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转型中的都市佛教——“都市寺院与人间佛教”闻思记

现代化转型中的都市佛教——“都市寺院与人间佛教”闻思记

　　程 群

　　1、上海佛教的世纪性抉择

　　在中国现代化亦即城市化的过程中，都市佛教的地位日益凸现。在中国近代史上，上海佛教拥有显赫的地位。王雷泉先生曾撰文把上海佛教定位为“海派佛教”，“海派”，确实有其实效功利的现实媚俗一面，“海派佛教”亦几成为佛教世俗化的代名词。然海派又具有海纳百川，集东西南北之长的一面。上海佛教处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它本身虽然没有太多的宗教资源，却如“善利万物”的大海，吸纳着中国佛教的传统，并面向海洋展开不同文化之间的融汇冲撞；若从时间维度看，在上海有着四波佛学的交集：

　　第一波是印度佛学，它发轫于释迦牟尼的修证实践和社会批判思想，并把一切社会弊病和思想问题归结为人心的愚痴，而以刻苦的道德自律和禅观修行净化人心。最接近这一波佛学风范的，是近年来大为走俏的南传佛教，尤其是其次第井然、操作性强的禅定修习方法。

　　第二波是中国佛学，经过印度佛教与中国本土宗教的冲突与适应，终于形成中国化的佛教。

　　第三波是日本佛学，日本的佛教学自中国，明治时期的脱亚人欧、全盘西化运动，使日本在佛学研究方面，迅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与饱受一个多世纪战乱和内乱的中国佛教，形成巨大的反差。同时，日本佛教食肉畜妻的制度，亦对当代中国佛教造成巨大影响。

　　第四波是欧美佛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东西宗教对话，欧美佛教对东方文化的回归，对现代化弊病的批判等后现代色彩，对中国佛教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个前瞻性的观察视角。特别是在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亚伯拉罕三大宗教”间的碰撞冲突中，提倡和平息诤的佛教，将会取得更多的信仰市场。

　　这四波佛学转成空间维度，站在上海面向海洋，则如层层涟漪，从港台地区、东南亚，进而展开到日本和欧美。上海佛教处于时代的潮头，任何一波佛学思潮，都能在上海引起回响，并找到相应的代表人物。正是这一点，使上海佛教在21世纪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2000年9月，由中国佛教协会和上海佛教协会联合主办、上海玉佛寺承办的“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讨会”提出了如何建设“都市佛教”的课题。玉佛寺主办的《觉群》季刊相继发表了一组讨论“都市佛教”的文章。值纪念玉佛寺建寺120周年之际，2002年11月18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了“都市寺院与人间佛教研讨会”。正式代表有法师、学者85位，收到论文57篇。教界和学界的代表们对“人间佛教”进行了广泛深人的讨论，产生了较为丰富的成果。

　　中国佛协副会长、玉佛寺方丈觉醒大和尚在开幕词中说，都市寺院与人间佛教是佛教发展过程中非常现实的问题，是一个事关都市寺院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课题，理应为佛教界及关心佛教命运的各界人士所关注。在当前形势下，都市寺院如何发掘自己的现代价值，如何对玄奥艰深的佛教教理作出符合现代思维、现代语言习惯的新的诠释，如何实现与其他宗教之间的平等对话、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这些都是都市寺院也是整个佛教界无可回避的来自社会与时代的挑战。特别是随着年轻化、知识化、学术化的信徒阶层正在不断形成，如何因应现代都市人对佛法的渴求，是都市佛教非常迫切的任务。

　　本次研讨会评委会主席净慧大和尚在致词中说，人间佛教是佛教固有、本有的属性，是佛教固有的功能。只是为了纠正佛教中那种对死后、对度亡的关怀，太虚大师才提出了人间佛教的理念。慧能大师“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求菩提，恰如觅兔角”四句，将佛教与世间的关系说得最为到位。佛教的精神就是人文精神，佛教寺院就是要弘扬这种人文精神，觉悟人生，奉献人生，高扬人文精神。从地理位置上虽然可以把寺院分成都市寺院、乡村寺院，形式有所不同，但任务是一样的，追求的都是解脱，其性质、功能是相同的。对于都市寺院的佛教徒而言，既要身居闹市，心在山林；又要身在佛门，不舍众生。最近河北佛协有一项“禅之旅”的考察活动，我给他们题了四句话：“落实人文理念，振兴禅宗文化。营造精神家园，净化社会人心。”如今在这里可以将“禅宗”二字改为“佛教”，作为对大会的期待。

