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发展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

　　任继愈---文化的发展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

　　编者：先生驾鹤仙去，且一去不再回！令人悲痛！相信先生独特的思想将历久弥新，永留世间！！！

　　以下是任继愈先生生前访谈，内容来自互联网

　　图书馆应服务于社会大众

　　记者：您担任了18年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与前任如马叙伦、梁启超、蔡元培、丁西林诸公相比，您主要做了哪些事情？

　　任继愈：梁启超先生政治上失意后，就到图书馆来了，他说，我们这个图书馆的任务应当区别于一般公共图书馆，性质属于贵族图书馆。“贵族图书馆”这个名称未必妥当，但梁氏提出，国家图书馆的性质应当区别于一般公共图书馆。今天，我们这个图书馆实际上是国家总书库，为国家提供各个方面的资料参考。我也是靠图书馆成长起来的，受图书馆的恩赐，所以要回报社会，尽可能做好服务工作。图书馆与博物馆不一样，书要使它发生社会效益，要给人看，书让人看不到，就没有意义。我们的镇馆宝书之一《赵城金藏》，是当年八路军赶在日军动作之前保护下来的，非常珍贵，我主张公开出版，制作成书给大伙儿来读。图书馆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我们国家图书馆一年365天开放，目的就是为了方便读者，即便到了节假日，他们照样也可以来这里看书。读书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记者：那么您如何对付孔乙己？

　　任继愈：嗬嗬！不但有孔乙己，有的还是高级知识分子呢。他们不但在我们这里窃书，就是在大学图书馆里也干这种事。我们这里的书一般都很贵重，外文原版书五六百块钱一本，有的人没钱买书，就用刀片把书中某些地方裁走，弄得书里到处开天窗。窃书是一种社会病，毕竟占极少数，加以注意就行了，国外亦如此。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皆不可或缺

　　记者：作为国学大师，您认为传统文化该如何继承和发展？

　　任继愈：人类的发展史和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总的趋势是不断进步，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论如何博大精深，总是历史遗产，不可能已达顶峰而不被超越。有些人喜欢把古人的智慧和成就拔高到离奇的程度，如把《周易》《河图》《洛书》等一些古典文献或传说捧为至高无上的经典。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看，有两种错误地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一是采取虚无主义或取消主义的态度，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把它们统统归之为“封建、迷信、落后”，甚至把近代中国的贫弱和目前中国存在的困难归咎于传统文化；二是全盘肯定。这两种表面上极端对立的态度，其后果则是一样的，既曲解了我国的传统文化，也妨碍了建设新文化。在目前的国情下，后面这种态度更为有害，更值得我们注意。从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来看，任何事物总有局限、不足和未定的因素，何况是数百、数千年的文化遗产？我们在肯定古代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时，不能不承认其中有许多错误的东西，这不足为怪，也不足为讳。否认这些缺点就不是科学的态度了。把传统文化封闭起来，无限拔高，拒绝批判与扬弃，拒绝吸收现代科技成就来改进，最后一定是断送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任何文化在继承的基础上才能创新。只有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才能继承人类精华部分为我们所用。吸收一切有益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东西，使之重现辉煌，再攀高峰，这才是真正热爱祖国传统文化遗产的正确做法。

　　任继愈：我们的存在是一个奇迹。文化总是在一定地区、国家、民族繁衍出来的，文化本身是很难抽象地存在的，它必须寄生在政治实体之上才能发展。中国自秦汉以后，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国，它能给文化以很好的保证，这是其他文明古国所不具备的。比如综合国力保证，长江、黄河一直是华夏民族的栖息地，强大的综合国力提供了一个固定的生存、活动与表演的舞台。又比如当家的，有汉族也有非汉族，汉族当家，非汉族也参与政权，非汉族当家，汉族也参与政权，这种共同参与使得民族融合的作用非常强。中华民族正是缘于血缘民族的融合，所以很聪明，很智慧。唐朝的皇帝、隋朝的皇帝都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混血儿。再者，封建经济虽然是封闭的，但国家的统一，使得内部具有互补性。长江、黄河尽管历史上灾荒不断，但在国家的统一治理调节下，人民遭受水灾可以避荒自由流动，然后还可以再回来。统一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抵抗外来侵略。

　　记者：牵一发而动全身。

　　任继愈：对。大国之大事实上是一个很珍贵的遗产，是一个优势。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国，使得我们自秦汉以后长期形成了文化凝聚力，继承了春秋以来的文化传统，不断地发展，形成华夏文化，或者叫中华文化。古代传统文化，其核心就是“忠”和“孝”——这成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维护的核心价值观。过去我们强调 “敬天法祖”，商、周以来一直如此。中国人十分看重祭礼，认为它是宗教仪式的一部分，这在无形中也增强了中华文化的凝聚力。

