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震激活了中国人民的宗教关怀！

　　大地震激活了中国人民的宗教关怀！

　　刘宁 张海滨 黄玲 蔡荣

　　摘要：本文以佛教为案例，对“5·12”四川大地震重灾区绵阳市北川县、安县等地受灾人群信仰状况采取随机抽样问卷调查、自由座谈等社会学实证考查方式进行了调研。调查表明：佛教界闻灾而动，寻声救苦，是赈灾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社会广泛认可和赞赏佛教界在赈灾中的积极作用；佛教在赈灾中所发挥的心理安定、心理救援、生死安顿、生活充实、慈善公益等功能对于促进社会和谐和秩序稳定功不可没；大地震激活了中国人民尤其是灾区民众的宗教关怀，中国的宗教正在逐步走向复兴；信教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赖度最高，92.8%的佛教信众认为“信宗教与信党和政府无冲突”，佛教信众对党和政府的满意率是 97.3% ，高于普通民众；调查表明：正信宗教尤其佛教的适度发展，对于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有益无害。包括佛教在内的各大宗教在赈灾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从外部看，政府和社会对宗教的知晓度、认同度及宗教参与救援的必要性认识不够；从内部看，佛教自身存在寺庙引导力薄弱、僧尼老龄化、低素质化，部分寺庙僵滞于农耕社会的民俗信仰型态。必须痛下决心推动佛教向文化型、法治型、慈善型的现代转型。

　　面对“5·12”四川大地震这场特大考验，佛教界是否可得高分？大灾难中佛教信众展现的是气定神闲、大智大勇、大慈大悲？还是惊恐万状、躲避退让、袖手旁观？大地震激活了中国人民的宗教关怀，净化、升华了国人的良心？还是震碎了人们的宗教梦？佛教在赈灾中是否充分发挥了心理安定、心理救援、生死安顿、慈善公益等促进社会和谐和秩序稳定的功能？地震后，宗教将复兴还是消退？人民在询问，专家在思考，政府在期待。对此，身处重灾第一线的绵阳佛协佛学研习中心的学者、法师、宗教干部深入重灾区北川县、安县、江油市等地十三个调查点，以佛教为案例，对灾区佛教信众（含僧人、居士）、受灾群众、参与救灾的公务员等人群采取随机抽样问卷调查、自由座谈等社会学实证考查方式进行调研，收集了大量详实可靠的数据、事例。经统计，共发放问卷500份，收回有效问卷353份，其中佛教信众192人，其他人群161人，性别、年龄分布、职业、文化程度等均有相当的代表性。分析报告如下。

　　一、闻灾而动，寻声救苦——佛教界是赈灾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

　　四川省绵阳市是“5·12”大地震的重灾区，所属北川县尤烈。而“绵阳市是四川省宗教工作重点市之一，佛教信众达50多万人。经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有106处，其中佛教51处；目前持有宗教教职人员证书并依法登记的宗教教职人员近500人，其中佛教365人。由此可见，佛教尤其是基层佛教在绵阳市宗教工作中的地位举足轻重”。[1]

　　绵阳佛教寺院在此次大地震中受到重创。“北川、安县、平武、江油等县市不少寺庙损失惨重，365名僧人中需要救助者即达264人，直接经济损失达12274万元”。 [2]在如此重大损失面前，身处危难第一线的佛教徒一方面奋起自救、互救，更以菩萨精神自励，闻灾而动，寻声救苦，参与全社会的抗震救灾。在生死大营救中，身着僧袍的出家众在北川前线与军警并肩救人；在绵阳九洲体育馆，僧人施粥、设卫生站、进行心理安抚，乃至法师施药、方丈扫地，……构成了一道独特的救灾风景线。

　　绵阳灾民记住了几个第一：

　　佛教寺院第一时间在绵阳九洲体育馆灾民救济中心、南河体育中心灾民救济中心为灾民送上了第一碗热粥；佛教四众弟子第一时间进入北川县城进行生死大营救；佛教寺院第一时间为亡灵超荐。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此次生死大营救中，佛教界打破了僧俗的界限，打破了各宗教的界限，打破了山头的界限，打破了地区的界限。陕西法门寺、成都文殊院等组织的专项赈济绵阳寺庙的救灾款物，既分发给了急需救济的普通受灾群众，更送给了伸出求助之手的道教宫观，还远途爬涉送达了不属于绵阳市的四川德阳市绵竹的一些生活特困寺庙四众弟子。因为：天下佛门是一家，大千众生是兄弟。

