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青藏高原文化

　　简论青藏高原文化

　　一

　　首先，青藏文化在地域上是依托于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它是一种真正的高原的文化，带有明显而又深刻的青藏高原的烙印，因此认识青藏文化首先需要认识青藏高原。青藏高原的总面积达230多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近四分之一；高原的大部分地区海拔高度在3000米以上。海拔这样高、面积这样大的高原，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从地形上看，青藏高原是西面和南面较高，逐渐向东、向北倾斜，山脉和河流多数是东西走向，只是流入横断山脉的金沙江、大渡河、岷江是南北走向。高原南部的喜马拉雅山是世界上最高最大的山脉，其南麓地势陡降，与印度炎热潮湿的恒河平原相接，而在西面、北面和东面，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四川盆地、云贵高原相连接，气候和自然景观相差悬殊。由于海拔高，喜马拉雅山脉挡住了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北上，所以青藏高原气候寒冷而且干燥。拉萨一月平均气温为-2.2℃，七月平均气温为15.1℃；那曲一月平均气温为-13.9℃，七月平均气温为8.9℃。绝大部分地区年均温度在10℃以下，拉萨、日喀则的年平均气温和最热月气温都比同纬度的重庆、武汉、上海低10-15℃。整个青藏高原冬季漫长，无霜期短，拉萨和日喀则为120-180天，那曲地区仅有60-80天，没有严格意义的夏季。年平均最低气温低于0℃的天数，古藏拉萨为173.3天、日喀则为189.7天、那曲为276.9天，青海果洛大武镇为266.4天，四川甘孜康定为184.2天、阿坝马尔康为209.6天；而年平均最高气温高于10℃的天数，大部分地区在50天以下，最高的也不到180天。降水量少而且集中在7、8两个月，年降水量西藏拉萨为453.9毫米、阿里噶尔镇为60.4毫米、那曲为406.2毫米，青海海西德令哈为119.2毫米、柴达木盆地西部在60毫米以下。冬春多暴风雪，夏秋多雷暴、冰雹，那曲年平均雷暴日在85天以上、雹日在35天以上。青藏高原又是多风的地区，年平均大风（8级以上）日数拉萨为32.4天，日喀则为59.3天，而那曲和阿里的牧业区为100-150天，最多的地方可达200天。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青藏高原的植被呈垂直分布，地势较低的河谷地带有森林，再往上依次是灌丛草甸、高山草甸、高山草原、高山荒漠，雪线以上的高峰峻岭，终年冰雪覆盖，为大片的雪山冰川，类似地球的南北两极的景观。从整体来看，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是荒漠草原，只有少部分气候比较温暖河谷可以发展高原灌溉农业，大部分地区为牧业区。青藏文化正是建立在高原游牧牧业和河谷地带的灌溉农业的基础之上。

　　从地理环境看，青藏高原的农牧业分布地域辽阔，但是可以有效利用的面积却很有限。广大草原牧草生长季节短，产草量、载畜量低，而且多风雪灾害，生产很不稳定。农田必须有水利灌溉，庄稼才能生长成熟。耕地在河谷分散为小块，而且一年只能一熟。因此，农牧民在高寒缺氧的荒野中必须用加倍的辛勤劳作乃至生命的付出来取得并不丰裕的食物和衣物，维持自己的非常简单的物质生活，可以说每一年的农牧业生产都是高原居民与大自然的一场严酷的斗争。繁衍生息在青藏高原的各个民族，正是在几千年乃至几万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与严酷的自然条件的艰苦拼搏中发展起来的。这种年复一年从不间断的艰苦拼搏养成了高原居民的勇敢勤劳、粗犷豪迈的性格和充分利用大自然的每一点赐予、适应严酷自然条件生存的智慧，发展了适应高原自然特点的多种农牧业生产技能，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技术知识，同时培养了他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爱惜每一件有用物品、爱护动植物生命的精神。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简单粗放的农牧业生产又决定了高原居民的生存依赖社会的集体组织，单个的家庭和个人在高原的农牧业生产中难以立足。牧业生产虽然必须定期轮换草场，具有游牧的形式，但是草场是由各个部落分割占有，牧民并不能随意迁徙；他们只能是某一个部落的成员，使用部落的草场，同时对部落尽成员的义务，接受部落首领的严格的统治。农业生产的基础是耕地和水利灌溉设施，而耕地和水源为部落或封建领主所占有，农民成为领种土地并对领主承担封建义务的农奴。青藏高原上的游牧部落起源很早，见于汉文史料记载的羌人部落在商、周时期就已发展到关中、陇西，两汉魏晋南北朝时已经成为中原王朝十分关注的重要政治军事力量。唐代吐蕃王朝在青藏高原兴起，与唐朝争雄达二百多年。唐朝以后，青藏高原的大大小小建立在封建农奴制基础上的各种地方政权延续了一千多年。在数千年的历史中，青藏高原的居民创建了丰富多采的制度文化。包括社会组织方面的氏族部落制度，封建农奴庄园制，各种维持社会生产和生活有序进行的各种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和法律法规，以及对祖先的崇拜祭典、对自然神灵的崇拜仪式或规范社会成员行为准则的礼仪道德、风俗习惯等。佛教的传入和上千年广泛传播，更使得青藏高原的制度文化具有十分独特的内容，例如政教合一制度、寺院组织制度、寺属民户制度、活佛转世制度等。

