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隋唐佛教寺院的公益活动（二）

浅谈隋唐佛教寺院的公益活动（二）
　　作者：王晓丽
　　来源：《烟台师范学院学报》
　　（续前）
　　唐朝时，朝廷比较重视“矜孤恤穷，敬老养病”，佛教寺院为了救济贫病无助的人，也在寺院里面设立收容病人的养病坊。张弓先生认为，佛教寺院养病坊的出现是释门悲田的社会救助功能成熟的标志。到了武周时期，至少在两京地区的佛教寺院里已经普遍地设置了养病坊。据《太平广记》卷95《洪禅师》载，陕州的洪禅师曾经在他自己创建的龙光寺中建了一所病坊，“常养病者数百人”，“远近道俗，归者如云”，洪“常行乞以给之”。唐代的佛教寺院还设有一种特殊的专门隔离麻风病人的医院，叫做疠人坊。病人在疠人坊里可以得到相应的护理和治疗。据《续高僧传》记载，唐代的僧人智严在唐太宗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以后，“往石头城疠人坊住，为其说法，吮脓洗濯，无所不为”。当然，养病坊的发展不光是佛教寺院自己的事业，朝廷也把它作为一项社会救助的措施来推行，经济上给予支持的同时加强对其管理。长安年间，朝廷特别设置了悲田使，专门负责佛教寺院病坊的监督，确立了“寺理官督”的悲田管理体制。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朝廷又“断京城乞儿悉令病坊收管，官收本钱，收利给之”，京师养病坊同时兼有了收容的职责，发展成为悲田坊，成了专门的“养鳏寡孤独穷民之处”。此后，各州的佛教寺院也都陆续开始设置悲田养病坊。到了唐宣宗以后，甚至连县里的佛教寺院也都有了悲田坊，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半官半民的释门悲田网络。会昌灭佛以后，悲田养病坊正式脱离佛教寺院的控制，成为官府管理的社会组织。
　　三、保护生态环境
　　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后，到了隋唐时期，基本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佛教本身慈悲为怀、好生恶杀的教义，和儒家“天人合一”、道家“道法自然”的学说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护惜生命、崇尚自然的生态文化观念。这种观念与现代保护生态环境的公德意识有着天然的契合性。
　　佛教对生命的护惜，最突出的体现就是提倡护生、放生。隋唐时期，佛教寺院和僧人修置放生池，大力提倡护生放生。隋代天台宗的创始人智顗曾经在江浙一带向临海的渔民宣传放生的思想，在那儿修建了63所放生池，对这一带的民俗影响很大。武周时期，监察御史王守慎出家为僧以后，在京兆西市开凿了一个池塘，“支分永安渠水注之，以为放生之所”。据《续高僧传·释普安传》载，普安“居处虽隐，每行慈救。年常二社，血祀者多，周行救赎，劝修法义，不杀生邑，其数不少。尝于龛侧村中，缚猪三头，将加烹宰，安闻往赎。社人恐不得杀，增长索钱十千。安曰:‘贫道见有三千，已加本价十倍，可以相与。’众各不同，更相忿竞。安即引刀自割髀肉曰:‘此彼俱肉尔，猪食粪秽，尔尚噉之，况人食米，理是贵也。’社人闻见，一时同放。故使郊之南西，五十里内，鸡猪绝祀，乃至于今”。佛教的这种护生观念实际上也是以因果业报为基础的，佛教僧人们把护生放生作为自己的功德来做，以期得到来世的回报。这样的观念很容易就被崇信佛教的人们所接受，在他们的影响下，护生放生的观念在社会上流传开来，逐渐深入人心。武则天时就有人“以缗钱购禽飞，或沉饭饱鱼腹”。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曾经颁布圣旨，在全国的81处地方设立放生池，蓄养鱼虾之类，禁止人们捕捉，当时著名的书法家颜真卿还为这些放生池专门书写了碑文。唐宪宗时宰相元稹在江东，也曾经“修龟山寺鱼池，以为放生之所”。另外，隋唐时期，在上元节和中和节等节日期间都要禁屠，也是受到佛教护生观念的影响。从客观上讲，佛教护生观念的传播对保护当时的生态环境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所谓的放生似乎产生了更多的副作用。在很多情况下，放生以人为的捕生为基础，先捕后放，以求得自己的功德；甚至专门有人以捕生为业，来满足人们放生的需要。这样的“功德”在社会上风行，实际上是不符合佛教的基本教义和现代环保观念的，但是却能够达到扩大佛教影响，使佛教寺院达到广招信徒的目的。
　　植树造林是隋唐时期佛教寺院和僧人崇尚自然的另一个表现形式。一般来说，凡是佛教寺院所在的地方，僧人们总是不断地努力植树造林，装点环境。隋朝时，武德寺僧人慧苑不远千里，从青州求得枣树苗，种植在并州城内开义寺的周围，在那儿形成了一大片枣树园。唐高祖武德初年，僧人慧在海虞山隐居时，看到那儿的气候和土壤适合栽种梓树，就利用自己的影响进行宣传，鼓动人们栽种了数十万株梓树，绿化了环境。同一时期，忻州秀容县修建寺院时，在山上种植了许多松柏，人们称之为“伞盖青松”，所以这所寺院也就叫做伞盖寺。唐太宗贞观年间，僧人法在当阳玉泉寺“夹道植松”。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明州鄞县天童寺的清闲、昙德两位禅师也种植了二十里夹道松。唐宪宗元和年间，泗州开元寺的地势低下，每年雨季都要受灾，僧人明远在泗水、淮水两岸种植了一万多株松、杉、楠、柽等树木，优化了环境，从此杜绝了每年发生的水灾。著名的智闲禅师在修建鄂州唐年县净刹寺时，在山前种植了二百棵松树，并自豪地把这种美景称为“清凉世界”。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柳州重建大云寺时，也种植了很多树木和三万棵竹子。这一时期，僧人们不仅热衷于植树造林的活动，而且他们对于植树造林的意义也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创立临济宗的僧人义玄在山上栽种松树时，他的师傅希运问他栽松树干什么用，义玄就明确回答道:“一与山门作境致，二与后人作标榜”。衡山七宝台寺的僧人玄泰“尝以衡山多被山民斩伐、烧畲，为害滋甚，乃作《畲山谣》曰:‘畲山儿，畲山儿，无所知，年年斫断青山嵋。就中最好衡岳色，杉松利斧摧贞枝。灵禽野鹤无因依，白云回避青烟飞。猿猱路绝岩崖出，芝术失根茆草肥。年年斫罢仍再锄，千秋终是难复初。又道今年种不来，来年更斫当阳坡。国家岳域向如此，不知此理如之何?’远迩传播达于九重，有诏禁止。故岳中兰若无复延燎”。僧人们这种追求寺院美景，保护寺院周围环境的意识和要求客观上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