　　正如绵阳市佛协佛学研习中心主任代表社会各界“在绵阳市佛教界赈灾超荐祈福法会上的讲话”中所说：“地震震垮了我们的房屋、校舍、殿堂，但也震醒了不少中国人尘封已久的爱心、良心、责任心。……让我们感动、让我们景仰、让我们热泪盈眶的是，重庆华岩寺的道坚大和尚等师父，远在千里之外的净土祖庭——庐山东林寺的师父和师兄们在“5.12”后的第一时间就冒着排山倒海的泥石流、冒着余震、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进入了受灾最重、最惨烈的北川县城实施救援。台湾生命电视台台长海涛法师、山东曲阜佛协秘书长隆池法师等不远千里 深入北川重灾区为遇难众生超荐、祈福。他们让众多佛弟子知道了出家不仅仅是隐居深山、闭门修道，学佛并非只是晨钟暮鼓、青灯黄卷。他们向全人类诠释了什么叫佛陀本怀，什么叫同体大悲、无缘大慈，什么是真正的人天师范！……佛子以实际行动向社会表明：佛教界也在救援第一线，在灾后重建中，佛教界有着独特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

　　问卷调查表明，佛教界在救援中的突出表现，提升了佛教在社会各类人群中的知晓度、美誉度，社会广泛认可和赞赏佛教界在赈灾中的积极作用。当问及“在地震发生后的救灾现场及安置点，您见过宗教教职人员（僧人、神甫、道士等）参与救援活动吗？包括：抢救伤员、送饭、送念佛机、佛珠、进行心理安抚、超度等”。324人中：192人回答“见过多次”，占59%；37人回答“偶尔见”，占11.4%；41人回答“没有见到他们的任何活动”，占12.6%；54人回答“不知道”，占16.6%。对于问题“您知道台湾的佛教组织、僧人参与了救援吗？” 326人中：89人回答“见过多次”，占27%；95人回答“偶尔见”，占29%；28人回答“没有见到他们的任何活动”，占8%；114人回答“不知道”，占35%。因为见证了不少优秀僧人的无私奉献，社会各界尤其是信教群众广泛认同并赞赏宗教界的救助活动。当问及“您认为宗教教职人员（僧人、道士、神甫等）参与抗震救灾有无必要？”这一问题，320人中：240人回答“很有必要”，占75%；59人回答“一般”，占18.4%；21人回答“没必要”，仅占6%。

　　而各类人群地震前后对宗教人士的态度，也能说明问题，见表：

　　可见，地震前后人们对宗教人士有好感者在上升，有反感者在下降，不了解者也在下降。虽然变化幅度不大，但考虑人们对宗教人士有好感者达66%，这对宗教而言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良性信号。

　　二、安抚生者，超度死者——大地震激活了中国人民的宗教关怀

　　按照功能主义社会学大师爱弥尔.涂尔干的理论，宗教具有社会整合功能，“宗教中有某些永恒的东西，……任何社会都会感到，它有必要（借助宗教）强化和确认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只有这种情感和意识才能使社会获得其统一性和人格性。”[3]（p562）。20世纪40年代，人间佛教的首倡者释太虚认为，“佛教的心理功能和伦理功能的强化和转换可称为佛教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定盘针’。”[4]（p190） 释慈航进而强调，挽救20世纪佛教危机的主要措施“要靠兴办教育、文化和慈善（事业）这三大救命环”[4]（p190）。当代宗教学者杨玉辉教授将宗教在现代社会的功能更为全面地概括为八项，即：思想价值功能，秩序稳定功能，生活充实功能，人格养成功能，生死安顿功能，文化传承功能，慈善公益功能，社会教育功能。调查表明，这些功能在赈灾中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尤其是佛教在赈灾中所发挥的心理安定、心理救援、生死安顿、精神充实、慈善公益等功能对于促进社会和谐和秩序稳定等方面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佛教看来，修证是宗旨，弘法是要务，而慈善事业是方便。修行就是修心，修行是为了了生死。大灾难之际，绵阳的佛教信众与重灾区群众一道体验生死关头的考验 。问卷中第十二题为：“地震发生时，您如何反应”，不同人群的反应如下：

