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佛教慈善制度

　　唐宋佛教慈善制度
　　隋唐三百余年可以说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黄金时代，此时期不但佛教的学术、思想、讲说非常鼎盛，更由於各宗派祖师悲愿弘深，影响门下弟子创办许多利生的事业，诸如植树造林、垦荒辟田、凿井施水、维护泉源、利济行旅、筑桥铺路、兴建水利、设置浴场、兴建公厕、建立凉亭、经营碾磑、油坊当铺、急难救助、设佛图户、施诊医疗等，不遗余力地注重资生的贡献与利众的事业，为社会人群奉献，帮忙解决民生问题，实为现代社会慈善公益事业的先驱。
　　具体的实例，如：唐代泗州开元寺明远大师与郡守苏遇等，在沙湖西隙地创避水僧坊、植松杉楠桧一万本，从此僧与民无水灾之患。
　　唐代佛日普光禅师住持广利禅寺时曾经购买海涂田一千多亩，因大量开垦海涂田而带动地方的建设与繁荣。
　　唐初京师弘福寺的慧斌法师，为报父母恩，发心在汶水之浜开凿义井；华严寺的澄观法师也在江宁的普惠寺中凿井供众，嘉惠民众。
　　後唐洛阳中滩浴院智晖法师（八七三至九五六），曾经施设浴室供众沭浴，一年有七十余会，一浴则远近二三千人，不仅为僧俗疗疾，更藉机弘法，促进全民身心健康；甚至唐朝益州福成寺的道积、丹阳智俨各州僧彻（生卒年不详）、薄州志宽（五六六至六四三）等沙门，更曾专为罹患麻疯病者服务。
　　唐宋时，寺院开始附设碾米工厂，如明州天童寺有水碓磑的设置；台州的惠安院、楞伽院也各有设置；由於寺院有碾磑设备，不但嘉惠当地的民众，也增加农业经济的价值。
　　此外，隋唐时代因为佛教僧团爱护生灵，实行放生之制，国家也响应一这种慈悲事业，如梁武帝於天监十八年颁行禁屠之诏；武帝太子文惠设立六疾馆，救护染患疾病的穷人；北魏宣武帝也设立疗养所，帮助贫困百姓；隋文帝与唐高祖都曾诏示天下於正、五、九，三月为长斋日，每月六斋日禁杀一切生命；唐肃宗还颁布诏旨在天下八十一处地方设置放生池。严禁杀生的诏敕，沿袭到宋朝年间。
　　甚至北魏时代的沙门统昙曜，曾奏请文成帝设置“佛图户”，藉佛教的教化与督导，使叛乱重犯、俘虏和投降者的劳力，提供寺院作务，不仅安抚齐民之怨，也解决了国家社会的经济问题。此一制度，实际上也是一种奴隶的解放运动。另外并设“僧只户”，即一般百姓与俘虏每年须缴纳六十石谷子，储存於僧曹，称之为“僧只粟”，每逢饥馑，则无条件开仓赈济。
　　从南北朝开始，寺院不但设有僧只粟，也设有寺库，贷放贫困百姓，或提供典当借银。唐朝时期，信行禅师开创无尽藏院，目的也是在救济贫民。
　　佛教寺库制度，历经隋唐、宋朝，相当长久的时期，到了宋代称为长生库，为广大民众所利用，幅员遍，布全国各地寺院，元朝时代则改称为解典库。
　　除此之外，佛教寺院最大的功能，就是“寺院学校化”。往昔，祗园精舍就是讲堂，中国古老的寺庙有法堂、藏经楼。汉唐时代，佛教寺院堪称为当时的文化中心，不但举办义学，礼请名师大德教育失学的人，为国家作育英才；历代以来，寺院更是提供莘莘学子读书的最佳环境，历朝名将宿儒如范仲淹、王安石、吕蒙正等，都是在寺院里苦读成功的。佛教提供了各种教育、文化事业、医疗救济，造福社会；今後只要能对国家民主、社会经济利益、幸福快乐生活有所增加的事业，例如：农场、工厂、公司、银行、保险、报纸、电台、电视台等，佛教徒都应该去做，这就是利济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