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梁武帝的个人信仰兼及萧梁国家的宗教政策

试论梁武帝的个人信仰兼及萧梁国家的宗教政策——李虹

梁梁武帝萧衍在位四十八年，大兴文治，维持了南朝近五十年的安定局面，萧梁之所以成为北朝人所欣羡的正统文化之所在，除历史原因外，很大程度上是与梁武帝的文化修养分不开的。与同时代的统治者相比，梁武帝勤于政事，自奉节俭，完全符合儒家的理想。如果仅止于此，梁武帝会成为后世帝王的楷模，然而梁武帝晚年的佞佛使他的形象走上了另一面。　　

梁武帝佞佛史有明文：舍道归佛，四次舍身同泰寺为奴；创建佛寺、塑造佛像、举办斋会；严格戒律、禁断酒肉；重视译经，亲自讲经说法。他在位期间，佛寺空前增多，僧尼十余万人，梁武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佛化的帝王。关于梁代国家的宗教政策，史书以“几以佛化治国”笼统称之，对是否定佛教为国教的问题，顾颉刚《中国史学入门》[1]和任继愈《中国佛教史》[2]持肯定态度，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3]、方立天《梁武帝萧衍与佛教》[4]否定之，周一良则认为梁武帝改变信仰的具体契机从史料上找不到线索[5]。检定史书，未有确定记载。　　

一、家学：儒学与道教　　

梁武帝向以佞佛著称，然考其先世及早年作为，萧衍实为一道教徒。萧衍在《述三教诗》中对自己的历史做过简要的回顾：“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6]由诗中可见，萧衍早年受的是正统的儒家教育，道教是家学，晚年时才皈依佛教，儒、道、佛三者很难说孰轻孰重。六朝士族多信奉道教，这在其名讳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梁武帝小名“炼儿”，即是其信奉天师道的标志，标明其道教信仰与其家族有关。①萧氏原本为信奉道教世家，其不同辈重复以“道”、“之”系名，正可证明其家族信仰，这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做法，无关于避讳之说。　　

毋庸置疑，自汉武帝后，儒家学说一直以来都是历朝的统治基础，一个人不论家世如何、出身如何，他自出生起就不可避免地打上儒家的烙印。相对于后起的道家和外来的佛教，儒家学说天生地具有历史上、地域上的优势。无论对吴姓还是侨姓、门阀士族还是中下士人而言，“奉道”是与儒学、佛教相对的，它不是独标的家世信仰，信奉道教不是正统儒学的异端，而恰恰是儒学的一种补充。东晋南朝时，即使道教和佛教盛行，儒家学说依然是占主要地位的统治术。以萧衍论，他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接受了儒学和道教，因此，“奉道”与正统的儒家思想并无激烈的冲突。史书中不见有为某人信奉道教而大书特书，而“佞佛”则完全不同，在历史的记载往往较为突出。[7]　　

关于东晋南朝门阀士族的道教信仰问题，陈寅恪先生提出的“青徐数州、吴会诸郡，实为天师道之传教区”[8]一说已为治史者所认可与熟知。东晋南朝的许多门阀士族都是信奉天师道的世家，除庐江何氏为世奉佛教之土族外，信奉道教的门阀士族要多于信奉佛教的士族，道教在土族中较佛教更盛。这一情况在进入南朝后开始逐渐转变，士族群体信仰开始发生转移。东晋南朝天师道士族信仰的转移亦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其家世夙奉天师道者，对于佛教则可分三派：一为保持家传之道法，而排斥佛教，其最显著之例为范缜，其神灭之论震动一时；二为弃舍其家世相传之天师道而皈依佛法，如梁武帝是其最显著之例；三为持调停道佛二家之态度，即不尽弃家世遗传之天师道，但亦兼采外来之释迦教义，如南齐之孔稚，是其例也。”[9]到南朝时，三派中之后两派已占士族的绝大多数。　　

