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

　　海上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

　　丝绸之路起点于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始于粤、闽；自丝绸之路开通，中国与他国人民进行物质交流和文化交流。岭南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和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主要地区，从西汉时起，中国人就从广东徐闻、广西合浦出海，在南海和印度洋上同外国通商。三国吴时，孙权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联系南海诸国，他们所经历听说的国家有100多个。刘宋以后，海上交通更加发达，“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1］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发展与中西文化交流，对岭南，乃至中国社会科学文化的进步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思想文化

　　汤用彤先生著《汉魏两晋南北佛教史》云：“大凡世界各民族之思想，各自辟途径。名辞多独有含义，往往为他族人民所不易了解。而此族文化输入彼邦，最初均抵牾不相入。乃交通稍久，了解渐深。于是恍然于二族思想，固有相同处。因乃以本国之义理，拟配外来思想。”［2］这段话反映了思想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的传播交流过程中的现象和规律。

　　古代文明国家的思想文化，宗教方面占有相当重的比例。佛教创立于公元前的6至5世纪的古印度。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路线一直是众说纷纭，既有“陆路说”，又有“海上说”，但有一点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是自海上丝绸之路畅通，印度僧人来华多取水路，中国名僧渡海取经者亦不在少数。正如汤用彤先生说：“印度与中国的交通，其通塞改易，均与我国佛教有关系。其在南朝，与天竺交通，多由海程。”而“西域中亚虽为中国北部通印度之要途，然迂回取道南海者，亦有其人。……取道海上则常经广州。广州在南朝，亦为佛法重镇也。”［3］ 

　　梁中大同元年（546)，印度高僧真谛（Paramá rtha，499-569年)抵达广州，然后在中国转辗翻经传教，于天嘉三年（562年）再乘船至广州，据《续高僧传》，真谛在华23年，译“经论记传64部，合278卷”，“余有未译梵书并多罗树叶凡有240夹”。经过刊定，现存26部87卷。其中天嘉四年（563)，真谛在广州制旨、王园二寺翻译《摄大乘经》三卷、世亲《释》十二卷及《义疏》八卷，《唯识》、《俱舍》诸。太建元年（569年）真谛在广州入寂。又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唐太宗、高宗及天后三朝，中国高僧六十人中“西去者盈半百，留者仅有几人。”义净（635-7l3年）便是其中一位。他在唐高宗咸亨二年（671年）由广州乘波斯商人的货船前往印度，于长寿四年（695)经广州前往洛阳后一直从事译经，共译出经律论56部230卷。其《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两书，前者提供研究古代印度生活情况的资料，后者列叙了唐初往西域诸国赞宁求法僧人的事迹。以后赞宁撰《义净传》曰：“净之才智，可谓释门之象胥也欤!”到了宋代以后，“广州常有出经者。可见南朝佛典多来自海上，因而每与南方佛学发生因缘也。（宋世之竺法春，齐之昙摩伽陀耶舍、摩诃乘、僧伽跋陀罗，均在广州译经。)”［4］

　　伊斯兰教是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主要外来宗教之一，同时也是海上贸易之后而踏足中国的。在穆斯林航海繁荣时期，阿拉伯和波斯商人控制了对中国的贸易，他们用非洲象牙、阿拉伯香料换取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唐宋时期，许多波斯、阿拉伯商人沿海上丝绸之路来到广州，令广州成为中国伊斯兰教早期传播的城市之一。唐朝，广州已有外国穆斯林专门居住的“蕃坊”，并建怀圣寺。宋代，广州建立了“蕃学”，许多穆斯林学校用阿拉伯语、波斯语教学，直到清朝。［5］

　　天主教是在元代传入中国的，1289年，罗马教皇尼古位四世（NiColaSⅣ，1289-1292在位)派遣意大利方济各会士约翰·孟高维诺（J.de MonteCorvino，1247-1328)前往东方传教，其沿海而来，于1293年在泉州登陆。以后的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计有意大利人罗明坚（Michael RLlggierj)、利玛窦（Matthaetjs RiCCi，1552-1610年），瑞士人郭居静（Lazarus CattaneS)等70多人多从海上来华，他们着译书籍300多种，其中关于宗教类170余种。