　　记者：“忠”“孝”文化对于古代社会的意义是什么？

　　任继愈：古代社会是小农经济，倡导“忠”“孝”的价值观是有必要的。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家长是核心，是主要生产者，具有决定权，一家不能无主，必须要有“ 孝”的价值观予以健全。但是进入现代社会，要以法治国，再也不能“以孝治天下”，这种家长制文化有时成了障碍。好比下棋，象棋有象棋的规则，围棋有围棋的规则，如果总是以一条标准来衡量现代事物，就搞成了一言堂，破坏了法治，现代的贪污腐败，往往跟家庭、家族有关。

　　记者：但是我们欣喜地看到，在现代制度的保证下，即便韩国当年在任总统金大中，也不能庇护他有贪污问题的两个儿子免遭牢狱。

　　任继愈：这是现代化的一个标志。其实中国自林则徐开始，就意识到国家存亡必须现代化，此后百余年来几代人一直在做这个事情。中国的趋势是现代化。

　　记者：在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上，我们经历了50年代的“大跃进”和后来的“文革”，您是否认同文化界有关“60年代断代”的说法？如何去修补呢？

　　任继愈：我不赞同“60年代断代”这个说法，它不符合历史。文化的发展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往往需要回过头来才能看得比较清楚。文化只能是持续不断地发展，不能一刀两断……中华民族走到今天，进进退退，但总的来说，是在前进，虽然走过了一些弯路，这也是在所难免的。

　　我打一个比方，一个小孩子从不会说话到五六岁时学会了撒谎，撒谎当然不是一件好事，但毕竟是从无知到有知。原始的淳朴并不可贵，原始社会没有偷盗行为，你不能因此说这种习惯就是道德高尚，一个人明白了金钱的好处而不偷，这才是道德高尚。旧的东西不破除，遗留下来，就容易变成“愚昧的外衣”。

　　欧洲的现代化经历了三四百年的历史，我们付出了二三十年的时间为代价，并不太吃亏。中华民族的一大优点就在于及时自我纠错，然后继续前进。

　　研究宗教与哲学不再陷于盲目性 。

　　记者：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宗教学者，您认为宗教在中国这个人文主义传统十分浓厚的国度表现出了怎样的特质？

　　任继愈：没有一个民族没有宗教。可以说，文化的起源来于宗教，一点都不过分。西方古典音乐是教堂音乐，达?芬奇的壁画也是宗教画。宗教是人生活的一部分，人们考虑生前死后的事情，于是就产生了宗教。我们发掘古墓，发现里面的殉葬品，除了有生活用品，如衣服、锅碗，也有生产工具，如弓箭、纺锤，这是古人想像中死后也要过现实的生活。

　　记者：那么，中国的这种宗教精神与以孔子学说为主干的儒教有何关系？

　　任继愈：儒教也是宗教，而且是中国式的宗教。历史上天主教来中国好几回都没站住脚，它被儒教排斥了，因为它唯一主张“敬天”，而儒教主张“敬天法祖”。后来基督教在中国站住了脚，是因为鸦片战争后打进来的，有大炮保护它。

　　记者：宗教在今天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任继愈：它具有安慰的作用。不过，它是第二位的，不是唯一的，人们不一定非靠宗教不可。

　　记者：宗教与哲学的关系呢？

　　任继愈：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动物吃饱喝足之后就安静了，人的好多问题却是在吃饱喝足之后产生的。人需要关心最后的结果，渴望了解死后的生活，等等。解决这些问题有两个途径：一是宗教，另一个是哲学。宗教给人保证，保证你一定能得到幸福，没有任何怀疑；而哲学是理性思维的上升，也指出人生解脱的道路，但不保证人人都可能最后解脱，得到最高真理，得到精神的自由。哲学关注生存群体的解脱，关心集体，关注弱势群体，品位高尚，不自私，充满了人道主义的情怀。

　　记者：哲学对于您自身的意义何在？

　　任继愈：多想想别人，少想想自己，多帮助别人。我的一些成果，一半靠自己的努力，一半靠机遇和外部环境条件。我在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成绩不是最拔尖的，不过也不是最差，算个中等。但是我有上学的机会而别人没有，这是我的机遇。后来我考上大学，这也是我的机遇。别人将求学的机会让给了我，我应该回报社会。好比一桶水，你不能光是从里面舀水，你还得往里面加水，这桶水才不会枯竭。