　　青藏高原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物质生活的匮乏并没有阻止高原居民对精神文化的追求和创造，恰恰相反，物质财富的不足和生活的艰难沉重使高原居民更加关心自己的精神生活。在高原，社会文化活动很容易得到各阶层男女老少的热情参与，部落的祭典、寺院的法会、名人的光临乃至一个家庭的婚礼，都可以成为社会盛大的节日，成为社会各阶层成员以各种方式展现自己的精神追求和文艺才能的场合。与大自然充分融合和依傍着雪山蓝天，又使高原居民深切地感受到大自然的灵性，使他们相信在自己身边有一个真实的神灵世界的存在。神山圣湖固然是神灵居住的场所，天上地下以及河流、森林、草原也有着自己的神奇，就是在普通的百姓家中也有自己的神灵（家神、灶神）相伴。一个人的一生中也有生命神、父神、母神、家神、舅神等五尊守护神陪伴和护佑他，离开了这些神灵，人的生命也就结束。佛教的传入并在青藏高原上形成藏传佛教，又把佛教的神灵系统和高原原有的神灵世界结合起来，发展成一个包罗宇宙万象的神灵体系。高原居民的精神文化创造，在后来无不与宗教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笼罩上一层宗教的光环，文学故事、诗歌、格言、绘画、雕塑、戏剧都以宣扬佛法作为主题，而且这种文化创作的本身被看作是佛法修行之一种。宗教使得精神文化作品能够最便捷、是广泛地得到社会成员的认同和参与，同时也给精神文化作品造成了格式化和类同。文学作品多取法于佛经的佛传故事和菩萨本生故事，绘画雕塑则严格遵照佛教的造像量度经，而寺院中年复一年地进行思辨讨论的是佛陀所说的真谛和哲理。遍布青藏高原的佛寺，随处可见的佛像、佛塔，难以数计的经籍，一个又一个世代传承的转世活佛，还有僧众、施主、信众，造成了雪域高原的一个巨大的佛教氛围。可以说，佛教这样深入地控制和影响一片地区的社会文化生活，又这样延续达千年之久，就是在佛教的发源地印度也是从未做到的，在整个佛教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

　　二

　　今天青藏高原上生活着藏、汉、羌、回、土、撒拉、蒙古、门巴、珞巴等民族，作为一种地域文化，青藏文化包含了这些高原居民各自的民族文化。藏、羌、门巴、珞巴等民族是发源于青藏高原而且一直在高原繁衍生息的民族，撒拉族和土族是从外地迁入后在青藏高原形成的民族，汉族和蒙古族是从外地迁入而其民族主体不在青藏高原的民族，但无论是世居高原的民族还是迁入高原的民族都对青藏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不过从历史看，藏族文化显然是青藏文化的主体和代表，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所谈论的青藏文化指的就是藏族文化。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以下的几点理由。

　　1、从人口和居住地域面积看，藏族都是青藏高原的主体民族，对青藏高原的开发和青藏文化的发展起了最主要的作用。藏族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腹心地带，而门巴族、珞巴族始终分布在青藏高原的南部边缘地带，今天的羌族分布在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地带，汉族、回族、土族、撒拉族、蒙古族则分布在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地带。在元代以前，青藏高原以外的民族难以进入青藏高原的腹心地带，而在元代以后进入青藏高原腹心地带的其他民族大多数都先后融合到藏族之中，这说明与青藏高原联系最为紧密、其文化与青藏高原生死相依的民族是藏族，藏族文化也最集中地体现了青藏高原地域文化的特征。

