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民族文化的交融与传播

　　元代民族文化的交融与传播

　　文/郝家林

　　元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独特的时代。由于元朝政府在宗教和文化方面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政策，各民族之间呈现出相互交融局面。

　　政治治理：蒙元政权是一个多民族利益集团联合体

　　蒙元政权是一个多民族利益集团联合体。中统政权（1260--1264年）初期，忽必烈重用汉臣，中书省宰相半数以上是汉人官僚。山东世侯李璮叛乱（1262年）后，忽必烈疑忌汉臣，开始起用西域人，回族和畏兀儿人在国家经济、军事及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回族人善理财，正投合蒙元贵族搜刮、挥霍财富的心理。阿合马，中亚费纳喀忒（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西南、锡尔河右岸）人，在世祖时期当了近20年宰相，主掌财政，是忽必烈进行统一战争期间倚赖的经济大臣。畏兀儿人廉希宪文武双全，是朝廷重臣。他的汉学修养很深，“与诸儒讲求事君立身大义，品评古今人物是非得失，焚香鼓琴，夜分乃息”。时人称他为“廉孟子”。另一位回族人赛典赤·赡思丁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在这个少数民族聚集地区，他兴修水利，创办学校，深受当地人民拥戴。明永乐初年开始下西洋的郑和也是回族，出生云南，想必是迁徙云南的回回的后裔。忽必烈政权后期，还谨慎地起用了一些南人，如宋宗室后代、大书画家赵孟頫。此外，朝廷中很可能还有一些欧洲人充职。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那本《马可·波罗游记》中就自称曾在扬州做过三年地方官。

　　这些来自不同民族的优秀人才在政府各部门中工作，他们在中原生活多年，学习吸收汉文化养料，同时也将本民族的语言、习俗带到中原汉地，从而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

　　宗教信仰：元代奠定了中国五大宗教并存的格局

　　在元朝中后期，朝廷（特别是后宫）里有不少高丽人，这给元廷带来些许异域风情。高丽曾被视为元朝的一个行省，许多方面受中原的影响。忽必烈手下儒臣郝经写过一首诗，形容这种影响：“高丽立国千余年，跨山连海东北偏。文物制度慕汉唐，衣冠礼乐如中原。”

　　除上所述，各民族文化的交融还特别表现在宗教信仰方面。蒙古族信仰萨满教，但在民族扩张和迁徙过程中，蒙古人并不排斥其他宗教信仰。马可·波罗称，忽必烈把佛教的释迦牟尼、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基督教的耶稣和犹太教的摩西称为四大先知。可见蒙元贵族对各大宗教采取了宽容态度。

　　蒙古时期伊斯兰教徒进入中国主要是由于蒙古西征引发的。一方面在中亚的各蒙古汗国后来大都伊斯兰化，另方面蒙古军西征东返时带回大批伊斯兰教徒，他们多是商人和工匠。元初大都有回族三千户，有“元时回族遍天下”之说。据张国刚、吴莉苇著《中西文化关系史》，元灭南宋后，开封的犹太人在朝廷支持下建犹太会堂，面积达一万余平方米。到明朝时，开封犹太人约4000—5000人，有人还经科举考试进了衙门做官。也里可温、罗马天主教在元朝也有一定的传播，元中央机构有掌管也里可温的崇福司。忽必烈曾派马可·波罗父子作为信使与罗马教廷进行联络。忽必烈死后，教皇的特使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孟德高维诺的约翰来到大都，并在大都建立第一个天主教传教区。元时，南方的泉州是天主教徒较多的城市，他们从海路来到中国。

　　南宋宫廷琴师汪元量写过一首《自笑》诗：“释氏掀天官府，道家随世功名。俗子执鞭亦贵，书生无用分明。”意思是说，佛教（藏传佛教喇嘛教）在当时得到官方的大力扶植。忽必烈曾让藏僧八思巴传授灌顶，让他造蒙古新字，又任他为帝师，兼领全国佛教及藏族地区僧俗事务。蒙古族文化中藏文化元素居多。帝师在朝中地位尊贵，《元史·释老传》形容这种尊贵说：“百年之间，朝廷所以礼敬而尊信之，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因为这种尊贵的地位，使得后来在汉地的僧徒越来越腐化霸道，造成了不良影响。位于北京西城、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元朝建筑白塔寺（妙应寺）就是一座喇嘛塔，设计者是尼泊尔人阿尔尼格。元时道教也有很大发展，如果说丘处机不远万里赴西域拜见成吉思汗颇具传奇色彩，那么以内丹修炼为主的全真道进入全盛期，就是实实在在的事了。