　　记者：研究哲学对今天有何现实意义？

　　任继愈：人类自从认识了自身的存在和它的独特价值，就开始了对社会、对个人的作用进行探索。人类和自然界打交道已有200万年以上的历史，而人类认识自己，探索社会成因，如何在群体中生活，建立人际关系的规范，最多不过几千年。这就是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岁月中，哲学萌发得很迟，但它又是人类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最有价值的部分。迄今为止，世界上许多民族有文化、有艺术而没有哲学。没有文字就没有哲学，因为哲学是高度抽象思维的产物。至于人类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时间就更短了，那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明创造，使人们找到了一个有效的工具，用它来观察历史现象，分析社会现象，研究社会发展规律、历史进程方向，从此不再陷于盲目性。

　　人生是万米长跑，不要只看到100米

　　记者：90年弹指一挥间，回想起来却不是那么简单，您对自己的人生有何评价？什么事情会让您刻骨铭心、耿耿于怀？

　　任继愈：我的人生总的来说比较乐观。以我的亲身经历来看，近百年来，中国始终是在进步的，至于其中我个人的一些挫折和得失，是不重要的……

　　我认为，解除愚昧始终是中国现代化的要求，而现代化是世界的主要趋势。

　　不现代化，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从中世纪到现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很难，历经磨难，但是值得。我现在不大放心的是，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科学迅猛发达，但是对人文科学重视不够，对社会科学重视不够，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问题解决不好，邪教就会趁虚而入！

　　记者：今天的环境的确充满了变数，作为长者，您认为中国青年应如何寻求自身定位，更好地生存？您对年轻一代的忠告是什么？

　　任继愈：我在教书的过程中深有感触，现在的青年对实际利益看得过重，空想太少，不够浪漫、理想。我不提倡吃苦，但年轻人要经得起吃苦，培养独立思考的精神。我主张年轻人在解决生活问题之后，眼光要放长远一点，要有自己的个性。人生是万米长跑，不要只看到前面的100米，不要只顾眼前利益。年轻人现在做工作要更多地考虑今后的发展，考虑自己是否能在这个领域做出成绩，为社会做出贡献。

　　年轻人要有一点理想，甚至有一点幻想都不怕，不要太现实了，一个青年太现实了，没有出息。只顾眼前，缺乏理想，就没有发展前途。这个地方工资待遇 1000元，那个地方待遇1200元，就奔了去，另有待遇更多的，再换工作岗位，不考虑工作性质，缺乏敬业精神，这很不好。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要有远大理想。没有远大理想的青年没有发展前途；没有远大理想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早晚会被淘汰。

　　记者：青年如何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

　　任继愈：一个民族的文学、史学、哲学、宗教最能体现这个民族的性格和风格。年轻人应多了解祖国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文化从古至今绵延不绝，只有我们中国人才有这个条件，美国人就没有，写到200多年以前，他们就写到欧洲去了。不管你是学理的，还是学文的，都应该对民族的历史有所了解，这样才能知道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么优秀，真理本身是多么朴素可爱。

　　１９３４年的任继愈

　　薄帘轻垂，柔光弥漫，一如主人和雅温文；几案寥廓，唯学所需，仿佛主人素朴简约；书香盈架，翰墨寸心，流露主人博学睿智；斗室无华，经年未饰，足见主人并不以外物萦怀。

　　２００５年，任继愈先生卸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改任名誉馆长。他在任１８年，见证了国家图书馆日新月异的发展，为此老人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不居功、不自傲，淡然中显出从容，这是老人的大家气度。

　　以沉重之心探究哲学

　　１９３８年，２２岁的任继愈还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三年级的学生，“七七事变”爆发，北大被迫南迁长沙，成立“临时大学”，后又迁往昆明。从长沙到昆明，闻一多先生与李继侗、袁复礼等几位教授和２４０多名师生选择了徒步前往，称为“湘黔滇旅行团”，任继愈也身在其中。这次“旅行”行程１３００多公里，历时两个月。

　　这是自幼生长于小康之家的任继愈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当时社会最底层的普通民众。农民的贫困、农村的破败，让这个年轻人深受震撼；国难当头，生活于困顿之中的民众却能舍生取义，拼死抗敌，中华民族在危难中的不屈精神，令他感动，也让他深思。“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人生的归宿，最后的真理，如何与当前广大贫困的农民和破败的农村发生联系，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问题，无法解决”，在带有自传性质的《我的追求》一文中，他回忆道，“我深信探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

