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写于《佛道儒心性论比较研究》功德圆满之际

序——写于《佛道儒心性论比较研究》功德圆满之际
　　恒毓
　　作为富有开创性和国际前沿性的基础研究型学术专著，本论以《佛道儒心性论比较研究》为题，旨在解决佛、道、儒及其心性论的内在属性和三者之间的异同关系问题。由于其内容相当广泛、涉及的问题相当复杂，作者整整倾注了两年的时间和精力，以期能全面而系统地反映作者在这方面的理论修养。
　　从排列次序上说，中国传统的座次排列是“儒→释→道”，但本论的排列则与传统做法截然不同：本论将佛教列在第一位，然后是道家、道教，最后才是儒家。本论的这一安排并非标新立异，而是有著特殊的考虑。具体说来，本论不是简单探讨佛、道、儒的关系问题，而是从心性论的角度揭示佛、道、儒的关系，其重心在于心性论而不在佛、道、儒，佛、道、儒仅仅是作为心性论的载体而出现的。根据作者的考察和本论相关章节的揭示，从理论的角度说，最有系统、最早形成心性论体系的是佛教，然后才是道家、道教和儒家：佛教之长在于其博大精深的解脱体系，人人皆可从中受益；道家、道教之长在于其可遇而不可求的长生之术，人们只是在灾祸临身时才会想到它；儒家之长在于人们耳濡目染的伦理道德，人人应具。从内容多样性和社会功能的角度说，佛教相当于百货店，道家、道教相当于药店，儒家则相当于粮店；从理论空间的大小来说，佛教最大，道教次之，儒家最小。宋代静斋学士刘谧《儒释道平心论?卷上》说：“儒教之所行者，中国也；道教之所行者，天上、人间也；佛教之所行者，尽虚空、遍法界也。”可见，儒→道→佛，这是一个由易到难、由浅显到深入的人生修炼系列。因为本论的重点是对相关问题进行理论层面的揭示和论证，看重的是思辨性、理论的深度和系统化的程度，所以本论以佛教为首而以儒家为末。此外，本论将儒家列在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儒家学说在中国社会中绝对权威的树立导致了中国的衰落。作者这么说，是因为中国走向兴盛时所用的指导思想都不是儒家的，往往是道家、兵家或法家的，是儒家地位的上升和绝对化造成了许多王朝的没落，诸如西汉、东汉、宋朝、明朝、清朝等。他们最初以道、法、兵之思想为指导而夺取政权，可一旦牢牢掌握了政权，随著其工作重心由创业转向守业，其工作的方式就由进取转向保守，于是，儒家学说就取代早先的指导思想而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当然，问题不在于儒家本身是否为官方所认可，而在于儒家思想是否成了绝对权威，是否允许其它思想与之并驾齐驱。众所周知，西汉的文景之治有赖于道家思想的指导，而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的西汉便开始积累衰败的因素；东汉光武中兴有赖于谶纬思想，但谶纬原本就不是儒家的东西，而儒家的经学再次被确立之后，东汉也就随之失去了继续发展的动力；宋代是理学的天下，而历史上的宋代给人的印象只有一个，那就是悲剧；明朝是心学的天下，但王阳明及其以后的明朝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时期之一；清朝原本同儒家无关，它只是在牢固地取得了中国的控制权之后才接受儒家的，而清朝的衰败从乾隆时就有了征兆。由于儒家重人文而不重科技、强调集体而无视个体、强调圣王的绝对权威而无视百姓的切身权益[1]，其表面的优点掩盖不了其社会理想的空想本质，以之为唯一指导思想就会很快走向儒家学说的反面，所以本论将其置于最后，以尽可能避免其负面效应。[2]
　　从结构上说，本论的主体部分分为七章：第一章探讨的是佛、道、儒心性论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同时也是本论所采用的方法论[3]；第二章《论心性》，作者对本论的研究对像进行了必要而严格的限定；第三章《中国佛教及其心性论》，作者首先解决的是“什么是佛教”的问题，然后便是对中国佛教心性论的成就与宗派差异进行揭示；第四章《道家道教及其心性论》，作者在界定道家、道教的基础上对道家、道教心性论的成就与特点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根据史实将以往人们认为属于道教的成玄英归入道家名下；第五章《儒家及其心性论》，作者在探讨儒学研究的现状、有关儒家的争论、“儒”之本义和儒家的界定的基础上对儒家心性论的成就与特点进行了揭示，并明确回答了“儒家是否是宗教”的问题；第六章《佛道儒心性异同论》，作者就佛、道、儒心性修炼体系的一些核心范畴在相关体系内的不同理解与运用展开探讨，从而对佛、道、儒心性论之间的异同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横向揭示；第七章《结论》，作者对本论各章节所得到的最新成果进行了系统总结，并明确归纳了本论对国际心性论研究所做的贡献。在论述过程中，作者引用了大量的古典文献，从而使本论的判断能建立在充分的史料基础之上。此外，作者还安排了四个附录，分别介绍了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目的1978年至1997年间在大陆发表的有关佛教、佛学、道家、道教、儒家、儒学的论文篇目和本论的参考文献，以方便人们的进一步研究。
