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佛教文化创新

　　试论佛教文化创新

　　刘兴恩　王荣益

　　摘　要：文化创新是一种文化生存和发展不竭的动力。本文揭示了中国佛教长盛不衰而印度佛教走向灭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是否坚持文化创新及创新的方向是否正确。

　　关键词：文化创新 中国佛教 印度佛教

　　佛教发源于印度，但在中国的传播却显示了它旺盛不衰的生命力，这是因为中国历代高僧们一代又一代的努力将印度佛教中国化、大众化的结果，也是佛教文化不断创新的结果。下面先从中国佛教雕刻艺术的发展来说明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当然这也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一个不断建立自己信众基础的过程。

　　一、佛教雕刻艺术的创新

　　佛教是从印度经阿富汗又通过西域诸国传入中国内地的，佛教艺术的中国化过程也始于阿富汗雕刻艺术。佛教经新疆石窟（克孜尔、台台尔、库木吐拉、森林塞姆、伯孜克尔克）到郭煌石窟，就是一条不断本土化的线路。

　　贵霜王朝时期的犍陀罗艺术具有如下特点：佛身上法衣袒露右肩、通肩穿法，衣纹厚重，并作平行线排列，佛像本身目深高鼻、前额宽广、薄唇小口。克孜尔石窟77洞窟的雕塑在犍陀罗风格的基础上有了明显的东方人的风采，库木吐拉进一步融入了龟兹风貌而形成了汉族与龟兹进一步融合的风格；敦煌石窟本土化又进了一步。

　　佛教雕像取得真正的本土化、民族化突破是在北魏云冈石窟。云冈石窟佛像雕刻将北魏本族、中原儒家文化思想掺入，用印度犍陀罗为蓝本，有机结合本地人民生活、自然场景，在汉族雕刻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新型的中国本土化的艺术模式。

　　北魏孝文帝南迁而定都洛阳后，由于进入了中原这一传统的汉文化地域，此时开凿的龙门石窟已基本完成佛教造像中国化。龙门石窟最有气派的是奉先寺，梁思诚评论说：

　　“今像坐露天广台之上，前临伊水。寺阁已无，仅余材孔，而像则巍然尚存，唐代宗教美术之情绪，赖此绝伟大的形象，得以包含表显，而留存至无极，亦云盛矣！其中犹以卢舍那最精彩，……其雕刻之精妙，光影之分配，足以表示一种内神均平无倚之境界也。总之，此像实为宗教信仰之结晶品，不唯为龙门数万造像中之最伟大最优秀者，抑亦唐代艺术之极作也。”[1]

　　王逊也说：

　　“卢舍那大佛面容庄严典雅，表情温和亲切，是一富于同情心而睿智明朗的理想性格……，卢舍那大佛更具有完全中国化的面型和风格。无论就内容或形式上看，卢舍那大佛的面型的创造都是中国雕塑艺术上伟大的典型之一。”[1]

　　重庆大足石刻是佛教雕刻艺术本土化最后的，也是最灿烂的辉煌。

　　大足石刻已经完全脱胎于印度土壤，完全是中国特色的了，也是历经数百年艰苦的本土化进程的最后总结。大足石刻有如下特点：①雕刻题材以百姓喜爱的事物为对象，如六师外道之吹笛与刀船地狱之养鸡女；②人物造型以当地百姓为蓝本，更具亲和力，造型技巧完全融合南北流派的本土技法；③反映了儒、释、道三教合一；④题材取自佛经、但却是现实生活的提炼和再现。

　　云冈、龙门石窟与大足石刻比较、世俗性较少，佛性与人性严格区别，着力体现神性庄严，后者注重诗意化的世俗性，在高度写实的基础上强化美感，表现了人性的浪漫与辉煌。邓小平同志在参观大足石刻后说：“这完全是中国的了。”这是对民族化、大众化的大足石刻艺术的高度概括总结。

　　从上可见，中国佛教雕刻的创新不是与世隔绝，脱离欣赏者和接受者的创新，而是面向大众，面向生活这一广阔天地的创新，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创新精神和聪明智慧。

　　二、佛教教义的创新

　　印度佛教的本土化更体现在对教义的创新上。在佛经翻译方面，中国翻译者往往以自己的理解来翻译佛经。汉初最早译出的《四十二章经》，就带有明显的黄老思想；后秦翻译家鸠摩罗什在佛经的翻译中则非常注重译文的地域化特点。在《金刚经》的翻译中，他注重了“秦人好简”的特点，译文只有五千余字，非常精炼上口，而唐玄奘的释文有八千多字，最终前者成了千多年来最流行的版本。

　　佛教传入中国后，在汉代与神仙方术宗教迷信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期与玄学思潮相结合，至隋唐时期最终形成宗派，自成体系。佛教与道教、儒家思想旧称三教，深入到了政治思想领域及人民生活并对宋朝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时期，玄学是当时学术思想主流，此期中国佛教学说以玄学为基础。传入中国的《般若经》的空宗学说亦被玄学化，如道安在《人本欲生经注》中解释佛经的“想受灭尽定”说：“行兹定者，冥如死灰…萧然与太虚齐量，恬然与造化俱游”，这与王弼的“贵无”学说十分接近，这是僧人们向佛教义理本土化的最初努力。道安的徒弟慧远进一步从佛教出世的立场，根据“本无”的理论，对僧侣与世俗统治阶级的矛盾进行了符合封建伦理道德的解释，为佛教融入中国社会提供了理论基础。

