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弥勒信仰的兴衰

　　唐朝弥勒信仰的兴衰

　　作者: 王文新

　　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最大的两位菩萨莫过于观世音菩萨和弥勒菩萨，而弥勒菩萨本身又兼具未来佛的角色，是佛国世界里非同一般的教主，所以更为我国信众所崇拜。而以弥勒菩萨为信奉对象的宗教信仰，在印度早期佛教中就有，传入中国关于弥勒信仰之译经，始自西晋，先后共十余种译本，可归纳为“上生”、“下生”、“本愿”三系统。

　　在唐代之前的，有西晋大安二年（303），竺法护译之《弥勒下生经》、《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姚秦弘始四年（402），鸠摩罗什译之《弥勒大成佛经》、《弥勒下生成佛经》；南朝刘宋时，沮渠京声（？～464）译之《弥勒上生经》；东晋时，译者不详之《弥勒来时经》；北魏永平元年至天平二年（508～535），菩提流支译之《弥勒菩萨所问经》，可见直到南北朝末期，与弥勒信仰有关的佛经，依然得到菩提流支、沮渠京声这样的译家的青睐。所以学界中有种观点认为弥勒信仰在此期达到了一个高峰，而之后的隋唐便是弥勒信仰衰落的起始。但从现有史料来看，弥勒信仰在唐前期并未衰落，直到安史之乱后，才因玄宗下令禁止弥勒信仰，特别是唐武宗灭佛事件发生后，才渐渐地默默无闻了。

　　一、唐前期弥勒信仰的兴盛

　　唐朝直到开元年间，始终保持着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治，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特别是思想领域更能兼收并蓄，广泛吸收外来文化，为传统汉文化所吸收利用。在弥勒信仰的弘传中，出现了西行求法、翻译经书、帝王崇佛等事件，而且民间还出现了信仰世俗化、民间化的特征。

　　1.玄奘西行求法与经卷翻译

　　玄奘于贞观三年（629，一作贞观元年）西行，孤身涉险，历尽艰难，经秦凉高昌等地，抵天竺北境，贞观五年，留学那烂陀寺，入戒贤论师门下，主要学习《瑜伽师地论》。然而在洛阳时的玄奘，分别跟随景法师学《大般涅槃经》，跟严法师学无著的《摄论》，针对中国佛学中诸如佛性、法相不统一等问题才赴印度求法，并籍此朝拜印度的佛教胜迹。而最为玄奘专注的则是总赅三乘学说的《瑜伽师地论》，他希望通过此经能够会通一切（这一见解是受了当时来华的波颇密多罗的启发而生），于是才决心西行求法。

　　而《瑜伽师地论》是弥勒讲述，无著记录，为瑜伽行学派之基本论书。主要记录了弥勒自兜率天降至中天竺阿踰陀国之讲堂说法之经过，是一部重要的弥勒信仰经典。但在玄奘之前已有诸版本，而且他在回国后的一年之内未译此经，只在为翻译此经作准备工作。特别是他在圆寂时还讲到：

　　玄奘此毒身深可厌患，所做事毕，无宜久住，愿以所修福慧回施有情，共诸有情，同生覩史多天，弥勒内眷属中，奉事慈尊，佛下生时亦愿随下广作佛事，乃至无上菩提。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当弟子问及：“和上定生弥勒前否?”法师答曰：“得生”。可见，玄奘在涅槃之际，依旧向往弥勒信仰。其门人从窥基始，至文备、神泰等均修弥勒净土。延至后世，弥勒信仰遂成为法相宗修行的共同信愿。弥勒净土信仰曾是中国早期净土信仰的主流，而玄奖及其弟子倡导的净土理论与信仰实践，在唐代前期的净上信仰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2.众家译经、著疏

　　关于弥勒信仰的经卷，在唐安史之乱以前，翻译僧因崇信宗派不同的缘故，所译的重点也不尽相同，但都多少涉及一些弥勒信仰的内容。同属“四大译家”的义净（635—713），因敬慕法显、玄奘，于671年从广东经由海路到印度，访问二十余年，是玄奘之后最有名的佛经翻译家。唐大足元年（公元701），他重译了《弥勒下生成佛经》，以偈颂的形式来宣扬弥勒信仰。在考印度当时所尚戒律的四卷《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载有：

　　理应坚修戒品，酬惠四恩，固想定门，冀拔三有，小愆大惧，若越深海之护浮囊，行惠坚防，等履薄冰而策奔骏，然后凭善友力，临终助不心惊，正念翘怀，当来愿见慈氏。 若希小果，若希小果， 即八聖可求，如學大因，則三祇斯始。即八圣可求，如学大因，则三只斯始。