南朝士族宗教信仰的转化是多方因素影响的结果。佛教初传中国时依附于玄学和道术而存在，在时人看来，佛教是道术的一种，不少信奉道教的士族不自觉中受到佛教的影响。与道教相比，佛教的哲学与宗教内涵更深奥、更玄妙，玄释合流使佛教义理通过玄学清谈向士族渗透，东晋南朝不少道教世家在此背景下转向佛教，到刘宋时，此前影响甚大的道教已渐渐让位于佛教，成为士族的主要信仰。其次，与道教偏重法术相比，佛教则更重思想信仰的传播，南朝士族积多年的家学功底，文化修养很高，在接受佛教教义时具有优势。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何以当时多见道教徒改宗佛教，而少见佛教徒放弃原来信仰去信奉道教。再次，东晋末年的孙恩、卢循之乱中许多东南土著士族、北方侨姓士族被杀戮甚至灭门，他们中不少是奉道家族，此次动乱使士族大多对道教失去信心而转向佛教。 二、中年更易与晚岁崇佛　　

关于梁武帝对佛教的皈依，汤用彤的观点颇值得重视，汤氏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论梁武帝有云：武帝原在竞陵王门下，自早与僧人有接触。其佛教之信仰与其在鸡笼山西邸，有重大之关系。……武帝弱年之所以奉道，当由家世之熏染。而中年之改奉佛，当由其在竞陵门下与名僧及信佛之文人交游，而渐有改变也。武帝一热烈之佛教信徒也。[3]梁武帝在即位之初尚是虔诚的道教信徒，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会改易信仰。即位第三年即天监三年四月初八佛诞日，梁武帝下《舍事李老道法诏》，于佛前自誓忏悔，宣告舍道归佛，明确表示自己奉佛的决心。　　

弟子比经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习因善发，弃迷知反，今舍旧翳，归凭正觉。愿使未来生世，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含识，同共成佛。宁在正法中长沦恶道，不乐依老子教暂得生天。②　　

十一日诏更明确以老教为邪，佛教为正，云：“其公卿百官侯王宗室，宜反伪就真，舍邪人正”。事见《法苑珠林》卷55《舍邪归正》，又见《广弘明集》卷4《归正篇》。　　

萧衍这一举动非常出人意料。一直以来，萧衍与高道陶弘景过从甚密，甚至萧衍的国号“梁”也是陶弘景“援引图谶”而来，称“梁”字为应运之符。[10]在与陶弘景交往的同时，萧衍还敬信道教徒邓郁，虽然他不敢服用邓郁为他炼制的丹药，但仍“起五岳楼贮之供养，道家吉日，躬往礼拜。”[11]妇天监二年，梁武帝下诏“置大小道正。平昌孟景翼字道辅，时为大正，屡为国讲说”[12]。据正史载，萧衍在即位之初尚未放弃道教的一些活动：“及即位，独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13]。上章原是指臣僚向皇帝上的奏章，在道教中指道士或信道者向天帝上的表章，与天帝沟通意见、请求协助，或乞求患者灾伤者解除痛苦，求得天帝的庇佑，其后更发展到一切雨、火、旱、瘟等都可以用上章的方式来处理。就在宣布舍道归佛的同一年，萧衍依然命陶弘景为他炼丹。天监四年，即舍道归佛的第二年，萧衍下诏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六月立孔子庙，天监七年又诏“大启庠校，博延胄子”，萧衍“亲屈舆驾，释奠于先师先圣，早以宴语，劳之以束帛”。[14]舍道归佛前后，萧衍一系列的举动似有矛盾之处。　　

从一个虔诚的道教徒到宣告自己转变成一个佛教的信仰者，梁武帝此举绝不是一时兴起的草率之举。萧衍中年改信佛教，除当时社会的大背景外，不能不说是由于在萧齐时受齐文宣王萧子良的影响。萧子良是萧齐武帝次子，敬信佛教尤甚，经常“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15]在邸园举行佛事活动，朝臣、名僧多有参加，一时间，萧子良的府邸成为当时的学术中心，萧衍则是这些活动的积极参与者。竞陵八友除是文学社团外，更多的还是一个佛教团体，与当时的学问僧之间交游甚多，并以学术研讨为主要目的。与竞陵八友交往密切的高僧计有僧钟、昙谶、昙迁等十多人[16]，他们在一起编写佛教典籍、讨论佛法。据僧佑《出三藏记集》记载，萧子良多有佛教著述，惜现多已亡佚，但其目录仍保存在该书第12卷中。僧佑对萧子良佛教修养做出高度评价，明确指出萧子良佛教思想中有儒学的影子，“苞括儒训，藻镜释典；空有双该，内外咸照”[17]。在这里，“内”指佛教的“出世法”而“外”则指儒家的“入世法”。可见当时文士无论其宗教信仰是什么，其内在的思想仍不脱幼时打下的儒学功底，在信佛之时并不放弃儒家的政治价值观。由此观之，梁武帝治国的理论基础是儒学而不是佛教，他所崇信的佛教实际上是杂以中国固有儒学思想的佛教。《净业赋》是梁武帝改宗佛教后为宣扬佛教信仰而作的文章，但这篇文章依然表达了梁武帝对父母的思念和重孝的思想感情：　　

