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化、庸俗化与当代中国佛教发展中的问题——陈卫星

有媒体报道，受“超女”的启发，某寺院与深圳卫视合作的“中国功夫之星全球电视大赛”在北京启动。这次电视大赛将以全新的视角向世界展示中国功夫的魅力，将甄选出新一代中国功夫的掌门人，获奖者将在电影《××寺》中出演角色。媒体还介绍说，该寺正在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这项造星运动中，试图打造一批好武的年轻人进入影视界，甚至进入好莱坞。如今的该寺，早已不是历史上的深山古刹，传统的家底被开发成了旅游产业。就是这个寺庙仅存的名号，也被最大限度地公司化了。［1］虽然不是所有的寺院有能力操办这样大型的活动，也不是所有的寺院都有这样大的产业，但是，不难发现，当代中国寺院或僧人参与经营活动，并乐此不疲，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情，值得大惊小怪的了。其间的好处不言而喻，参与经济事务的寺院掌握了更多的物质财富，在宗教事务中有更多的主动性和更大的独立性，可以更好地保障僧众的生活和学习。

与此同时，可以看到或预见的不利因素也开始出现。首先，当寺院在一定的程度上变成经营单位或经济实体，随之而来的自然是更多的佛教徒花更多的时间来参与经济事务，社会上更多的人与寺院的接触并非宗教的因素而是经济的因素。同时，社会的非议如潮水般涌来。继民间的种种议论之后，国内多家媒体开始对一些寺院的作法提出了或缓和或激烈的批评意见。其次，佛教原有的价值取向受到冲击，原有组织结构受到挑战。利益至上原则在寺院的经济活动中同样适用，对僧人的评判标准可能因此有明显改变，在经济活动中有较好表现的僧人可能因此受到尊重或表彰。有机会成为住持或骨干的可能不是得道的高僧而是会赚钱的僧人。更为严重的是，人们对佛教的看法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对某些信徒来说，信仰甚至已经有所动摇。

无论是非对错，不可回避的是，当代中国佛教的发展正在步入一个新的时期，已经开始出现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新的面貌，同时也出现新的问题。对待佛教新时期的新问题，简单地指责、批评，或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态度都于事无补，那么正视问题，以史为鉴，冷静思考，或许可以看到问题的本质。

一、世俗化：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道路

世俗与宗教是一个对立的范畴，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世俗”就有一种定义为“非宗教的”。宗教重彼岸，世俗重此岸；宗教重来世，世俗重今生；宗教重出世，世俗重入世。佛教是外来宗教，自公元前后佛教传入中国，在中国两千余年的传播过程中，佛教文化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教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发展，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佛教世俗化的过程。

佛祖释迦牟尼在创立佛教时是出世的。他原名悉达多，是迦毗罗卫国的太子。但他看见当时印度四阶级的不平等待遇，很不满意。他意识到任何人都逃避不了老病死的痛苦，且一切众生为了求自己的生存，更做出种种罪恶，甚至不惜互相残杀，造成种种悲剧，结果还是向着老、病、死的道路走去。自然界的生命互相争斗残杀，在他看来，更是一幕巨大的悲剧。他苦苦思索，这矛盾不合理的人生和悲惨的生命界，应如何去解脱痛苦。这样的问题，使太子不能安住于王宫，享受尊荣与富乐，终于在二十九岁（一说十九）那年，下定决心，抛弃了王位、财富，和父母妻子，偷偷的离开了王宫，越过了阿那玛河，到深山旷野去追求痛苦的解脱与人生的真理。在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太子终于在三十五岁那年的一个夜晚豁然觉悟一切真理，完成了无上正觉。从此世人就尊称他为佛陀，圣号就是释迦牟尼佛。

佛祖所传原始经义的内涵也是出世的。佛祖所说三藏十二部经义，不过是讲述佛祖所悟到的万物缘起缘灭的道理，无非是教人明如是因如是果。其根本的目的，是要阐述“四真谛”，即“苦、集、灭、道”，也就是使人明了人生之苦及其原因，以及如何脱离苦海。这些思想是一个超越世间具体万事万物的形而上的知识和智慧体系。也就是说，原始佛教更多的是一种觉悟，是一种智

