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文化的先行者——纪念赵朴初诞辰一百周年

　　和谐文化的先行者——纪念赵朴初诞辰一百周年（中）

　　　◎俞朝卿

　　（接上期）

　　二、作出独特贡献的宗教领袖和 中国佛教事业实践家

　　赵朴老是我国杰出的宗教领袖，在国内外宗教界均有崇高威望。虽然他的佛学造诣极深，《佛教常识问答》等著述深受佛教界推崇；而且，由他长期主持的中国佛教协会属下特设有佛教研究所至今，但是他不像是一个职业的佛学研究家，而是以宗教社会活动为主要任务的宗教领袖和实践家，特别是佛教方面的社会活动。因此，纵观其一生，主要着力费神处，就主要不在佛教经典义理的研究和阐发方面，而是在中国佛教事业的实践方面；在协助党和政府进行宗教政策、法规的制定、完善、贯彻、落实等方面的工作和活动；在用适当方式做宗教界内外之协调、团结、进步、安定的工作和活动，总之，协助党和政府做一般人“不可替代”的工作。这也许是由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和朴老自身的特定情况和条件所双重决定的。以下就朴老在中国佛教事业实践方面之重要贡献作些探讨：

　　第一、把中国佛教的三个语系 （汉、 藏、巴厘语）按统一章程组织在 中国佛教协会的各地组织之内。

　　按行政地区、各寺院、庵堂，由下而上成立佛教协会，把僧、尼、居士统一组织起来，直至全国佛协。从而作为社会主义下一个合法的特定社会团体和社会组织，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说是空前的。（新中国成立前虽也有某种佛教协会之类的组织，但那大多祇是在大、中城市和某些地区在或长或短的时限内存在）从此，在政府统一领导下，作为一个统一的爱国社团，对内代表和维护佛教界的合法权益，对外（含国内、国外）作为社会的一个特定方面，用一种声音说话、办事——指涉及佛教的事务和其他有关的社会活动。赵朴老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即参与筹备此事，直到一九五三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宣告成立，他先后任佛协秘书长、副会长至会长，生前主持中国佛教协会（以下简称“中佛协”）几达半个世纪之久。“中佛协”及其理事会定期开会，研究决定佛教系统多种重大事项。如一九六二年在中国佛学院增设藏语佛学系，以培养藏传佛教高级僧才。另外，发起和推动护送佛牙舍利到云南边疆，供各少数民族信众朝礼。满足了该地区上座部佛教（巴厘语系）徒长期的宿愿，从而密切了上座部佛教与内地佛教间的关系。再有，如在“中佛协”下设中国佛教研究所，建佛教文物图书馆，推动和组织佛教教职人员进行经常的形势和政策的学习，配合政府的中心工作，求得宗教界人士的进步等等。由于“中佛协”健康有序地开展工作，也影响和推动了其他爱国宗教团体的工作。如赵朴老在“中佛协四十年”的报告中创造性提出的中国佛教的“文化性特征”8和宣导“建设人间佛教”等，就得到中国基督教领导人、现任“中宗和”主席丁光训的认同、赞赏，并积极回应。他在“中宗和”一次会议讲话中，表示要将“宗教是文化”的精神，贯彻到“中宗和”的内外工作和活动中去。同时他还强调说，“赵朴老生前把‘人间佛教’作为发展的目标，并做了许多有建设性的工作，……我想把赵朴老提倡的‘人间佛教’愿望，再扩展一下，在中国五大宗教间加强联合，共同建设‘人间宗教’”。11这里，由“人间佛教”到“人间宗教”的扩展，显然是有关宗教各自研究自身发展、建设的大事。这或许是相当长期的一历史过程。但由此显示出，赵朴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从中国佛教的教情和我国国情出发的所为、所论，不仅在“中佛协”，而且在整个中国宗教界是有影响、有威望的。在他生前是这样，生后也是这样。不仅在国内，而且在海外和国际间，也是有很大影响和好评的。

　　第二，推动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力促恢复开放多所著名寺院。

　　由于“文革”的灾难，十年间全国所有宗教场所，特别是著名寺院，一律被迫封闭，或遭打、砸、抢的破坏。“文革”灾难结束后，赵朴老风尘仆仆，走遍全国。先由北到南，再由东向西，既观察“受灾”情况，又谋划佛教界的拨乱反正，大力推动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落实，先期恢复开放国内外有影响的著名寺院。如泉州南普陀寺、杭州灵隐寺、上海玉佛寺等三大寺，苏州灵岩山寺等三大寺、南京栖霞寺等等，都是一九八○年代前后经赵朴老直接或间接推动下，才实行开放恢复正常宗教活动的。这既使僧尼重行合法集聚，又切实保护了文物古迹，更满足了佛教信徒就近过宗教生活的迫切需要。从而使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不是停留在口头上、会议文件上。为检查这方面的工作落实情况，一九八○年三月，著名净土宗道场灵岩山寺刚恢复开放，朴老到后曾由前苏州市政协副主席谢孝思等陪同，步行上苏州西郊的灵岩山。他看后曾兴冲冲吟诗云：（题《游灵岩山，呈谢孝思暨诸同志》）12

