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人间佛教六十年（四）

四、当代大陆人间佛教最坚决的支持者拥护者代表

　　的确，拥护、赞同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的人们很多很多，但最坚决支持，并能真切理解的还推太虚弟子及曾经亲近过太虚的老一辈。前者的代表为茗山法师（见后述）、惟贤法师，后者的代表应推吕明法师。他们各自在华东、西南与华中，成为大陆人间佛教的擎天柱。

　　惟贤法师（1920—），俗名邱兆红，四川蓬溪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惟贤任重庆能仁寺佛化学校教导主任，并参与了重庆市佛教协会的筹备，担任了筹备工作组秘书长。但自1954年蒙冤入狱，被关押了近27年，才平反获释。在狱中，佛教信仰给他以坚定的支撑，由此他认为：“人生本是苦的、无常的，我的遭遇其实是在消旧业。”佛法讲“修行要难修能修，难忍要忍。经历困苦，一方面可以在逆境中锻炼自己；另一方面也是激励自己要根据佛教的人生观，以求得心安，解脱生命、出离生死为修学的第一要务，将生死问题置之度外，只要在世上过一天，就要好好研究佛法，以佛法来鼓励自己，求得受用。”正是“坚持佛法的正念，将27年生活度过来了，这就是佛法给我的力量，是最大的力量。”他谈得平静，但对历史、对监狱生活有所了解的人谁都知道，如没有信仰，这会是何等煎熬？

　　1980年，惟贤来到劫后残破的重庆慈云寺，致力于恢复与修建。该寺位于重庆南岸狮子山，对岸是著名的朝天门码头。据传始建于唐代，而于清乾隆二十二年（1785）得以重建，原名观音庙。1927年，云岩法师进一步扩建，改为十方丛林，并更名慈云寺。1941年1月，太虚曾设“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预备处”于此，并多次驻锡，也在此写了一些文章。此后，惟贤法师除了担任慈云寺住持外，还兼任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副主席、重庆市佛教协会会长、重庆市政协常委、重庆市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其近j厂讲经讲学论著如《（大般若经）之精华》、《心经讲记》、《般若与人生》等已汇编成《般若与人生佛教》一书，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惟贤曾说：“我于16岁考入太虚大师创办的汉藏教理院学习，大师是我的佛教信仰和-实践的指导者。太虚是法门龙象，他不仅精于学问，而且因为自己处在僧伽内部，对佛教自身的发展有着更多的关注，所以他提倡佛教进行改革，主张‘三大革命’，宣传‘人生佛教’的思想。这些思想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一直影响着佛教界。学院里集中了全国各地的优秀老师，例如法尊法师、法肪法师、印顺法师、雪松法师以及黄忏华、陈健民、潘怀素等居士，开办了汉藏佛学和佛教史、文学、国学、史学、自然科学等课程。一些社会名流。如郭沫若、老舍、田汉、梁漱溟、马寅初等人也宋院发表演讲，极一时之盛。我在这种良好的环境里，受到了系统的佛学教育，更重要的是学到了怎样做人的道理。汉藏教理院的院训是‘澹宁明敏’，澹是淡泊于物质，不起贪欲，才能持戒；宁是宁静，即保持禅定功夫，不起妄念；明是能明识因果，分别善恶是非，不迷于主观客观，即是智慧；敏是行动灵敏通达，能审时度势，如理行事。这四个字一直影响了我的一生，以至于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放弃过。”其实，太虚的佛教改革思想至今仍是解决某些现实问题的指导，遵循太虚的人生佛教理念，则是惟贤法师的僧格弥坚弥高的精神源泉。