慧，这种觉悟和智慧是出世的，就是要让芸芸众生超越现实人生而寻得完全的解脱。佛教徒学佛的三大总纲，曰戒、定、慧，修学佛法，首先强调的是持佛戒律，这是学佛的根本。因为持戒，才能防非止恶，清净三业，故戒也包括一切的善法。戒，不仅将将佛教徒的生活与一般的普通生活区别开来，而且使佛教徒与大众有了明显的分别。前者，是宗教的；后者，是世俗的。

按照原始佛教的义理，若想得到佛教的拯救，要点有三：第一，应当背离充满世俗欲念的家庭与社会，以皈依三宝与世俗生活划分界限；第二，应当按照佛教徒的宗教规则生活，以种种宗教性的圣洁生活区别于世俗生活；第三，通过这种圣徒式生活，使信仰者获得拯救，超越生死。因此佛教是一个神圣的世界，个人、家庭、国家的价值是低于佛教价值的，佛教超越了平凡的世俗世界。在佛教世界里，佛教徒礼敬佛、法、僧三宝，可以不敬皇帝，不敬父母，宗教权力不低于甚至是大于世俗皇权和世俗伦理。

任何外来文化都面临着与本地民族文化相适应的问题。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不可能无视儒家思想的巨大压力，不可能完全摆脱封建宗法思想的影响。佛教在中国盛行之初，佛教徒还坚持自己的宗教理念。东晋时僧人慧远“卜居庐峰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游履，常以虎溪为界”，甚至连晋安帝途经庐山时，他都称疾不下山觐见皇帝。［2］（P221） 他还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与当时太尉桓玄就佛教是否应当礼敬皇权展开辩论。桓玄认为，“沙门之所以生，生资国存，亦日用於理命，岂有受其德而遗其礼，沾其惠而废其敬哉？”这代表了一种普遍的看法，“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佛教徒也不可例外，自然不能独立于宗法礼教制度之外。但是慧远认为，一个在家之人，当然应该服从皇权、礼敬父母，但是，出家的佛教徒是“方外之宾，迹绝于物”，则“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与世俗的宗法礼教无关。慧远的主要理由有二：一是 “天地虽以生生为大，而未能令生者不死；五候虽以存存为功，而未能令存者无患”，佛教徒知道生命的产生是来自于自然的化育，顺应自然的化育不可能求得终极的解脱，人生的苦难是由于自身的前缘，也不能通过保养生命来消除苦难，因此，他们现世的一切都是“空相”和“虚幻”，现实的社会秩序则是毫无意义的；二是“佛有自然神妙之法，化物以权，广随所入”，“或为灵仙转轮圣帝，或为卿相国师道士”，全在诸佛如来变现，故佛教可以超越现实规则“发蒙俗之幽昏，启化表之玄路”，超越世俗的佛教不可以用世俗的道理来类比的。［3］

尽管从佛教义理来看的确如此，而且慧远也十分雄辩的回答了桓玄的非难，但是，中国传统制度和文化的特点，决定了中国的佛教发展的历史走向。从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来看，佛教并没有像慧远所描述的那样独立于“方外”，恰恰相反，在与传统制度和传统文化的相互排斥和对抗中，佛教只能承认和接受已有的政权结构和传统道德伦理。

在隋唐以前，佛教僧侣在皇帝和达官贵人面前往往还能表现一种脱俗的姿态，欲与王者分庭抗礼。隋唐以后，这种脱俗的姿态便不再重现。明僧元贤说：“唐以前，僧见君皆不称臣，至唐，则称臣矣。然安、秀诸师，宫中供养，皆待以师礼；诸师称天子则曰檀越，自称则曰贫道。至宋，绝无此事，然犹有上殿赐坐，入宫开座等事。至近代，并此亦无之，僧得见天子者绝少。”［4］（卷三十）时代愈下，佛教受世俗政治的制约愈严，影响愈大，佛教僧侣引为自傲的“方外”之士的身份被逐渐剥夺了。封建宗法制度下的中国，王权始终统领和支配着教权，教权很难具有独立性。历代帝王代天立言，既支配着世间，也干涉着“方外”；既是世俗的君主，也同于西天的佛祖。皇权一怒，有意灭佛，则可能“一境之内，无复沙门”。如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期间(公元423－451年)发生的灭佛事件，“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魏书 · 释老志》) 可谓残忍至极，触目惊心。唐武宗于会昌五年(公元845年)颁布废佛诏令，是年七月，在佛教被“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旧唐书·武宗本纪》) 佛教徒对此并不是没有认识的。东晋名僧道安是《沙门不敬王者论》作者慧远的师父，他却说过“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2］（P178）北方的沙门领袖法果带头礼拜君主，并说“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按其说法，“能鸿道者人主也。”(《魏书·释老志》)这位最早出任北朝最高僧官“沙门统”的僧人，直接表示沙门跪拜皇帝，是拜佛而非拜皇帝，因为皇帝是佛的化身。唐代“护法沙门”法琳名望甚高，迫于危难，也只得说出“陛下子育，恒品如经，即是观音”，乃得免于一死。［5］（卷丙）无法与皇权对抗的佛教，自然丧失了其原有的神圣性，只能在国家政权统治之下活动，成为中国多种文化思想体系中的一种。佛教的思考，不再只专注神圣的宗教领域，而直面人世间。于是，以前不加注意的国家、皇权、家庭、伦理道德等，直接成为佛教思想体系不得不关注的内容。

