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历史文化研究：唐代长安译语人(韩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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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历史文化研究：唐代长安译语人(韩香)

 　　[开封]史学月刊，2003年第1期

　　28-31页

　　【作者简介】韩香(1969-)，女，新疆乌鲁木齐人，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从事中国民族史、中外关系史的研究。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民族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062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历代王朝政府为便于与外国及周边各族交往，往往在中央及地方设有翻书译语一类的官职。唐代长安的译语人就是这样一种官职，主要见于鸿胪寺及中书省两个机构中，职位虽不显，但在各个接待环节都不可少。由于语言上的优势，常由胡人担任，其在处理外交事务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英文摘要】In order to make direct contact with foreign countries.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of ancient China would set the position of interpreters.The interpreters in Chang'an of Tang Dynasty belonged to the departments of Honglu-si and Zhongshu-shengIn spite of their low rank.they were Indispensable in various reception activities.People of northern tribes often undertook such jobs because of their advantage in language The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foreign affairs.

　　【关 键 词】唐代长安/译语人/鸿胪寺/中书省

　　Chang'ar of Tang Dynasty:interpreters:Honglu-si:Zhongshu-sheng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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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历代王朝政府为便于与外国及周边各族交往，往往在中央及地方设有翻书译语一类的官职。如周朝就设有象胥之官，汉代称译官、译令，魏晋亦称象胥，唐代称译语人，辽以后至明清称通事等。这些人虽职位不显，人数有限，但他们往往充当政府官员、周边民族及外国使节的代言人，在处理外交事务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这里仅就唐代长安政府机构中的译语人情况作一探讨(注：关于此问题，迄今尚未有专论，马祖毅的《中国翻译史(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和黎虎的《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两部著作中有所提及或论述，但亦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可能和必要。)关于在长安译经及民间的译人情况，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一

　　有唐一代国力强盛，交通大开，四方来朝，诸番进贡，京师长安，四方“重译贡珍，道途相继”[1](《吐蕃传》)。如南方的乌蛮“其语四译乃与中国通”[2](《南蛮传》)；东夷中的流鬼国王于贞观十四年(630)“遣子可也余莫貂皮更三译来朝”[2](《东夷传》)；德宗贞元八年(792)，骠国王亦“遣其弟悉利移因南诏重译来朝”[3](p11691)。此外，北方及西北方的回鹘、突厥，西方及南方的吐蕃、南诏诸族及西域、中亚诸国遣使来朝者更是不计其数。周边各国及四方诸族，地域遥远，风俗不同，语言亦不同，往往需要中介人传情达意，以通表疏，在这种情况下，翻书译语一事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唐中央设有专职翻译，即译语人。

　　唐长安译语人一职，主要见于鸿胪寺及中书省两个机构中。鸿胪寺在汉唐时期均为主管外交的机构。汉代大鸿胪即“掌诸侯及四方归义蛮夷”[4](《百官志二》)；唐代鸿胪寺作为九寺之一，对于外交事务的管理更为集中，《大唐六典》卷十八《鸿胪寺》称鸿胪卿之职，“掌宾客及凶仪之事，领典客、司仪二属，以率其官属，而供其职务”，其下属典客令、丞等通常亦掌“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归化在蕃者之名数……凡朝贡、宴享、送迎预焉，皆辨其等位，而供其职事，凡酋渠首领朝见者，则馆而以礼供之”。唐代对译语人的职位、人数的规定亦比较明确。同书卷二《尚书吏部》载：“凡诸司置直，皆有定制，诸司诸色有品直……鸿胪寺译语并计二十人。”鸿胪寺主要负责接待来使及处理外交事宜，唐代长安外事活动频繁，远方朝贡进献者络绎不绝。如据《册府元龟》卷九七○、九七一、九七二《外臣部•朝贡》等的记载，西域康国、波斯等朝贡就达30多次；此外，远至里海的陀拔斯单、荒蛮绝远的南海诸国及东方的高句丽等国均遣使来朝。这样频繁的迎来送往工作是急需翻译的，故唐朝于鸿胪寺中专职翻译就设有20人，以应付繁重的接待任务。