　　由人间佛教所延伸出来的“都市佛教”问题，明显成为大家共同关注的焦点。笔者有幸聆听会议，仅就个人眼界所及，略述会议中的所闻所见所思。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2．“都市佛教”的内涵及历史定位

　　黄夏年先生根据《长阿含经》中的有关记载，认为早期印度佛教生活的基地应在城郊，但活动重点仍然在城市。由于印度佛教的特殊生活方式，僧伽出门乞食与人城宣法，不可能住在离城市很远的地方，距离应在步行四十分种左右，不可能超过两个小时。虽然佛陀修行创教时是在人烟稀少的山林河边，但在创教之后，宣教中心仍然是以城市为主。城市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信息、权力中心，当年佛陀的护法相当一部分是来自生活在城市的刹帝利种姓的政治家与商人，城市政治经济和城市文化为佛陀创教和弘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对佛教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黄心川先生在小组发言中，认为不仅从印度佛教的发展史实上看，都市佛教与山林佛教在时间上同时产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首先是在城市。王仲尧先生的《都市寺院与文化中心——以东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都市佛寺为例》、孙昌武先生的《唐代长安的佛寺》等论文，对中国的城市佛教分别作断代史或个案的研究。唐代的寺院建设和活动十分兴盛，特别是那些敕建大寺，不只在当时的佛教内部占据着指导地位，在世俗政权、社会生活及社会文化等领域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从而也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更广泛的参与和支持，这样反过来又大大开阔了寺院的活动范围，增加了寺院活动的生命力。

　　严耀中先生认为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新兴城市成为宗教的空白区，城市规划没有给寺庙设立留下空间，佛教与新兴城市的发展严重脱节。自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以来，重修寺庙多属恢复性且数量有限，大多还是出于旅游与商业的功能，这与其所应担负的宗教神圣性功能格格不入。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农村，尤其是沿海地区，乡镇所修建的寺庙一般规模较小，而且大多夹杂着地方民间信仰，对佛教的健康发展不利。所以，与基督教的发展相比，佛教表面繁荣下所潜伏的危机不容乐观。

　　杨曾文先生的《人间佛教与现代城市文明建设》、宣方先生的《人间正道是沧桑——后印顺时代的台湾人间佛教》等论文，着重讨论人间佛教与都市佛教的关系。宣方认为都市佛教不完全是一个时间上、地域上的概念，它是一种信仰空间的转换，背后蕴含了一整套现代化城市发展所积累起来的各种社会关系的纠结体。本次会议也只是对城市化进程中的佛教作了一个初步的描述性的说明，其本质的界定必须经由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者们来共同探讨。同时这也正展现了对都市佛教的研究、讨论，具有广泛的空间。

　　关于“都市佛教”概念的内涵，邓子美等先生从地域性、时代性、社会性等三个角度给出了初步的说明。从其地域性而言，“都市佛教”主要指以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城市为其活动背景，以都市市民为其传播对象。从其时代性而言，它指存在和活跃在近现代与未来，与依附于帝王官僚的古代都市佛教有重大区别。从其社会性而言，它区别于离群索居的声闻行者所选择的避世方式，以及“空谈大乘，不重实行，行为与教理完全脱离关系”(太虚)与大乘菩萨道精神貌合神离的形态。它兼具社团性质，起着社会纽带作用，是在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一块正当生存空间，具有现代都市所要求的社会生活形式。

　　就都市佛教的主体而言，在社会层面上天然地与人间佛教“适应现代社会、关怀现代社会、净化现代社会”的实质相一致。可以说人间佛教以都市佛教为大本营。当代都市佛教的历史因缘、可借重的理论，主要是以太虚为代表的“人间佛教”的提倡。可以说都市佛教是大乘菩萨道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应该在人间佛教的思想指导下展开。都市佛教的人间性有重人生、重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克服烦恼，解脱成佛)、重社会事业(重视社会公益兼及其他事业)、重精神超越(突显佛教信仰的超越性和净土理想的追求)四个特征。