　　2、从历史的角度看，藏族在青藏高原上的历史最悠久。居住在青藏高原的各个民族中，只有藏族的传说和古籍中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青藏高原的远古居民。藏族古老宗教苯教的文献中，认为世界最初是由五种本原物质产生的一个发亮的卵和一个黑色的卵，从发亮的卵的中心生出人间的始祖什巴桑波奔赤，人类是从什巴桑波奔赤的后裔——天界和地界的神当中繁衍出来的；还有的传说认为是由猕猴和岩魔女的结合传出西藏的人种，并且认为藏族最初的祖先就生活在雅鲁藏布江边的泽当附近；藏文《第吴宗教源流》和《智者喜宴》记载说，西藏地区在人类出现之前曾经由十种（或十二种）非人统治过，那时西藏地区就被称为“博康”(bod-khams)之地，而“博巴”(bod)正是藏族古往今来一贯使用的自称，而青藏高原周边的一些民族，例如羌族、纳西族、普米族的创世神话传说则认为他们的祖先来自青藏高原的腹心地区。依据近年在青藏高原的考古发现、民间的神话传说以及对青藏高原自然环境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青藏高原的古人类最初活动的地域应在西藏雅鲁藏布江中下游的森林地带，后来随着使用火的出现增强了人类抵御猛兽的能力，增加了人类食物的种类，逐步沿着河流分散，分布到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年楚河、尼洋河、雅隆河流域，并在这些河谷地带发展出早期的农业和驯养家畜。在农业发展到可以养成畜群并将野马驯化为家马、将狼驯化为狗以后，古人类才能够在辽阔的草原上生存并发展起大规模的畜牧业。以奶酷肉食为主提高了牧民的体质，畜群的增长需要寻找新的草场，这使得游牧部落有可能和必要进行长途迁徙，向更大的地域扩散。从藏北草原翻越唐古拉山到达长江、黄河源头的游牧部落在以青海湖为中心的广大草原地带发展成一个又一个的部落联盟，并继续向东发展到黄土高原，与黄河中下游的华夏部落接触交往，这就是汉文古籍中所记载的羌人（汉文史料解释为西方牧羊人）和西羌部落，其中有许多先后加入到黄河中下游的汉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之中；另一部分从青海南下经过横断山脉进入云贵高原甚至远到缅甸，发展成藏缅语族的一系列民族。留在青藏高原上的农业部落和游牧部落经过唐代吐蕃王朝的统一形成为藏族。从各种文字的史料记载看，一直到13世纪中叶蒙古汗国的骑兵进到拉萨以前，以雅鲁藏布江流域和江河源为中心的青藏高原的主要农业区域和牧业区域都是藏族世代居住的区域，外民族没有大规模进入过这些地区，倒是不断有青藏高原的部落群东进南下北上，向各个方向发展。

　　3、从文化的角度看，正是藏族人民创造和发展了青藏高原的文化，并向东、向北、向东南传播，成为中华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汉族文化从汉代开始进入青藏高原的东部，对青藏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元代以来蒙古族的文化对青藏文化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看到进入青藏高原的汉、土、蒙古等民族受到藏文化强烈的影响，蒙古族、土族甚至接受了藏传佛教，在文化上与藏族有了许多共同的内容；从元代开始进入青藏高原的回族、撒拉族，虽然他们信仰伊斯兰教，但是在几百年的共同生活中他们的文化也受到藏族文化的强烈影响，特别是在农牧业生产和物质文化生活方面具有明显的青藏高原文化的色彩。

　　当然，我们说藏族文化是青藏文化的主体和代表，并不是说青藏文化就完全等同于藏族文化。青藏文化是青藏高原上的各个民族共同创造和发展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各个民族都为青藏文化的发展做出过极为重要的贡献。特别是本世纪以来青藏高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进程明显加快，现代经济的发展所带动的社会文化的飞跃发展，改变着青藏文化的面貌，这更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