　　鉴于鸿胪寺的接待性质，鸿胪寺译语人主要是以口译为主。贞元四年(788)，回鹘公主来朝，迎德宗女咸安公主入嫁回鹘，德宗遣人“引回鹘公主入银台门，长公主三人候诸内，译史传导，拜必答，揖与进。帝御秘殿，长公主先入侍，回鹘公主入拜谒已，内司宾导至长公主所，又译史传问，乃与俱入”[2](《回鹘传》)，此中译史即为鸿胪寺译语人。又开元年间(713-741)，個失密国(今克什米尔)遣使者物理多来朝，“因丐王册，鸿胪译以闻”[2](《西域传》)。像这类导引宾客及传语的情况应是很多的，因史料所限，仅叙及此。

　　作为以接待为主要工作的鸿胪寺译语人亦多与客馆打交道。鸿胪客馆专门负责馆待番客。四方使者、官员入朝，多舍鸿胪。前述德宗咸安公主嫁回鹘可汗，可汗派遣以宰相为首的一千多人的使团来朝，“有诏其下七百，皆听入朝，舍鸿胪”[2](《回鹘传》)。可见其数量是很大的。唐政府往往通过译语人与这些人打交道。据《唐会要》卷六六“鸿胪寺”条记，开元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敕：“鸿胪当司官吏以下，各施门籍出入。其译语、掌客出入客馆者，于长官下状牒馆门，然后与监门相兼出入。”鸿胪寺的所司官员出入其中，都要出示出入宫门的记载其官爵姓名的门籍。而译语人与掌客“出入客馆”，往往与守门官吏相兼出入，这说明译语一职，职位虽不显，但在各个接待环节都不可少，事务繁忙，位低职重。至于其品秩，史料记载不详，不过，其常与掌客出入客馆，掌客一职为唐朝鸿胪寺典客署所置，据《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三》“鸿胪寺”条记，典客署有“掌客十五人，正九品上。掌送迎蕃客，颛莅馆舍”。而掌客所从事的这些工作随时都要有译语人作陪，前引《大唐六典》亦云“诸司诸色有品直”，故鸿胪寺译语人也应有一定的品秩，当不应低于九品。

　　值得注意的是，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出土的壁画中，有《客使图》，分东西两幅，每一幅均由六人组成，其中前三人为唐朝鸿胪寺官员，他们正接待三位外国及周边少数民族的来使。其中东《客使图》中接待官员头戴笼冠，身穿红长袍，腰束带，绶带曳地，看起来品秩较高，至少是在五品以上。而西《客使图》中三位官员则品秩相对要低一些，头戴幞头，身穿普通红色圆领宽袖长袍，无绶带。有学者认为，这三人很有可能就是鸿胪寺卿掌管之下的典客署官员从七品下的典客令和从八品下的典客丞。[5](p70)此说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认为，这样的接待工作随时应有译语人作陪，故其中当包括有译语人。

　　除承担繁重的接待工作外，鸿胪寺译语人也负责为宰相及其他部门提供有关周边民族及国外的地理、政治及文化信息。如会昌中(841-846)，黠戛斯可汗阿热遣使者至长安朝贡，唐武宗遣太仆卿赵蕃持节临慰其国，诏宰相(即李德裕)“即鸿胪寺见使者，使译官考山川国风”[2](《回鹘传》)，欲仿周朝史臣集四夷朝事为《王会篇》而绘《王会图》以示后世；同时，也为宰相等撰述周边地理道路情况提供信息资料。如唐德宗贞元年间(793-805)，宰相贾耽就著有《四道记》一书，此书已佚，《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摘录其文，其中对边州入四夷道等“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记”。贾耽所记，显然主要出自鸿胪寺译语人之口。另外，鸿胪寺译语人亦为其他部门提供服务。如尚书省兵部职方司的职方郎中、员外郎因掌“天下之地图及城隍、镇戍、烽候之数，辨其邦国、都鄙之远迩，及四夷之归化者”，故每有四方番客到京，即“委鸿胪讯其人本国山川风土，为图以奏焉；副上于省”。[6](卷五)《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兵部”亦记，鸿胪寺对“殊俗入朝者，图其容状、衣服以闻”，显然是要求鸿胪寺将来朝者的容貌、服饰画图上报兵部职方司。《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诸司应送史馆事例”条中关于番国朝贡例即记，“每使至，鸿胪勘问土地、风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并其主名字报”，从而为编修国史提供方便，这其中显然得通过译语人这个中介才能进行。

