贵君为轻。二不知政乃不忍之心所寄。三不知废兴存亡之系于仁政。四不知御悔之在于自强。五不知时势之易为。六不知政外之政。七不知巧便以行其政。八不知王霸之辨。九不知杀人兵战之不可用。十不知人民土地政事有根本之创制。以是十因而国家无政”。进而就天下而言，“一不知事功之非极。二不知势禄之非泰。三不知圣教之差别。四不知成人之等差。以是四因而天下无道”。而“无道则无人，无人则无政，无政而天下乱乃至于亡”。与之相反，“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有政，有政而国理以强”。因“夫教必自蒙童始，蒙以养正圣功”，而“先入者主之人皆可以为尧舜，植基之教不择而施”，故“断章取义于孟子”。
　　内学院刊刻的《孟子十篇》决非是对传统《孟子》的照搬，即如欧阳竞无所说的，是对《孟子》的“断章取义”，换言之，欧阳竟无将《孟子》的内容根据自身的需要作了必要的调整，即把原来的由梁惠王第一至尽心第十四的时间或人物顺序改为由气第一至自宗第十的内容顺序。其各篇的宗旨是这样的：“人之所以为人者气也，节也。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也。是三者天下之大本也。如是读气第一，七第二，民第三。仲尼之徒崇本而黜末，如是读义利王霸第四。民往而归之日王归之于仁也，如是读仁政上下第五。事亲者仁之实也，孝弟者尧舜之道也，如是读孝弟第六。父子主恩，君臣朋友以义合，如是读君臣朋友第七。仁义根于学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孔子之学诚而已矣。孟之学孔易简而快足是矣，性善也，义内也。四端固有万物皆备也。不虑而知不学而能也。立乎其大小不能夺也，人人亲其亲长其长天下平也。凡若此者易简也，充其量也，尽其才也；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也。自得居安左右逢源也。凡若此者快足也，如是读学第八。孔子之学一贯，当下安心，孺子入井之恻隐即亲死委壑之颡沘也。墨子兼爱二本而失本，孰不可忍也，如是读非彼第九。有私淑艾者，如是读自宗第十。”如是读《孟子》即可“疾雷破山风振海十日并出金石流土山焦振声旷”。欧阳竞无如是解读《孟子》，俨然体现了内学院“佛学为体，儒学为用”的一贯精神。
　　五、《论语》解
　　《论语》为儒学的代表性著作，据不完全统计，古今中外就其所做的注解或注释，不下三干多家，可谓众说纷纭。内学院于一九三一年刊刻《论语十一篇》，欧阳竞无作“读叙”，一九三八年内学院迁至江津，将其纳入日课，欧阳竞无又作“课叙”，二者均阐发其对《论语》的独特解释。
　　欧阳竞无阖发《论语》，是因为认为世上已经没有了真正的孔学。如“读叙”云：“佛学有结集，有昆昙，三藏浩汗，循其统绪可读。孔学无是，既厄秦火，又复年堙。于是老师宿儒曾不能答具体之求，而世无真孔。世既不得真孔，尊亦何益于尊，谤亦乌乎云谤。苟可取而利用，崇之如天。或不利于其私，坠之如渊。于孔何与哉。东海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而愚者不然。曰此禅也，非圣也。死于门户之拘。一任众芳芜秽。天下不知务者又如此也。呜呼!孔学亡矣。”不过，“若能精内典，娴般若，兴晋以秦者”，则“文武之道犹不尽坠于地”。因为“般若直下明心，孔亦直下明心。盖墨子短丧薄葬一切由事起，孔子食旨不甘，闻乐不乐，一切由心起。直下明心不愿乎外是之谓一。无入而不自得焉是之谓贯也。然因是而有疑意见之心直下危险者，而不知般若故自性离言但行于义也。般若固无知也。般若离言行义，孔亦离言行义。所谓时行物生天亦何言也。般若无知，孔亦无知。所谓问我空空叩端而竭也。然因是而又有疑乎纯任天然堕落无事甲里者，而不知般若固相似相续而不绝也。般若相似相绩，孔亦相似相续。所谓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也”。
　　内学院刊刻的《论语》共十一篇，其各篇的意图如右：“非尽心知性不足以知天。非知天之所以为天不足以知人。非知人所以为人，不足以知仁。仁者人也。孔子之所以为孔也。如是集性天篇而读也。直下明心不由事起，故求仁得仁无与于父命天伦。殷有三仁无与于去奴与死。忠清难行而无与于仁，欲仁至仁而无与于远，仁也，性天也，一也。然达于事，则分别非一也。事亲仁也。从兄义也。知不去乎二者智也。节文斯二者礼也。乐斯二者而乌可以已乐也。义集而快足也。意诚而快足也。有诸己之谓信也。是则乐也者信也。兴诗立礼而成于乐也。知之好之不如其乐之也。是故孔颜之乐，岂吟风弄月以归而令卒可寻也?如是集仁篇而读，集礼篇而读，集达道篇而读，集为政篇而读也。直下明心诸己而信，循至美大圣神而高坚前后不可为象，然有其方，则下学而上达是也。博文而约礼，文行而忠信，不息悠久则博大而高明，如是集为学篇而读也。温恭而安，悲愍而为，如是集圣德篇而读也。始之集劝学君子小人篇而读。以定其趣也。终之集群弟子古今人篇而读。以博其义也一。
　　一九三八年，内学院在战火纷飞中迁至四川江津，为拯救时弊，将《论语》纳入日课，以内学院刊刻的《论语十一篇》为读本，欧阳竞无特作“课叙”，以批判现实之伪孔，倡导孔学真精神。针对大厦将倾、亡种亡国的严峻现实，欧阳竞无首先就现实中的苟且偷安者做了激烈的抨击，云：“能使其国亡而无可救药者，偷与私也。能使偷私之祸深锢而不拔者，乡愿也。求生则害仁，谋道不谋食。而乡愿同流合污奄然媚世，积习中于人心。豆羹箪食是图。而何有于国，大厦将倾之势而聊乐我员。流血百万乃视若无睹听若无闻。”就孔学而言，则须明义利之界，因“义利之界不明”，故二一千余年晦盲否塞反覆沈锢以极于今日也。《论语》至言，视之如秋白惨澹而无光也。嚼之如土饭陈羹而无味也。以是谈学，乡愿也。伪孔也，一，故应“疾雷破山风振海傥足以动之，烈日当空傥足以明之，其必曰孔子真精神严之以义利之界也”，而“义利之界明，譬之播种始可以言耕耨。以是谈学，志不离道而游不废艺。学祛其弊而思通其神。忠必参前倚衡，恕必人立人达，诗必于思，礼必于本，性天必至寂而上达乎不可思议。若夫为政，则大同之世必极于均和而安”。有监于“国危如是，人心如是”，故须读《论语》，因为“孔子真精神严义利之界于论语中表而出之”。
　　综上所述，欧阳竞无从佛教的立场解释孔学，以“寂”心为本，重点阐扬仁义之精神，与其早年述祖陆王心学似乎一脉相承。此外，从时代背景上看，即当国难当头、内忧外患并起之际，其大力抨击“乡愿”，视其为“伪孔”之本，亡国亡族之源，赞扬孟子“浩然之气”，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精神和积极的经世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