　　3．现代化与价值理性的重建

　　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人间佛教的人文关怀，参与公共生活伦理秩序的重建，与会学者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当前中国社会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人们道德生活价值取向的多样性，各种利益的冲突和人们对金钱、物质的无限制的追求已使当代中国社会进入道德失序状态。党为了对治这种道德失序状态，特别有意识地汲取传统儒家的伦理观念，提倡民族的传统道德。佛教作为一种社会的宗教团体，它自有一套丰富的道德资源。在时节因缘成熟之时，佛教将发挥它的作用，作为诸多宗教群体的一种，积极参与公共伦理秩序的重建。”

　　现代化的核心是“理性”，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二律背反中陷入“理性的困惑”。工具理性以清晰精刻的计算能力和控制欲求，将世上一切都化约为工具式之“物”，连人本身也被工具性地异化了。对此悲剧，诸多有识之士早已提出警示。但出路何在，仍在茫然探求之中。太虚法师把特重人伦理性的孑L子之道，看作是佛教人乘正法的基础，但他强调：“欲完全一作人之品格，必由孔子之道而成就；然必经佛法之甄陶，乃能生养若孔子等儒门诸贤之伟大人格。于人世之志，具出世之胸襟，必以佛法为归宿，乃得安身立命。”且“非佛法不能为孔家精神谋得一最高之寄托，使之发达无阂”。太虚人生佛教思想的核心可说也是“理性”，此“理性”即众生成佛的根据“佛性”，“理性则一切众生皆同”，“明白一切平等义，从此理性上发心，便走上成佛的路”。

　　肖永明先生指出，佛教伦理应该可以对一般意义上的“人文精神”作出超越。人间佛教作为一种解脱之道所透显出的本体理性，也应该通过人文关怀这一价值理性中介，才能对社会经济发展中所体现的工具理性发生适当的作用。这就尤其需要人间佛教思想承担起先驱的使命，与现时代的经济社会伦理“公正、博爱、自由”相适应，并进而对之进行适当的提升。建立一套更有力量，更有前瞻性的人文精神，超越其一般意义，进而更好地解决我们现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具体言之：人间佛教可以在“公正”(形式公正)中加入佛教的“因果平等”。它指向人人都具有的潜能和潜能得到充分开发后的圆满境界，这是一种指向内在的人本主义，而非“形式公正”指向外在的物质主义，以此来矫正建基于经济社会伦理的“形式公正”的偏颇。在“博爱”(爱人如己)中加入“慈悲”。提示出人与人之间的内在的可交流性，从而将人类社会引向真正的深度亲和。在互相促成权利实现的“权利关爱”外，进行深刻无比的、既不可思议又极其平常的、无缘同体慈悲的本体沟通。在“自由”(消极自由)中加人“解脱”。“公正、博爱”只能实现所谓的合理的消极自由，佛教则通过实践解脱外在的执着羁绊走向更合理的积极的解脱的自由。

　　4．建设“都市里的村庄”

　　王雷泉先生在讨论中提出，都市佛教与山林佛教并不对立。佛教在投入社会的同时，如何保持立教之本，如何避免在跃向万丈红尘中边缘化，在佛教面向时代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不失佛教根本、避免世俗化，也是与会学者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大多学者强调佛教要保持“信仰”的神圣性，应特别重视“信仰建设”。

　　现代佛教要取得主流的宗教文化的地位，就必须紧密深人社会生活，服务社会，努力指导人民的价值标准，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行为取舍的依据。并进一步寻求法制与民主的保护，在政治上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权利。但是，佛教绝不能因深入社会而放弃宗教的超验价值观而代之以世俗的价值标准。都市佛教有义务保持自己的主体性、超越时空的特征、出世的神圣性、专注内在的精神性、甚至神秘性，而不是要成为一门普通的学术或学科。·它的目的是超拔于一切世俗目的之上，它要说明的是形而上的、形而后的意义，并不想在器世间中显示它的殊胜和科学性。虽然它绝对不与科学对立但也用不着再将它扮成“科学”。丧失了神圣性的宗教不再是宗教，顺应世俗化潮流的都市中的佛教绝对不应该以牺牲其神圣性作为争取信众的代价。