　　宗教信仰是代表民族文化特色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它是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的象征。在元代，世界各大宗教及中国本土的各教派共存共荣，自由传教，相互影响，可以说奠定了今日中国五大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并存的格局，也证明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宽容大度的民族。

　　文学艺术：“元西域人天资学力，不让汉人也”

　　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汉文化博大精深。元时许多从西域来的回族和畏兀儿人经过长期学习，积淀了深厚的汉文化修养，他们中间不少人成为当时著名的诗人、画家。大学者陈垣先生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中感叹：“元西域人天资学力，不让汉人也。”

　　高克恭，回族人，字彦敬，号房山，元初著名画家，代表作有《春山晴雨图》、《林峦烟雨图》。他住在燕京，做过刑部尚书。萨都剌，回族人，字天锡，号直斋，元末著名诗人。他的《上京即事五首》描写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草原风情，极具特色，其中一首写道：“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卷地朔风沙似雪，家家行帐下毡廉。” 萨都剌的祖父曾在朝中做官，留居中原。他本人汉学造诣深，考中进士，又历任淮西、河北道廉访司官员，晚年住在杭州，被人称为“南国名家”。像高、萨这样的一批人是元时西域人中的佼佼者，他们为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蒙古人中也有一些汉文化修养较深的人。这是元文宗图帖睦尔作的一首七言：“穿了漠衫便著鞭，一钩残月柳梢边。两三点露滴如雨，五六个星犹在天。犬吠竹篱人过语，鸡鸣茅店客惊眠。须臾捧出扶桑日，七十二峰都在前。”元文宗崇汉学，通诗文，在元朝皇帝中独具一格，这首诗就很有名。

　　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形态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参与的结果，是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与传播的结果，这应当成为研究中国文化史时须坚持的基本观点。少数民族诗人、艺术家乃至建筑师、工匠，他们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瑰宝。研究他们的人生经历和艺术创作，不仅具有文化传播学价值，同时也具有民族传播学价值。或可说，系统研究中国文化的多民族元素构成，应是民族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民风民俗：文化是在它传播过程中形成的

　　元代时蒙古人主要居住在漠北、漠南两大聚集地区，漠南指辽阳行省南部和中书省北部，江南的蒙古人很少。西域人居住得比较广泛，除西北地区外，云南、河北、河南、山西、浙江、安徽等地，均有他们的聚居区。东北地区居住的主要是女真人、高丽人。实际上各民族杂处是元代社会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集中体现在城市里面。在古代社会传播媒介不发达，文化的传播主要通过人口的流动迁徙完成的，因此各民族杂处使得不同民族的语言和风俗习惯相互影响交融。元朝实行两都制，每年春秋季节宫室及政府大员、随从等要往返于大都和上都之间，据说有“数十万众”，这无疑会带来蒙汉两地的信息流动和生活方式的传播。

　　忽必烈时代宫廷里已经饮茶、吃米饭，还有从中亚传过来的葡萄酒，而蒙古的马奶酒也为汉人所接受。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胡萝卜“元代始自胡地来”。史书还记载回族葱，“其形如扁蒜，层叠若水精葱”。史卫民在《元代社会生活史》中说，回族葱大概就是现在的洋葱，是回族工匠喜爱的菜蔬，由他们带来并传向各地。民族杂处必然引出婚姻关系，而婚姻则是文化交融的最重要纽带。元时各民族通婚，政府并不限制，但婚俗各不相同，依彼依此，自然要有个说法。至元八年（1271年）二月，忽必烈颁旨，同民族人结婚，按本民族习俗举行婚礼，不同民族的人通婚，按男方民族习俗举行婚礼，但蒙古人不受此规定限制。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当时不同民族通婚是颇普遍的事。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杭州有一回族富人办婚礼，街巷之人摩肩接踵前来看新奇，结果踏翻楼屋压死了人。此外，各民族文化的交融还表现在服饰、丧葬、日用品以及娱乐等方面。在民族文化交融过程中，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往往会因相互结合而生出新的特点来，从而形成民族文化中的新元素，这恰恰说明一种文化是在它传播过程中形成的，传播过程引起文化的交流、变异、更新，并最终形成它的一定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