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历史文化研究：印度高僧指空在中国：行迹、思想和影响(贺圣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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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历史文化研究：印度高僧指空在中国：行迹、思想和影响(贺圣达)

 　　[北京]世界历史，199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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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贺圣达，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教授。昆明650032

　　谈起古代东方国家之间的文化交往，尤其是印中之间的文化交往，指空是大有功的人物。在14世纪的数十年中，他都同中国有着不解之缘，后来又去朝鲜半岛，在高丽王朝复兴了禅教。因此，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和东方文化交流史上，应给予指空一定的地位。本文拟对指空在中国的行迹、思想和影响，作一个虽然是初步的却尽可能是较为全面的探讨。

　　一、指空--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人物

　　在古代东方国家之间，有着频繁而密切的文化交往。这些国家的宗教、文化人士，有的不仅往来于两国之间，而且在更多的国家间，传播着文化和友谊。在古代印度、斯里兰卡、中国和高丽(今朝鲜和韩国)的文化交流史上，至少有过两位杰出的文化使者在这几个国家都留下他们的足迹，对传播佛教文化作出了贡献。这两位文化使者，就是8 世纪时的新罗人慧超(704-？)和13-14 世纪的印度高僧指空( 1289 -1363)。慧超西去印度、斯里兰卡学佛，后在中国50余年，从事著述和佛经翻译，留下《经历五天竺国传》等著作，其事迹已为人们熟悉，载入史册。指空东来，在中国数十年，在云南时还主持了扩建狮子山正续寺，晚年在高丽宏扬佛法，复兴了禅教。正如季羡林先生所指出的，"指空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人物"，指空来华传教"这一件事也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注：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页。)

　　但是，翻检国内出版的大型辞书，如综合型辞书中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海》，专门学科型的辞书如《宗教辞典》、《佛教文化辞典》、朱杰勤先生主编的《中外关系史辞典》都找不到指空的名字。国内出版的各种宗教史和中外关系史著作，包括解放前出版的方豪颇有影响的《中西关系史》等著作，都没有指空的一席之地。最近出版的由白寿彝先生主编的20卷本《中国通史》的元史部分(第十三、十四卷)，也没有提到指空。倒是我们的邻国韩国，鉴于指空在韩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在指空研究方面有较多的研究，出版了各种成果。在东邻日本，该国学者忽滑谷快天在1930年出版的《韩国禅教史》中，就以较多的篇幅论及指空。我国台湾佛学者编的《佛光大辞典》对指空也有简略的介绍。

　　当然，中国学者对指空并非没有研究。早在1979年，陈高华先生就在《南亚研究》上发表了《元代来华印度僧人指空事迹》，1986年出版的何耀华教授的《武定夙氏本末笺证》也涉及指空事迹。近两年来，中国学者开始对指空作较为深入的研究。祁庆福教授、杨学政研究员和何耀华研究员先后在《云南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尽管如此，由于日、韩学者主要研究指空在韩国而中国学者对指空研究起步较晚，有许多问题，都有待于深入研究。笔者认为，仅涉及指空在中国的主要问题，至少有七个需要深入研究：一是指空来华时间；二是指空来华路线；三是指空单独来华还是与北印度高僧摩诃班达特一起来华；四是指空在中国的时间及行年事迹；五是关于指空的佛教思想；六是中国人对指空形象的描述；七是指空在武定主持扩建狮子山正续寺。在这七个问题中，关于指空主持扩建正续寺事迹，经祁庆福、杨学政、何耀华几位先生的研究，可以说已弄清。其余六个问题都有待于深入探讨。

　　研究必须从可靠的史料着手。与指空直接有关的史料较为缺乏。但经过多年的挖掘，已渐趋丰富。本文引用的，主要有五种，均出于指空在世时或圆寂后20年间，可以说是价值较高的第一手资料。这五种资料按时间顺序分别为：

　　1.元代武定路儒学教授昆明杨兴贤：《狮山建正续寺碑记》(文内简称《正续寺碑》)，撰于元仁帝延祐七年，即1320年。

　　2.元人撰《澹居稿》卷一中的《指空禅师偈序》一文，约作于元文宗至顺年间，即1330-1332年间。

　　3.《文殊师利菩萨无生戒经序》(简称《无生戒经序》)，由元明间的危素(《明史·儒林传》中有传)作于元顺帝至正十五年(癸己)，即1355年。

　　4.高丽李穑(1328-1396)撰《西天提纳薄陀尊者浮图铭并序》(简称《浮图铭》)，作于高丽王朝宣光八年，即1378年(指空圆寂后15年)。

　　5.《庚申外史》，中国元末明初权衡著，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编《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辑录，也涉及指空事迹。

　　韩、日两国学者著作中也有不少涉及指空在中国。其中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的《韩国禅教史》，引用高丽李穑《桧岩寺薄陀尊者指空浮图碑》(简称《浮图碑》)、闵渍《指空禅要录序》， 李齐贤(1288 -1367)的《送大禅师湖公之定慧寺》等文。

　　上述诸文引用较多，为节省篇幅，在文内出现均只出篇目或篇目简称。

　　二、指空来华时间、路线

　　(一)关于指空来华时间

　　指空何时来华？这是研究指空在中国的第一大问题，迄今已有三种说法：一是1293至1307年间(至元29年至大德11年)，可称为"至元大德说"；二是1308-1309年间(至大元年至二年)，可称为"至大说"；三是1324-1327年间(泰定元年至四年)，可称为"泰定说"。