　　在当代大陆僧伽中，只有惟贤法师等很少人，才“不管在哪里开示，都会讲到人间佛教，不管讲哪部经典，同样也会落实到人间佛教。”而与许多法师同样的是，在就中国佛教向何处去，“什么法门才能够救世？”的提问时，惟贤答道：“在佛教来讲，佛法所有法门都能救世，但佛法有原则，有方便，具体来讲，就是要契理契机．契理就是符合佛教的原则，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契机就是要适合时代（社会），根据地方不同、人（根器）不同、环境不同、时代不同，而行方便法门。过去太虚提出的人生佛教，现在赵朴初提倡的人间佛教，都是以佛法精神做入世事业，达到二谛圆融，那么这个人生佛教以及人间佛教的具体内容，就是当今最契理最契机的法门。”尽管如此，惟贤对太虚人生佛教的具体内容还有自己深入的理解，他说：“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精神是什么呢？就是以人乘为主，兼修菩萨行。”首先是“要做个完人”然后是如菩萨、佛一般地超越白性，“也就是最伟大的人。这一点，并不是一般的神秘化，（而）是人格化。”惟贤以他亲眼目睹证明，太虚本人就是奉行人间菩萨行的典范：太虚虽然名声很大，但“个人生活简朴，并不像有些人传说的那样，因为我亲近了他大概有十年时间，耳濡目染了他的教诫和个人生活。他老人家生活很简朴，经常穿一件灰布衣服”“早晨吃稀饭馒头和一点咸菜，中午两菜一汤。另外，居士供养的钱财，他全拿出来做好事，周济贫困学生。”居士不忍太虚生活太苦而供他的食品也完全交出来，“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惟贤不但自己也这么做，还领导慈运僧众这样践行。在使古刹重光之余，还继承与发扬太虚的一贯作风：外重弘法利生，内重提高僧伽素质。

　　在弘法方面，由于老人德高望重，四方邀请应不暇接，而他不顾古稀之年，四处奔波讲经、传戒、参访。先后山访了日本、泰国、新加坡、韩国、美国等，并走遍祖国大江南北、黄土高原，云南鸡足山、浙江天台山、江西庐山、无锡灵山……也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在利生方面，首创佛教的“希望工程”、“邱亲工程”，强调办佛教的慈善公益事业，救济扶助贫困失学儿童，帮助下岗后就业难的妇女。为此创办了慈云“佛教慈善功德会”。

　　在佛教自身建设方面，他自己严持戒律，修行不辍就不必细表，老人更关注的是佛门下一代，培养佛教人才。为此，他开办了慈云寺僧伽培训班，后又亲任重庆佛学院院长。他熟谙太虚办学模式，开归结为凹点：l、在课程上佛学为士，世学为辅，使学僧在佛学、世学两方面都能够有较高的、全面的研究和认识。2、在修持方面，对上殿、过堂、诵戒都很重视。3、在生活方面讲究朴素，太虚大师本人节衣缩食，以身作则。4、设置的学制循序渐进，学生毕业后有所成就。惟贤还注意把过去办学经验与当代实际结合起来，针对佛教教育的不足，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现在“尽管提倡学修并重，但实际上学重于修。”“当然在硬件方面，不管是教室、教具、设施、学生待遇等方面都比过去奸。但在培养学生能够艰苦朴素、吃苦耐劳方面，我觉得还有待于进一步努力。”其实，惟贤法师在此不但不反对运用现代教学设备和高科技手段。他在国外访问期间，还表示要学习电子化，网络化等先进弘法方式。八旬多老人依然与时俱进，乃太虚门风使然吧？他还认为，应借鉴太虚当年学制，“否则两年、三年学僧毕业后出来就当家、做会长，我觉得还不成熟。”“在时代潮流中，佛教与佛教徒应该在思想建设、净化人心、维护社会方面以身作则，从文化方面对思想净化起到一定作用。”“对学僧的教育一方面要接受历史的优良传统教育：一方面要展望未来，如何使佛法振兴，对社会人心，对世界作出贡献。”这些建议都有相当大的针对性，无疑都不错，关键还在如何进一步落实。