　　三

　　青藏文化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青藏文化与周边地域文化的交流史。青藏文化从一开始就不是与外部隔绝的封闭的文化，而是一种开放的与周边地域互相依存共同发展的外向型文化。青藏文化的外向性是由青藏文化所处的地理环境和高原居民的社会经济生活所决定的。青藏高原的农业起源很早，在有水利灌溉的条件下可以旱涝保收，是古代青藏文化发展的基础，但是高原农业也存在一年只能一熟、作物品种少的缺陷，而高原的畜牧业的发展更加依赖产品的交换，牧民需要以多余的畜牧业产品交换自己不能生产的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除了在高原内部的农牧产品交换以外，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以马牛羊、皮毛和土特产与中原地区交换茶叶、丝绸、铁制品的贸易。吐蕃王朝时期，青藏高原和中原地区的贸易就有了“互市”和“贡赐”的形式，吐蕃王朝统一青藏高原以后以其全力与唐朝争夺河西走廊和安西四镇，就是为了控制丝绸之路的经济贸易利益。宋代开始“茶马贸易”成为青藏高原和中原地区经济交往的集中表现。这种由中央王朝设置专门机构管理的茶马贸易一直延续到清朝。

　　在经济交往发展的同时，青藏高原与周边地区精神文化方面的交往也越来越密切。国外有一些学者过分强调印度佛教文化对青藏地区的影响，甚至把藏族文化描写为印度佛教文化的一个分支。这种说法是很不准确的。我们知道，佛教传入吐蕃最初是在公元7世纪中叶松赞干布在世的时期，而在此之前青藏高原的居民早已创造了自己灿烂的古代文化。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由于喜马拉雅山南面的印度次大陆的气候与青藏高原有很大的差异，在古代印度和青藏高原之间的交往是很少的；印度的史料中记载了许多从阿富汗、克什米尔进入印度的入侵，记载了佛教向锡兰等海岛的传播，但却极少提到在它北面的雪山之中的青藏高原；本世纪以来在青藏高原多处发现的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和石丘墓葬与印度恒河流域的古文化遗址相差甚远，而与祖国黄河流域和西南地区的古文化遗址接近；藏文苯教古籍《塞米》、史籍《汉藏史集》、《智者喜宴》关于青藏高原的远古传说都提到高原古人类和东方汉地的交往，而没有与远古印度交往的记载。据藏传佛教宗教史籍的记载，佛教传入青藏高原从一开始就有从汉地传入和从尼泊尔、印度传入两个方向，汉地佛教的禅宗在吐蕃王朝佛教的发展过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经过吐蕃王朝朗达玛赞普灭佛、10世纪佛教在西藏复兴的过程中，同样有受到汉地佛教重要影响的“下路弘法”起了重要的作用。元代以来藏传佛教又经历过几次重要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在中原王朝的扶植下在西藏出现了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为藏传佛教的持续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政治和经济的基础，而与此同时的印度，佛教从8世纪开始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打击下就走向衰落，在12世纪印度出现伊斯兰化以后能够与伊斯兰教抗争的只有印度教，佛教在印度已经接近绝迹，因此很难说藏传佛教在青藏高原的持续存在和发展完全是受印度佛教文化影响的结果。我们认为，印度佛教在公元7世纪到9世纪的吐蕃王朝时期对藏族文化的发展确实在宗教教义和宗教艺术等方面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并连带地对藏族的语言学、文学、绘画雕塑等方面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这一影响从10世纪末到13世纪中叶再度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两个时期，印度有一些佛教高僧到西藏地区传播佛教，西藏也有一些高僧到印度和尼泊尔去学习梵文和佛教，但是到13世纪中叶元朝统一西藏以后，由于印度佛教衰落，不再有印度的佛教僧人入藏，也没有著名的西藏高僧到印度去求法和学习。从11世纪西藏地区佛教再度弘传开始，藏传佛教出现了教派，各个教派把对佛陀的崇拜和对本教派祖师的崇拜结合起来，并吸收了许多青藏高原民间神灵崇拜的形式，发展成为具有自己显著特征的藏传佛教。藏传佛教的出现是藏族僧俗各个阶层人士在宗教文化上的重大创造。藏传佛教的一些教派还发展到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不丹、锡金、尼泊尔、克什米尔等地，对于13世纪以后的印度次大陆来说，印度佛教对青藏高原的影响已明显减弱，藏传佛教对于印度佛教是学生远远超过了昔日的老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青藏高原与周边地区古代的文化交流史从青藏文化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有这样几个重要的阶段：从远古到公元7世纪初，青藏高原的对外交流主要是青藏高原东部的游牧部落群向东、向北、向东南的迁徙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与祖国黄河流域的古代文化、北方草原的游牧文化、四川盆地的巴蜀文化、云贵高原的滇黔文化发生密切的联系，进行过长达几千年的交流。这种交流是以部落或部落联盟为单位分散进行的，而且以物质的交换为主要的形式，并与古代部落的迁徙、分化、融合交织在一起，这些地区的民族的古老宗教崇拜中许多相似之处也是来自这种文化的交流。这一时期青藏高原的古代文化和物质生产水平与周边地区相比并不落后，甚至在某些方面还高于周边地区，例如麦类作物的种植和麦种的培育、动物的驯化和畜群的牧养（特别是羊群的牧养和牦牛的驯化、牧犬的培育等）、引河水灌溉农田的技术以及砌石建筑技术等，还有高原特产的玉石、麝香、大黄等产品，成为青藏文化向周边地区传播并与这些地区进行文化交流的基础。可以说这一阶段青藏高原的对外文化交流输出大于输入，是青藏高原在文化上贡献于中华文化的时期。从汉文文献的记载看，这一阶段虽然由于青藏高原部落分散没有形成较大的政权而影响了这种文化交流的规模，但是从中国治水的圣人大禹生长于西羌的传说以及《山海经》所记载的周穆王西行昆仑会见西王母的传说故事和春秋时期秦国拓地西羌而富强的记载看，青藏高原的古代文化对中华古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做出过十分重要的贡献的。