　　对此表的分析很有意思，公务员和普通群众面临生死也有相当比例在念佛，这说明“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已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并且，我们相信佛教信众的诚实，因为不妄语是基本五戒之一（匿名调研也不必妄语），那么由表中数据可知，69%以上的学佛之人面临生死在镇定念佛，普通群众惊慌失措者达25%，而佛教信众惊慌失措者仅2.9%，这表明有修持的佛教信众确实较其他人群更有定力。“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即能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佛教信众的确信。面对灾难，“宗教总是象征性地表示：‘生命和秩序一定胜利，死亡和混乱一定失败’”。[5]（p31）这种定力和确信在有修持的佛教徒处表现得很充分。即或不言宗教意义，但有定力，能气定神闲地面对灾难与生死，对于自救救人也是大有裨益的。

　　自身心理健康，方有能力参与心理救援，给受灾群众更大安慰。为此，绵阳佛协佛学研习中心成立了心理安抚站，在绵阳九洲体育馆等灾民安置点进行心理救助，发出心理救助单约500份，约三十余位法师、居士参与了救助点的工作。佛学研习中心的心理救助既有普适心理辅导，又针对佛教信众特设了以佛法化解心理创伤的内容，为不少受灾群众化解了恐惶和忧伤，送去了阳光与希望，很受欢迎。北川中学学生彭×在废墟中被埋四十多小时，被救后在安置点数日一言不发，经安抚站老师辅导而重拾生活学习信心，不久还参与了安抚站为其他受灾被埋同学分忧解愁的工作，成效显著。

　　由于佛教界的努力，各类人群较普遍认同佛教徒参与心理救援。对于“您认为受灾群众的心理创伤最好由下列哪些人员来进行抚慰，可多选”的问题，数据如下：

　　农耕时代的乡土中国，人们守望相助，灾难来临，无论就物质还是心理，人们只能自救、互救，对灾难的忧伤和恐怖的倾诉对象只能是亲人和朋友。在调查中，亲人、朋友仍是治愈心理创伤的首选者（197人认同），说明中国人的亲情观念仍是高于一切的。进入共和国时期，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人民的主心骨和中坚力量，因此，几乎由党政干部包办了思想政治工作，包括心理创伤的平复。调查表明，尽管与五六十年代有差异，但受灾人民对党和政府的心理期待值仍是很高的（190人认同）。在安县永安镇第三安置点，救援物质充足，灾民管理机构、自救队伍健全，但人们仍是不满，吵架、哄闹时有发生。调查询问原因，普遍表达出的是地震受到的重大心理创伤未找到与政府沟通、进而发泄的合适管道。加之不少党政干部已不擅长思想工作了，因此，不少灾民采取了近乎暴力的另类表达方式。改革开放以后，工业化、城市化、价值多元化，社会互动加剧，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政府职能也在转变，由政府大包大揽一切的时代已成过去，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是时代潮流。调查发现，包括专业心理工作者（184人认同）、宗教教职人员（168人认同）等非政府组织成员参与的心理救援已成为重要力量，应该在加强总体协调、管理的前提下尽量发展，以为政府分忧。以笔者管见，若专业心理工作者、具格教职人员在灾民点加大活动力度、深度、持续度，灾民的浮躁、恐怖及怨恨等心理毒素一定能在更大程度上得到平复与转化。

　　包括僧人在内的宗教教职人员参与心理救援活动在不同的人群中有不同的认可度，但鉴于绵阳佛教自身功能的弱小，能够得到如此认可，说明潜力巨大，前景光明。事实上，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被尊为治疗心病的大医王，佛教拥有博大精深的心理治疗与转化的灵性资源。释圆瑛曾说：“释迦牟尼是革命家，他不从种族革命入手，不作政治革命工作，乃倡心理革命学说”。[6]（p262）这种心理革命学说，即是从提倡五戒十善入手，进而修习戒定慧，根治贪嗔痴，以净化社会心理。今日台湾佛教界在社会心理净化、心理安抚中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确实可资借鉴，海峡两岸同文同种，经验与教训均可资源共享。