及至南面，富有天下，远方珍羞，贡献相继。海内异食，莫不必至。方丈满前，百味盈俎。乃方食辍筋，对案流泣，恨不得以及温清，朝夕供养，何心独甘此膳。因尔蔬食，不暾鱼肉。[18]　　

建立寺院，改行素食，以佛教的形式服务于儒家孝道的内容、用佛教的形式宣传儒家孝道思想是梁武帝一以贯之的做法。寺院本是僧众供佛和修行之所，梁武帝改变了这一性质，他继承了东汉以后帝王于宫内把佛当作神灵祭祀的传统，同时又使寺院具有祭祀祖宗的特殊用处，这两者都是在传统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对印度佛教的改造。　　

三、依违于释儒道之间　　

中国固有的宗教传统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上，它以祖先崇拜和社稷崇拜为基础，敬天祭祖是国家大典也是宗教仪式。忠君孝亲，不仅是世俗社会的伦理准则和政治宪令，也是精神世界的宗教戒条。汉武帝后，儒学作为宗法社会的政治礼制、伦理规范和宗教祭祀的合法继承者，逐渐与国家权力形成政教合一体制。无论君主的宗教信仰为何，其治国之术都是儒学，而与其宗教信仰无涉，从未出现宗教凌驾于皇权的局面。不论是北魏太武帝接受道教符篆还是梁武帝舍身为奴，都没发生过教权超过皇权、政权转移到宗教领袖手中的情况。但梁武帝的情况有所不同，天监十八年四月十八日，梁武帝受菩萨戒，自此被称为“皇帝菩萨”。颜尚文认为，“皇帝菩萨”是萧梁国家政教结合政策的核心理念，是政治与佛教的政教结合，是中国的圣王思想与印度的转轮圣王思想的统一，具有深远的象征性与实质的政策性意义。梁武帝甚至可以此身份一统僧俗，进而统一南北长期的分裂状态到南北合一的佛教帝国。[19,20]也就是说，梁武帝的国家宗教政策是佛教的。　　

分析梁武帝的宗教倾向，其帝王身份自是重要标的，但更重要的还是要看到他首先作为个人的存在。在一国之君的外衣下，梁武帝首先是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士大夫，他的宗教信仰的表现，首先是对所信宗教教理教义的心悦诚服，其次是出自虔敬与敬信。由梁武帝一生的行事观之，他之崇信佛教出于内心，其目的在于一己之解脱，而不是把佛教发展成一种治国治民的理论，让其承担起统治职能。梁武帝在《叙录寒儒诏》中说：“朕思阐治纲，每敦儒术。”[14]因此，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依然是儒家的学说。即使是武帝舍身同泰寺后朝臣纷纷表示对佛教的推崇，其目的也是为了巩固自己在朝廷的地位而不是真正为了信仰，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何以当时的著名高道陶弘景为与梁武帝保持一致而在天监十三年礼阿育塔、受佛戒。③中国是一个宗教不发达的国家，但又是一个迷信和神灵崇拜发达的国家，宗教在中国社会生活、历史和文化中的地位，总的说来是不高的，除了个别时期借助政权力量得到充分表现而对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产生重大影响外，远没有达到对全社会支配性的地步。萧公权曾指出，佛教进入中国并未引起政治思想的转变，其原因在于佛教是一种宗教而不是政治思想，其消极出世的人生观恰好与老庄思想有相近之处，因此不能对政治有所贡献。[21]　　

佛教是讲“出世”的宗教，作为梁朝的皇帝，萧衍不仅有出世的要求，还要负担起人世的责任，讲治世就不能没有儒家学说。梁武帝不但要用儒家的正统思想维护政权，而且还要用这一思想号召天下，在大环境要求下，梁武帝不可能不以儒学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思想。为此，萧衍多次重申对儒家经典和礼乐制度的重视，他在北朝的对手高欢就说他：“江南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22]　　