　　欣随谢公屐，重上吴王台。

　　湖山观意态，林木感兴衰。

　　梵呗断还续，慈鸟散复来。

　　柳条见春色，画景逐云开。

　　再次，着眼长远，推动多办佛学院。

　　在“中佛协”一次常务理事会上，赵朴老对文革后佛教人才断层大有切肤之痛。为此强调说，当务之急，第一是人才，第二是人才，第三还是人才！据此，他除了在北京早建的中国佛学院本身积极谋划恢复招生外，还在全国多所有条件的大寺，推动筹办佛学院或分院。据笔者所知，苏州灵岩山寺，就是朴老办中国佛学院分院的首选之地。他一九八○年三月上山，就积极推动，提出初步方案。灵岩山寺方丈明学大和尚积极回应，并着手切实筹备，到当年十二月，以上海龙华寺住持明旸法师兼任院长，灵岩山寺方丈明学为副院长的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就署名对外，公开向全国寺院招生了。在一九九○年建院十周年时，公开出版了毕业僧论文集；二○○○年庆祝二十周年时，学院举行了毕业学僧回院大庆，还举行了佛学学术讨论会等活动。二十多年来，培养了具有大专学历水准佛教人才数百名。他们分别在海内外城乡各大寺担任要职，成了相应寺院的住持或骨干。在灵岩山寺创办佛学分院后不久，朴老继续东奔西走，在上海、浙江、镇江、南京、四川……等地有条件的寺院，也先后办起了佛学院或分院，保证了佛教事业后继有人。现在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各地区的城乡各大寺，基本已有年富力强的年青一代僧才，接了老一代僧人的班。上海市区三大寺（玉佛、龙华、静安）就是个好典型。这些事实，确证赵朴老有先见之明，能未雨绸缪，使佛业薪火不断。

　　第三，倡建“人间佛教”， 推动“五大建设”。

　　这是佛教适时而进，加强佛教内在建设和发展的长远规划。

　　作为一代宗教领袖，朴老一贯识大体，顾大局，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方针、原则和战略上思考如何办好佛教事业。除了上述不失时机地抓恢复开放有影响的著名寺院和积极举办佛学院外，还适时地总结佛协工作，提出建设发展的历史性任务。他在一九九三年的《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以下简称《佛协四十年》）的报告中，用四句话概括总结新中国佛教事业的历程。这就是“正常发展，曲折反复，严重挫折，恢复振兴”。8实际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标示了我国其他四种爱国宗教的基本状况。此处所说“正常发展”，主要指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六年党和政府认真贯彻了宪法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专条规定，公民宗教信仰得到确认和保障，全国许多著名寺院得到维修和保护；佛协西藏分会和一些地方佛协相继成立，佛教徒的经教修学、讲经说法、收徒传戒、劳动生产等活动正常进行，与国际佛教界交流互访亦正常开展。而“曲折反复”主要是指一九五七年起在宗教界也有“反右派，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以及一九五八年农村的所谓“献庙”（寺院）运动等等；“严重挫折”则指“文革”十年，一切宗教场所被迫封闭或冲砸，一切宗教活动被迫停止；“恢复振兴”则指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直到今天，宗教界亲历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一般说来，在八十年代特别是上半期，主要还在做落实政策，为文革中错划为右派或被迫害致死者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等的工作，为被占用的寺院做动员、收回佛教所有和管理修复等的工作。这一系列工作，是复杂艰巨而细致繁琐的。期间，朴老曾亲为广州光孝寺、四川大足圣寿寺、开封大相国寺等，解决归还佛教界管理的“老大难”问题。他走南奔西，下劝上谏，劳碌不停，使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为适应“恢复振兴”阶段佛教事业的需要，朴老在佛协讨论研究的一系列理论、政策性问题中，特别提出和强调了“一个提倡”，“五大建设”，“三个发扬”作为佛协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

　　“一个提倡”——这是说“提倡人间佛教”。最初朴老是在一九八三年佛协三十周年时召开中佛协四届理事二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的。十年后再次提出“建设人间佛教”，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一则，具有师承因缘。这是直接继承了太虚大师的嘱托。原来一九四七年太虚逝世前十日，特电召朴老去上海玉佛寺相见，到时，太虚手授《人生佛教》一书，并勉其今后努力护法云云，故朴老《太虚法师挽诗》有云：

　　旬前招我何为者，付我新编意倍醰。

　　遗嘱分明今始悟，先几（机）隐约话头前。

　　9二则，甚么时机重提和强调这佛教建设的方针、原则性问题，是必须慎之又慎、审时度势而定，决不能盲提和盲动；三则，经过十年在国内初提和佛教界内外的实际情况，僧尼、居士与佛学界均认同并热烈讨论，海外、港台佛界亦同声力倡。特别是国内提出“初级阶段”要百年以上长期性，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以人为本”、“三个文明”并建之机，看来现在强调“建设人间佛教”，是契理契机的明智之举。故由“提倡人间佛教”到十年后再提“建设人间佛教”作佛教事业发展之计，可得上下左右，普遍认同，实乃适时而进之必然！