　　从公元7世纪初到9世纪中叶的吐蕃王朝时代是青藏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青藏高原与外部文化交流飞速发展的时期。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与唐朝文成公主、尼泊尔赤尊公主的联姻，吐蕃赞普赤德祖赞与唐朝金城公主的联姻，以及吐蕃王朝与吐谷浑、突厥汗庭的通婚，与南诏的结盟和争战，与唐朝之间长达二百多年和好与大规模的战争，表明青藏高原地区以一支统一的政治军事力量加入到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过程之中。青藏高原上的统一政权的出现为与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而且使这种经济文化交流成为双向性的，即青藏高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通过吐蕃王朝的扩张继续向周边地区传播，同时汉地的中原儒家文化和印度的佛教文化能够突破部落群的壁垒而传播到青藏高原的腹心地区，深刻影响青藏高原文化的发展进程，在青藏高原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最丰富多采的一章。吐蕃王朝与唐朝的经济往来的规模在以前历史上未曾有过，汉地出产的绸缎和茶叶受到吐蕃君臣上下的普遍喜爱，而吐蕃的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不断流入唐朝都城长安。在制度文化和民俗文化方面，吐蕃王朝的官职制度受到唐朝的影响，而吐蕃妇女的服饰和吐蕃盛行的体育运动马球也传到了长安。安史之乱以后吐蕃王朝占领陇右、河西、安西四镇一百年左右，统治了上百万的汉族人民，这又极大地增进了汉藏之间的文化交流。吐蕃统治下的敦煌可以说是当时汉藏文化和中亚文化交流的中心，也是整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正因为如此，本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震惊世界的古代文物瑰宝中，汉、藏两种文字的写卷数量最多，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敦煌文化宝库是中华民族对世界人类文化史的一个重大的贡献，而这个巨大的古代文化宝库就是青藏高原文化与祖国内地文化、中亚文化长期交流的结果，特别是汉、藏两大民族古代劳动人民的共同创造。此外，吐蕃王朝从印度和汉地两个方向吸收佛教，也是青藏高原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佛教受到吐蕃王室的尊崇，以其庞大的神佛体系和严密的教理思想出现于吐蕃社会，适应了吐蕃王室建立统一的政权体制、将分散的长期互不统属的部落群熔铸为同一个民族的政治需要和迅速扩张的国势，对于打破部落分散的神灵崇拜和部落贵族的传统势力有着积极的意义。在佛教和苯教的反复激烈的竞争中，吐蕃王室通常总是作为佛教的支持者出现，并以行政的力量强行推行佛教。特别是从赞普墀松德赞时期开始，大规模地兴建寺院和剃度僧人，推进了佛经翻译事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藏文的规范和广泛使用，促进了藏族的建筑艺术、绘画雕塑和文学的发展。从而，使佛教成为青藏高原上最广泛的宗教信仰，确定了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在青藏高原以后的上千年的历史中的主体地位。

