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世俗之间的史学——兼评曹刚华著《宋代佛教史籍研究》

　　宗教与世俗之间的史学——兼评曹刚华著《宋代佛教史籍研究》

　　作者：王记录

　　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以后，就开始在中土传布与发展。随着佛教在中土的兴盛，佛教史籍也不断发展繁荣，从僧人传记开始，陆续出现了包括纪传、编年、传记、游记、志乘、经传、灯录、纲目、目录、类书、笔记等多种体裁、卷帙浩繁的佛教史文献。这些佛教史籍形成了我国连绵不断的的佛教史学传统，它们不仅记载了中国佛教的发展历程，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社会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从而成为研究中国佛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大量佛教史籍的产生，必然引起人们对它的关注。1942年，史学大 师陈垣 先生撰写《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一书，开启了运用近代史学方法系统研究佛教史籍的先河，该书重在揭示佛教史籍在史学研究中的广泛意义和史料价值，诚如 陈垣 先生在书中所言：“中国佛教史籍，恒与列朝史事有关，不参稽而旁考之，则每有窒碍难通之史迹。此论即将六朝以来史学必需参考之佛教史籍，分类述其大意，以为史学研究之助。” 陈垣 先生的工作为后人系统研究佛教史籍树立了榜样，指明了路径。治学如积薪，后来者居上。时至今日，我们非常欣喜地读到 曹刚华 博士的《宋代佛教史籍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该书继承了 陈垣 先生关于佛教史籍研究的学术传统，全面考察了宋代佛教史籍的刊刻与流传、体裁与体例、思想文化内涵、史学价值、对后世文献编纂的影响以及历史地位等等。 黄夏年 先生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中认为作者“敢于做前人少做的工作”，对宋代佛教史籍进行了“比较系统地研究”，作者所作的工作“对未来者的研究将起到接引后来者的作用”，诚为定评。但我们在阅读这部著作时，感到最吸引我们的还不是这些，而是作者所揭示的佛教史学与世俗史学之间在体裁体例和史学思想方面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借鉴，这种佛教史学与世俗史学的相互渗透和影响，恰恰应该是佛教史学与世俗史学共同研究的课题，而这一课题，恰恰又是被世俗史学所忽略了的。

　　一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修史传统的国家，史学号称发达。传统史学（即世俗史学，相对于宗教史学而言）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编纂经验和史学思想，这已为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学者所揭示。但是，世俗史学在发展过程中对宗教史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宗教史学又如何影响到传统史学的发展，这样的问题似乎还没有进入传统史学史研究者的视野。可喜的是，《宋代佛教史籍研究》一书关注到这一问题，并作了具有开拓意义的探讨，值得人们注意。

　　宋代佛教史籍发达，同时宋代世俗史学也极为发达， 陈寅恪 先生在所著《金明馆丛稿二编》曾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宋代世俗史学的发达体现在各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对佛教史学的影响，尤其是对宋代佛教史籍编纂的影响。曹刚华在《宋代佛教史籍研究》中指出：“由于受到世俗文化的影响，世俗史书的编撰体例被运用到宋代佛教史籍的编撰中，避讳、曲笔、直书、记事详略、语言繁简等在宋代佛教史籍中也屡见不鲜。”事实也正是如此。

　　比如，纪传体是世俗史学最为重要的编纂体裁之一，自西汉司马迁创立以来，绳绳相继，连续不断。到宋代，佛教史家受到世俗史学的启发，也开始采用纪传体裁编纂佛教史籍，从而成为两宋时期佛教史籍编纂的一大创新。南宋僧宗鉴的《释门正统》和僧志磐的《佛祖统纪》等都是仿效、改编世俗纪传体史书内部结构以后产生的著名佛教史籍。他们结合佛教撰述的特点，融合世俗史书的撰述方法，开辟了佛教史籍撰述的新局面。再如和纪传体并驾齐驱的编年体史书，在宋代由于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出现，俨然超迈纪传体而备受学界重视，在历史编纂学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宋代佛教史籍被其流风，也产生出大量编年体佛教史籍。这些编年体的佛教史籍与《资治通鉴》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正如僧祖琇《隆兴佛教编年通论》卷28中所说：“今博采累朝外护法圣贤绪余，及弘教秉律，韵人胜士，与夫禅林宗师提纲、警策、法要，规仰司马文正公《通鉴》，采成此书。”类似这种受《通鉴》启发而采用编年体撰著的佛教典籍，在宋代在在多有。这些佛教编年体史籍继承了以《资治通鉴》为主的世俗编年体史书的优良传统，在体例上不断创新，在编年的基础上吸收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的优长，结合佛教史籍自身的特点，丰富了佛教史籍的表现形式。

