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特文化在北京

　　吐蕃特文化在北京

　　引子：近期对北京城内的主要寺院进行了小规模的考察，发现大多数寺院中都有图博特文化的痕迹和遗留，特别是兴建于元、明、清三代的寺院几乎都与藏传佛教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此发布一些照片与个人的思考，希望大家一同探讨，进而完善这个课题。

　　众所周知，由于蒙古人的兴起，使得这个草原民族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强大帝国，蒙古统治者极其重视其与图博特雪域的关系，在凉州会谈之后，萨迦派与元朝政府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并使得萨迦派从此崛起于众多教派之中。而萨迦派的高僧也以自己超群的智慧与学识令蒙古王公大为折服，据藏文史料记载，忽必烈对于萨迦派高僧巴思巴推崇备至，甚至提出用100名蒙古骑兵为代价与凉州的蒙古统帅作为交换条件，把八思巴留在身边。及至后来八思巴创造蒙古新字、参加佛教与道教的大辩论并获胜都令忽必烈等蒙古贵族深感敬佩，随后八思巴被册封为帝师，并使得元朝正式建立了帝师制度，历任帝师均由萨迦派僧人担任，总领宣政院事，兼管图博事务和全国佛教事务。由于帝师制度的建立，使得大批图博特高僧有机会来到元大都，并为这座城市带来了独特的图博特文。

　　由于藏传佛教成为了元朝的国教，因此图博特文化得以进入北京，走向了宫廷内院，据史料记载，大凡元代皇帝登基前，都必须受佛戒九次，在皈依藏传佛教后才能正式登上皇帝的宝座，而在内宫举行的藏传佛教法事、 灌顶活动则更多见于史籍。得益于元代开放的少数民族政策，使得元大都汇集了欧亚大陆的众多优秀人才，图博特僧侣更成为了其中的佼佼者，他们主要负责在帝国推广和传授八思巴新字，这对于图博特文化在元大都以及汉族地区的推广起到了推动作用。在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事件便是元朝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对藏汉两种文字经文的对勘。由于历史原因，藏汉两种文字的佛教经典鲜有互译，而元代终于诞生了第一部藏汉对勘佛教大藏经目录--《至元录》，这次对勘汇集了各族僧侣学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中部分维吾尔族藏传佛教僧人的加入， 笔者将会在后文专门对他们的事迹进行论述。这一时期的兴建的主要寺院有白塔寺、延圣寺、普庆寺等。

　　可以说，元代的建立与帝师制度的确立为图博特文化进入北京奠定了基础，但这一时期的文化（主要是藏传佛教文化）传播基本局限于皇家宫廷内院，这种局面将在明清两代改变。

　　普度寺位于北京南池子大街内普庆前巷，明代为南城洪庆宫旧址的一部分，改建于清康熙三十三年，清初为大名鼎鼎的摄政王多尔衮睿亲王府，后改为清代皇家藏传佛教专院，名为“马哈噶拉庙”，专门用于供奉藏传佛教护法“马哈噶拉”。乾隆四十一年赐名普度寺。庙内原供有玛哈噶拉神像、多尔衮穿过的盔甲等。

　　“玛哈嘎拉”为梵语译音，意为“大黑”，藏语中尊称为 “贡布” (Gonpo)意为护法。玛哈嘎拉有六臂、四臂及白身等几十种化相，其中六臂玛哈嘎拉护法乃观音之忿怒相化身。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普度寺的建筑风格，寺大殿建筑古朴，台基高大，须弥座式，面阔9间。黄瓦绿剪边殿顶，前厦为绿瓦黄剪边。檐出飞椽共3层，其建筑结构形式极为罕见。普度寺饱经沧桑，损毁严重，近年来经过维修，现开辟为北京税务博物馆，将一个供奉护法神的寺院开辟为税务博物馆着实令人感觉奇特，寺内已基本找不到任何藏传佛教的影子，唯有从大殿正对面的普度寺历史展览室里能大略的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普度寺大殿一角，现代感十足，似乎很难从中看感受到丝毫的古风古韵了。

　　由于寺院大殿开辟为博物馆，因此只能翻拍旧照片，从中可以看到寺内所供奉马哈噶拉的原貌。

　　普度寺展览室中悬挂的这幅马哈噶拉唐卡极为显眼，基本可以推断这是近现代所绘制，尽管如此，我仍然可以感受到藏传佛教文化对这座寺院、这座城市的影响。

修建于明代的真觉寺（五塔寺）的主体建筑金刚宝座，由于宝座上有五个小塔因此又称五塔寺，据史书记载，明永乐初有天竺班智达带来金刚宝座塔的样品，明成祖对其十分尊重，便建寺立塔。此塔为国内同类塔中建筑年代最早、造型最优美的。这种金刚宝座塔形式源于印度，传说佛祖在金刚宝座上得道成佛，无塔代表佛经中金刚界的东、西、南、北、中五方佛主，此塔的原形便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印度佛陀迦耶塔。五塔寺现为中国石刻博物馆，位于西直门外白石桥东。

　　真觉寺塔基上的藏文与梵文，此雕文为北京现存唯一的藏文阳雕石刻，其中藏文颂辞共四十四句，每句九字。据资料显示，内容取自元代八思巴1263年致忽必烈的新年祝辞“吉祥海祝辞”。在夏日炎炎的北京，五塔寺如繁华中的一片净土，再次见到藏文，不禁令人有种恍惚之感。

　　元代图博特文化以藏传佛教为载体，在北京多活跃于宫廷与王宫大臣之间，在民间则影响不大，元朝灭亡后，导致了大批在北京的喇嘛、僧侣回到了青藏高原。至永乐年间，随着朝廷对图博特政策的调整，使得图博特文化再次在北京传播开来，这次的直接影响是图博特文化逐渐融入了北京的世俗文化圈中，例如很多汉人出家为藏传佛教僧侣，甚至很多北京的普通居民的葬礼都要进行藏传佛教仪轨的超度等。

　　明代对图博特的政策概括而言是八个字“因俗为治、多封众建”，也因此政策，明代册封了大批的藏传佛教高级僧侣、喇嘛活佛，其中最为有名的便是三大法王与五位王的册封。三大法王是明代最高的僧职，包括：大宝法王，即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领袖第五世噶玛巴德新谢巴，是当时藏传佛教最高封号，位列其他两位法王之上；格鲁派大慈法王释迦也失；萨迦派大乘法王昆泽思巴。

　　五王：帕木竹巴阐化王；萨迦派赞善王；护教王；止贡噶举派阐教王；萨迦派辅教王。他们各有自己不同的封地，由此可知明代对图博特采取的各自扶植、分化制衡政策是充满政治技巧的。为拉拢图博特上等阶层，明代鼓励图博特僧团入京朝贡，并对朝贡这提供极大的优惠政策，这使得大批的图博特僧侣再次进入北京，这也令图博特文化再次在北京得到了弘扬，其中的不少高僧大德也选择留在北京传播佛法。

　　明代在北京修建的主要藏传佛教寺院有：真觉寺、隆福寺、法海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