　　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384－414）总结了魏晋玄学和佛教主要教派的基本理论，从佛教基本观点出发，进行了批判性的总结，著有《物不迁论》、《不真空论》、《般若无知论》等，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而他的另一个弟子竺道生（约355－434），更为大胆地提出了“一阐提人皆得成佛”的学说并独创“顿悟成佛”说，这些都是当时佛经里明确没有的。这说明了中国高僧们不拘守佛经字句，而能够根据佛教基本立场独立思索，勇于理论创新。这种追求真理的精神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最鼎盛的时期，天台、华严，特别是禅宗、净土宗的创立，标志着中国佛教彻底完成了佛教本土化进程。在此时期形成的各宗派都能够面对社会各阶层的需要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适应当时经济基础的需要，维护社会秩序，“助王化于治道”。

　　隋唐佛教徒的著作与其说是对印度佛教经典的注解，不如说是中国本土佛教的创作，其中有的观点在印度佛教学说中是找不到根据的，即使在印度佛教经典中找到根据，也是采纳自己宗派所需要的部分。借题发挥，是隋唐佛教各宗派的特点。而保持印度佛教原汁原味特点的唯识宗，由于过于重视义理研究而日益成为烦琐哲学，脱离了社会现实，脱离了大众，所以虽在唐太宗、高宗时期也曾风靡一时，但前后不过四十年即衰落，从此一蹶不振，与历经千年而不衰的禅、净二宗形成鲜明对比。

　　禅宗是纯粹中国化的佛教，它的基本经典《坛经》为南宗创始人惠能（638－713）所著，而天台宗、华严所依据的《法华经》、《华严经》均来自印度。在中国佛教史上能够称为“经”并且是由中国人自己所著的只有这一部，足见惠能在中国的影响之深远、地位之尊崇。

　　“禅”本来是印度许多宗派的修行方法，但在印度没有禅宗，而且印度旧禅法繁琐而难以掌握。被禅宗视为中土始祖的菩提达摩对禅法进行了创新，他提出了“理入”、“行入”的禅法，主要是从认识上而不是从身体修炼上求得对“真如”的认识，而达到解脱。这种简单的修行方法是为了适应当时中国北方普遍重实行、轻义理的学风，纯属达摩的创新。

　　真正完成达摩祖师大业的是六祖惠能。禅宗的正式建立，应从惠能算起。唐代以后，禅宗几乎代替了其他宗派，成了佛学的代名词。隋唐时期的宗派，由于寺院经济发达，生活更加接近世俗封建贵族、学习重视烦琐的注释、阐发，日益走向经院哲学，与普通大众差距越来越远。

　　于是在僧侣中就出现了像惠能这样出身低贱，没有很多学问的宗教领袖。他们不可能背诵浩如烟海的经卷，演习许多麻烦的宗教仪式，接受大量的布施。他们的处境就决定了他们的创新意识的产生，不要论证，不要引经据典，不主张累世修行就能成佛。因此，惠能提出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顿悟说，这是对道生的“顿悟成佛”说的直接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当时日趋腐败的繁琐的佛教现状的反动。据说惠能本身就是不认字的处于下层的和尚，曾在五祖处做服劳役的行者。

　　从惠能开始，禅宗就主张不背诵佛经，而要体会佛经的精神；不需要经历三大阿僧祗劫的累世修行，只要主观上有觉悟，就可以成佛。这一简单速成的道路，对广大的穷苦群众是极具诱惑力的。可以说，由于惠能的理论创新，禅宗成为了民族的、大众的文化，从而使禅宗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获得了无限的生命力。这种特点，是其他宗派缺少的。了解了这一点，禅宗的发展和滋长就不值得惊讶了。

　　禅宗发展历程对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

　　1．禅宗大胆怀疑、独立思考，勇于反对权威，而这正是理论创新、艺术创新的前提，我们应该认识到：“没有破坏，哪有新生。”

　　2．创新要面向大众、面向占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惠能出身下层，他的创新正反映了下层人民的精神需求。印度佛学的创新只是在学术层面而不是实践层面运行，这种创新无论多圆满精致，只能作为一种哲学存在，只是少数人的事，作为宗教的理论指导却不能挽救其覆灭的命运。

　　3．引进别人的东西必须要和本国国情相结合，各个民族都有不同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真理都是相对存在的，它的应用必须有本土化、民族化的过程。例如，东南亚地区南传佛教僧人都是托钵乞食的，因为这些地方民间自古就有施舍的风俗，如果中国僧人也照搬这一条，恐怕讨得的饮食将难以果腹；再如中国僧人禁食肉类，如藏传佛教僧人也照搬这一条，将难以生存，因为西藏的蔬菜是非常稀罕的，人们只能以肉类作为主食。佛以他伟大的智慧，已经预言了这一点，可以说，惠能大师是佛陀的最杰出的弟子了！

　　三、小结

　　从中印佛教发展史的比较，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文化创新是佛教发展的动力。更重要的是，文化创新也存在方向问题，凡是面向民族的大众的创新就能得到永不衰竭的动力，如中国佛教，而面向少数人的纯学术的只会日趋衰落，直到灭亡，如印度佛教。

　　参考文献：

　　[1]吕澂，《印度佛教源流略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2]吕澂，《中国佛教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

　　[3]任继愈，《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79．

　　（作者系2005级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

　　来源：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通讯2007年第4期（第二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