　　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始于马礼逊（Robert Mortison，1782-1834)，1807年，马氏受伦敦教会派遣经澳门抵达广州，在当地传经布道，翻译出版图书。据说中国从唐代景教到清代天主教，都有教士翻译《圣经》，但将全部《新旧约全书》完整介绍到中国的，马礼逊是第一人。1813年，马礼逊的《新约全书》中译本在广州问世，发行2000本。［6］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传教士经海上来华者人数众多，他们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甚大。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布道的同时，将他们所掌握的中国思想文化推介到西方。利玛窦把中国的四书译成拉丁文，并采用拉丁字母为汉语注音，与罗坚明合作编写《葡华字典》，他是第一个将中国典籍介绍给西方世界的人。艾儒略在《大西利先生行述》中说：利玛窦“曾将中国《四书》译成西文，寄回本国，国人读而悦之。知中国古书，能识真源……皆利子之力也。”以后意大利籍耶稣会士殷铎泽（Prosper Intercetta，1625-1696年）和郭纳爵（Ignatius de Costa，1599-1666）全译了《大学》，取名《中国的智慧》，康熙元年（1662年)在江西刻刊，并带往欧洲。二人又合译《论语》，殷氏自译《中庸》，取名《中国政治伦理学》，1667年、1669年分别于广州和印度果阿印行，1672年在巴黎再版，书后附有《孔子传》。［7］“另一位从海上来华传教的西班牙人庞迪我（Didace de Pantoja，1571-1618年）通过自己的著述向西方传达有关中国的情况，让欧洲人了解中国，其在给古斯曼主教的信中介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司法诉讼、兵制武器、地理与行政区域，以及货币、服饰、贸易、知识界、婚姻、礼仪、书法、绘画等等。从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欧洲刊刻中国传统学术著作不断，如比利时籍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us Couplet，1624-1692年)在巴黎出版《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中文标题为《西文四书解》，书中有中国经籍导论、孔子传和《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文译本，并附注疏。次年6月，巴黎《学报》刊载了柏尼埃的读后文章，说“中国人在德行、智慧、谨慎、信义、诚笃、忠实、虔诚、慈爱、亲善、正直、礼貌、庄重、谦逊以及顺从天道诸方面，为其他民族所不及，你看后总会感到兴奋。他们依靠的只是大自然之光。”［8］1626年，金尼阁用拉丁文译《五经》。1687年，比利时人毕方济（FranciSCUS Noěl，1651-1729年）译《四书》。1703年，法国传教士冯秉正（Joseph A.M.de Maillua，1669-1748年)以法文译《通鉴纲目》。1698年，另一个法国人殷弘绪（FranciSCuS XaveriuS d’EntrecolleS，1698年来华)翻译《劝学篇》（朱熹撰)、《养蚕术》和《帛币志》等。

　　文学作品，马若瑟译元代杂剧《赵氏孤儿》（纪君祥着)附刊于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内。法国文豪伏尔泰据之改编为《中国孤儿》（Orphelin de China)。《中华帝国全志》内还收有传教士从《今古奇观》选译的三种短编：《庄子休妻鼓盆成大道》、《怀私怨狠仆告主》和《吕大郎还金完骨肉》。另有研究表明，中国传统的四行诗，如诗经、汉魏乐府，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以及一些少数民族的山歌，都经海上丝绸之路外传，“有许多证据说明，南方丝绸之路，由中国南方山歌最流行的江南沿海地区，到印尼、马六甲的马来民歌班顿（pantun)经过葡萄牙人和其他如西班牙人、荷兰人、意大利人、希腊人的传播，在南欧诸国都有了此种歌体。”［9］传教士把中国经典译介到西方之后，为西方启蒙思想家们所利用，将“中学”原料加工改造成理性武器，反转来攻击教会，揭露神学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因为伦理型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与欧洲中世纪神学体系截然不同的理性特质，即可用以摧毁中世纪神学残堡旧垒所需要的理性精神。［10］因此，英国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说：“在文化交流史上，看来没有一件事足以和17世纪时耶稣会传教士那样一批欧洲人的入华相比，因为他们充满了宗教热情，同时又精通那些随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起而发展起来的科学。……即使说他们把欧洲的科学和数学带到中国只是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但由于当时东西两大文明仍互相隔绝，这种交流作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仍然是永垂不朽的。”［11］