　　另外，超荐这一具有民俗性的传统宗教活动，对安抚生者的作用是其他任何形式的心理抚慰活动所不可替代的，正如“国庆”节不可以取代“清明”节一样，调查问卷说明了这一点。

　　社会各类人群尤其佛教徒对法会必要性的充分认可说明法会确实达到了“超度死者，安抚生者”的良好效应。

　　我们十分关心大灾难对群众信仰的影响，对“发生地震对您信仰的影响”这一问题的回答：

　　可见，佛教信众的信仰在灾难中受到了检验，发生了分化，被调查的约192名佛教徒（其中含公务员中未公开信徒身份的人）有20人退转，占10%左右；172人强化、净化升华了信仰，约占佛教徒90%。佛教称，佛法大海，惟信能入，但信有真妄、深浅、正邪、高低之分，以深浅而言，约可列举疑信、浅信、深信、定信、真信为一渐进阶梯；以高低而言，可分为祈求福报的、带迷信色彩的民俗“仰”信型佛教和志在真理和觉悟的正信佛教。调查可知，疑信者、浅信者、迷信者有不少人退转了，而深信者、定信者、真信者、正信者经历考验而强化了信仰。笔者在安县永安镇北川县城灾民安置点，见证了从“死人堆爬出来”的两类居士的谈话可资佐证。甲居士说：“我四处烧香拜佛捐钱，已经十多年，这次老公和儿子还不是都死了，佛菩萨咋个没保佑？！我今后再也不信什么佛了！”。乙丙等众居士说：“我们还不是家里死了人，各人业力各人消，要不是学佛，这次我们恐怕就都跑不脱！我们今后一定要更精进学佛。”

　　另有部分受灾人员经历了大灾难的震撼而顿觉功名利禄的不可靠，痛感生命的苦空无常，而又见证了一些优秀僧人在大灾难中的气定神闲和奉献精神，由此，他们很可能痛定思痛后走向佛门、皈依佛门。调查表明，被调查者中问答此题的有133人原不是佛教信众，其中29人可能走向佛门，占21.8%。佛教旨在转苦为乐、化消极为积极，进而转烦恼为菩提、断惑证真。因苦难而遁入空门者，若引导得当、修学得法，于国于教于信众皆有裨益，大可不必惊恐。若佛教徒以释太虚所言 “仰止惟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7]（152）这一人生佛教宗旨修学，则佛教幸甚，国家幸甚！

　　考虑权重，总的来说，对于佛教而言，信众退转的比例小（10%），潜在信众增加的比例大（21.8%），我们有充分的实证依据说，大灾难确实激活了中国人民，尤其是灾区人民的宗教关怀，中国的宗教正在走向复兴，尤其是经历大浪淘沙，成就了一批具足“信愿行”的护法居士，佛教信仰组织更有力也更纯粹了。调查发现，在地震中信仰强化者往往与修行水平高低和教理知识水平的高低有着正相关。也就是说，地震发生时镇定地念佛又能对地震的发生作出合乎佛教教义的解释者，往往就是学佛信心坚定者。这也说明佛教为何坚守“信解行证”这一学修路径，解行相应，学修并重确实是佛教的传统精华。

　　放宽视野审视，佛教在中国人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性从纵横来看均仍处于凹点。从历史上看，今日大陆佛教尚远不及民国之盛，更遑论唐宋，从横向看，中国目前仍是全球最缺乏宗教生活的国家。2000年的一份世界评估报告的数据指出：“认为宗教在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人数在各国差异很大，全球平均为33%，在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为80-90%，在美国为50%以上，中国等国不足10%。”[8]（p 348）而“世界人口中只有15%的人不信教或者是无神论者。”[8]（p 348）中国的宗教信仰者在全球最低，尚有扩展空间是勿庸质疑的。而从欧美二十世纪的宗教复兴（“以某种形式信仰上帝的美国人所占百分比是异乎寻常地高：93%。”[8]（p 375））及台湾“解严后”佛教的爆破性发展（全民中约40%的佛教徒）等情形来看，包括佛教在内的正信宗教的社会整合功能只是转型，并未弱化，更遑论消失。这次灾后信仰调查的实证数据充分印证了这一结论。我们应该可以推测：台湾佛教的现状就是大陆佛教的未来，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复兴或升温将成为潮流。 可以预言， “5.12”大地震的惨烈和人们的巨大创伤迫使幸存者及全社会不少人从信仰中去寻求答案。因而，震后信教人数逐步上升，这或将成为事实。