　　在传末又书一颂，颂文后半部分为：

　　愿在在遭会而延庆，代代奉训以成褫，积义利乎同岳，委净定也如池，冀龙花之初会，听慈氏之玄漪，遍四生而运想，满三大之长祇。

　　稍后的菩提流志翻译了《弥勒菩萨所问经》七卷，主要解释西晋竺法护译的《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而他更值得称道的是完成了《大宝积经》全部一百二十卷的编译工作，这是一部重新组织大乘思想的经典，它比“空观”进了一步，它破空破有，提倡“中道正观”。此中佛以“十法”答弥勒所问成就阿褥多罗三藐三菩提之法，并说弥勒本生、将来成佛之缘由，因而这是一部关于弥勒信仰的重要著作。

　　译家不空（705～774）翻译的《慈氏菩萨所说大乘缘生稻秆喻经》，是一新译经典，内容属密教系统，为唐代的弥勒信仰注入了新成分。另外，安史之乱前的唐朝还有诸如：元晓造《弥勒上生经宗要》一卷对刘宋时的沮渠京声《弥勒上生经》给予解说，又造《弥勒经疏》三卷，指出弥勒三经之异同，认为上生经为中品人所修，属大乘菩萨藏，下品人所修，属乘声闻藏；玄奘上首弟子窥基造《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赞》二卷，扬弥勒抑弥陀；善无畏造《慈氏菩萨略修愈款念诵法》二卷；靖迈造《弥勒成佛经疏》一卷；新罗僧憬兴作《三弥勒经疏》等流传至今。

　　此期所译弥勒信仰的经卷，数量庞大、摒除以往译经偏执两端（文、史）的做法，做到了从梵文直接翻译为汉文，保证了所译经文的质量，为今之弥勒信仰的主要版本。

　　3.唐前期的帝王崇信

　　佛教在太祖时，就已经成为国家的信仰支柱之一，并在南北朝诸说的基础上，发展出具有一脉师承的诸宗学说，因而佛教于唐前期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峰。特别是宫廷崇佛日盛，在皇朝政变中，统治者多根据需要对佛教予以取舍，使其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神职作用，为政治服务。这样的政策为佛教中国化进程铺平了道路，也为唐后期灭佛和异教攻讦佛教提供了口实。

　　弥勒信仰在此期显著发展，太祖支持玄奘译经，敕造大慈恩寺供养佛经。玄奘译成《瑜伽论》时，皇帝手持此论赞其“真经不失真”。汤用彤先生在《隋唐佛教史论稿》中曾对唐时译业评价为：人才之优美，原本之完备，译场组织严密，律例之进步四个方面，称赞唐朝译场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影响。而且，太宗特设翻经院来支持译事，并于两月间通过王权使译场组建完毕。

　　高宗、武则天及玄宗等，皆崇信弥勒，弥勒造像在东都洛阳盛极一时。武氏为能顺利地登皇帝宝座，于公元690年(武周武后天授元年)七月“命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而今人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对是否“伪撰”一事，却另有品议。但经中所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唐氏合微，故则天革命称周。”则成为女帝出现的理论基础，而且她还下令各大寺内均要藏经一本，升高座讲说，来为其张目。

　　玄宗前期的弥勒信仰达到了极盛，现存最大的弥勒佛像——四川乐山大佛就是最好的例证。由密教大师善无畏翻译的《慈氏菩萨略修愈誐念诵法》，详细记载了密宗修持慈氏大悉地（梵语悉地，华云成就）的仪轨次第。由于有助于巩固统治政权，颇得帝王的信任，这样弥勒信仰走向了繁盛。伴随着诸宗的兴起，佛学研究也在此期达到了极盛。

　　二、唐后期弥勒信仰的衰落

　　随着玄宗日益殆于政事，盛唐开始走向衰亡。公元742年，玄宗改元天宝，并先后任命李林甫、杨国忠为相；重用蕃将安禄山等人，兵权旁落，终于导致安史之乱。。长年的藩镇割据使唐王朝宗法一体制的中央政权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藩镇与地方官僚相勾结，使皇权名存实亡。之后的肃宗（756-762年在位）、代宗（762-780年在位）、德宗（780-805年）等皆昏庸无能，宪宗（806-821年在位）崇信宦官，致使皇权渐为宦官所掳，穆宗、哀帝皆不堪国，终为梁王代之。

　　1.唐朝后期，弥勒信仰多为起义所利用

　　弥勒下生的传说一直和唐的社会政治变动相联系，多被农民起义军所利用，直接影响了上层阶级的统治地位和政权稳定。

　　而弥勒信仰从自身而言，又有这样几个传播优势。首先，传播时间早，从最初的安世高译介《大乘方等要慧经》时，就已经开始在中国传播。其次，弥勒净土包括上生弥勒菩萨所居兜率天，及弥勒下生成佛时的人间净土。在宗法一体的封建社会中，上生兜率多成为黎民心中的彼岸，更为起事者利用来号召民众。而下生成佛，也多为起事者利用来美化自己，宣传起义方针，因此弥勒信仰得以深入人心。第三，社会上层崇信成风，王公大人比比皆是，上行下效，蔚然成风。所以出于统治的需要，多从中央推广而渐入民间。

