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信仰危机与改革开放

　　中国的信仰危机与改革开放 [李向平]

　　60年一个甲子，新中国走过来了。中国问题解决得如何？

　　顾炎武曾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似乎把天下与国家、文化与权力两相分离。匹夫忧天下，领袖忙国家。这种说法，与梁漱溟非常接近。梁漱溟作为一个问题中人，前半生奔波于中国问题，后半生则为中国人的人心问题操心，终身为匹夫却获得了世人的尊敬。

　　本来是一个问题的整体，顾炎武与梁漱溟却把它们一分为二。其精神源头，无疑是出自于顺天命、应人心的中国信仰传统。这个传统，一直把革命与信仰、权力与文化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进而建构了一个中国人才有的圣王结构。圣者天下，王者国家也。无论是圣者为王，还是王者成圣，大凡为圣王者，其间虽有冲突，却最终能够把此二者整合起来。不过，一旦遭遇权力变故，圣王结构就会分离，乃至崩溃。

　　进入20世纪之后，顺天应人的圣王结构伴随着辛亥革命而宣告终结了。圣者不一定为王，王者不一定成圣；但天下与国家、权力与信仰的两大问题依然故我，只是它们的表现形式已被历史地转换。这就是，现代的革命理论取代了篝火狐鸣式传统“迷信”对革命资源的动员方式，从而也结束了中国历史上农民造反、改朝换代的形式，从而进入了新时代的民族革命时期。以至于20世纪初叶，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潮中，出现了五大宗教替代思潮。伦理代宗教（梁漱溟）、美育代宗教（蔡元培）、科学代宗教（陈独秀）、哲学代宗教（冯友兰），最后皆归终于“主义”代宗教（政治革命），最终建构了一种以革命主义为信仰核心的民族国家建设运动。

　　1949年，新中国建立，结束了这两大问题的分离过程，进而使它们的思考路径和处理方法再度整合。它说明，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立历程，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信仰的重建运动；革命的胜利，同时也是一种新文化、新信仰的成功。天下与国家、权力与信仰的矛盾关系，不是趋向于消失，而是被历史地转换了一种功能发挥的形式。

　　因此，梁漱溟在其后半生即以人心问题为要。他无力在中国问题层面上完成这一伟大的整合。他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救国建国运动，好像一个伟大宗教的样子，填补了中国缺乏宗教的漏空。而这，构成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信仰变迁与重建的阿基米德基点。

　　全能整合与个人崇拜

　　新中国的成立，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成立的形式。传统汉语“翻天覆地”，其中自有文化与信仰的深意。依据中国人社稷崇拜的信仰惯习，倘不顺应天地人心，何能翻天覆地？把它译成现代术语，就是倘不适应世界潮流，革命如何成功？一个新中国，就是一种新文化、新道德、新信仰的诞生，是意义与秩序的重建，同时也是意义秩序与秩序意义的双重建构。所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的“万众一心”，就充分见证了这样一个历史现象，象征了中国问题与人心问题的合二为一。那时候，权力与信仰高度整合为道德权威、精神楷模与信仰皈依。一种理论主义，几乎囊括了所有的脑袋与行动。各种宗教也被纳入了“内部行政事务”，放弃了自己的教义与主张，最终是各种信仰被自觉不自觉地统合在思想与灵魂的改造中。人们天真地以为，中国问题的解决即能把人心问题自动解决。

　　然而，国家的建设远远不是那么简单顺利，而人心问题的解决与国家建设，在很大层面上常常不是一回事。国家建设可以依靠权力，人心问题却比国家问题要复杂得多。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造很快可以完成，但人心的净化却无法紧跟。中国经济的发展计划，必须要有一个大规模的人心改造过程。所以，一个个的政治运动接踵而至，最后爆发了要触及“灵魂深处”的“文化大革命”。于是，一个脑袋代替了其他所有的脑袋，一个崇拜成为了所有人的信仰。

　　依照中国信仰的传统惯习，中国人的信仰传统是由宗教、哲学与国家权力共同建构、共同维持的。在不同群体中，人们对宗教、哲学与权力都有不同的倚重。权力上层偏重于信仰皈依的正当性，社会下层则偏重于彼岸、天国信仰的补偿性；其上层信仰容易伴随着权力关系的改变而改变，而社会下层则会随利益的改变而改变。所以，万众一心的信仰皈依，也未能够改变国家权力层面的复杂变化，权力的改变与斗争，最终导致了人心问题的变异。

　　在经由“文革”10年打造出来的个人崇拜中，个人成为真理的化身之后，权力秩序就等同于一种信仰，而个人崇拜本身则意味着真理及其信仰。特别是当这种权力及其信仰的实践模式，唯有依赖于固有的国家权力之时方才能够得以实施的时候，固有的权力体制几乎就被视为信仰的象征了。

