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在全球化下的文化性表现——宗教对话

　　宗教在全球化下的文化性表现——宗教对话

　　当今世界60亿总人口中，信奉各种宗教的人有48亿，占世界总人口的80%，尤其是各种新兴宗教发展迅猛，其信仰团体多达2万多个，信徒人数已经超过13亿。宗教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有着密切而又复杂的关系，不少宗教问题都直接关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全球化过程中，许多宗教问题往往会形成局部地区的难点、焦点和全球性的热点、重点，对整个世界的格局和发展走向产生深远影响，甚至有可能改变历史进程和人类命运。宗教问题在当代世界已涉及到国际政治、世界和平、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关系、法律秩序等重要方面。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冷战的结束，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以加速度的进程前进，人类社会在“全球村”中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巨大的发展机遇。一方面，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总量不断提升、增加，科技水平特别是高科技技术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也超过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所有发展阶段。全球化使世界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的资金、技术、资源、信息进行快速而又迅速的“无边界”组合，人员的迁徙和流动越来越频繁，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群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也越来越深入和开放，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中，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是能够抵挡的，也不可能独立于这样的时代发展之外。而另一方面，人类也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地球生态环境的破坏，贫困疾病的困扰，局部战争和核武器的长期威胁，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暴力主义的加剧，南北经济发展的极度不平衡，等等，使人类遇到了史无前例的考验，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宽容和理解、学习、交流仍然是长路漫漫，这些都说明了全球化所带来的双刃剑效用。全球化使地球上每个角落的民族和人群所拥有的文化个性（包括宗教信仰）与全球性无孔不入的普遍发展规则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张力，这些重大的人类的共同发展课题，引起了各个阶层和各个方面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思考。

　　在实现现代化、步入全球化快车道的征途上，人类至今仍然面临着后冷战思维造成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以及强势文化对弱小文明的排挤、歧视等方面的空前威胁，特别是一些地区的民族、宗教冲突和紧张局面，已不仅影响到部分地区和国家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且也深深地影响到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和发展趋向。对此，有人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亨廷顿），有人提出“文明对话论”（哈塔米、杜维明），有人提出“文明交往论”（彭树智）等主张，对当代人类世界的文明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不同角度的思考和实践探索。这些主张和论点也引起了全球范围内各方面人士的热烈反应和积极回应。

　　只要人类还活在这个“全球村”上，那么，人类任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一个永久的话题。为了人类的和谐共处，为了世界的和平，为了人类的明天，我们反对那种简单化和有所图谋的“文明冲突论”，而应该积极提倡和实践“文明对话论”，这也逐步形成了当前世界各国有识之士的共见。

　　文明对话的基础是世界上各个不同的文明之间应该互相学习、加强交流和沟通，学会彼此和谐共存，“和而不同”。鉴于世界历史经验和现实处境，鉴于世界上没有一个曾经不信仰宗教的国家和民族，也从没有一种文化的生成发展能够离开宗教的因素，所以，人们更迫切地认识到宗教在当代应当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当务之急就是要通过对话消除对抗，缓解分歧和偏见，以取得普遍的共识。对此，当代著名的天主教学者孔汉思（Kueng Hans）认为：“没有各宗教间的和平，便没有各文明间的和平。没有各宗教间的对话，便没有各宗教间的和平。”［9］（32）开展宗教对话的高潮是1993年8月28日至9月4日，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第二次“世界宗教议会”大会。这次“由来自几乎每一个宗教与教派的6500人参加”的大会，“在宗教史上第一次勇敢地制定出并提出了一份《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这份宣言在大会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然而，令人鼓舞的是，正当许多宗教都在流血的战争中卷入种种政治冲突之际，各种大大小小的不同宗教代表，都以世界上无数信徒的名义签字，批准了这份宣言”［9］（2） 。这样，不同宗教间的对话终于开始取得了某种具有历史意义的阶段性成果，在对话的宣言中，大家为人类的美好和幸福暂时搁置了对各自信仰和象征体系的执着。

　　20世纪后半叶以来，宗教间对话的理论和实践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付出心血最多、实践活动最显著的是一批富于良知、勇敢正直的饱学之士，其中最著名的有西班牙籍的印度学者雷蒙·潘尼卡、瑞士籍的德国学者孔汉思、美国的韦尔弗雷德·坎特韦尔·史米斯（W. Cantwell Smith）和列奥特勒、英国的约翰·希克（John Hick）与日本的阿部正雄（Abe Masao）、伊朗籍的美国学者穆罕默德·赛义德·纳斯尔（M. S. Nasr）、华裔美国籍学者杜维明等。他们既坚守自己的信仰，又以天下为己任，思想深邃，悲天悯人。他们对不同的宗教及其文化精神，以及有关的神学、哲学、宗教学、心理学和社会历史问题有着深切的社会责任感，对共同宗教之间的关系作出了精辟的说明，对宗教之间的对话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一些人至今还活跃、耕耘在宗教之间对话的领域中。

　　值得一提的是，在宗教对话的探索过程中，美国当代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保罗·尼特（Paul F. Knitter）又从不同信仰的宗教对话的命题基础上，把人类（包括信仰者）面临的共同危机引入宗教对话中，即把人类共同面临的来自外部的苦难引进宗教对话应该关注的内容，即：（1）由于贫困造成的身体的苦难；（2）由于人类滥用资源而造成的地球的苦难；（3）由于过多的伤害造成的圣灵的苦难；（4）由于暴力致使的苦难。他认为，宗教对话和每个宗教都应该将生态——人的福祉作为“全球责任”加以关注和最低限度地达成共识。正如他所说：“如果世界各个宗教确实聚在一起，并且一起合作和行动以解决这些地球的、生态的难题，那么他们就会发现新的或许是无法想象的机会，彼此可以学习和相互理解。宗教间伦理行动导致宗教间对话。一起行动会变成一道对话。”［10］（1） 这就使比较单一的宗教对话注入了更加丰富而鲜明的时代性、全球性内容。

　　总之，各个宗教间不仅要寻求“求同存异”的共同点，而且应该将宗教提倡的真、善、美的积极价值取向与作为人类一员的责任感结合起来，把追求地球生态平衡、和谐，把防止不必要的对抗，把人生活其中的社会和文明的进步、福祉，当作当代宗教对话的主要内容和努力实践的目标。这样，以不同宗教为基础的文化背景下的信仰群体，可以在“全球责任”的目标下，不仅只关心自身的发展、建设，而且更应该以地球为我们大家共同的家园，爱护珍惜，趋利避害，终志向善，从而为人类文明发展、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福祉作出时代性贡献。

　　宗教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历久而弥新的课题。随着时代的进一步发展，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宗教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形式，将与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相伴相生，会继续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发挥其特殊的作用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