中国是以孝为伦理中心的国家，孝道是中国伦理观念的基本出发点，又是最高的道德原则。提倡孝，最终目的是为了巩固封建君权。集中体现中国封建伦常，为宗法制度服务的《孝经》，提出“移孝为忠”的根本原则，把孝由家庭扩大到整个社会，由对父母之孝推及对封建君主之忠，并以孝为纽带，把封建社会中个人、家庭、国家三者联系起来。因此，《孝经》也是儒家反对佛教的重要武器。历史上儒家对佛教的所有批判，基本上都没有离开封建伦理这一中心内容。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屈从，首先体现在放弃远离世俗伦理的态度，公开宣传宗法思想支配下的忠孝、仁义、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并把它们当作佛教教义的组成部分。佛教传入中国后，曾一再申明其教义与儒家忠孝的一致性，唐中叶后还出现了一批伪经《父母恩重经》的变文。智圆、契嵩等皆一代名僧，却大力推崇儒家经典《大学》、《中庸》，鼓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政治理想，宣传与儒家相似的佛教心性学说，推行与儒家一致的封建伦理修养。佛教宣扬忠孝，虽然表现为对儒家政治和伦理原则的屈服，但也正因为如此，才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容纳，得以存续，最后成为与儒家思想并存的重要思想体系。

在发展过程中，佛教出现了多种宗派，进一步推进佛教普及化和世俗化。从南北朝到唐宋，佛教形成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律宗和禅宗等诸派别。纵观各宗派的产生及发展，可以看出，越是与世俗人生息息相关的宗派，越是易于让大众接受，能广弘佛法。尤其是禅宗，以“顿悟”为名，抛弃了佛教繁琐的经律，使佛教信仰变得极为简单，使信仰之路变得十分轻松。六祖慧能公开讲“法元在世间，于世出世间，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宣称“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家修清静，即是西方。”［6］（P71－72）宋代著名禅师宗果则认为在家修行比出家修行更难，也更有效果。出家为僧，一心一意只是打坐修行，没有世间的许多烦恼，因此，比较省力；而在家参禅，则开眼闭眼皆是尘俗事务，时时有许多烦恼缠身，更需要信心和毅力。惠能之后，禅师们的修行风格已逐渐从原来的处岩穴、居山林，逐渐发展到先识道，后居山，进而发展为既在红尘之中，又在孤峰顶上，既出世又入世。佛教修行有渐有顿，慧能所提倡的顿修，完全抛弃早期佛教修行的种种苦修方法，而只需要意念中的一个转向，即可大彻大悟了。禅宗认为彼岸即此岸，成佛只在一念之间，允许入世修行、在家修行，使佛教徒从山林步入人间。世俗化的倾向使儒家亦不讳言佛理，自宋元以来儒家大多喜欢引佛入儒，佛儒交融以后，士大夫言佛亦显高贵，虽身在俗世，菩萨仍然可以是世俗生活中的一盏明灯。