　　二

　　唐中央机构中另一个部门中书省，因有大量的文书及译语工作，则设“翻书译语”。《大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条称，中书省有“翻书译语十人”；《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二》“中书省”条下记，“蕃书译语十人”；《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元年”条下胡三省注云：“中书掌受四方朝贡及通表疏，故有译语人。”在中书省中既然称为“翻书译语”，显然与鸿胪寺中译语人的工作性质有所不同，主要负责四方朝贡的译语及接收四方表疏进行翻译工作，口译与笔译是并重的。

　　关于唐代中书省译语人情况，史料记载亦很有限。《全唐文》卷七○一载李德裕《论译语人状》中云：“右缘石佛庆等皆是回鹘种类，必与本国有情。纥扢斯专使到京后，恐语有不便于回鹘者，不为翻译。兼潜将言语辄报在京回鹘，望赐刘沔、忠顺诏，各择解译蕃语人不是与回鹘亲族者，令乘递赴京，冀得互相参验，免有欺蔽。”李德裕乃武宗时期宰相，常中书门下省，此石佛庆应为中书译语人。此状大约写于会昌年间，当时黠戛斯(即纥扢斯)多次遣使至长安，希望与唐联合攻打回鹘。而石佛庆乃“回鹘种类”，故李德裕担心其会将言语“不便于回鹘者”不翻译出来，或是将机密泄露给在京回鹘，于是不得不从外地借调译语人来。从姓名上看，状中石佛庆应为中亚石国人，而回鹘中有不少中亚昭武九姓胡。“安史之乱”爆发后，回鹘因助唐平叛有功，享有很多特权，因而中亚昭武九姓胡人常冒回鹘之名来内地经商。代宗时(762-766在位)，“回纥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赀殖产甚厚”[2](《回鹘传》)。故状中称石佛庆为“回鹘种类”亦是不为过的。

　　同为中书译语人的还有中亚人史诃耽。1986年5月，宁夏固原博物馆考古队对固原县南郊乡小马庄村唐代史氏家族墓地进行发掘，出土《史诃耽墓志》。志文云：“君讳诃耽，字说，原州平高县人，史国王之苗裔也……曾祖尼，魏摩诃大萨宝、张掖县令。祖思，周京左师萨宝、酒泉县令……(史君)隋开皇中，释褐平原郡中正……义宁元年(617)，拜上骑都尉、授朝请大夫……武德九年(626)，以公明敏六闲，别敕授左二监……寻奉敕直中书省翻译朝令，禄赐一同京职。贞观三年(629)，加授宣德郎。七年又加授朝请郎。九年，又加授通义郎。十三年，又加授朝议郎……永徽四年(653)，有诏：朝议郎史诃耽，久直中书，勤劳可录，可游击将军、直中书省翻译如故……乾封元年(666)，除虢州诸军事，虢州刺史……深思抱退，固陈衰朽，抗表辞荣……遂其雅志。仍赐物五十段……以总章二年(669)九月二十三日遘疾终于原州平高县劝善里舍。”[7](p69-71)由志文可知，史诃耽为魏晋南北朝时来华的中亚史国人的后裔，平高县(今宁夏固原)人，隋朝末年至唐朝初期长期在京城做官，唐武德九年奉敕担任中书译语人一职，一直到乾封元年任虢州刺史为止，作中书译语人达40年之久。其后告老还乡，死于平高县。可见史诃耽为一资深中书译语人，虽亦加封不少官衔，但一直以中书译语为正职。史诃耽本人亦见于史籍。《唐会要》卷六一“弹劾”条记，永徽元年(650)十月二十四日，“中书令褚遂良抑买中书译语人史诃担宅，监察御史韦仁约劾之”。据《旧唐书》卷八○《褚遂良传》载，褚遂良因此事不久即“出为同州刺史”。此史诃担即史诃耽。