　　１９３８年大学毕业后，任继愈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汤用彤、贺麟先生，从１９４２年起，他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了２２年的教学生涯。任继愈将自己的一间书房命名为“潜斋”，“那是要以打持久战的抗战精神潜下心来读书、研究学问”。其间，在１９６１年，他主编出版了四卷本《中国哲学史》，这本教科书中的经典，至今已经再版十余次，全国各大学大多采用了这部教材。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３日，毛泽东找任继愈谈话，询问有关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研究的情况。毛泽东表示，北大应加强宗教研究。１９６４年，任继愈受命组建我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原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１９７８年属中国社会科学院）。

　　上世纪８０年代初，任继愈提出了“儒教是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这一观点，打破了国内外思想界普遍认为的“中国古代无宗教”的固有观念。这是一个触及如何认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根本问题，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时至今日，有关“儒教”问题的争论仍在持续着。

　　回首任继愈先生数十年的学术历程，佛学研究和儒教研究是他用力最勤的领域，而这两大研究的基础，都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

　　以利他之心整理典籍

　　２０多年前，任先生从北大迁居北京三里河，北大旧窗前的那一丛竹子也一并被主人携来新居。竹子生命力旺盛，越冬不枯，既可以为深受眼疾困扰的老人遮蔽日光暴晒，满眼绿色又似一服专供主人明目提神的清凉剂。任先生曾有一部随笔自选集以“竹影”名之，恰与妻子冯钟芸的《芸叶集》相伴相和。

　　竹影掩映中的家，在老人看来，是一个“单纯”的地方：读书、阅稿、吃饭、睡觉而已。由于一般访客从不被安排在这里见面，这为老人拓展出一片自我的空间。每天，老人凌晨４点多就起身，工作到早上８点前后。“怠为万恶之源，对我们读书人来说，更是关键。”老人曾经这样教育自己的子女。由于视网膜脱落，老人的右眼已经完全失明，“光靠一只眼睛看东西，很累”。尽管如此，老人每天仍要工作六七个小时。近年来，老人主编的许多大部头著作都是在这里完成定稿的。

　　１９８７年，任先生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调任当时称为“北京图书馆”的国家图书馆馆长。“我是一个受图书馆惠泽极多的人，对图书馆、读者，我应该有所回报”，老人把这次履新看作是一次“报答”的机会。２００５年，老人离任时，曾坦言心中最大的遗憾：没能将国家图书馆的“家底”全部摸清。“图书不同于古瓷器，它们不仅有文物价值，还要发挥作用。只有让人们能阅读、能利用，它们的价值才能真正发挥出来。”

　　为了让尘封已久的古代文献焕发出新的神采，老人不遗余力。

　　以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赵城金藏》为底本、总字数过亿的《中华大藏经》在他的主持下，历经十余年完成了１０７卷，其２亿字规模的《续编》也启动在即；另一件镇馆之宝文津阁《四库全书》在他的推动下已经影印出版；４年前依托国家图书馆馆藏启动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目前已经令２００多种珍稀善本旧貌换新颜；皇皇７亿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也进行了１０年，作为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任先生还承担了《哲学典》的主编，已经进入收尾阶段；近日，他又出任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修订工作的总编纂……

　　古籍文献整理，任先生近年投入精力最多。熟悉任先生的人都知道，任先生从不作“挂名主编”。大到选题框架、写作提纲，小到部分篇章的审读，任先生总是亲力亲为。古籍整理，下的是苦功。在很多人看来，以任先生这样“国宝级大师”的身份，加之如此高龄，本不必如此辛苦：不要说将自己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梳理贯通、著书立说，留名学界，即便只是写写回忆文章、随笔感言，他人也求之不得。然而，老人却认定了古籍整理这项远离名利的“苦差使”。

　　“文化建设，首先要有文化的积累。现在的青年人读古书已经有些吃力了，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后人再作古籍整理，肯定要比我们花费更多功夫。在这方面，我们这一辈人还有一些优势。我们多做一些工作，后人就能省些事。”在老人看来，在未来二三十年，中国将迎来有史以来的又一轮新的文化高潮，“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承前启后，是我们这代人的任务。”

　　在整理古籍的同时，任继愈先生还先后主编了《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道藏提要》等一系列工具书，同样，老人也把它们看得很重。在卷帙浩繁的学术大河中，“给他人以方便”，是老人最大的满足。