在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与改良运动中,太虚大师提出了“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三大口号，主张对传统佛教进行改革。在“教理革命”方面，太虚主张清除两千年来人们附会在佛教上的鬼神迷信内容，建立了重“人”重“生”的“人生佛教”，以代替重“鬼”重“死”的传统佛教。人生佛教以人的崇高性代替了佛的至上性，确立了人在佛教中的核心地位。人生佛教不仅重“人”，而且关注人之“生”，更加强调了佛教的现实品格。［7］（P222－233）太虚大师的学生印顺法师在“人生佛教”的基础上提出“人间佛教”，以更加彻底的理性精神对传统佛教进行改造，使佛教彻底回归到现实的人间社会。印顺说：“佛不是天神、天使，是在人间修行成佛的；也只有生在人间，才能受持佛法，体悟真理法而得正觉的自在解脱……佛的教化，是现实人间，自觉觉他的大道，所以佛法是‘人间佛教’，而不应该鬼化、神化的。”［8］（P111）“人生佛教”和“人间佛教”，就其本质来说是相同的，即将佛教对来世的关注引向今生，将对宗教的关注引向人间，引向社会，“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8］（P165）如果说，禅宗为佛教信仰者提供了一条更便捷的向佛道路，那么“人间佛教”的提出，则转动了佛教徒向佛的方向标。因“人间佛教”思想的影响，佛教与世间、与社会有了更密切的联系，佛教徒的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有了更近的距离。

二、庸俗化：当代中国佛教生存与发展的歧路

近二十年余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市场贸易的自由化，社会大众依靠自身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但物质的丰富并不能代替精神的需求，物质丰富不仅未能带来心情的宁静，相反，却产生了更多的燥动与失落，迷茫与困惑。佛教文化不但注重心灵的净化，重视心智的培养，而且提倡协调个人与社会人群的关系，倡导社会大众在奉献中忘我，在忘我中觉悟，在利益他人中充满喜悦，在充满喜悦中身心安乐。社会大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矛盾，为佛教的传播营造了广阔的空间。但是，从当代中国佛教的发展形势来看，似乎有逐渐偏离佛教主体精神而朝着庸俗化方向发展的趋势。

所谓庸俗化，指的是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以佛教慈悲救世之情怀，将弘扬佛法、拯救苍生作为己任，而是将对于佛教本己看透和看空的“利”、“名”提起，放在重要位置上。佛教朝着庸俗化方向发展的趋势，表现在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概而言之，主要有五：

一、大多数信众由于对正信佛教的内涵理解不够，仅仅停留在消灾免难、求财求名的层面，很多寺院和僧人并未因势利导，加强正信教育，而是一味迎合和从众，将佛教宣传简单化和肤浅化，致使在许多人心中，将佛教信仰简单等同于求得菩萨的保佑和庇护。

二、“天下名山僧占多”，许多佛教寺院因其所处地理环境及历史文化的优势成了旅游观光的胜地。一些有一定历史知名度的寺院更是乐于“深度开发”，增设旅游服务项目，利用文化资源大做文章，注册经济实体和发展附属机构等，从而削弱了寺院理应是传播佛法的场所的社会教化功能以及自我修持的宗教功能，带有明显的商业化倾向。

三、一些地处偏远并没有历史文化积淀的寺院积极投身到生产、经营活动中，为生存和发展争取充足的经济保障，寺庙成为生产、经营活动的主要场所，僧人成为经营活动的主持者。为了改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因地制宜进行一些简单的生产和经营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获取经济利益成为寺院和僧人的活动重心，修行和佛事活动则成了例行公事，就有违佛教的原旨。 　

四、许多寺院为了宣传佛教，加大了带有浓厚的民俗化色彩的经忏佛事的力度，既可以满足部分信众的需求，又可以吸引更多俗众对佛教的兴趣和关注。经忏佛事带有浓厚的民俗化倾向，是佛教为了接引社会大众，为俗众开设的方便法门。但是绝大多数经忏佛事，其原始用意是为了利用音声佛事赞叹三宝的功德，或者是为了忏悔罪障，让内心得到净化，或者是为了自我修持而制定的仪规精神，如果一味民俗化，势必失去其原初本义。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有些寺院或僧人把其当作可以牟利的工具，“收人钱财，替人消灾”，根本不去关注佛事的本义，更是庸俗不堪。

五、有些僧人并未真正建立宗教信仰，一心向佛，或是信仰不够坚定，物欲未泯，虽身在佛门，却不严格遵守戒律，有的还做出有违伦理道德或触犯法律的事情。甚至还有将出家为僧作为谋生职业者，穿上袈裟是和尚，谨遵训戒，脱下袈裟是俗众，无所顾忌，大大损害佛教了事业的形象。