　　事实上，正信宗教尤其佛教的适度发展，对于现行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有益无害。请看各类人群众“您认为信宗教与信党和政府有无冲突？”这一问题的回答：

　　可见，大多数人认为“信宗教与信党和政府无冲突”，尤其是信教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赖度最高，169人认为“信宗教与信党和政府无冲突”，达92.8%。由此观之，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信教群众，更没有理由不充分发挥信教群众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正面积极作用！霍姆斯.维慈在《中国佛教的复兴》中一书中评论中国佛教时说，“中国僧人尽量避免与党派政治发生任何关联，但是捍卫家国之时，他们并未袖手旁观！”。[9]（p132）佛教以出世性格著称于世，但一旦国家人民有难，则义不容辞地与当政者共渡维艰，这次赈灾强化了这一优良传统。

　　有个典型事例值得介绍，调研课题组在安县永安临时安置点际遇并采访了优秀志愿者罗××，在地震中他的家庭及财产受到重大损失，但进入灾民点后一直义务为受灾群众服务，不辞劳苦，任劳任怨，群众交口称赞，被选任为灾民点治安队长，今年“七一”首批“火线入党”。填问卷表时，他表达出既信共产主义，又信仰佛教，且皈依佛门已有二十多年历史。当告之党章中有共产党员不能信宗教的条款时，他坦言其看法：以前只信佛教，因为佛教讲因果，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已成为他的座右铭。这次大地震，他发现共产党的中央领导就是大菩萨，温家宝总理三次冒着危险到第一线，是菩萨转世。所以，他现在也信任共产党了，因而“七一”积极要求入了党。还有一位乡干部，妻儿均遇难，但仍然长期坚守抗震救灾第一线，可每到夜深人静，就痛哭流涕，夜不能寐，痛感生不如死。前不久去省内一处名剎皈依了佛门，回来后精神面貌大变，又轻松自在地投入了赈灾工作。就调查者所知，在基层，具有佛教徒和共产党员双重身份的人员比例在持续增加。

　　一个很有启示性的数据是，笔者同时参加的另一个灾后重建课题调研，涉及对党和政府抗震救灾及灾民安置的满意度，笔者发现，佛教徒对党和政府的满意率是97.3%，远高于普通民众。对宗教的信仰度与对党的满意度有很大关联，这说明佛教徒GNH更高，更懂得感恩，尤其说明汉传佛教 “上报四重恩” 的传统仍在支配信众的社会生活。可否理解为：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本身并无冲突，完全可以不冲突，过去，我们囿于意识形态而强化了二者的分别与张力。和谐社会，宗教与政治应该更和谐！正如《人类的宗教》所言：“许许多多的佛教徒相信，共产主义在实现乔答摩佛的目标，改善人的状况。由此，我们发现，整个东亚的佛教信奉者都愿意与共产主义者合作，只要他们能保持个人的佛教徒身份。”[10]（p240）

　　三、有待解决的一些问题。

　　勿庸讳言，包括佛教在内的各大宗教在参与救援的力度、深度、广度及持续性等方面尚有很大有待发掘的潜力。赈灾中暴露了大陆佛教存在的根本问题是寺庙功能弱小、引导力薄弱、僧尼老龄化、低素质化，由此积弊甚多；部分寺庙的活动停滞于忏焰经济驱动下的仪式化，僵滞于农耕社会的民俗信仰型态；并且，綿阳佛教界乃至中国佛教界自立山头的积习甚深，难以形成合力，由此制约了佛教界参与包括救灾在内的各项社会事务的功能发挥。疗此痼疾，标本兼治之方惟在痛下决心，参照已基本完成佛教现代转型的海外地区的经验、教训，推动佛教向文化型、法治型、慈善型的现代转型。注

