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宗教

　　哲学与宗教

　　哲学起于一种眷注，它把目光从人生的切近处投向尘寰视野的边际之外。这诗意的目光所透出的与其说是亚里士多德称述的那种“惊异”，毋宁说更多些不可尽抒于言诠的忧患和期冀。无论黑格尔式的哲学家或海德格尔式的运思者们怎样诉诸“绝对”（精神）的自我展开或“存在”的自我“道说”，哲学的灵思终究还是出于力图超越“人”的视界的人。“人”缘于对哲学来说是无从挣脱的，问题只在于从何说起。倘不落于思辨或“道说”的矫情，童真的朴拙之心反倒更能领会哲学的初衷。

　　在历经二十世纪后的今天，哲学想要留住那份自己本当有的尊严已经不能不再度瞩望于哲学史的重新评说。这固然因着已经发生的“语言学转向”使哲学的声名一再见毁于逻辑实证论者、语言分析学家。（哲学的境遇也不比宗教乐观）但是无论如何，隐贯于哲论字里行间的一个信念则是：哲学并不就是理智的游戏，它借着运思的进退所透露的乃是心灵深处的蕴蓄。

　　作为“至善”的第一要素的道德上的至高的善，意味着修德的意志同道德法则的全然契合。然而这契合是任何有限意志都不可能企及的，它只显现于德性修养的一个无底止的过程。因此，要使意志同道德法则完全相契成为可能便不能不以修德意志的无止境的延续为前提，亦即不能不悬设灵魂不死。至于“幸福”，依康德的说法，“乃是尘世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一生中所遇一切事情都称心合意的那种状况”，它只是在被道德所制约并因此而成为修德的一个必要的结果才构成“至善”的第二要素。就是说，只有在“幸福”配称于德性的情形下它才被纳入“至善”范畴作为其要素之一。然而，无论如何，倘在一个自然的过程中，不管这过程怎样漫长，道德价值精确配称以相应的幸福都是期望不到的。至善的最终可能——至上的道德配称以充量的幸福——不能不指望一位道德的主宰作保障，于是，康德又悬设了上帝的存在。“灵魂不死”与“上帝存在”已经是宗教的话题，这正如康德所说，道德学就其本义来讲并不是教人怎样谋求幸福的学说，乃是教人怎样才配享幸福的学说，只有加上宗教以后，我们才能希望有一天依照自己努力修德的程度来分享幸福。“至善”作为一种终极的价值眷注属于哲学的境界，也属于宗教的向往，哲学而宗教、宗教而哲学使康德学说显得亲切而虚灵。但“灵魂不死”、“上帝存在”终究是实践理性的一种悬设，它由人悬设而为人悬设。这里，“求达至善之术”的哲学是以人为目的的，那“纯粹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也是以人为目的的。此所谓以人为目的，当然是指以“作为本体看的人”为目的，亦即以按其本性理当如此的人为目的。

　　“至善”的境地永远不可能在现在或未来的某一时刻全然实现于人类的经验，但它——人的有限心灵在“善”的无底止的祈求上对某种极致情境的构拟——以虚灵不昧的价值之光时时烛照着生活于经验现实中的人类。“善”的价值之光原是发自人的心灵的，却又在聚焦于“至善”后返照人的心灵。康德哲学的千言万语似乎都只在于道破这一点，然而，道破了这一点也就道破了价值形而上学的全部秘密。

　　中国的孔孟思想，是完全本于现实的话语方式，在不悖人情、理智的活学活用的契机上，点燃人性的光明，复归“至善”的终极所在，与诸如康德的“先验”启示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在关乎形而下的“思想建筑”层面，终究比西方哲学道高一筹。然而，儒家学派到底未能以纯宗教的姿态，莅临精神的圣殿，并非她的不足，其间波澜式的文化转折、进退，是应该的动态的相续生灭相，而其内在却是一本水的初衷，就像大海保持永远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