当代佛教发展的庸俗化倾向，并非偶然，从本质上来说，这意味着佛教的发展正在面临着新的重重困难，而且还没有找到走出困境的“正道”。如果不分析其间的深刻原因，不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任由佛教发展的这种趋向变成潮流，那么最终势必走入歧路。小而言之，僧人沦于常人，寺庙失去自己独有的宗教价值，佛教将可能失去自己的宗教特色；大而言之，佛教的大智慧和大觉悟无法体现，佛教褪变成为简单肤浅的迷信，真正的佛教和佛教智慧可能只存在于历史的教科书中。佛教的发展出现庸俗化趋向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其中有历史与体制的原因，也有外部社会环境的原因，还有佛教内部的原因。

由于历史原因，许多寺院的庙产归还工作并不彻底，并不完全由寺院所有，而寺庙所在地附近地皮和建筑，寺院更是没有多少主权。在机构体制上，寺庙常常变成某名胜风景管理区的下辖单位。因此，尽管有些寺院并不愿参与旅游资源开发，但也只能与风景管理区“合作”开发文化和旅游资源。另外，因为寺院和僧人并无固定收入，有些寺庙处于经济不发达地区，且地处偏远，经济条件较差，无法支持僧人的正常生活、活动开支和寺庙的整修，因此僧众必须参与生产、经营等活动以补不足。地处闹市的寺院虽收入可能稍多，但因其各方面的日常开支也相应较大，也有可能出现经济困难，只能参与经济活动进行弥补。

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行，人们价值观念的改变，对佛门并不是全无影响。僧众在与社会的各种交往中明显可以感受到金钱在这个社会上的巨大能量和作用，社会上的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可能也会对僧众产生一些不良影响。因此，在这样的社会现实和思想背景中，寺庙和僧人对于生产、经营的积极态度也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了。

佛教界内部也不是没有原因。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尽管物质相对丰富，社会大众身处高速运行的社会机器中，往往感到身心疲惫，而新的高科技产品和高度智能化的生产工作环境在给人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同时奴役着人。在新的历史时期，人的物质欲望和精神需求与以往相比，肯定会有许多新的变化。如果对佛教义理的研究不够深入，创新不够，就不能从佛理上解决俗众新的精神困惑，不能给他们精神上的归属感，也就不能吸引信众。那么，迎合俗众的庸俗的甚至是迷信的东西就成了唯一吸引更多信众的手段。出现越多的求菩萨消灾免难、向菩萨求财求名的信众，就越说明佛教的庸俗化，而正信的佛教离信众越远。其次，佛教对信徒教育不够，也会导致佛教发展庸俗化。许多僧人并没有把握到佛教的本质和真义，或是认识是存在偏差，或是不能认识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与佛教精神有何内在联系，使佛教活动表面化和肤浅化，流于形式。在佛事活动或者与俗众交往活动中，往往也不能正确宣传佛法，将糟粕当作精华，四处传播。佛教徒的犯戒，虽与个人愿心和定力不够有很大关系，与外界的享乐思想和种种物质诱惑也有一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教育不够有直接因果关系。第三，佛教入教和退教制度不能有效执行，对违反戒律的僧人亦常常没有有力惩戒措施。此种问题，在偏远地区更为严重。偏远地区寺院分布稀疏，僧人也非常少，管理松懈，想进想出比较自由，一些人可能会打起佛教的幌子，行谋生之实。越是偏远地区，民众视野不够开阔，更需要正信佛教，此类人数虽不多，但影响很坏。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导致了佛教的庸俗化倾向，制约了佛教的健康发展。佛教的发展，既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又存在种种问题。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就很难扭转佛教庸俗化的倾向，佛教就很难在当代社会取得应有的地位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关于问题解决的理论思考

种种社会现象表明，社会对宗教的需求并没有减少。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佛教不仅没有被遗弃，相反却拥有相当数量的信众，而且信众人数越来越多。但是，应该看到，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新的环境，佛教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的新的问题。佛教应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更健康地生存和发展，应当是佛教界和关心佛教的每一个人都要思考的内容。