　　昌明法师（1917—2007），俗姓曹，湖北枝江人。早在1940午，他至湖南衡阳罗汉寺法光佛学院深造。当时颇为青年僧人崇拜的太虚法师也多次到罗汉寺讲经。听说有名的太虚和尚来了，听经之余，总有不少人索求太虚墨宝，太虚也多随缘作法施。昌明则为之研墨铺纸。太虚爱才，看到昌明勤勉好学，赠以两幅对联。吕明也乘这难得机缘，向太虚请益。太虚的谆谆教诲，令昌明终身不忘：“学佛，首要修身，做高尚之人，做利益众生之人。做人学好了，自然而然进入了佛陀妙境。”这就是太虚常讲的人生佛教。青年僧人也最关心佛教前途问题，太虚就此回答说：“今后的佛教，还归佛陀人本原义为其首要任务，要把被歪曲了的佛教扶正过来，就必须进行佛教改革。佛教只有改革，才有生命，才有前途。”这是太虚提倡人间佛教的良苦用心所在。1939年，日本侵略战火烧到了湖南，巨赞法师发起成立“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昌明到罗汉寺后，也义不容辞地参加了该会组织的“抗日僧伽救护队”，上抗日前线救护伤病员。1943年12月，太虚应邀至桂林弘法。当时昌明在祝圣寺弘化社，闻讯再次赶去得以亲近太虚。不料这已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昌明回到家乡，任枝江弥陀寺住持。1954年，听说虚云大师在江西云居山真如寺恢弘百丈家风，昌明不辞迢迢，远赴请益。1956年，他被请至汉口，任护国寺监院。不久移驻汉阳归元寺。翌年，被中国佛学院研究部录取，得以进一步深造。但随着一个个政治运动浪潮卷来，中国佛学院己难以为继。1960年，昌明法师不得不卒业，回武汉任归元寺监院。“文革”初期，各地佛教寺院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归元寺作为当时武汉地区首刹，亦首当其沖。“红卫兵”到归元寺查抄所谓封建主义黑材料，说什么这是封建思想根据地。昌明法师巧妙地与之周旋，他用大纸写上“反封园”大字，贴在“归元禅寺”匾额上，使他们难以动手，把寺匾保护下来。又作“种种随顺劝导”，使这些被极左思潮鼓动起来的狂热青少年的行为“得以节制”。1967年闻名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后，多个所谓“兵团”、“造反司令部”先后强行占据归元寺，并在寺內开设工厂。吕明法师只能把大雄宝殿、罗汉堂、藏经楼等主殿从里向外反锁，用东西顶住门，在外面贴上封条。但这些措施后来也不顶用了。1968年4月6曰，法师感到形势已失去控制，冒着巨大风险与压力，上书周恩来总理，说明归元寺及其所保存的文物的危急状况。当时，大多数寺院僧人已被扫地出门，仅存者也多噤如寒蝉，周总理本人也面临着林彪、四人帮的攻击，危险可想而知。但庆幸的是，不到半月，周总理就亲笔批复保护归元寺，造反派不得不在解放军武汉警备司令部的命令下，撤出归元寺。这一名寺在“翠微公园”的名义下得以留存，而且基本完好，在全国罕见。消息传出，周边有些寺院也得以减轻了压力。这些都得归功于昌明法师的大智大勇。

　　1979年归元寺恢复原名，列入首批对外开放的寺院。当年11月，昌明法师荣任该寺住持。他是经历浩劫后第一位升座的方丈，这是恢复由僧人自主管理寺院的第一步，标志着中国寺院管理体制的重大转折。昌明法师后又接任湖北黄梅五祖寺、武昌宝通寺住持，兼武汉市佛教协会会长、湖北省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协常务理事、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副主席，湖北省人大常委、武汉市政协常委等职。