　　再说，使人间佛教得以落实，在佛界自身，就必须进行“五大建设”。朴老在《佛协四十年》中说“根据当前形势和我国佛教的实际情况，着眼佛教事业建设与发展的未来，各级佛协和全国佛教界，必须把注意力和工作重点转移到加强佛教自身建设，提高四众弟子素质上来。加强佛教自身建设就是加强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而且，“这五个方面，信仰建设是核心，道风建设是根本，人才建设是关键，教制建设是基础，组织建设是保证”。朴老在此说得多好、多深刻呀！我们把它简称为“五大建设”的此项历史任务和目标，虽然至今又过去了十二年，尽管如“人才建设”已取得显著成绩，并当继续重视外，其他四方面之目标、任务，看来，我们佛协各级、佛界四众更该努力、再努力，庶可慰朴老运筹帷幄的在天之灵！所以说，倡建“人间佛教”这一原则性、方针性的战略思想，必须贯彻落实到“五大建设”中去，才不致流于空洞口号。反过来也一样。以“五大建设”不同方面之成果来提高佛界素质，并体现“人间佛教”建设之进展。倡建“人间佛教”也好，着力进行“五大建设”也好，根本目的都要归结于使佛教与迅速前进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第四，继承、发扬中国佛教优良传统， 创新提出“文化性”特点。

　　由于朴老佛学造诣深广，故在“中佛协”成立三十周年的一九八三年，就在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上针对国内外形势需要，适时提出了继承、发扬中国佛教“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国际交流”等三大优良传统的号召。十年后又重行强调这一思想精神，是切实而十分准确的。按中国佛教寺院庵堂多数设在山野农村，继续发扬“农禅并重”传统精神，实际上是依靠自力更生办好佛教，而不加重政府负担。这一精神，不仅对佛教，即对其他爱国宗教，亦有推动作用。至于学术研究，朴老身体力行，抓紧落实组织。一九九七年即在“中佛协”建立佛教图书文物馆，设置中国佛教研究所，开展对房山石经的研究和出版；重新恢复金陵刻经处，印刷、流通了大量佛教经笈；创办新的会刊《法音》杂志，在海内外广泛发行；有计划地开展佛教文化研究和中外学术交流，出版佛教文化书刊等等。至于国际交流，作为社会活动内容的重要方面，上文已及，这里不再重复。值得一提的是，朴老十年后再次强调，既是他深谙佛教史和中国文化史的一种表现，更是新形势下做好中外佛教国际交流、海外交流工作多方面实际需要的切肤之感。

　　正是在长期从事佛教内外交流工作广泛实践基础上，朴老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高度，在传统的中国宗教“五性”（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现在一般祇提“长期性、群众性、复杂性”——笔者）论基础上，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佛教“还有显著的文化性”。10这是中国佛教又一显著特性和特点。对此，理论界、佛学界不少人似乎没有太多注意。殊不知，人们一般认同中华传统文化，由儒、佛、道三元一体构成，而具体到佛教及其寺院，人们以往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往往简单地仅仅以“迷信”、“偶像崇拜”看之。且问：全国许多名山大川和城市的著名寺院，何以又往往是全国（国务院或省、市）的文物保护单位？而且总是立碑昭示呢?!难道是政府在保护“迷信”吗，当然不是。对此，人们往往不加思考，而漠然置之，再说，现在旅游业发展了，旅游景点除自然景观外，往往以寺院、道观等为人文景观之核心哩！无此，旅游者往往若有所失。而有了“古刹钟声”“大雄宝殿”等等，人们不自觉地会受到某种或深或浅的文化薰陶。……这些，难道不是普遍的同感共识吗。近期，内外交流中有一种说法，说凡有华人聚居的地方，总有妈祖、关公、观音的神象供着。这里除观音为佛教神像外，妈祖属于民间信仰的物件（神像），而关公则是道教的神像，也是民间普受欢迎的财神。这些，与其简单地斥之为“迷信”，不如视为炎黄文化之一种通俗表现更切合实际。由此可见，赵朴老在人们熟知的宗教“五性”之外，特在一九九三年之“中佛协”全国代表会议的《佛协四十年》总结报告中郑重提出“还有显著的文化性”这一特点是不为无因和不无深意的。应该说，这是他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又深研中国佛教义理和史、诗，并结合他长期从事以佛教为纽带的中外友好交流工作，由此实践之切身体悟，而得出的创造性结论。这是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

　　总之，从朴老作为有宗教信仰的著名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中国佛教事业的卓越实践家。他的一生，难能可贵地做到了“三圆融”，即“把佛教的教义圆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圆融于维护民族和国家的尊严、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事业中；圆融于促进中国佛教界与世界各国佛教界友好交往的伟大事业中”。他还充分地论述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相适应的问题。他也以身作则地实践着这一历史性课题，朴老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续下期）■

　　引文注释

　　８、10《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赵朴初1993、6（内部列印稿）

　　----《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９、《赵朴初韵文集》（P7—8并原注

　　11、 同《充分发挥中国宗教和平委员会的作用》丁光训2004、3、16《人民政协报》C3版

　　12、《韵文集》上册P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