宗教的本质在于追寻、接近、体证宇宙和人生的最高真理，因此肯定是极端超离世俗现象世界的；但是所有的宗教目的归根结底都在于“救赎”，因此不仅不可能脱离现象世界，而且必须贴近世俗，回归人间。中国佛教的发展历史亦足可印证这一点。唯识宗因缺乏汉文化的基础，虽有玄奘法师等为之殚精竭虑，但仅传两、三代便已湮没无闻；而律宗、三论宗繁琐有加，在中国也未能广泛弘扬，经武宗、世宗灭佛之劫，重要典籍亦散佚不见；至于天台、华严，虽为国人尊崇，但在流传过程中，证法体系也未能完整沿袭下来，终致有教无观。唯禅宗、净土宗因解、行简单，得以广为普及和世代传承。近代以来，为了矫正佛教在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重“鬼”重“死”而对现世有所忽略的流弊，太虚大师提出“人生佛教”，印顺法师继之提出“人间佛教”，使佛教更加关注“今世”、更加关注人间。特别是在解放后，经赵朴初的提倡和大力推动，人间佛教精神更是广为传播。佛教也因之得到发展，佛法得到弘扬。可以这样说，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扎下根来，并代代传承，与佛教在弘教中总不忘贴近世间、贴近人生、贴近日常生活是分不开的。远离人间的佛教，是没有生命力的，也难有大的作为。

但是，世俗不等于庸俗。佛教的世俗化，指的是佛教为了弘扬佛法，在弘法过程中持与社会、与人生贴近的姿态，不断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使佛教更为广泛地传播，使佛法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而当代佛教的庸俗化趋向，有悖佛教的核心理念及真正精神，或追求世俗名利，或迎合社会的低级需求，远离了佛教健康发展轨道。从根本上来说，一种宗教能否生存，就在于其是否能保持其独有的内在精神和核心理念；能否发展，就在于这种独有的精神和理念是否得到弘扬。佛教能否健康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应该在于佛教精神及佛教理念是否在当代得到了传承和弘扬，是否在当代发挥了其价值与作用。佛教核心的精神与理念一方面是指佛教的“四圣谛”、“十二因缘”、“三法印”、“八正道”等基本义理；另一方面，是指坚持佛道，即怀慈悲心，发渡众生愿。如果能够坚持佛教的这种核心的精神与理念，那么在弘教中或在理论上有所创新，或采用多种形式，或利用一些变通的方法，这无疑是有利于佛法的弘扬，有利于佛教的健康发展。如果抛开核心的精神与理念，那么佛教就容易出现庸俗化趋向，最终甚至异化。

上文所列导致佛教庸俗化倾向的种种原因，其中体制问题和社会环境并不是重要因素，最根本的原因正是在于没有坚持佛教的核心的精神与理念。佛教之所以能得到许多信众的敬仰与追随，最重的原因在于佛教对人生、对宇宙的大觉悟和大智慧。因此，只有本着佛教的基本义理，坚持佛教的基本精神，佛教才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敬重，才能得到更多人的信仰。如果偏离和背弃这些基本义理和基本精神，佛教就可能沦为与一般思想无异，失去其核心意义与价值。无论在怎样的社会环境和思想浪潮中，保持佛教的基本精神和独特秉性，“以不变应万变”，是佛教生存的至胜法宝，也是佛教发展的坚实基础。当然，在佛法的弘传中，佛法的解说太玄奥和过于专业，不利于社会大众理解和接受，可以对佛教精神作大众化、生活化、通俗化的调适，让社会大众能充分理解佛教的主体精神。随着社会的进步及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佛教也不能固步自封，应该进行理论上的创新。但在创新过程中，依然应该坚持佛教的基本精神与理念，只有这样，才能既与世俗社会保持联系，广传佛法，又能不失佛教特色，保证佛教在健康的轨道上发展前进。

从佛教义理来看，真正的佛教徒与一般俗众的价值观存在着云泥之别。滚滚红尘中的名和利对于真正的佛教徒来说，不存在任何诱惑的力量，更不可能成为改变宗教生活方式的理由。至于说，因为这些原因，大量僧人投身经济活动，庙堂变成了经营场所，更是不符合佛教精神与理念。无论是“自渡”还是“渡人”，都与经济活动及经济利益无涉，虽然在有些宗派看来这些活动不一定使心灵更加容易沾染“尘埃”，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心身的修炼是绝对没有任何好处的。在经济活动中，寺院或僧众即使获得了再多的物质利益或再大的名声，都不能代替身心的修炼。那么也就是说，这些活动除了解决寺庙维护、僧众的基本生存生活必需以及宗教活动经费以外，就实在没有太大的意义。其实，按照佛制，僧人对物质的依赖程度是极低的。佛制曾规定，比丘穿仅“三衣”，吃仅“日中一食”，且“过午不食”，另还有“不持银钱戒”等戒律，因此，真正的僧人是不会因物质的贫乏而动摇佛法的修持。从现实情况看来，有些僧人都并不能深切理解和领悟佛教的主要精神和理念，因此在市场经济全面推进的现代社会，经济大潮一浪高过一浪，社会中的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很容易对他们产生不良影响。