　　太虚于1922年创办了武昌佛学院，被称为佛教的“黄埔”，新佛教运动的发源地。当年培养的佛教人才济济，惜因日本侵华战火烧到武汉地区，于1938年停办。抗战胜利后，曾一度拟恢复武昌佛学院，先期恢复世界佛学苑图书馆（武院后期别称），由太虚弟子苇舫主持。但1947年3。5曰太虚圆寂，随后大江南北又陷入战火，武院恢复未果。

　　20世纪80年代，佛教在全国逐步恢复发展，但因“文革”浩劫，也面临着严重青黄不接的人才断层问题。1992年1月，中国佛协会长赵朴初呼吁：“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就湖北省而言，许多寺院得到恢复、重建，经政府宗教管理部门批准的合法佛教活动场所更多，但是僧才奇缺，“许多大小寺庙长期空闲（笔者按：不是空着，而是由居士或不懂佛教的村民管理）无僧人或无住持。”迫切需要高素质管理者。

　　吕明法师对太虚的人间佛教思想深为崇仰，对太虚办武昌佛学院的教育思想也有所了解。他作为省佛协会长，对培养湖北的佛教人才也负有责任。在当地政府民族宗教局的支持下，经过他与其他高僧大德的多年努力，湖北省和武汉市佛协的具体筹备，1994年，武昌佛学院终于得以恢复重建。新院址设于洪山宝通寺。昌明法师在复校典礼上讲话说：新生的武昌佛学院要继承“武昌佛学院创始人太虚佛学思想的正信精华：学佛必须先学做人，成佛必须先成人。我们办学宗旨就是培育僧才，振兴佛教。”

　　发扬人间佛教思想是武昌佛学院的办学宗旨与理论基础，昌明法师曾多次强调，湖北省佛协秘书长万松事先生也一再重申。他们把太虚、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具体化，理解为就是学生的学习要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要爱国爱教，利国利民，为国家的富强作贡献。因此，学校既开设多门佛学课程，也为了适应社会和建设的需要，开设古汉语、历史、地理、政治、书法、体育、财会等课程。此外，每周还有一次专题讲座。从课程设置看，相当于国内中级佛学院。继承太虚的八宗平等思想与“中华佛化之特质在乎禅宗”思想，昌明法师在修行上以禅为主，博取各宗之长。为适应当时广大信众，特别是老年信众的要求，主张“禅净并重”。因而，恢复重建的武院佛学课程安排有禅宗经典、净土经典、律学纲要、丛林生活制度、唯识学等。

　　应当承认，吕明法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的只能是太虚的人间佛教思想与办学精神。沧海桑田，原武昌佛学院遗址已不可能恢复了，太虚当年在武院积累的丰富图书资料也早散佚。五十年后，曾在原武院任教的教师也早已星散逝去。在物质条件与师资方面，昌明法师可以说一切从头开始。校舍与教室等均由他住持（后由道根法师接任）的宝通寺提供。太虚曾任院长，20世纪80年代最早恢复的闽南佛学院以及四川自贡佛学院等院校、浙江三门多宝寺等寺庙、港台佛教界以及新加坡隆根法师等原武院学生，都捐赠了图书资料。恢复初期的武院专职教师人数不多，但其中也有原武昌佛学院的毕业生现身说法，使当年武院的精神风貌得以重现。新武院充分利用武汉作为华中地区文化教育中心的优势，聘请了十几位兼职教师，有来自中学的，也有来自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名校的。吕明法师还敢于启用年轻的有学识的僧人任教，如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的首届毕业生乘实法师就承担了律学和佛教概论两门重要课程。这也仿佛太虚当年在武院。