　　除了纪传、编年两大世俗史书体裁对佛教史籍有重要影响外，世俗史书中的体例也往往被佛教史学所吸收，从而丰富和完善佛教史籍的表达方式。诸如世俗史书中的互见法、论赞等体例形式，都被佛教史学吸纳，并结合佛教的特点进行改造，取得了成功。饶有兴味的是，世俗史书中的“春秋笔法”在宋代佛教史籍中也有出现，僧祖琇《隆兴编年通论》就仿效《资治通鉴》中的“天子例”、“列国例”，用“崩”、“薨”、“卒”等手法来记载世俗君王、大臣的死亡。僧志磐在《佛祖统纪》卷46中记载宋徽宗、钦宗被金人掳入金营，云：“（靖康）二年正月，上幸虏营，四月虏退，二帝北狩于韩州。”这和“天子狩于河阳”的记载何其相似！由此可见，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来，已经在深层次上吸纳了中土儒家文化。

　　佛教史籍的编纂固然受到世俗史学的影响，与此同时，佛教史学对世俗史书的编纂也产生重要影响，丰富了世俗史学的编纂形式。比如我们所熟悉的学案体史书，就是受佛教灯录体影响而产生的，对此， 陈垣 先生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曾说：“自灯录盛行，影响及于儒家，朱子之《伊洛渊源录》、黄梨洲之《明儒学案》、万季野之《儒林宗派》等皆仿此体而作也。”对于这一现象，《宋代佛教史籍研究》一书从撰述创意和体例两个方面进行深入考释，揭示了《伊洛渊源录》、《明儒学案》等学案体史书与佛教灯录体的联系与区别，有力地说明了作为“内典”的佛教史籍如何影响到作为“外典”的世俗史书的编纂。这样的研究，不仅深化了人们对佛教史学的认识，同时也为世俗史学的研究贡献了智慧，拓宽了世俗史学的研究视野。

　　二

　　如果说佛教史学和世俗史学在史书编纂上的相互影响还只是表面现象的话，那么二者之间史学思想的相互渗透则反映出更深刻的问题。事实上，佛教史学作为一门特殊的史学，本身就具有世俗文化与宗教文化的双重特点，故而在史学思想上也具有世俗化和宗教性双重色彩。对这一问题的揭示，同样是《宋代佛教史籍研究》一书值得称道之处。

　　佛教是一种宗教，佛教史籍必然要记述佛教在中土的发展过程，并对这种发展过程进行理论总结。同时，佛教在中土的每一步发展，都与世俗文化密不可分，恰如僧志磐在《佛祖统纪》卷34所言：“佛之道本而常，未始离乎世相推迁之际。”佛教与世俗社会是两个不能分离的世界，佛教史家不仅思考“方内”诸事之兴盛衰亡，还要思考世俗社会之发展变化，以使佛教更好地适应世俗社会的发展。其思考世俗社会的发展变化，对世俗社会历史发表自己的看法，必然要受到世俗史观的影响。事实上，自两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起，与中土文化的融合便成为佛教发展的主流趋势，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趋势也越来越强，到两宋，世俗史观已经渗透到佛教史家的思维方式之中，使宋代佛教史籍带有明显的世俗历史观的印痕。比如在思考佛教的盛衰变化时，佛教史家特别注重运用天命论、时势论以及人事论等这些中国传统史家惯用的理论来说明问题，阐发自己的见解。他们从佛教学说、天命与时势、政治环境、佛教人事等诸多方面来考察佛教盛衰发展的原因，思考问题的范围较以前更为广阔，少了一些宗教的神秘主义色彩，多了一些世俗的理性主义的光辉。

　　除思考佛教本身的盛衰外，宋代佛教史家对世俗社会的盛衰变化也进行了反思，将思维的触觉延伸到“方外”。他们论述世俗社会的兴替，除使用佛教理论外，世俗史观依然是他们经常借用的思想武器。如他们运用五德终始学说解释王朝更替，用天人感应论解释王朝兴衰等等，和世俗史家没有什么两样。同时，他们还很重视人事对世俗社会变迁的作用，强调治国任用贤人。和世俗史家一样，宋代佛教史家在认识历史发展变化的问题时，也常常天命观与人事论纠葛在一起，难以截然分开，显示出古代史学思想的复杂。