有论者认为，国家宗教的职能是为国家、政治和社会秩序服务，并为国家的存在提供道德工具和终极的价值依据。[23]由于萧衍个人的宗教信仰，萧梁似乎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究其实，萧衍的个人信仰和以他为代表的萧梁国家宗教应有所区别。就梁武帝个人而言，他是虔诚的佛教徒，但为国家政治计，萧梁的国家宗教政策则是佛教、儒学、道教三教会同的，佛教在梁武帝统治时代并未担负起国家宗教的职能。梁武帝提倡三教合一，宣称信仰佛教，是以维护和巩固世俗政权为目的，这也就从另一个侧面理解了为何在其统治下的四十多年的时间里，仍不废郊祀、明堂、庙祭及其他山川祭祀之礼。南朝时，佛教、道教信仰已深入城乡，成为民众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佛教和道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或多或少的具有为既存社会秩序提供合理依据的功能，但它们并没有成为国教。[24]由儒并道进而以释统领儒道，梁武帝一生的信仰大开大合，给人以“法王”的印象的梁武帝，实际上却是以“人王”的身份凌驾于法王之上，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实践了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　

注释：　　

① 周一良先生认为南北朝人名尤其是小字往往反映其宗教信仰，萧衍小字“炼儿”中的“炼”是指道家的修炼，如同当时人们称呼“炼师”，由此可知萧氏一族世代信奉道教。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267.　　

②《舍事李老道法诏》一文《南史》、《梁书》等正史均未载，仅见《广弘明集》、《法苑珠林》，因此近年来多有学者怀疑其真实性。见赵以武．粱武帝及其时代[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172．又见熊清元．粱武帝天监三年“舍事李老道法诏”证伪[J]．黄冈师专学报，1998，(2)：67.　　

③关于陶弘景与佛教的关系，参见王家葵．陶弘景丛考[M]．济南：齐鲁书社，2003．14—20；卢仁龙．陶弘景与佛教史实考辩口]．史林，1994，(4)：38．　　

参考文献：　　

[1] 顾颉刚，口述．何启荣，整理．中国史学入门[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I983．133．　　

[2]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三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8．　　

[3]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37．　　

[4] 方立天．梁武帝萧衍与佛教[A]．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1982．197．　　

[5] 周一良．论梁武帝及其时代[A]．魏晋南北朝史论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62．　　

[6] 唐·道 宣．广弘明集[z]．卷3O·述三教诗[A]．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365.　　

[7]赵益．六朝南方神仙道教与文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03．　　

[8]陈寅恪．天师道与地域海滨关系[A]．金明馆丛稿初编 [M]．北京：三联书店，2001．17．　　

[9]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A]．金明馆丛稿初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1．218．　　

[10]南史[Z]．卷76·陶弘景传[A]．　　

[11]南史[Z]．卷76·邓郁传[A]．　　

[12]太平御览[z]．卷666·道部8·道士[A]．　　

[13]隋书[Z]．卷33·经籍志[A]．　　

[14]粱书[Z]．卷2·武帝纪[A]．　　

[15]南齐书[z]．卷4·武十七王竞陵文宣王子良传[A]．　　

[16]梁·释慧皎．高僧传·卷8[z]．汤用彤，校．北京：中华书局，l992．303．　　

[17]粱·释僧佑．出三藏记集[z]．卷12·齐太宰竞陵文宣王法集录序[A]．见[清]严可均．全粱文[Z]．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805．　　

[18]粱·萧衍．净业赋[z]．见[清]严可均．全梁文[Z]．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　　

[19][台]颜尚文．粱武帝受菩萨戒及舍身同泰寺与“皇帝菩萨”地位的建立[J]，东方宗教研究，1990，(新1期)：4卜9O．　　

[20]颜尚文．梁武帝[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9．319．　　

[21]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M]．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82．6．　　

[22]北齐书[Z]．卷24·杜弼传[A]．　　

[23]张荣明．中国的国教：从上古到东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

[24]王青．西汉国家宗教功能的演变[J]．世界宗教研究，1996，(3)：48．

作者：李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