　　从佛、道、儒心性论比较研究这一主题上说，作者之所以要对佛、道、儒及其心性论作进一步的界定，是因为人们长期以来大都对佛、道、儒和心性论采取不同标准的默认处理，而这种手法事实上是不恰当的。举例来说，作者之所以要论心性，是因为欲探讨佛、道、儒心性论就必须首先明确心性论的具体内容，否则，就只能是无的放矢。因此，作者分三步对心性论进行了界定。首先，作者从中国学术界目前对心性论的研究现状入手提出问题的所在；接著，作者回顾了历史上关于心性的种种异说，为下文的界定创造条件；最后，作者对古汉语中的“性”字进行认真的考察，并由此展开对心性论的规定性的界定。通过有关探讨，作者提出：心性论实际上应当是以心性的转化为中心而展开的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的方法论体系，而不是简单的探讨心与性的存在状态的理论体系。以前，人们对此所给予的学术关注非常缺乏，而本论则主要以此为突破口。又比如，在《论佛教》一文中，作者明确提出了“世俗的佛教”和“胜义的佛教”这事实上早已存在的两种佛教，介绍了两种佛教的现实冲突；然后，作者对“佛教”一词的用法进行了历史考察；最后，在此基础上，作者对佛教进行了宗教意义上的界定。通过作者的界定，“佛教”一词的来由与内容都得到了必要的澄清，从而为人们区分佛教与非佛教提供了确切的可以操作的依据。
　　从作者的角度说，选择佛、道、儒心性论比较研究这一主题主要归因于三个方面：其一，选择心性论这一主题，基本上是受赖永海教授《中国佛性论》的启发；其二，选择佛、道、儒的比较研究，则主要受洪修平教授的启发；其三，中国学术界对三教关系与心性论研究的热与国外在这方面的一无所知所形成的鲜明对比极大地刺激了作者的研究兴趣[4]。作者最初的注意力基本上集中在佛教的修炼体系上，只是后来，以前二者的启发为前提，以后者的刺激为动力，促使作者敞开门户，放弃早先的仅仅研究佛教的想法，决心在佛、道、儒心性论比较研究上进行一番尝试。虽然大多数朋友都认为这一主题太大、太难，但作者对这一选择是坚定不移的。这是因为，一方面有赖永海教授、李书有教授、洪修平教授、徐小跃教授等的坚定支持，另一方面，作者对这方面的国内外情况有相当的了解和把握，作者十几年来的研究一直都是围绕佛、道、儒的原典而进行的，作者对史料、语言和文字的运用相当得心应手。[5]事实上，为了确保本论能取得预期效果，作者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这些工作包括：第一，搜集、整理了数千万字的相关文字资料；第二，借鉴、吸收国际同行的最新研究成果；第三，广泛查阅国内外著名图书馆、资料库的各种相关信息；第四，与国际同行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学术交流。虽然作者在研究过程中也产生过畏难情绪，但完成之后的《佛道儒心性论比较研究》却是令作者无比欣慰的。为什么呢？这主要有两点原因：其一，从学术上说，本论提出并阐述了不少独到的观点，对涉及的核心理论问题都有比较恰当的处理；其二，本论系统地实践了作者的以语言分析法为基本内容的方法论，从而为进一步推广此一方法论提供了生动的范例。
　　从创新的角度说，较之此前的相关著作或论文，本论对心性论和佛、道、儒的规定性作了更加严格的界定，对佛、道、儒的心性论作了进一步的概括和总结，对佛、道、儒心性论的异同表现作了更为具体而深入的揭示，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地实践了以语言分析法为基础的方法论体系。与此同时，作者还明确提出、阐述了五个新的范畴：第一，“世俗的佛教”；第二，“胜义的佛教”；第三，“个体的儒家”；第四，“集体的儒家”；第五，“语言分析法”。在论述过程中，作者发现，人们在简化古文的“齐”字时一律写为“齐”，本论对此作了必要的更正，将所有古文中读作“zhai”的“齐”字一律简化为“斋”而不是“齐”，因为此时的“齐”字是祭祀的意思，只有简化的“斋”字才符合这一意思。
　　从学术价值和特点上说，同行专家有如下四方面的共识：第一，选题难度大，具有很强的前瞻性；第二，全文结构合理，概念界定明确，论证细致，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心性论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相当学术价值；第三，将佛道儒三教心性论放在世界学术的大框架下进行分析研究，并且在对三者的比较研究中展现自己的独特观点，是其突出特点；第四，全文以大量的原始材料为依据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且结构严谨、内容丰富，显示了作者较强的科研能力和对佛教、道教、儒家的思想内涵的准确把握。