　　很明显，人心问题对于中国问题的过度依赖，或者是被中国问题的高度整合，始终在说明，天生缺乏宗教的灵魂才会去“信仰”外在的教义和权力。谁的心灵深处没有安定，谁就肯定要从身外去拥有它、依赖它。对当时中国人的信仰状态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缺乏了那作为精神、信仰的内在神圣性。中国问题与人心问题被深深地纠缠在一起，它们都双双地发生了劣变。

　　信仰危机与改革开放

　　不过，变化也会来得很快。固有权力的衰微，很容易导致信仰危机；而新兴权力的建构，也同样会使新的信仰解放出来。一种正当性的信仰危机，往往会伴随着政治权力的复兴和改变。

　　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日子里，伴随着个人迷信的破除，必然就是信仰危机的出现。所以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必然是始于思想解放与破除迷信，既要破除固有的个人崇拜及其教条主义的迷信，同时亦是信仰自由和权力重建的共同要求。正因为这样，一个貌似简单的思想解放运动，实际却是信仰的重建，它们才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第一步。这一次，人心问题走在了中国问题的前面。信仰危机就是它的基本象征。

　　不可否认，在一个以全能主义为特征的国家体制之中，固有的信仰危机会导致思想的解放，一个时代的开启。特别是在一个个人崇拜依然深重、两个“凡是”以及按照既定方针办的紧箍咒下，任何一种经济的冲动、权力的冲动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30年前的那场思想解放，本质上就意味着是对权力和信仰的解放，要把国家权力从两个“凡是”的旧秩序中、把个人信仰从固有的个人崇拜氛围中解放出来。

　　这种很特别的中国问题，又以人心问题呈现出来。这不能不使人想起林毓生的《中国意义的危机》，那种以思想为动力根源来全面改造中国社会的著名论点。林毓生论述的是100年前的中国近代社会，但以思想的改变来改变中国社会的运动惯性，即使是在100年后的中国，它没有全然的变化。

　　表面上看来，这依然是一种“意义的危机”。那种对于毛泽东个人的崇拜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主义或真理、国家政治神圣性的信仰，就伴随着这一思想解放冲动而成为了历史。对于权力、真理的信仰，由此也被转变为对于思想的正确性或正确的思想要求。于是，权力的危机经由思想的解放、意义的转型而被顺利解决，改革实施的路径被建构成功。为此，30年前经由思想解放而得以发轫的中国改革开放，就经由这种“危机的意义”而具备了无法置疑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这不同于丹尼尔·贝尔所讲的经济冲动与宗教冲动。贝尔认为经济与宗教的冲动，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动力。但是，就中国问题而言，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之所以能够促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基本成行，就是因为思想理论能够掌控权力、支配信仰，而解放思想同时就意味着权力和信仰的解放。它既包含了改造民众信仰世界的主张，也包括思维方式的改变。它以改变民众的信仰方式和经济资源的总体动员方式，其目的却是一个新的政治理念、一种新的信仰建构。此乃思想冲动，信仰危机所引发的权力冲动，最终导致的经济冲动。

　　因此，与其说是改革开放带出了当代中国人的人心问题，不如说是中国问题的解决，必然要以人心问题的解决作为前提。全能主义整合中的个人信仰，无论如何是开不出改革开放的经济动力的。这就是说，走出“文化大革命”时代中的个人崇拜，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第一步。要紧的问题是，仅仅是因为这样的第一步，个人崇拜解除了，信仰被整合的灵魂没有了，中国人又随之进入了一个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历史阶段。但人心丧失了挂靠之处，哪能不发生危机呢？

　　文化—宗教民族主义的冒头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各种宗教信徒1亿多人（一说3亿），信教人数呈平稳增长态势。宗教活动场所共约13万处，比1997年增长约5万所。宗教教职人员约36万人，宗教团体近5500个，宗教院校110余所。实际上，关于中国宗教信徒的数量、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组织的数据等等，除了政府原颁布的1亿人之外，迄今为止，尚无其他的权威统计。近几年来中国宗教的正常发展，极有可能早就突破了上述数据所呈现的容纳范围。

　　毋庸讳言，当代中国宗教的发展，已经从内部行政事务、精神鸦片，转换成为与社会适应的宗教文化，发展为国人能够共享的“社会资本”，进而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进步。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宗教并不等同于人心问题的解决。中国人一直就有扩散宗教与制度宗教的差异，也很喜欢在制度宗教之外扩散自己的私人信仰。其信仰问题的解决，必不简单地等同于宗教的复兴或发展。如果是为了一时之需，而去寻求什么信仰，有用的就信，什么都信，不等于就有了能够解决人心问题的信仰。特别是那些私密式的、个人的信仰，实际上还是私人的东西，仅关乎私密的自己，难以进入公共行动领域，建构一种社会共享的信仰共同体，发挥公共信仰的群体制约功能或规范功能。更何况其中还有不同的信仰，以及固有的信仰与外来的信仰之间、非法的信仰与正统之间的交往矛盾，已经在一定程度之上构成了一种“信仰区隔”现象。