　　饶有兴味的是，《宋代佛教史籍研究》一书还揭示出佛教史籍在评价世俗历史人物时所持的标准，一是宗教的标准，运用佛教因果报应说、垂迹论、佛教护法功德说等为标准来评价世俗人物，得出与世俗史家完全不同的结论。比如隋炀帝，世俗史家通常将其看成是荒淫残 暴之 君，评价甚低。而在僧志磐的《佛祖统纪》中却把隋炀帝比作阿阇世王，与世俗史家的评价完全相反。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隋炀帝崇奉佛教，与天台宗关系甚密，影响到佛教史家对他的评价，另一方面则是运用了因果报应学说，认为炀帝残暴，“事属前因”，淡化了他的恶人形象。再如唐太宗，因为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兄逼父而遭到宋代不少史家的诟病，他们从天理的高度对唐太宗提出批评，但是，僧祖琇在《隆兴编年通论》卷10却对唐太宗大加赞扬，其评价标准就是佛教垂迹论，认为唐太宗的出世是佛教菩萨以大权圣人降临人间，出世为千载道德盛明之主。凡此种种，都是站在佛家立场来看待世俗历史人物的。二是儒家标准，即运用儒家伦理道德来评价历史人物，虽无惊人之论，却显示出世俗史观对佛教史学的影响。

　　宋代佛教史学的发展，不仅表现在佛教史家对于佛教、世俗历史的认识，还表现在他们对于史学工作本身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无疑丰富了世俗史学的思想内容，值得人们进一步发掘。在史家修养方面，宋代佛教史学强调“良史”，提出了自己的“良史”观，指出善恶必书、考信求真、明道救世是“良史”的重要标准。在史学的功用上，佛教史学注重经世劝鉴，一方面，他们从世俗角度出发，强调佛教史书对于世俗社会经世劝鉴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总结佛教与世俗社会关系等问题，为当时佛教的兴盛发展提供借鉴。在史书撰写的规范性上，宋代佛教史学与世俗史学一样强调“直书”，主张按照事实的本来面目来描写历史，在资料上考异求真，注重史料来源的真实性和取材的广泛性。凡此种种，既受世俗史学的影响，又对世俗史学贡献了理论方面的智慧。而这些，恰恰是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人所忽视的。

　　三

　　《宋代佛教史籍研究》一书打破传统的仅从佛教史、社会史等角度审视佛教史籍的限制，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考察这些史籍的史学意义，在佛教史学与世俗史学的相互影响与渗透方面作了较为深入地研究，值得称道。该书所揭示的佛教史学与世俗史学的交互影响的种种形态，必将推动今后佛教史学和世俗史学研究的发展。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有很多问题还需进一步探讨。就我们的阅读所得，似乎在有些方面还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当然，我们不能奢望一部著作把方方面面的问题都纳入到自己的研究视野，但提出这些问题，对今后的研究恐怕也不是多余的。

　　第一，书中较为深入地研究了世俗史学对佛教史籍的影响，这是极有价值的探讨。反过来，佛教史学对世俗史学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这恐怕还需要深入思考。实际上，佛教史学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世俗史学的内容。比如，佛教史学所记载的寺院变迁、僧侣言行、佛事活动等，可以大大补充传统史学在这方面记载的不足。再如，佛教史学中表露出来的价值取向对协调佛教和儒家之间的道德伦理观念的一致性所起的作用，可以纳入传统史学的功能体系中。还有，佛教史学的表达形式及史书义例，在多大程度上带动了传统史学的发展。凡此种种，还都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第二，中国佛教史学既具有历史性，又具有宗教性，对于历史性与宗教性的区别与联系，书中已有涉及，但似乎还可继续深入研究。比如，宋代佛教史学深受世俗史学影响，在观念和形式上带有明显的世俗史学的印痕，但是，不能忘记的是，佛教史籍是宗教典籍，其宗教色彩或多或少都要表现出来。世俗理性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佛教史家可能郑重其事地进行了实录。其间的价值观念的差异，仍需进一步发掘。如何正确区分佛教史学中的宗教属性和史学属性，认识其中不同成分的不同功能，应该是一个饶有兴味的研究课题。

　　第三，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就一直与本土的道教、儒学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斥佛、拒佛事件层出不穷。如何看待佛教史学受到儒学指导下世俗史学的排斥问题，如何认识这种排斥所具有的文化与史学意蕴，这恐怕也是今后要给以充分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