　　二、科技文化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早期，中国发明的造纸术、指南针、印刷术、火药等传至国外；明清以后，西方的火药武器、机械钟表、天象仪器以及有关数学、天文、医药、物理等方面的科学知识传入中国，令中国人耳目一新。

　　文献记载，外国医学技术传入中国早在东汉年间，《开元释教录》：“东汉末年，安世高医术有名，译经传入印度之医药。”即印度的医药随佛经而传入中国。陈寅恪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医书中常常讲的歧伯可能是印度古代神话色彩很浓的大医学家JiVaka的音译。三国时神医华佗的故事也可能与印度有某些联系。 ［12］

　　唐天宝七年（748年)，鉴真和尚在韶州曾请天竺医生治疗眼疾。《唐大和上东征传》：“时和尚频传炎热，眼光暗昧。闻胡人言能治目，遂加疗治。”据刘禹锡的《赠眼医婆罗门》诗介绍，当时使用的是印度婆罗门医生传授的金针拨内障法。印度波罗门医生多经海上来华毋庸置疑。此外，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曾提及他在斯里兰卡一带见过绝粒治疗法，这是印度“服气辟谷法”的继承。五代词人李珣著《海药本草》六卷，收录海药详备。 

　　中国的医术也经佛教人士传入印度，北魏神龟元年（518），惠生和宗云奉命赴印度取经，曾向当地人介绍过华佗的医术及中国的针灸。后来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进药方法》条中说，中国的药物和针灸、诊脉等方法远胜于天竺，也证明了这一点。

　　汤若望（Jean Adam schall van Bell，1591-1666年），日尔曼人，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乘船抵澳门，后经广州赴西安、南京等地传教，他为明朝制造了多种仪器和武器，如象牙制小日晷、圆规、小天文仪、西洋琴、大小钢炮等。他筑台架设中国第一架望远镜，明朝皇帝亦曾利用观看，颇为赞赏。阮元评价曰：“西人熟于几何，故所制仪象极为精审。盖仪象精审则测量真确，测量真确则推步密合。西法之有验于天，实仪象有以先之也。”［13］

　　三、物质文化

　　海上丝绸之路的“丝绸”指的是物质，是一个货物贸易统称的概念，因此物质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我国通过海上对外贸易的商品是丰富的：丝绸、瓷器和名酒米粟、金银铝锡等等，由于唐宋以降中国海外贸易以陶瓷为主，所以有学者认为“古代中外航路应称为‘丝瓷之路’”。［14］

　　从引进方面看，中外海路贸易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输入海外药物。特别是唐代以来，海药的进口大量增加，五代人李珣著《海药本草》一书虽佚，但后人经过辑佚，收集到李珣所提及的百种海药，部分海药至今仍是中国医药学界中的常用药物。

　　中国古代没有棉花，也没有“棉”字。棉花是由印度经东南亚传入我国东南沿海和西南地区。中国原来并没有燃香的习惯，香料的产地多在海外。《史记》和《汉书》载，在番禺集散的物品中有一种叫做“果布”，所谓“果布”，即“果布婆律”，它是马来语龙脑香（kapar barus)的译音，这说明广州曾进口香料，广州南越王墓中出土的香料和薰香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据杨宝霖先生《广东外来蔬菜考略》一文考证，荷兰豆、椰菜、菠菜、西洋菜、番茄、马铃薯、洋葱及木瓜等蔬果均是从外国引进的品种，它们大都在古代经海上来粤，后在本地种植，至今仍为广东主要农作物。［15］