　　另外，政府、社会的宗教知晓度、认同度不够也是制约宗教社会功能正常发挥的重要原因。

　　我们首先看看各类人群对宗教与邪教的区分度：

　　再看看各类人群对宗教与封建迷信的区分度：

　　可见，对宗教与封建迷信、邪教有否区别在不同人群中有不同认知，在受过宗教知识和法规教育的绵阳市委党校科处级以上学员和佛教信众中，知道宗教与邪教、迷信有区别者相当高，说明政策宣传到位。而乡村社等基层干部、普通群众不少人则表现出宗教知识盲点。比较突出的原因是，由于缺乏宗教知识、法规宣传，部分基层干部及民众对宗教及其功能不了解，进而混淆了宗教与封建迷信、邪教的区别。

　　由于部分基层干部，甚至个别县处级以上干部、公务员对宗教法规的不了解，导致违背宗教政策法规的事件时有所闻。绵阳佛协亲历的几件事可以作为佐证。在是否承认受灾僧人为灾民，是否许可寺院、佛协及佛学研习中心在灾民救济中心施粥、施药、设心理安抚站，是否许可僧人进入重灾区赈灾、超度等问题上均受到来自不同部门的不同程度的滞碍。比如，在这次全民赈灾中，一些领导干部甚至民政部门的领导干部拒绝承认重灾宗教界人士属于救助对象，否定了宗教界人士的基本人权——生存权，做出了有伤宗教界人士感情的事。佛教组织及僧人在赈灾活动中，未能享受与其他NGO组织及志愿者的平等准入许可。不少佛教四众弟子反映：好人好事，慈善义举还得被恩准，还有重重关卡，不知何故？！

　　还有一些政府官员，虽然知道宗教与邪教、封建迷信有区别，知道一些政策法规，但由于邪教、地下教会的出现而引发了不少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就对宗教问题过分敏感，对合法宗教参与救援也采取不理采、不支持的态度，目的是避免惹火烧身、自找麻烦，但因此也拒绝了不少宗教人士的善心义举。调研组询问了某安置点的一位临时党委书记，座谈中了解其任书记前担任教师，知道一些宗教知识和法规，但当问及对宗教参与救援的态度时，其回答十分干脆：“东西留下，马上走人！”，明确表示不准僧人等教职人员与灾民接触。再问及宗教人员若不传教可否作志愿者，问答是“肯定不行！”。这种怕惹麻烦而导致的对宗教的歧视态度在基层干部中有一定代表性。

　　另外一个因素是传媒的小心翼翼。比如，台湾法鼓山从参与救援到灾后重建，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于 5月17 日派出 18 人参与安县秀水镇的救援，其中，派出 8人组成的医疗队在安县秀水艰苦工作30多天，救治了5000多人次灾民，捐物资达300多万元人民币，签订灾后重建学校、卫生院、自来水厂等项目达3000多万元。这样大的贡献除了在安县寺院信众中有较高的知晓度，在绵阳普通灾民中对其知晓度仅为27%。海峡两岸其他佛教团体如庐山东林寺、法门寺、台湾佛光山、慈济功德会等的义举在传媒中也未作出与其贡献相对应的报道。

　　总之，佛教四众弟子的奉献热情与部分基层官员的误解、媒体的漠视存在反差，佛教界的较大贡献与遭受的歧视性待遇形成反差，强大的社会宗教需求（包括己表现出的和潜在的）与寺院功能的弱小形成反差。

　　参考文献：

　　[1] 刘华荣、蔡荣，2007绵阳宗教工作总结，绵阳：绵阳市民宗局。

　　[2] 蔡荣、刘宁等，闻灾而动、寻声救苦、绵阳佛子在行动，绵阳：绵阳市佛教协会。

　　[3] 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 陈兵、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5]（美） 玛丽.乔.梅多及理查德.德.卡霍，《宗教心理学》[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6] 邓子美，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7] 释太虚，佛学—太虚大师佛学精品[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

　　[8]（美）迈克尔.休斯，社会学和我们[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9]（美）霍姆斯.维慈，中国佛教的复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0] 美）约翰.诺斯，戴维. 诺斯，人类的宗教[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注：关于绵阳佛教自身的问题及改革建议，参见笔者等人主持进行的《绵阳佛教现状调查报告》。

　　作者：刘宁 张海滨 黄玲 蔡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