　　由于吐蕃王朝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和赞普朗达玛的灭佛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吐蕃王朝于9世纪中叶彻底崩溃，接着而来的青藏高原的政治上的分裂割据时期长达四百年之久。由于战乱频繁，社会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青藏高原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也受到严重影响，但是这一时期青藏高原与祖国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并没有完全停止。通过在甘、青河湟地区建立藏族的地方政权——＠①厮＠②政权以及唐朝时从青藏高原北迁的当项部落建立的西夏王朝，青藏高原和宋朝仍然保持着相当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①厮＠②政权的文化直接继承了吐蕃王朝的文化，西夏王朝的文化则具有青藏高原的游牧部落群文化的鲜明特征。由于地域更接近汉族地区，这两个政权对中原文化的接受程度比吐蕃王朝更加深入。特别是西夏王朝幅员万里，控弦数十万，与宋、辽、金成为鼎立之势，为时近二百年。比较西夏王朝和吐蕃王朝的经济文化，可以说西夏王朝的文化是青藏高原文化在与中原汉文化更密切交流的基础上得到了更大规模的发展，展现了青藏高原文化所具有的旺盛的生命力。同时西夏王朝的文化又通过多种渠道影响青藏高原文化的发展，西夏王朝接纳了西藏佛教复兴后出现的藏传佛教的一些重要教派的高僧到西夏传教，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支持这些教派的发展，使得西夏王朝和＠①厮＠②政权一样，不仅在它们活跃于祖国西北地区的二百年间成为青藏高原保持与祖国内地经济文化联系的桥梁，同时也成为使吐蕃王朝文化与元代以来的青藏高原文化相联系的桥梁。此外，在这一时期，西藏阿里地区的古格王朝致力于与印度佛教文化的联系，迎请阿底峡大师入藏，维系了青藏高原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交流的关系，表现了青藏高原文化与周边地区文化交流的多样性。

　　从公元13世纪40年代开始，蒙古汗国（即后来的元朝）统一了青藏高原，这在青藏高原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史上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此后的700多年中，青藏高原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发展自己的经济文化。国家的统一使青藏高原和祖国内地，和北方蒙古草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日益密切，藏、汉、蒙古、满文文献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可谓是不绝于书。青藏高原上建立的地方政权，包括西藏地区的萨迦政权、帕竹政权、格鲁派的甘丹颇章政权，以及青海、四川、云南、甘肃藏族地区的土司政权，或者是在中央王朝的扶植下建立起来的，或者是掌握一片地区政教权力以后取得中央王朝的承认和支持。这些地方政权的首领都得到中央王朝的封赐和印章，作为在当地行使权力的凭据，这些首领的继承还要得到中央王朝的批准和承认才算合法。在这一时期进入青藏高原并在青藏高原上生息繁衍的蒙古族、土族、撒拉族、回族也都是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成员。

　　青藏高原和全国政治上的统一促进了青藏高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使青藏高原和祖国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建立在深厚牢固的基础之上，其范围和深度在中外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我们在这里只能指出几个突出的方面：

　　1、从元朝到清朝中期是青藏高原经济文化持续发展的时期，在翻译佛教经典为藏文的基础上，藏族学者写作了大量的自己的著作，从萨迦派的萨迦五祖开始保留下来的藏族学者的个人著作文集达二百余种，包括了宗教哲学、佛学、语言学、诗词学、文学、历史学、工艺学、藏医药学、工艺学、宗教图象学、历算学等各个方面。在这些学科中都可以看到青藏高原文化和中原文化交流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和作用。

　　2、人员交流的规模和规格也是此前的时期难以比拟的。这一时期中从青藏高原到过中原内地的藏族政教领袖，元代有萨迦派的萨迦班智达、八思巴、恰那多吉、达玛巴拉以及历任帝师等，噶举派的噶玛拔希、噶玛巴·攘迥多吉、噶玛巴·乳必多吉、蔡巴·贡噶多吉；明代有噶举派的大宝法王噶玛巴·得银协巴、萨迦派的大乘法王贡噶扎西、格鲁派的大慈法王释迦也失等；清代有五世达赖喇嘛、六世班禅、十三世达赖喇嘛等。除此之外的官员、高僧、商队、贡使、使臣、工匠等难以计数。据文献记载，元代在京城大都的藏族僧人常有上千人之多；明朝曾几次清查在北京的藏族僧人，结果统计人数达三千人；清代住在北京的藏族僧人也约有此数；还有八大住京呼图克图之说。西藏、青海、四川藏族地方首领的贡使有时也一次就达上千人之多。五世达赖喇嘛进京到呼和浩特时其随从有三千人之众；而前后从中原王朝到过青藏高原的著名人物有元世祖忽必烈及其儿子真金皇太子、西平王奥鲁赤，清朝康熙皇帝的十四子允祯、果亲王允礼、乾隆皇帝的亲信大臣福康安，还有历任西宁办事大臣、驻藏办事大臣等。而在同一时期，西藏没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和宗教领袖人物去过印度，印度也没有重要的佛教高僧到西藏传教。据《五世达赖喇嘛自传》的记载，五世达赖喇嘛时期有一些印度人前后到过西藏，他们或者是带来恒河水的印度教徒，或者是带来梵文语言学著作的语言学者。两相比较，青藏高原和祖国内地的血肉联系是十分突出和明显的。