其中，南京大学佛学专家赖永海先生认为：“在对儒释道三家各自的心性论进行较细密的疏理剖析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探讨了三家心性论之异同，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很有意义。对于儒释道三家心性论的系统研究，作者是建立在大量研读原典、广泛搜集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的，并且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广为涉猎，但在研究方法上则不因袭前人。从对什么是佛教到什么是道家的心性论，作者都有自己的界定，并提出一些新的范畴（诸如‘胜义的佛教’、‘集体的儒家’等）和新看法，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对于后人进行相关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苏州大学佛学专家潘桂明先生认为：“心性论问题是中国哲学史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已有长足进展，但仍有许多难点需要解决。全文通过对儒释道三教的比较考察，在心性论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分别评价等方面提出了一些独到看法……并强调心性与人性之别，认为前者系宗教特有的内容，属于超越人性对人的束缚而实现人的解脱或成圣的问题。基于这种方法论，作者对佛道儒三家心性论以心性转化为核心而展开深入的分别研究。其程序是：先对三家概念作重新界定，提到两种佛教（道、儒同样）的观点，再对三家心性论特点作出分别评述，最后对心性转化论予以探讨。在对三家心性论作比较研究时，作者选择了一些心性修炼意味较强的语汇概念作考辨、对比，以彰显三家义理之异趣，颇有新意。全文视野开阔，论点明确，对三家有关资料相当熟悉，而对佛教思想更有比较全面把握，故能准确无误地表述佛学概念、命题。全文富有理论创建的积极精神，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南京大学儒学和佛教文化专家李书有先生认为：“《佛道儒心性论比较研究》涉及广泛，内容丰富，从心性论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南京大学三教关系专家洪修平先生认为：“《佛道儒心性论比较研究》从儒佛道三家心性论比较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谈起，在界定‘心性’内涵的基础上对儒佛道及其心性论作了探讨分析，特别是对三家心性论作了比较研究，全文选题具有相当的前沿性和开创性。全文的最大特点，是具有国内外学术研究前沿性的眼光，并力图不断地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儒佛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重要组成部分，三家的心性论又代表著各自理论的最高成就，因而对三家心性论作比较研究具有一定的难度。……作者在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有一定的创新意义。”东南大学儒学专家张祥浩先生认为：“三教的心性论问题是一个难度很大的研究题目，它涉及很多问题，但本论运用所谓的语言分析法加以研究，全文结构合理，逻辑清晰。……第一，对佛道儒的心性理论作了比较系统、全面的论述。既从纵向上解剖了佛道儒各自的心性理论及其发展演变，又从横向上把佛道儒的心性理论加以比较，这些论述有进于前人之处。第二，全文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例如，它强调所谓语言分析法对于研究三教心性理论的意义，认为心性论的核心是心性转化问题，提出‘世俗的佛教’、‘胜义的佛教’、‘个体的儒家’、‘集体的儒家’等概念，论佛教提出佛教以智慧为体、以明为用，论道教提出道教以入世的情怀做出世的事业，等等。第三，本论运用所谓语言分析法，考辩精详；全文语言流畅、准确。”南京大学道教研究专家徐小跃先生认为：“心性论是佛道儒思想的理论重心之所在，展开对此问题的研究，其理论意义是重大的，对揭示三家理论之本旨与特色有直接的关联。佛道儒心性论的比较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是个新课题，涉及面广，难度亦较大。……《佛道儒心性论比较研究》……运用了以语言分析法为主的方法论，全面展开了佛道儒心性论的理论框架，概论体系和价值规范。全文紧紧扣住这样这样一个主题，即：通过对佛道儒心性论的内容、特点和相互的异同进行必要而充分的的整理和研究，揭示其内在的规律和相互间实际存在的具体差异，从而为今后认识和解决错综复杂的宗教与社会问题提供一个有益的借鉴。