　　输出方面，在近代欧洲与中国的物质交流中，中国的瓷器、漆器以及园林艺术等都是西方人收藏品和欣赏的艺术。在1602-1682的八十年间，仅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入各国的华瓷达到1600万件以上。1700年，法国东印度公司的“安菲托里脱”号抵达广州，返航时船上装满了中国瓷器，共160箱，达数万件。中国的瓷器大量远销欧洲，令瓷器收藏成为17、18世纪的欧洲社会时尚，正如一位欧洲学者说：“中国淡色的瓷器，色彩飘逸，闪光丝绸般的表现形式，显示了在18世纪欧洲社会之前，中国人已展现了一个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前景。”［16］17世纪，中国的园林艺术已影响欧洲，其匠心独运，迎合自然的幽雅风格，与欧洲园林的对称整齐和呆板单调恰恰相反。曾随瑞典东印度公司商船来过广州，后来成为英国建筑家的威廉·钱伯斯爵士在其《东方园艺》一书，盛赞中国园林：“中国人设计园林的艺术确是无与伦比的，欧洲人在艺术方面无法和东方灿烂的成就相提并论，只能像对太阳一样尽量吸收它的光辉而已。”［17］

　　四、饮食文化

　　中国茶外传于公元5世纪，从海上运载茶叶之路主要有三，先是由浙江直通日本；另一条则是由广东、福建通往南洋诸国，然后经马来半岛、印度半岛、地中海输入欧洲；再就是从广州直接越过太平洋通向美洲。1606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次年该公司经澳门贩运中国绿茶，几经辗转，在1610年到达欧洲，西方各国从此受到了中国茶文化的影响。受中国茶文化影响最大的是英国，至今英国仍是一个十分讲究饮茶的国家，英国人不仅喜欢中国的茶，且喜爱中国茶具。据说在18世纪末，伦敦的2000多间茶馆，还有许多“茶园”，都是社会名流和青年的交际场所。［18］

　　自从18世纪中国劳工乘船远赴美国旧金山，中餐这一代表东方古老传统文化的饮食，开始风靡欧美。孙中山先生曾在其《建国方略》中指出：“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在美国纽约一城，中国菜馆多至数百家。……东京中国菜馆亦林立焉。是知口之于味，人皆同也。”孙氏在八九十年前的论断，至今仍可得到证实。根据美国餐饮业协会1990年的统计，全美有2万间中国餐厅。同时全球约有16万家中餐馆在中国本土以外，在许多世界著名大城市中，中餐馆几占当地餐馆总数的一半。西方人越来越中爱中式饮食，1977年11月2l日的菲律宾《东方日报》一篇题为《中国菜征服了巴黎》的文章称：“中国菜能够在巴黎大行其道，使一向注重美食的法国人光顾，决不是一阵热潮，而是一般在吃了血淋淋的法国牛排与沾满了芥末的蜗牛后，再吃这色、昧、香、形俱全的中国菜，发觉在‘吃’的文化上，确实不如具有五千年文化的中国。”［19］

　　西方饮食文化从十七世纪初叶起传入中国，当时西方传教士和使者将西式食品介绍给中国，如汤若望在北京寓所烹制“西洋饼”款待中国同事。到18世纪，在中国上流社会不仅流行“西洋饼”，且有“西洋蛋卷”、“西洋蛋糕”和“洋炉鹅”等时髦美食。1852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高第丕（Tarlton PerryCrawford，1821-1902年）的夫人曾翻译一册名为《造洋饭书》（Chookery book)，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将西方饮食烹饪技术介绍给中国人［20］。外西方的葡萄酒酿制设备也在十九世纪末传入中国，创办起本地的葡萄酒业。