　　3、随着经济文化交流的密切和来往人员的频繁，在唐代的“唐蕃古道”的基础上，元、明、清三朝都十分重视建立青藏高原上的驿道，设置驿站，并为驿站建立了差役征发制度。在高原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克服各种艰难，青藏高原和祖国内地的交通通道才维持下来，而且规模逐步扩大。

　　4、从元朝开始一直到清朝前期，蒙古族对青藏高原与周边地区文化交流发挥了特别的重要作用。在蒙古皇室将西藏地方统一于元朝的统治之下的同时，从元世祖忽必烈开始的元朝皇帝都崇信藏传佛教，努力接受藏传佛教文化。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和硕特部固始汗、喀尔喀部土谢图汗、准噶尔部噶尔丹汗、策妄阿拉布坦、土尔扈特部阿玉锡汗等人更是崇信藏传佛教的格鲁派。俺答汗迎请三世达赖喇嘛到青海会见，并与之互赠遵号，传出“达赖喇嘛”的名号，使藏传佛教格鲁派广泛传入蒙古各部。到清朝统治青藏高原以后，留驻青藏高原的蒙古族有一部分融合到藏族和汉族之中，剩下的也受到藏族文化的强烈影响，在文化上与藏族有许多共同之处。

　　5、在这一时期，青藏高原文化有几次大规模的向外传播。元代蒙古皇室崇信藏传佛教，在都城大都和上都、五台山甚至江南的杭州都建立过藏传佛教的寺院，使藏传佛教宗教仪式和造像艺术等传播到这些地区。忽必烈命八思巴创造蒙古新字，使藏族的文字学影响到全国，这是青藏文化一次大规模的向外传播。明朝后期到清朝前期，由于蒙古族信奉藏传佛教，青藏高原的文化再次向外传播，在内外蒙古、新疆甚至到俄罗斯的伏尔加河流域，藏传佛教成为占首要地位的宗教，藏族的文字经典、造像艺术、绘画、音乐舞蹈等也影响到这些地区。满族皇室的崇信藏传佛教则使北京的香山、圆明园、颐和园乃至皇宫中都有藏传佛教的寺庙和佛像、佛塔等。西四白塔寺、北海公园的白塔，颐和园的千佛阁，常常被人们作为北京古代建筑的象征，但是这些建筑恰恰都与藏传佛教有关。乾隆皇帝将其父亲的雍正府改建为藏传佛教的正规寺院，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北京的雍和宫。

　　综上所述，青藏高原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在历史上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随着青藏高原本身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规模越来越大。从一时一事来看，这些交流有许多偶然的因素，但是从整个历史发展全面来看，仍然可以看出这种文化交流向东向北倾斜的特点。几千年历史的发展决定了青藏高原文化和中原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青藏高原的各民族人民和全国各民族人民共同缔造了中华文化，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亲密关系。