　　我们看到唐时起义并不都以弥勒信仰为旗帜，但弥勒信仰之兴盛、之深入，却早已深入民心。弥勒信仰代表的平等观念更为广大信众所接受，而且思想的价值并不止于思想本身，在唐朝后期的镇压下，起事者多把弥勒信仰异化为非弥勒信仰和民间信仰的旗号来举行起义。有鉴于此，唐朝统治者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对弥勒信仰采用了削弱手段，而非一味打压的策略，以降低它在民间和反叛中的影响。

　　2.武宗灭佛

　　在加速弥勒信仰衰落的进程中，唐武宗灭佛事件是不容忽视的。日人镰田茂雄认为会昌废佛“并没有使佛教教团灭绝，仅仅起了一些整顿改革佛教的作用”。对此评论，个人以为比较公允，因为此难之后，佛教并未完全消失，弥勒信仰也未绝迹。而佛教僧团利用弥勒信仰煽动、起事却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而灭佛的实质却是对三教地位的重新划分，从根本上说，虽然唐朝统治者推崇道教，但始终没有放弃佛教。

　　废佛动机主要是寺院乘均田之机，扩充庄园，驱使奴婢，并和贵族勾结，逃避赋税，放高利贷等多方牟利，造成国家经济上的困难，加深了政教经济间的矛盾，故从敬宗、文宗开始，政府渐有毁灭佛教之意。特别是僧尼生活的腐化堕落和私度僧伪滥僧的横行，直接造成了武宗灭佛事件的出现，从会昌二年到五年（842-845），综计拆毁大寺四千六百余所，小寺四万余所，勒令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余人，解放奴婢十五万人，收回民田数千万顷。同时佛教典籍的湮灭散失情况也极严重，特别是与弥勒信仰有关的《华严》、《法华经》等的章疏，大半都在此时散失，以至弥勒信仰日趋衰落。

　　可以看到，国家对佛教的削弱政策，使当时百姓对弥勒信仰不再趋之若鹜，国家又一次通过废佛，将大众视野收归王权之下。而教权在与王权斗争中，再一次屈服于宗法制的封建政治之下。

　　3.余因种种

　　弥勒信仰的衰落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如相关理论单一，法门复杂，不易为“务实”的国人学习。思想传承上更出现了明显的断层，如唯识宗只传了两代就后继无人了，庐山慧远也只传了三代。而弥陀信仰却从昙鸾开始，一直传到了十三代，且相乘不绝。

　　佛教内部诸宗的斗争自不必言，儒道皆指责佛教为夷狄指教，批评佛教蔑视伦常、不管天下国家，而应取缔。在各方的抨击声中，统治者将佛教在国家意识中的地位降为第三，在公开信仰场合中，沙汰弥勒信仰。特别是鉴于女皇出世，唐玄宗在开元三年(715)颁发了《禁断妖诈等敕》，明令禁止“假托弥勒下生”。之后，历代帝王皆以此为据，奉行排除弥勒信仰的政策，遂将弥勒信仰排除到官方佛教体系之外。

　　三、余论

　　1.余绪未绝

　　弥勒信仰在安史之乱后，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代宗、德宗、宪宗、懿宗尤喜崇佛，甚至代宗还请良贲为他受菩萨戒，并邀请不空翻译《仁王般若经》。沙门怀感在呈送代宗的表文中写道：

　　重译真经。圣心佛心同归一理。唐言梵语不隔殊方。贯花之偈备闻。传灯之僧可覩。金绳之界弥勒下生。玉京之中轮王出现。秋天丽景。稼穑将成。彩云浮空。祅气必尽。吾君至圣。佛力至慈。法润恒沙。天下幸甚。

　　而代宗对此回答仅为“师等演畅真经弘宣妙旨。用滋仁寿拯护生灵。法会既终当同庆也。”一句而已，其旨则在“化流贤劫福利苍生。师等咸愿敷陈助宁国土”很明显，唐朝统治者对弥勒信仰的态度已经冷淡了许多，更不再像以往将弥勒化身说，作为自己顺应天命的依据，只是顾及国家统治才组织译事而已。这也可以从经名“仁王”二字看出此论的功用，就在于“勤政施仁”辅佐统治。可见佛学研究者能够应时而变，将佛教义学与中国传统思想相结合。因此，佛教走中国化佛教路线是历史的必然。

　　2.流入民间

　　在官方领域内无法弘传的弥勒信仰，逐渐改换形式、流入民间，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五代时期的契此其人的出现，以及弥勒经变的流行。因契此圆寂时，遗留一偈曰：“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世人乃以之为弥勒菩萨的化现，并供养之。五代时期的弥勒信仰已经从宫廷走入民间，并通过经变、歌谣等的通俗形式，转化为通俗而有形的象征信仰。

　　从以上两部分的论证可知，弥勒信仰在唐安史之乱前，始终兴盛；直到安史之乱，特别是受到武宗灭佛事件的打击后，才完全流于民间，发展为中国民间信仰的一部分。（信息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