　　一方面是宗教的发展，人们借助于宗教而选择了信仰的个人化解决道路。另外一方面，是以传统宗教、民间信仰来抵制外来宗教及其信仰的民族化倾向。甚至有学人撰文呼吁，要大力发展、扶植民间的传统的正统的宗教信仰，以抵制外来的非传统非本土的宗教信仰。特别是近年来，传统中国的人文之祖，如黄帝、炎帝、伏羲、大禹……圣人先贤如孔子、孟子、甚至武则天等等，也已在中国当代社会的变迁中，逐步展现了他们的信仰魅力，不约而同地相继进入了当代中国的公祭、国祭领域——这构成了人心问题的特殊解决方法及其路径依赖。

　　在这些信仰现象之中，国家依然还是其绝对性的价值源泉。表面上是依靠宗教文化梳理人心问题，本质上却仍是把国家建构成为绝对性的价值源泉。其中自然冒出一个基本特征，即服从国家有如信奉神灵，如同信仰对象，既有对民族传统信仰的崇拜，同时也有对国家权力的信从，最后会演变为人心问题与中国问题再度纠缠，这就是文化—宗教民族主义的呈现。

　　中国问题已经从极权走向威权，但威权未能分权。人心精神虽有分离，却又倚重于不同的宗教而有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信仰构成了不同的认同方式。正统的信仰、合法的信仰、民间草根的信仰、外来的信仰……都在信仰自由的基础上获得呈现。然而，信仰的实践及其认同方式千差万别，民间信仰在民间，宗教信仰在场所，民族信仰在民族，文化信仰通过消费。宗教发展、儒教重建、传统复兴，仅仅是其中的一个信仰现象而已。人心问题的最后解决，还有待观察，需要耐性。

　　“信仰但不认同”的人心问题

　　佛教信众们长期持守着一个秘密，就是到寺庙烧香的时候，必定是各买各的香，各许各的愿；彼此不会交流，所谓天机不可泄露者也。否则，我烧香，你买香，一是心愿不诚，二是我替别人拜菩萨了。至于当下中国人常有的财神信仰、圣人信仰、毛泽东信仰、炎黄信仰等等，个人信个人的，利益与目的都不一样。

　　在这种信仰方式之中，人们尽管可以信仰，但是却无法为自己的信仰去虔诚、去奉献，或者是把自己隶属于一个信仰认同的群体信仰结构之中。而只能以自己的现实欲求，去认识信仰对象，解释信仰对象，甚至是对信仰关系的盗用。最后就会出现那种人人费解的“信仰却不认同”、只为个人的“自了汉”式的信仰方式了。

　　这是宗教信仰，但不完全信仰宗教；有信仰，却不一定有宗教约束。为了个人的信仰自由，只是以自己方便的路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信仰，满足自己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寄托。这种私人化的信仰现象，就宗教的信仰关系而言，可说是一种宗教个人主义。就其信仰的社会学意义来说，它主要表现在人与神之间的交往关系之中，是从神的信仰那里获得的一种独立、自在、个我的信仰方法。这是信仰的自由，但并非信仰表达和信仰实践的自由。个人致富，个人奋斗，信神不信教，信佛不进庙，他们依赖自己的人际关系，不去信任熟人之外的任何关系。

　　——这必将是中国人日后面临的另一种人心问题。

　　正是因为这种信仰的私人化倾向，导致信仰者之间无法构成那种“休戚与共”的群体分享结构，建构为一种社会共享的意义体系。一旦再次冒出人心问题，他们如何面对、如何解决？也许，他们还是中经某种权力秩序，才能以实现信仰群体的共享与认同，而不在乎这一信仰、人心的神圣性，进而还是转向为对权力的信仰，变异为被信仰的权力。

　　最后回到中国人的人心问题，究竟如何是好？总结来说，其中关键一点，就是中国人的人心问题或信仰问题，缺乏一个真实的神圣基础值得挂靠。多少年来，这些问题忽左忽右，忽上忽下，不知所从。如果说，人心挂靠在经济发展，市场总不稳定；人心挂靠在某种权力，权力却不很权威；人心挂靠在文化，文化却在产业之中被消费了；人心挂靠在民族主义，这是一柄双刃剑；人心挂靠在宗教，宗教却又不主流。它与中国问题的关系，似乎还是整合一体，人心依旧，依赖于中国问题。

　　就此而言，源自于思想解放、信仰危机而引发的改革开放等等相关问题，将涉及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发展。这些重大问题，涉及权力民主化、信仰社会化、思想多元化。它们三位一体，或许会成为中国发展的新动力。依此而言，权力得到了认同，思想有了实践，人心、信仰才有了挂搭之处。

　　60年前，中国人把人心问题挂靠在中国问题之上；30年后，中国人打破固有神圣，引领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使中国的改革开放成为可能。虽然是人心依旧，但这无疑是一场新形式下的人心问题。依据中国人的信仰惯习，唯有解决了这一人心问题，才能意味着中国问题的最后解决。故此，我把它们称之为“人心依旧的中国问题”，以此来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任重而道远，非一发展而人心自足。（信息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