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发展必须与社会相适应

　　佛教的发展必须与社会相适应

　　释彻慧

　　佛教的缘起，乃是讲万物的产生、发展都有原因和条件，一因岂能生果？世间万物均处在多种因果相续相连的关系中，并息息相关。万事万物都有一种和合共存共生关系，佛教的“自他不二”阐述的就是从缘起的法则观察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各种教派亦是如此。人的生存都有赖于他人和社会相互适应、相互依存、相互发展。

　　大千世界的一切事物无一不是适者而生存。悖者而灭亡。这是自然、法则，佛教亦不例外。

　　一

　　两汉之际，佛教来华。因其还是古印度佛教的身份，没有完成适应中国国情的“自我”，故初时的影响和深入极其有限，发展缓慢，知者甚少。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有一个飞跃的发展，就是因其由印度佛教转向适应中国社会宗教信仰，因而奠定了佛教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当佛教“自觉”地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一分子时，便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出现了隋唐时期发展的高峰。

　　就古天竺佛教寺院建筑来讲，大约在公元一世纪末传入中国，当时有两种类型：一类称毗可羅，又叫精舍。僧房，平面呈方形，中部是佛堂，左右小室供僧人坐禅修行。另一类称支提，原意为塔庙，前部是长方形的礼堂，后部平面呈半圆形，中央有小塔，供信众拜佛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布局构造以及装饰艺术上越来越中国化，受到中国人们的喜爱向往。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大江南北，建寺蔚然成风，释家寺院如河汉星计，撒遍神州。此时的寺院宗教功能和社会功能兼备。宋代以后的寺殿造型又吸取了帝王文化部分，更加雄伟，多变而优美。

　　再者，佛陀造像也着意随着所在国的人文而相适应。如：在十六国和北魏前期，中国佛陀造像还具有浓厚的西域风格；面部丰圆，身躯壮硕，隆准高鼻，细目长耳；或衣料厚重，衣纹凸起。北魏后期，渗透着仙佛思想的南朝，透骨清相风格传到中国北部地区，于是，整个中华大地的佛陀造相便开始趋向面相清瘦，褒衣博带，神采飘逸。随后的数百年间，西方佛陀具像又经受了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民族心理、信仰期等种种华夏文化因素反复的熏陶、濡染和雕饰，一座最完美、最理想的佛陀宝像，终于在盛唐时代的前夜诞生了，这便是端坐在中原大地伊水河畔的大卢舍那佛。他那无涯的襟怀。无限的慈爱，无穷的睿智以及他那无恒的微笑，永存的温情，曾经给了中华大地众生 心灵无尽的抚慰。这便是唐代佛教艺术融入中国世俗文化因素而产生的温柔软厚，慈祥和谐的理想境界。

　　数千年来家喻户晓，老少皆知的观世音菩萨，在东汉时还只是一个朦胧的神影。随着中国女性信佛的需要，南北朝时期女相观音出现。北魏观音：袒胸露臂，璎珞披身，左擎莲花，右提净瓶，娜娜多姿，楚楚动人。至唐代观音：丰胸细腰，仪态万方，是华夏女性心目中可亲可敬的美神。应当说古天竺美神如果不和中国人的审美意趣相结合，中国传统文明是不会接受的。只有适应中国国情和民风民俗，用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多种名称构成的观音菩萨系列·圣像才能诞生，使华夏众生煦煦而对神明。

　　佛教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始终把人们的道德规范紧紧相联系。同时，也把社会政治发展紧紧相联系。故到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才进入顶峰时期。伴随佛教自身的中国化逐渐完备，促进了隋唐佛教宗派的产生，其已基本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派系。