　　现代社会，改革开放，在上世纪90年代初，西方的麦当劳、肯德基等快餐店大量进入中国，它们不仅带来了西式美食，同时也输入了一种西方的餐饮观念（热情的服务、舒适的环境以及“AA制”、“自助餐”等)，因此若说这是西方饮食文化对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冲击，不如将其看成是一种中西饮食文化之交流。

　　五、语言文化

　　海上丝绸之路的语言文化交流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部分，从利玛窦到马礼逊，都是在澳门学习中文，然后进入中国传教。1575年，从海上到达福建的西班牙传教士拉达（M.de Rada)，根据泉州土音（闽南话)用西班牙文编著一本《华语韵编》，这是西方人编辑中西字典尝试。以后是利玛窦与罗坚明的《葡华字典》，谢务禄（Alvarus de semedo，1963年来华)的《字考》（葡汉字典)。

　　广州、澳门和香港作为早期中国对外贸易港口城市，中西方语言交流汇聚之地，外国语言流行。1793年，有英国人记述说：“广州已不再完全是中国了。今天在那里仍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用罗马字写的招牌，常常可以听到人们说英语。这些现实已有很长的历史了。”［21］粤港澳早期流行的外语，主要是“广东葡语”和“广东英语”，即用广州方言拼写（注音)的葡语和英语词汇，颇有特色。［22］19世纪20年代，广州编辑出版了适用于平民百姓学习英语的书籍，这本小册子叫做《鬼话》（Davils Talk)，书价仅一两个便士，商人、店主，甚至连仆役和苦力都利用它来进行学习外语。［23］如果说《鬼话》的对象是单向的，主要方便广州人学英语，那么后来人们编辑出版《英语集全》一书，便是中英对照，让“华人可能学英语，即英人美人亦可学华语。”［24］正是由于语言文化交流的关系，在近代香港出版的书籍中，属于语言学习方面的图书，如辞典、字典和课本等占了半数以上。

　　从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的中西文化交流历史，我们了解到这种文化交流是丰富多彩的，同时也是错综复杂的，并有着一定的规律性。

　　（一)文化交流的多样性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多方面的，在某些重要文化交流过程中又夹杂着其他学科，从而反映出文化交流的多样性。如印度医学的传入，是随佛教的东传而来华。印度医学，并非佛教医学，其渊源更为久远。大约自公元前二千年印度医学已自成体系，有《吠陀》（Veda)经典，又有“五明大论”。初是口传，至公元前七世纪至前一世纪才用文字记录下来，佛教时期（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五世纪)才注入佛教教义。隋代以前译成汉文的印度医书，仅《隋书·经籍志》所载已有15种，后来的《新唐书》和《宋史》艺文志仍在不断补充，但全部都与佛教有关，直至今天，我们所能知见的“瑜伽功”，即古代印度佛教健身法——婆罗门瑜伽（Yoga)术，作为一种治疗方法，早在唐朝已经传入，这说明了早期印度医学与佛教同时影响中国。

　　文化交流的多样性还包括中西人士的往来，除大批西方传教士来华外，中国人也从海上远涉欧洲的求学深造。18世纪，黄加略及高类思、杨德望都是先后经由传教士介绍到法国学习，对推动当地的中国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法国学者戴密认为，在18世纪法国的中国学研究较其它西方国家有明显优势，在法国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功不可没。而当时的澳门则是这些留学生远赴欧洲的起点。”［25］ 

　　（二)交流中的复杂性

　　西方传教士总的来说是欧洲各殖民帝国的先遣队，但他们到了东方，出乎意料地发现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学识深邃的文明古国，有许多他们借鉴学习的东西，于是在日常的宗教和文化活动中他们先是采取温和谦虚的态度，以望能站稳脚跟。这样一来，完全出于耶稣会派遣其东来的本意之外，在中国与欧洲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下，传教士实际成了中西文明的传播者。至于传教士本身，“基于对天主教的虔诚信仰，并非自觉地为殖民地主义侵略服务，来华后一心传教，著书立说，在中国生活、工作数十年，把中国当作第二故乡，成了中国人民的朋友，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将耶稣会士与鸦片战争后代表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来华的传教士相提并论，而应该一分为二地评价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活动，在揭露他们来华的背景和目的的同时，也应肯定他们在中国所起的积极作用。”［26］因此说，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及其事迹具有两面性，既要充分认识其本质，又要看到他们在推动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近代化进程方面确实起到过积极的作用。