　　除在中书省“翻书译语”外，中书译语人亦常常奉命出使。《册府元龟》卷一○○○《外臣部•仇怨》记载，贞观中(627-649)，“太宗遣折冲都尉、直中书译语揖怛然纥使西域，焉耆王突骑支因遣使朝贡，请开大碛路以便行李，太宗许之”。《旧唐书》卷七一《魏征传》记，贞观中“高昌王曲文泰将入朝，西域诸国咸欲因文泰遣使贡献，太宗令文泰使人厌怛纥干往迎接之”，后被魏征谏止。《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贞观四年(630)”条亦记载此事。从时间及事件上来看，此厌怛纥干应为揖怛然纥。他既为高昌王曲文泰之臣，应为西域人。由此看来，中书译语人多从地方及周边少数民族中选拔而来。除此之外，中书译语人也经常奉命对周边进行宣授或宣慰。据《新唐书》卷二一七《回鹘传》载，德宗即位后，即遣“中人告丧，且修好”，后回鹘顿莫贺可汗立，又“遣中人与回纥使聿达干往言其端”，欲与回鹘断交。武宗会昌时，回鹘为黠戛斯所灭，乌介可汗臣颉干伽思欲借振武以居太和公主及可汗，武宗乃“诏右金吾卫大将军王会持节慰抚其众，输粮二万斛，不许借振武，令中人好语开谕”。此中人即中间人，应为译语人。

　　中书省译语人因受理四方通贡及表疏之类的翻译工作，关系重大，是要有一定职位的。如前引《史诃耽墓志》记其为“直中书省翻译朝令，禄赐一同京职”。唐代京官与外官差别较大，外官只有职分田，俸禄少，而京官除职分田外，亦享有禄米，随等级不同而有差别，正一品七百石，最低从九品为五十二石。[6](卷三)《新唐书•百官志》中将中书译语人置于隶属于中书省的主书、主事之下，主书官为从七品上，主事官为从八品下，似乎译语人则应低于从八品。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大唐六典》记译语人属直官，如前述史诃耽、揖怛然纥等官职名往往为“直中书译语”，似不直接为中书省属官，以他官摄权，所以其品秩似不低于从八品。另外，直中书译语人往往兼受散官等职衔，如揖怛然纥亦担任折冲都尉，史诃耽亦先后被授予宣德郎、朝请郎、通义郎、朝议郎等。据《新唐书》卷四九上《百官志四》记，折冲都尉“上府正四品上，中府从四品下，下府正五品下”；《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则记宣德郎为“正第七品下阶”；朝请郎为“正第七品上阶”；通义(议)郎于贞观年间改为奉议郎，官职为“从第六品下阶”；朝议郎为“正第六品上阶”。以上均为文散官。虽说散官不理职务，加官而已，只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但唐制，“凡九品以上职事，皆带散位，谓之本品。职事则随才录用”[1](《职官志一》)，即不论职事高低，以散官来确定其人的身份及地位。故直中书译语人的品秩不会低于从八品，揖怛然纥最起码是正五品下，史诃耽最后应是正六品上阶，职位当不算低。此外，前述中书令褚遂良因购买其下属译语人宅地而被贬官的事实，亦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中书译语人是有一定地位及影响的。

　　三

　　另外，由上述分析亦可看出，不管是在鸿胪寺还是在中书省，担任译语人的多为胡人。如史诃耽、石福庆为中亚昭武九姓人(即粟特人)；揖怛然纥为西域人，从姓名上看，应为突厥人。随及唐初，西突厥势力强大，控制着西域广大地区，故以突厥人为译语人，且出使西域，也是很正常的。不过，总的来看，以中亚粟特人为多。这并不奇怪，因为中亚胡人，特别是粟特人本来就是一个商业民族，其足迹遍布古代欧亚大陆的商道上。从魏晋到隋唐，大量的粟特人东来兴贩，穿梭往来于丝路沿线的各个地区，同各个民族打交道，所以粟特人大都通晓多种语言。《安禄山事迹》中记，安禄山“长而奸贼残忍，多智计，善揣人情，解九蕃语，为诸蕃互市牙郎”[8](pl)。其部将史思明亦“通六蕃译，亦为互市郎”[2](《逆臣传》)。“六蕃译”、“九蕃语”大概就是表示精通多种语言的意思。由于粟特人的这种本领，粟特语也就成为当时丝绸之路上不同民族间交往时用的混合语了(Lingua franca)[9](p70)，故在丝路沿线诸镇，多有粟特人充当政府的译语人。如唐代丝路重镇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即是如此。吐鲁番阿斯塔那188号墓、210号墓出土有《唐译语人何德力代书突骑施首领多亥达干收领马价抄》[10](p87)、《唐西州高昌县译语人康某辩辞为领军资练事》[11](p72)等文书，即是证明。

　　总之，唐代长安译语人是政府为便于与外国及周边少数民族交往所设的官职，多由胡人担任，由于职业上的原因，常与中外各级官员打交道，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在对外开放及对外交往空前繁荣的唐代，他们无疑起了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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