　　四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青藏高原的文化是建立在高原的灌溉农业和草原畜牧业的基础之上的，依靠这样的经济基础，青藏高原的古代居民创造过十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并且在整个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是，从清代中期开始，青藏高原经济文化又落后于全国的发展速度，并且这种差距越来越大。究其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1、自然地理条件限制。高寒干燥、地形复杂、地处内陆、内外交通不便等等，不仅严重限制了农牧业的发展，而且难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更谈不上经济文化的发展。2、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直到本世纪50年代，仍然保持着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这种制度残酷剥削农牧民，使他们丧失生产积极性，同时把社会财富的大部分供少数人消费，极少投入社会再生产。社会制度的落后也极大地妨碍了经济文化的发展。3、宗教影响的深厚和封建等级制度的森严造成社会思想的禁锢，因循守旧、反对变革的保守思想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近代学校教育在青藏高原发展十分艰难。4、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使高原民族饱受战争之苦，而且还通过不平等交换、挑拨民族关系、培植和支持祖国分裂主义分子等手段，破坏高原社会的稳定，使得农村牧区经济凋敝，文化教育事业难以发展。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和平解放。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支持和帮助下，从50年代以来，青藏高原的农牧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例如青海省1949年的粮食总产量不到10亿斤，1957年达到13亿斤，1970年达到18亿斤，1995年达到24亿斤以上；西藏自治区粮食总产量1959年不到4亿斤，1966年增加到6亿斤，1977年达到10亿斤，1993年达到13.5亿斤。青海省1957年牲畜存栏总数为1974万头（只），1970年达到2200万头（只），1980年达到2500万头（只）；西藏自治区1959年牲畜存栏总数为956万头（只），1965年达到1700万头（只），1973年达到2000万头（只），1983年达到2300万头（只）。1954年12月25日，康藏公路、青藏公路通车到拉萨，初步改变了青藏高原特别是西藏地区的交通闭塞的状况，为发展西藏的经济文化奠定了有力的基础。1959年青藏铁路通车到西宁，1979年铺轨到格尔木。除了少数边远县份外，青藏高原实现了县、乡都通公路。在青藏高原上兴建了龙羊峡、李家峡等大型电站，以及一批纺织、化工、机械、冶金、石油工业企业。可以说，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青藏高原的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在各个交通沿线的城镇已经初步奠定了现代经济的基础。同时文化教育事业也有了飞速的发展，不仅各地普遍建立了小学、中学，而且在西宁、拉萨、康定等地建立了一批大专院校。然而，我们还应当看到，和全国的经济文化发展相比，青藏高原仍然处于落后的状态，而且在近年来由于沿海地区和东部地区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出现了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加大的现象，青藏高原在西部地区中又处于更加落后的地位，因而经济文化的落后更成为一个突出的现象。由于这一明显的事实，学者们对青藏文化的发展趋势和前途进行了许多思考和探讨，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在这些看法中，有两种关于青藏高原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的说法尤其值得我们加以注意。一种说法认为青藏高原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不能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因而是没有前途的文化，应当加以抛弃，在全新的文化条件下实现青藏高原的现代化；另一种说法认为，青藏高原各民族的传统文化，特别是藏族的传统文化，是一种独特的没有受到外界污染的文化，不应当让它受到现代化的触动，应当把它原样保存下来，以供人们观赏和研究。这两种说法都脱离了高原的社会实际，实际的情形要复杂得多。

　　从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大角度来看，本世纪中国历史的演变给青藏高原带来了文化更新的机遇和历史必然。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给青藏高原以政教合一统治为特点的封建统治制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1959年在西藏废除封建农奴制度，都带来了青藏高原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即制度文化的根本变革。几十年的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青藏高原经济的发展，改变着青藏高原传统文化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即物质文化。因此，想让青藏高原的传统文化原样保存下来的想法是根本不切合实际的空想。但是，无数事实同样证明，对于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不可能采用完全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而移植一种全新的文化，适应现代化的民族文化只能在自己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推陈出新，通过传统文化的更新创造自己的新文化。在青藏高原这样广大的地域上经过数千年积累而形成的青藏传统文化仍然具有自己顽强的生命力，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过艰难的适应和更新将再次展现出自己的光辉灿烂。对高原壮丽的山川和自然景色的赞美和热爱，对高原自然条件下经济文化生活的适应和体验，对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认同和继承，还有高原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特征，这些依然构成了青藏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坚实社会基础。中国政府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保证了高原各民族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的权利。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使得国家有可能投入更多的资金和力量来促进青藏高原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中，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改革开放，使青藏高原各个民族有了广泛吸收国内国外各民族文化的先进内容以充实和发展自己文化的可能，同时也有了使国内外各民族了解和认识青藏高原各个民族传统文化、使青藏高原文化走向世界的可能。所以，我们认为青藏文化的前途与整个中国的文化的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青藏文化作为中国具有鲜明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的地域文化将有一个大的发展，必定会以其绚丽多彩引起全世界的注目，为全人类的文化发展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口加角

　　＠②原字口加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