　　两宋时期，由于战乱频繁，更因南宋王朝政治上的偏安，虽佛教在继续的发展，保持一定的盛况，但除禅宗和净土宗外，其他各派日趋衰微，这充分说明国家安定繁荣，佛教才香火兴盛。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始终是和统治阶级互相依赖的，其最根本的一点便是与当时的社会相适应，或者说为其所用，是其所需，而佛教也正是据此而兴盛，据此而发展。故而，历史上的封建帝王与佛教大德高僧深相依托者史不绝书。如十六国时期赵高祖石勒与佛图澄、南朝宋文帝刘义隆与释慧琳、北魏孝文帝元宏与释道登、隋文帝杨坚与释昙迁、唐太宗与唐玄奘等等，这些佛教名僧致力于结交统治集团首脑，充分表明了佛教与封建皇权的互相依赖关系，同时也表明佛教必定与当时王朝社会相适应。否则，便得不到封建统治阶段的认可和支持。封建统治阶级与佛教有多种关系，既有政治上的关系，又有信仰上的关系；既有国家因素，又有个人因素；既有必然因素，又有偶然因素。但中国帝王多数对待佛教有一个基本原则，即教权不能高于皇权，宗教生活不能干扰或破坏国家的政治生活。如唐太宗通过皇权来平衡儒、释、道三教，后周世宗柴荣因佛教不谨影响了后周王朝的赋税和兵役，周世宗便动用皇权公开禁佛，使佛教遭受到空前的劫难。这是佛教有悖于当时社会的惨痛教训。

　　因个人的原因和佛教有益于社会政治而大力扶植推崇佛教的帝王极多，如隋文帝杨坚出生于尼姑庵，并由尼姑抚养成人；武则天曾于感业寺戴发修行；明太祖朱元蟑系和尚出身等等。尽管他们扶植和倡导佛教，同时也要佛教与当时的思想意识和社会政治相适应。

　　佛教在中国经过两千年历史沧桑，虽因其是外教传入中国，但它完全渗达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尤其是宋濡理学汲取和佛教的一些思想，丰富了他们的理论内容。民间佛教信仰亦深入人心，有些宗教观念衍化为民间风俗习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这些便是佛教在中国大地乃至世界范围内经久不衰的根本所在。

　　早在东晋时，著名高僧释道安在襄阳时，曾清醒地要佛教界“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这位1639年前的高增就看出佛教如不与社会相适应，佛法使无立足之地。

　　二

　　中国佛教走过风雨两千年，纵观佛教在中国大地的发展史，是同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相互吸引、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互交融而浑然一体的历史，是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体。离开了这条发展的道路，便没有今天的中国佛教。

　　社会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中国跨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和国家政府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作为思想文化领域里的佛教，要努力与时俱进、积极配合“两个文明”建设，依照党和政府的有关法律法规进行佛事活动，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认真弘扬人间佛教，将佛教的伦理思想，基本戒律与社会公德、行为规范紧密地同建设和谐社会相融合，从而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做出对现时代的贡献。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5年联合国成立6 0周年首脑会议上向全世界郑重倡导“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要把本教蕴含丰富和谐思想的和平理论全面奉献到建设“共同繁荣”世界大局中去，去建立跨国界的净土，只有和谐世界才有繁荣世界；只有民主平等的世界才有合作的世界；只有相互包容的世界才有持久的和平的世界，这是摆在佛教广大教职人员面前的大事，我们要努力去适应这个大局，用佛教的慈悲、智慧、平等观念，与和谐、和平、和睦来实现世界范围的人间净土。

　　“和谐世界”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而佛门实现“和谐世界’的途径则“从心开始”。要内外兼修，内有不和之因则外必结不和之果。故而，我们要观照自心、修正自心，更要由“心动”而“行动”，去自觉适应并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我们要同体大悲心入世，顺天应人，顺势应时，自强不息去追求，以海纳百川之胸怀，气吞山河之雄心，厚德载物之“法坛”，去全力实现“人心和善、家庭和睦、人际和顺、社会和谐、人间和美、世界和平”的愿景。

　　佛门要积极主动地把自己摆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前沿，适应现实社会，力尽社会责任，把建设和谐社会和人间净土视为己任，把佛门“不为自己谋安乐，普渡众生离苦难”的奉献精神融化在适应和谐社会的建设之中，使伟大的华夏之国繁荣富强。国兴教更兴。有了人类的物质文明丰富和发展，有了人类的精神文明提升和延续，这个社会才和谐、才繁荣、才迈进；这个世界才和平、才共荣、才开华。离开了与社会相适应这个基点，任何宗教教派势必被社会所淘汰。离开了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众生，有益于发展这个主旨，任何宗教教派也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就失去了其生存的空间。

　　我们要遵循事物生存发展的规律，要遵循伟大佛祖的教导，心多有和谐之想，意常存向善之念，做适应之先行，当和谐之典范，行慈悲之师表，则人类可心心相印，世界必欣欣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