　　吕建福先生在讨论中强调，佛教之异于其他宗教者，正在其“理性”的精神和“科学”的修证，这正是佛教与其他宗教不共的特胜之处。面临时代文化之科学与理性的挑战，这正是佛教最可迎接时代、应机化物者。在今日社会，不能因应“科学与理性”之机的宗教，其“信仰”往往是脆弱的，东西宗教近百年来已有大量事证。他认为，目前我们与其强调信仰还不如强调修证，然而对于大多数现代人而言，相应于传统农业社会的一些佛教修行方法恐怕已不太合适了，现代社会需要新的修行方法，教界近些年有生活禅、安祥禅、内观禅、现代禅等尝试，它们与现代的生活方式相结合，所以对现代佛教修行者有很强的吸引力。假如没有内在佛法的现代化，佛法外在的现代化就很可能会变质。

　　“山林”两字除了指地处乡村外，是否有着更重要的特定内涵呢?由于古代的祖师大德大多是在山林清修中获得他们的宗教成就，于是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远离尘埃的“山林”天然地与佛弟子避世清修、悟道解脱相联系，成为几乎所有佛弟子内心所向往的，与佛教特殊的价值观、生命观相关联的纯粹的宗教生活模式。仅此而言，“山林”并不是地理概念，它实为一个修证佛法意义上的代名词，有着它特定的超越性。从“山林”这一特定的“修证”内涵出发，现代都市佛教完全可以超出其山野的历史性的地理模式，在都市中实践“山林”内在的宗教神圣性意义，使都市寺院带有“山林”的气息。新世纪佛教的发展应不仅仅只定位于寺庙，佛教应该走出寺庙范围，把“居士佛教”、“社区佛教”列入未来佛教的发展方向。

　　世俗红尘对人心的诱惑可以代替山林劳苦锤炼人的道心，都市的便利也为修行人提供了全心修道的条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地处闹市的“都市山林”给佛弟子“自行”解脱道的同时或其后实践“化他”的菩提道提供了最为方便的地理优势，佛教徒在士农工商中，在履行各自的责任义务中迈向解脱，以便使佛教对社会精神生活建设起到更大的作用。台湾现代禅教团所建设的“象山修行人社区”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5．“坐而论道”与“起而行之”

　　与会学者在论文和讨论中，既有形而上层面的探讨，也有操作层面的设计。王雷泉先生在会上提及他发表于一年前的文章，虽然这次没有提交大会，但对都市佛教的分析，或许对其他城市佛教发展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都市佛教的发展走向，关键是如何在神圣化与世俗化之间取得平衡。基于这一考虑，文章对中国佛教协会在十多年前提出的“一个思想，三大优良传统”，作出新的诠释。

　　所谓“一个思想”，即人间佛教的思想。人间佛教有“人间佛教化”与“佛教人间化”二种进路，前者是佛教化世导俗的目的，后者是佛教在人间传播的手段。把握这二种进路的本末和体用关系，就可以把人间佛教分成三个层面：社会适应、社会关怀、社会批判。佛教只有在不断的社会批判和自我批判中，才能坚持超越性和神圣性，为净化社会、提升人心作出应有的贡献。所谓“三大优良传统”，指中国佛教在历史上形成的农禅并重、注重学术研究、国际友好交流三大特点。但这三个特点必须建立在一个根本上，即太虚大师所说的“中国佛学特质在禅”，这个“禅”，即指佛教独特的修证和由此开发的智慧，故可以概括为“一本三支”。

　　根据上述思路，上海佛教的发展走向将是围绕社会关怀，而呈现多元发展的格局。一、顺应重建宗教主体性之历史潮流，依托内地的淳厚道风，迎请高僧指导禅修，满足信徒尤其是知识分子信徒的信仰需求。二、依托雄厚的寺院经济，以社会关怀为工作中心，服务上海。特别在解决上海的老龄化和环境问题上，佛教会产生相当大的作用，从而大大提升佛教在上海社会中的地位。三、面向国际学术前沿，以建立私立佛教大学为契机，凝聚佛教知识分子，开展文化学术事业，建构社会良心系统。四、网络时代的佛教教团组织将向两极发展：小群化、社区化与虚拟化、普世化。

　　王雷泉先生在大会总结中，回顾上海的第一次会议“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讨会”，主要讨论了佛教与政治层面的关系问题，本次“都市寺院与人间佛教研讨会”，则从佛教与现代化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都市佛教是一个现实的存在，不仅需要理论上的分析，在现有的既定环境中，更需要从操作层面来探讨如何推展都市佛教。上海佛教的现状，与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希望在下次的会议中，能请各方专家学者进行更加具体深入的可行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