　　与闽南佛学院相比，较晚恢复的武院规模较小，与内地大多数佛学院一样，学生主要来白湖北各地寺院或佛协的介绍推荐。但其教学秩序相当整肃，教学质量有保证。首先，昌明法师要求寺院的法事活动不能冲淡教学。道根法师吩咐职事，一切佛事活动要避免安排在教学时间内。其次，严格执行教学计划，每学期授课17周，周学时约36课时。其三，专职教师认真负责，有的带病坚持上课，有的甚至患病临终前还不忘上课。其四，请专家、名师兼职或开讲座，如华中师范大学彭端淑教授讲《印度佛教史》，武汉大学吕有祥教授讲《三论宗概要》、《佛学辨证法》，武汉音乐学院周耘教授讲《佛教音乐》。古汉语专家童勉之、香港圣一法师等，都曾来开讲座。

　　佛学院与社会上的学校相比，必须坚持自身有修行的特色。重建的武院继承了太虚主张，要求培养出解、行相应，堪任住持的佛教人才。学僧的管理教育模仿十方丛林规制，注重律仪，严格训练。为此，学院实行“学修一体化，生活丛林化”。学生与宝通寺僧人一样，禅房素食，早晚打坐，不仅通过学习获得知解，还因禅修有了体验。但学院规定，学生不可像游方僧人那样随意迁单。同时，院方为学生提供基本生活用品，医疗也有保障，每月还有一定零用钱，节假曰酌增。并为学业优秀者设置了奖学金。昌明指出，武院“相对于其它佛学院起步较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是免不了的，就此学院要“边教学，边建设，边发展，边前进。”由于昌明法师与师生的共同努力，如今的武昌佛学院一方面坚持一贯的办学方针，一方面还开设了专门的讲经班，通过讲小座的形式，培养讲经法师，以满足当前佛教界十分需要的讲经弘法人才需求。同时，也培养出不少佛教管理人才。如见忍法师曾任黄梅五祖寺住持，还有多人被聘为各地寺院住持或执事。当然，与内地不少中小佛学院一样，重建不太久的武昌佛学院也面临着重重困难，但只要坚持太虚倡导的人间佛教方向，前景必将是光明的。

　　昌明法师认为：“中国佛教在七届佛代会（2001）以来，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工作变化大，做了许多在国际上影响大的事情：二是在领导班子中，年轻人多，他们年富力强……在当前社会与佛教形势下，第一要做的事，还是要增加僧才的培养，这是根本、是关键。第二是对佛教优秀的传统要继承、保持、发扬，这是立足点。”吕明法师讲的优秀传统，包括太虚、赵朴初等垂立的人间佛教思想传统。

　　昌明法师不但在他担任住持的寺院提倡和践行人间佛教，而且作为湖北佛协会长，生于湖北，长于湖北，多次来到湖北各地寺院，支持各寺院的恢复重建，关心僧人生活，协调寺院与社会的关系。1985年，著名天台祖庭湖北当阳玉泉寺得以维修一新，他与湖北佛协副会长万松亭一起“给玉泉寺送釆了三位僧人、三位居士。僧人正式接管（该）寺庙，敲响了沉寂三十余年的古刹洪钟。”玉泉寺举办的重大法事活动，已届高龄的昌明也不辞劳苦赶来推动或主持，并时时关心着该寺的进一步建设。从一些不起眼的小事中，也能看到他的关心无处不在，如“清溪寺的水、玉泉寺的塔、宝花寺的香炉、鹿苑寺的茶。”昌明法师还访问了许多国内名寺，在他任职期间，归元寺、宝通寺、黄梅寺与多地名寺建立了密切联系，1984年，他作为中国佛教代表团成员，应“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邀请，作了为期二十多天的访问，走遍印度六邦十八个佛教圣地，被印度友人誉为20世纪80年代的玄奘。特别是在菩提迦耶，不期而遇中国台湾佛教朝山团一行二十余人，其中有昌明法师50年前在湖南学习时的老同学灵根法师。兴奋与惊讶之余，大家畅谈深厚友情，有些人讹传的大陆佛教如何如何的谣言也不攻白破。昌明法师还先后出访尼泊尔、泰国、韩国、日本等国，对加强国际佛教友好交往作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