　　以律己之心对待人生

　　沙滩银闸忆旧游，

　　挥斥古今负壮猷，

　　履霜坚冰人未老，

　　天风海浪自悠悠。

　　这首诗是任继愈先生与大学同窗胡绳先生共怀昔日往事时的唱和之作，磅礴之气跃然纸上。至今，任先生仍然在为少年时所负“壮猷”的实现而孜孜不倦地努力着。

　　老人多年来一直坚守３个规矩：“不过生日、不赴宴请、不出全集”。

　　“不过生日，是因为既耽误我的时间，也耽误别人的时间”，老人解释道，“我７０岁那年，很多天南地北的学生要赶来给我过生日，我说，你们来，我就躲出去！”

　　“不赴宴请，是有些倚老卖老啦，有时国家图书馆一些必要的应酬，我就请其他馆长代劳。怕耽误时间，再说，那些场面上的客套话我也说不全。”

　　“不出全集，是因为我自己从来不看别人的全集。即便是大家之作，除了少数专门的研究者，其他人哪能都看遍？所以，我想，我的全集也不会有人看。不出全集，免得浪费财力、物力，耽误人家的时间。”

　　但是，在老人的心里，却一直有所惦记：“以前编的那套《中国哲学史》，因为是教科书，所以很多未定之说不能写进去。我一直在思考，再写一本《中国哲学史》，只谈我自己的研究心得，不想太长，３０万字吧。”

　　要把几十年对中国哲学史的理解浓缩在３０万字的篇幅中，难度不言而喻。在不少学者以“著作等身”为荣耀的时候，老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对此，老人的思量更为久远：“历史上有很多书，号称学术著作，却没有学术性；号称科学著作，却没有科学性。因缘时会，也曾行时过一阵子。时过境迁，便被人遗忘得干干净净。主持这个淘汰选择的就是广大读者。天地间之大公无过于是者。我自己写书，希望它的‘寿命’能长一点。”

　　“天风海浪自悠悠”，在给女儿任远的信中，老人曾写道：“读点历史，使人懂得‘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能用一时的行时或冷落来评量学术上的是非。有了这样的认识，心胸可以放得开一些，不至于追逐时尚，陷于庸俗。”

　　在老人看来，“究天人之际”是哲学的永恒主题。从天到人，任继愈的哲学研究始终是关注人的学问。“学术不是书斋里的文字游戏”，老人说。

　　与他谈天，不会有年龄的隔阂，因为，他的心，始终在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

　　“您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在结束采访前，记者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沉吟片刻，老人缓缓地答道：“只讲自己弄明白了的话。”

　　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老人在八十岁时，却请人治了一枚印章，只六个字：“不敢从心所欲。”

　　■人物小传■

　　任继愈，原名任又之，中国佛教哲学家，1916年4月15日生，山东省平原县人。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8年毕业。1942年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留北京大学任教，1956年晋升为教授。

　　1964—1985年任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筹建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并与北大联合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曾多次在国外讲学并进行学术访问。

　　1987年至至2005年1月，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兼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基金宗教组召集人，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学术界的代表，王羲之艺术研究院学术顾问，当选为第四、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编辑本段]学术主张

　　任继愈先生把总结中国古代精神遗产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使命，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在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他最初相信儒家。解放以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古代哲学的工作中，他是做得最好的一位。由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就是大学哲学系的基本教材。四十年来，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哲学工作者。七十年代后期，他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把对佛教哲学思想的研究作为研究中国哲学的组成部分。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他连续发表了几篇研究佛教哲学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这些论文后来以《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成为新中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奠基之作。1964年，他奉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之命，组建世界宗教研究所。几十年来，世界宗教研究所培养了一批批宗教研究人才。他在继《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之后，又主编《中国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国道教史》、《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

　　任继愈先生第三项学术贡献是提出了“儒教是教说”，这一判断根本改变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看法，是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本来面貌的基础性理论建树。这些年来，“儒教是教说”逐渐得到学术界理解和赞同。

　　任继愈先生的第四项学术贡献，是领导了大规模的传统文化的资料整理工作。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任继愈先生就领导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整理和编纂工作。全书106册，1.02亿字。目前，《中华大藏经（下编）》也已经启动，预计2亿-3亿字。同时，任先生又主持编纂《中华大典》，预计7亿字。

　　任继愈先生的第五项学术贡献，是始终坚持以科学无神论为思想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坚持宗教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用无神论思想批判形形色色的有神论，抵制各种打着科学和民族文化旗号的土洋迷信。在他的领导下，创办了建国以来、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以宣传无神论为宗旨的杂志：《科学与无神论》。

　　专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老子全译》、《老子绎读》等；主编有《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国哲学史》（4卷本）、《中国佛教史》（8卷本，已出第1、2卷）、《宗教词典》、《中国哲学发展史》（7卷本，已出第1、2卷）等；此外，还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编辑出版工作；主要论文收集在《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和《中国哲学史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