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国文化与泉南民风

　　佛国文化与泉南民风

　　苏世枝

　　泉州隶属福建，古时别称“泉南”、 “温陵”等，佛教文化兴盛，素有“佛国”之誉。明代僧人元贤在撰写(温陵开元寺志》时也说“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佛国的文化气氛陶冶了泉州人乐善好施的民风。宋代真德秀这样评说泉州“素号佛国，好善者多”。 (八闽通志)载：泉州府“俗尚简朴，多好佛法……其人乐善”。道光{晋江县志》亦载：晋人“人多好义，凡邑中兴建大事及寻常施舍，家非富饶，亦耻为人后”。由此可见，自古以来泉州就有乐善好施的淳朴民风。

　　泉州乐善好施的民风与佛教文化密切相关。唐宋间”泉南佛法大兴，禅宫林立……禅教律三宗硕德，相继而起者指不胜屈。洵足移风易俗，扶世导民，故使海滨邹鲁之邦进为佛国庄严之域”。佛教历来重视劝导世人戒恶行善，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宣讲佛法、传播佛教教义，南安人僧德萃在泉州开元寺说法，环听者就有数千人。僧宗已，“夏讲经听者千人”。僧人宣讲佛法并非是单纯的理论教化，更多的是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劝人为善。在晋江，每年农历二、六、九、十等月的十九日，为金相院的“打七日” (即例行佛会日)，转博法师辄邀约邻近各村善男信女上山参与活动。活动内容不限于宗教范围，转博法师宣讲佛法，多结合社会现实，劝导村民戒恶行善，正直善良，勤俭持家，婆媳协心，兄友弟恭，和睦家庭。至于宗教信仰则提倡“正信”，反对迷信。近代，名僧转道、性愿、妙月诸法师还在晋江开展佛化运动。太虚法师的弟子宁达蕴、张宗载两位居士到晋江讲学弘法，他们宣讲佛教与现代革命诸问题，后来弘一法师也到晋江弘法讲学，影响颇大。晋江的一批文化界人士受佛化运动的影响，成为新型的佛教居士，著名的有叶青眼、王振邦、龚念平、周子秀等人。叶青眼还曾任职开元慈儿院，民国18年(1929年)创女3女养老院，民国23年(1934年)建温陵养老院，第二年开办平民救济院。

　　不仅如此，泉州僧人还身体力行，践行佛教教义，热心慈善事业，造福一方百姓，为泉州人民树立了榜样，推动了民间乐善之风的发展。唐宋以来，泉州僧侣兴建了不少佛塔，其中有些既是佛教建筑，也是航标灯塔，方便了过往的船只。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7年)，僧祖慧、宋什等通过募捐建六胜塔于蚶江石湖金钗山上。宋绍兴(1131-1162年)中，僧介殊在宝盖山上建万寿塔，又名 “关锁塔”，俗称‘姑嫂塔”。另外，修桥造路历来也是佛教所倡导的重要善举之一，并以此作为弘扬佛教思想文化的一种重要手段。宋代泉州桥梁建设的倡导者和主持人多为僧人，根据(八闽通志》进行统计，宋僧主持修建的桥梁多达50多座，远远超过地方官主持修建的数目。宋代泉州10座著名大石桥的兴建和修建，有了座与佛教僧人有关，如横跨泉州与惠安之间的洛阳江上的万安桥(俗称洛阳桥)等。除了建塔修桥外，泉州僧人还积极投身于开湖、凿井、垦荒、筑路等公益事业中。在佛教文化的熏陶下，以及僧人的表率，许多百姓受到感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民间乐善好施风气的形成和发展。

　　“泉州为郡，风俗淳厚，其人乐善，素号佛国”。泉州海外贸易发达，地方富庶，泉民舍财奉佛之风十分盛行，宋代以来大部分佛寺为邑人、里妇所捐建，这正是乐善好施风气在民间形成的反映，也是佛教社会影响扩大的表现。此外，泉民之乐善亦不仅仅表现在舍财建寺上，泉民捐资造桥之风极盛，人称“闽中桥梁甲天下”。乐善好施成了泉州民间盛行的风气。宋元以来，泉州的许多桥梁是由民间捐修的。宋淳熙九年(1182年)，里人杨春卿建镇安桥，长300余丈。绍兴十六年(1146年)，里人苏展建梅溪桥。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里人李孔明建东安桥，成化九年(1473年)里人黄元良重修。乾隆三年(1738年)，邑人骆钟岳修建乐善桥。雍正年间，邑人陈元椿建宁济桥，还重修大德桥和巨济桥。素有“天下无桥长此桥”美誉的五里桥(桥长2251米)建成后，经过飓风袭击、浪涛侵袭以及地震等6次破坏，屡坏屡修，在修护五里桥过程中，民间力量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一次在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由里人黄韦修复；第二次，在明天顺年间(1457-1464年)，由老人安固募捐重修；第三次，在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由里人蔡守辉、刘耿等修复；第四次，在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由清将施琅修复；第五次，在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由邑人施韬倡修；第六次在清雍正四年(1726年)由知府张无咎修复。可见，泉州乐善好施的风气在民间代代相传，成为一种优良的传统。至今，泉州佛教仍保持传统，大力弘扬佛法，热心慈善公益事业，造福百姓，而泉州乐善好施的传统还在发挥它的功效。

　　(作者为福建师大社会历史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