该文资料翔实，说理充分，反映了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文章结构严谨，逻辑推理详密，语言亦较流畅。”江苏社会科学院中国哲学史专家卞敏先生认为：“《佛道儒心性论比较研究》从考察佛道儒心性论比较研究的方法论入手，对佛道儒心性论的内容、特点及其相互间的异同关系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考察。……第一，选题的科学性。心性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佛、道、儒中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作者从比较研究的独特视角、从历史与逻辑的结合上以心性论问题为主要线索对佛、道、儒关系进行专题研究，这是一项具有学术意义的研究工作。第二，体系的完整性。全文分七章，除第一章讨论方法论问题和第七章《结论》外，其余五章分别对心性论、中国佛教及其心性论、道家道教及其心性论、儒家及其心性论、佛道儒心性论异同论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和线索清晰的探讨，从而使内容结构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第三，论点的独创性。例如，全文提出并阐述了五个新的相关范畴，即‘世俗的佛教’、‘胜义的佛教’、‘个体的儒家’、‘集体的儒家’、‘语言分析法’等，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第四，资料的充实性。由于全文涉及面较广，作者在充分占有和消化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广征博引，资料翔实可靠，融会贯通，使论点的提出和问题的阐述不是空泛之论。……作者具有较为系统的中国哲学史基础理论，比较熟悉佛、道、儒的基本文献，有较强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科研能力。”南京大学西方哲学专家顾肃先生认为：“《佛道儒心性论比较研究》通过对佛道儒心性论的内容、特点和相互间的异同所作的研究展现出作者在这一新课题上的功力、理论创新与方法论探求，作者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和进展相当熟悉，所引材料权威、翔实，文字精炼，富有概括力和表现力，论述的逻辑性强，尤其是在本课题的研究方法论上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并贯穿于全文始终，这在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中相当可贵。这种以语言分析法为主的方法论借鉴了当代西方哲学的成果，创造性地运用于佛道儒心性论的研究，作出了有益的可贵的尝试。作者在十大问题上均有所创新的研究和探讨给人留下了较深刻印象。”上海大学佛教史学专家李向平先生认为：“以‘佛道儒心性论比较研究’为中心论题对佛道儒的思想作比较研究，在选题上具有一定新意。作者对于相关史料、语言和文字的运用都比较熟练，在其研究过程中采用语言分析法也有一定的独创性，表现了作者较好的学术功底和较强的科研能力。全文对于佛、道、儒心性论问题作了分别的比较研究，具有较为广阔的学术视野，论述也比较细密严谨。该论提出心性论的核心是心性的转化问题，‘心性论实际上应当是以心性的转化为中心而展开的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的方法论体系，而不是简单的探讨心与性的存在状态的理论体系’等学术见解，在某种程度上发展并深化了有关心性论的研究，言之有据，自成一家之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哲学史专家李申先生认为：“本文涉及问题很多、很大，说明作者心气较多；议论横生，尖锐泼辣，说明作者有很高的研究能力和论辩才能。”东南大学佛学专家董群先生认为：“《佛道儒心性论比较研究》以心性论为对像对中国哲学三大流派的心性论思想作了比较研究，是一篇具有锐气和体现对佛教亲证感的优秀论文。……第一，注重对基础性概念的拷问，在一般人常常约定俗成其实又模糊不清的概念上提出明晰的分析界定。比如，心性论概念是全文的基础，作者首先理清之，提出心性论原理是以心性转化为中心而展开的具有极强实践性的方法论体系。比如，对宗教、佛教、儒家、道家、道教等概念都有界定，据此，作者认为，成玄英当属道家而非道教、儒家是宗教等。第二，宏观照察和微观分析的结合。此文以心性论为主题，全面涉及三教的相关理论，而在具体分析中不落于空疏，依资料为据加以细微分析，但细微分析又选取最有代表性的观点，不致落入烦琐。第三，突出比较研究。这种研究大致分为两部分，一是呈现各自的特点，二是对比性研究。对于前者，作者全面揭示中国三教心性论，而以五家（佛教的唯识宗和禅宗、儒家的孟荀、道教的内丹）为代表。对于后者，作者比较了心性论与人性论、印度及中国佛教心性论、佛教和道家道教心性论、佛教和儒家心性论、儒家和道家道教心性论，很有特色。第四，提出了许多很有启发性的看法。比如，区分佛教为世俗的和胜义的佛教，对于儒家，则区分为个体的和集体的。”南京大学佛学专家杨维中先生认为：“《佛道儒心性论比较研究》将三教心性论放在历史与现实的视域中进行分析比较，将心性论的中心问题界定在心性的转化上，自成一家之言。作者在全文写作中非常注意学术规范，概念、范畴理得清晰，论点之间的联系也清晰可见。……本论的选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难度甚大。作者能够自由地驾驭这一题目，说明作者具有扎实的佛学功底和研究能力。”