具体来说，要树立佛教的健康形象，解决当代佛教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扼制佛教的庸俗化倾向，以下几点犹为重要：

一、佛教理论的继承与创新。佛陀的智慧与觉悟是佛教立教的根本，也是佛教赖以生存的最基本要素。要彰显佛教，要保持佛教的本色，就要传播佛教独有的智慧和思想体系，因此，对佛教理论的继承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临不同的社会思想环境，佛教又应该在理论上有所创新。这种创新既要关注佛教自身的本质特点，又要注意到与社会思想文化的适应性和相融性。在弘法过程中，还要能在坚持佛教基本精神的前提下，采取多形式、多渠道的弘法方式，推进佛教的广泛传播。佛教的世俗化，既注意到了佛教理论的传承，又注意到了创新。而佛教的庸俗化，在很多情况下创新有余，但常常偏离了佛教基本思想精神。佛教理论的继承，是佛教健康发展的保证；佛教理论的创新，是佛教广泛传播的前提。

二、僧众的学习与教育。僧人是佛法弘扬的主体，是佛教能否发扬光大的决定性因素。僧众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佛教发展速度和质量。在社会大众看来，僧人是佛教的代表，其一言一行，影响着佛教在社会大众中心目中的形象。能全面透彻地领悟佛教精神的僧人，不仅能为佛教的发展与兴盛不遗余力地贡献力量，而且，一定能够代表佛教的健康形象。大力加强僧人的专业化教育，提高理论素养，全面提升综合素质，也是解决当代佛教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的有效方法。

三、佛教精神的践行与发扬。对于佛教徒来说，佛教精神的领悟不能停留在理论学习阶段，必须同实践相结合才能显现意义。禅修、念佛等多种修习形式，可以净化心灵，启迪智慧，提升个人内心的心智修养，提高自我宗教素养。个人道行的提升是不够的，佛教徒还应怀有普渡众生的慈悲之心，为广弘佛法作出努力。佛法的传播不是孤立的，需要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帮助，佛教徒也要有“来自十方、回报十方”的感恩理念，“知恩报恩”，积极投身于社会慈善和公益事业。此外，寺院是传播佛法的道场，肩负着教化信众及僧团自我修持的重任，这应该成为所有的佛教徒的共识。佛教徒要共同努力，并争取全社会的支持，使寺院成为行使教化社会的功能及自我修持的宗教场所。

四、佛教组织与制度的健全。佛教组织大多以寺院为单位，对于较大的寺院来说，组织机构和制度都比较完善，且僧才众多，其间不乏高僧大德，无论是僧人的教育还是宗教活动的开展，都能有一定的计划，可以取得较好效果。对犯戒僧人也能如法处置。但在偏远地区，有的寺庙仅一两个僧人，一方面他们很难得到高僧指教，也没有机会参与正式的大型宗教活动，修学难以精进；另一方面，他们的活动全凭个人认识高低，并无组织约束，如有少数行为失端者，也得不到制止。他们的言行，同样关系着佛教的形象。因此，佛教组织和佛教制度应进一步健全，应关注到偏远地区的寺院和僧人。

总之，当代中国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问题。以史为鉴，可以看出，如果是坚持了佛教的基本精神和核心理念，佛教可以通过世俗化的方式得到广泛弘传。但是，如果偏离了佛教的基本精神和核心理念，那么，佛教则可能出现庸俗化的倾向。要解决佛教在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必须重视佛教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加强僧众的学习与教育，践行和发扬佛教精神，健全佛教组织与制度。只有这样，佛教才能保持自身的独特性，维护健康形象，引导信众进入佛教的智慧大海，净化社会心灵，为当代社会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漆家衫.被市场化的少林寺还是少林寺吗[N].中国青年报,2006-4-13(2).

［2］（梁）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

［3］（晋）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M].《大正新修大藏经》本.

［4］（明）元贤.永觉元贤禅师广录[M].《续藏经》本.

［5］（唐）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M].《大正新修大藏经》本.

［6］（唐）慧能.坛经[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太虚.太虚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8］印顺.印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作者：陈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