　　（三)文化交流的规律性

　　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其中一点是有着文化或经济优势的国家向落后的一方输出先进的科学思想和技术，犹如一座天平，形成一种倾斜。以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历史为例，最早是印度作为佛教的发源地，唐代高僧义净由海路到印度取经，并带回了当地寺庙雕泥作版印刷佛像的技术，其对中国雕版印刷的发明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其次是中国将自己发明的雕版印刷术输出外国，令西亚、阿拉伯和欧洲人大开眼界，造就和促进欧洲铅印技术的成熟和广泛应用；最后是欧洲铅印、石印技术的反输，使中国印刷业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如外国人摸索铸制中文铅字的方法，有人称这种“用西洋制铜模铅字方法，制成汉字的铜模”的做法是“外孙回外婆家之开始”。［27］公元7至8世纪，唐朝正处于太平盛世，无论在政治经济，抑或文化科技方面都属我国历史上的强盛朝代，它才有可能向世界各地输出包括造纸、印刷术在内的先进科技，而“欧洲在整个黑闇时代中，文化生活寂如死水，一旦和东方比较古老的文明接触，真是十分颠倒。这场斗争，对欧洲发生的影响超过于对东方的影响。”［28］公元15世纪，德国人谷登堡从事金属活字的铸造和金属活字版的研究获得成功，把印刷技术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接着欧洲经历了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其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反超中国，西方人士向中国输入较先进的印刷术，推介用这些技术印刷出来的精美书籍和致力研制中文铅字，这是意料中事，是历史的必然。

　　注　释：

　　［1］《梁书·诸夷传》。

　　［2］《汤用彤全集》第一卷，第178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3］《汤用彤全集》第一卷，第281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4］《汤用彤全集》第一卷，第303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5］马建钊：《伊斯兰文化对广州回族社会的影响》，《回族研究》，第19页，1994年第2期。

　　［6］马祖毅：《中国翻译史》，第244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7］马祖毅：《中国翻译史》，第497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8］马祖毅：《中国翻译史》，第498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9］段宝林：《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民歌四行诗之西传》，《民族艺术》，第129页,1999年第二期。

　　［10］马祖毅：《中国翻译史》，第500页，湖北教育出版，1999年。

　　［1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分册。

　　［12］陈寅恪：《三国志曹冲华佗与佛教故事》。

　　［13］阮元：《南怀仁传》，《畴人传》卷45。

　　［14］陈佳荣：《古代中外航路应称为“丝瓷之路”》，香港《明报月刊》1991年

　　7月号第25页。

　　［15］杨宝霖：《自力斋文史农史论文选集》，第313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

　　［16］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第20-21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

　　［17］武斌：《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第190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

　　［18］王玲：《中国茶文化》，第342页，中国书店，1992年。

　　［19］《换一种食法》，第24页，中华工商联出版社，1995年。

　　［20］马祖毅：《中国翻译史》，第519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21］［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第50l页，三联书店，1993年。

　　［22］章文钦：《广东萄语和广东英语初探》，《岭峤春秋》（一)，第56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23］［美］亨特：《广州“番鬼”录》，第4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24］唐廷枢：《英语集全自序》。

　　［25］朱亚非、刘文涛：《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与门户》，《世界历史》，第16页，1999年第6期。

　　［26］陈申如等：《试论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历史作用》。

　　［27］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见《中国出版史料补编》，第274页，中华书局，1957年。

　　［28］［美］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第170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

　　（作者：林子雄，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