　　应该说，本论的完成，很大程度上当归功于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关心和帮助作者的海内外良师益友，而作者不过是这一课题的执行者而已。因此，作者至诚感谢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和哲学系的所有教职员工，尤其是童星教授，感谢他们对作者的悉心栽培；至诚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际交流司、江苏省人民政府、南京大学科研处、南京大学师资培养处和南京大学出国服务中心的各位工作人员，感谢他们对作者频繁的国际交流所提供的优质服务；至诚感谢台湾华严专宗佛学研究所和美国纪念敏智老和尚教育基金会，感谢他们对作者的莫大支持；至诚感谢台湾道教三清宫，感谢其对本课题所给予的研究资助；至诚感谢从丛教授、Gene Reeves 教授、Benjamin Gibbs 教授、Eric Springsted 教授、Tom J. F. Tillemans 教授、Paul Crook先生等，感谢他们对作者的专业英语和广泛的国际交流所提供的莫大帮助；至诚感谢成一大和尚、永信大和尚、文珠法师、明通法师、周峰法师、演启法师、演密法师、明圣法师、傅丽卿居士、韦琪居士、文慧伦居士、熊晓燕女士、何哲辉小姐等海内外朋友，感谢他们对作者所提供的巨大帮助；至诚感谢南京大学赖永海教授、南京大学李书有教授、南京大学洪修平教授，苏州大学潘桂明教授、东南大学张祥浩教授、南京大学徐小跃教授、江苏社会科学院卞敏研究员等，感谢他们对本论所提出的宝贵意见！
　　值此《佛道儒心性论比较研究》功德圆满之际，作者衷心祝愿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心性论在国际上成为家喻户晓的显学，衷心祝愿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的主流形态！
　　岁次己卯年腊月
　　恒毓于竹林精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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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孟子的民本主张虽然是对老百姓的重视，但儒家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注定了孟子学说的空想性质。事实也正是这样：政治家对儒家的重视并不是为了保障老百姓的利益，恰恰相反，他们只是为了更有效地控制老百姓才接受并提倡儒家的。
　　[2] 这种看法已是许多年轻学者的共识，作者在这里只不过是将这种共识以书面的形式表达出来而已。而且，这里的论述仅仅是解释本论的题目安排问题，同本论正文的论述本身无关，更不表示本人对儒家持反对或否定的态度。事实上，本人对儒家和道家、道教都相当欣赏，本人在正文中没有丝毫扬佛抑儒的意思，所有的论述都是根据有关史料而展开。
　　[3] 其中探讨了佛道儒的规定性问题、心性论的范畴问题、佛道儒关系的处理问题、佛道儒史料的运用问题等重要的方法论问题。
　　[4] 为了真正了解国际上的情况，作者还亲自到欧美与国际同行进行面对面的对话、交流。通过作者不懈的努力和仔细的观察，作者发现，此间的三教关系研究、心性论研究等虽然在中国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好几年了（九十年代中期之前的研究都没有形成气候），但中国学术界的这种研究仅仅局限在中国的版图之内，在国际上是没有声音的：不论是北美还是欧洲，也不论是大洋洲还是非洲，都没有研究心性论的，更不要说研究佛、道、儒心性论。面对这样的状况，作为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的炎黄子孙，作者深感在这方面任重道远，必须用切切实实的努力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在心性论方面的成就有效地介绍到全世界。
　　[5] 这一点对本论的成功完成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