　　"至元大德说"，是1996年11月在云南武定狮子山举行的关于指空研究的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出的。其根据是《浮图铭》称指空第一次来华"居未久，西游安西王府"，并对照《元史》有关记载，尤其是关于安西王的记载。此说当然是一说，但时间跨度太大。而且，按《浮图铭》，指空先到燕京然后再到安西王府，而他在安西王府仅"与王傅可提相见"，旋即作中国西南之行，因此，他在安西王府时间很短。至元大德说，似乎没有解决指空究竟何年来华，到安西王府等问题。

　　"泰定说"是一些学者根据《浮图铭》等史料提出的，此说多见于海外学者有关指空的著述中。忽滑谷快天的《韩国禅教史》引述《桧岩寺薄陀尊者指空浮图碑》，对指空事迹记述颇详，但对于指空何时来华，没有交代，仅说"元泰定年间，见天子(铁木儿)于难水之上。"台湾出版的《佛光大辞典》指空条明确提出指空"泰定年间来华"，可能就是根据这一史料。

　　"至大元年或二年说"由何耀华研究员首先提出，他根据元代中国云南武定路儒学教授昆明杨兴贤的《狮山建正续寺碑记》、《武定夙氏本末笺证》及《浮图铭》等资料，作了进一步研究。认为《佛光大辞典》的"指空泰定年来华说"有误， 提出指空至大二年(1309 )或三年(1310)来华说。何耀华先生的推断为：指空来华后，"于元延祐一年(1315)扩建正续寺，六年(1320)落成。在来滇前于蜀坐禅3年，加上在其他地方逗留的时间推之， 他来华的时间可能在至大二年(1309)或三年(1310)。"(注：何耀华：《指空在中韩两国传播佛教文化的业绩》，载《云南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 这一推断是有根据的。

　　我是赞同"至大说"的。我认为，指空来华的确切时间当在元武帝至大二年春。我的根据，是最接近于指空的元代人的著述《澹居稿》卷一《指空禅师偈序》。该文说"至大二年春，有大禅师号指空，自身毒航海至广东，大子威顺王延致之，恳问法要。既而以闻，英宗皇帝遣使召至内殿问法供奉，公卿大夫莫不受其道。历泰定、天历逮至今天子，尤加敬礼"。《澹居稿》作者系元代人，以文中"历泰定、天历逮至今天子"等句看，作者作此文当在元文宗至顺年间，即1330-1332年。作者的友人李君贤"求食京师，屡造师(指指空)之室，得所亲书赠偈"。作者本人也是指空弟子，"师赴召时，道浔阳，留予授经报恩者半月。予时尚幼，蒙师启诲，授以最上乘戒，故其得为又颇悉。"因此，他的记述是可信的。至大是元武宗年号，至大元年为公元1309年。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编《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下册)，辑录了这篇文章，但开头一句为"至正二年春"，当为误抄，因为至正是元顺帝的年号，至正元年为公元1335年，在泰定(1324-1327)、天历(1328)之后，也在英宗皇帝(1321-1324年在位，年号为至治)之后。如果指空在至正二年春即公元1336年春才来华，那就不可能有文中所说的"英宗皇帝(1321-1323)遣使召至内殿问法，"以及"历泰定(1324-1327)天历(1328-1329)逮至今天子，尤加敬礼"；而指空在元延祐年间(1315-1320)主持扩建正续寺、泰定年间(1324-1327)见泰定帝，均在元顺帝至正年之前。对此，祁庆福、杨学政、何耀华诸先生根据确凿史料作了充分论证。因此，《指空禅师偈序》的首句，当是"至大二年春"，而不可能是"至正二年(1336)春。"

　　当然，这段史料中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释，这就是该文中第三句"大子威顺王延致之"的"威顺王"，当不是泰定三年(1326)所封的。在明代宋濂等撰的《元史》中，提到封威顺王，共有三处，其中一处在《本纪第三十·泰定帝二》〔作"壬子(1326)，封诸王宽彻不化为威顺王，镇武昌"〕，二处在《元史·诸王表》中(分别为"宽彻普花，□□□年赐金印"和"威顺王名宽彻普花，泰定三年封，分镇武昌")。(注：《元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67、2739、2746页。) 三处记载，不尽相同。《元史》成书仓促，有所疏漏，恐亦难免。《指空禅师偈序》所提到的威顺王，可能并非泰定三年所封，而是在此前。因为湖广系元蒙重地，元蒙入主中国后，就在各地大封诸王，不会迟至泰定年间，才封威顺王镇武昌。而且，按《元史》记载，泰定帝有四子，"俱早陨，无后"，(注：《元史》，第729页。) 而《指空禅师偈序》所提到的威顺王，却是"大子"。因此，指空所见之威顺王，当是在至大或至大前受封者。

　　(二)指空来华所走路线

　　关于指空来华所走的路线，忽滑谷快天引述《桧岩寺薄陀尊者指空浮图碑》说"空之行化中国也，遇北印度之摩诃班特达于西蕃，偕至燕京。"但这段文字说得有些含糊，并没有明确指空是在什么时候从哪里进入西蕃(西藏)的。何耀华教授的《指空在中韩两国传播佛教文化的业绩》，根据日本《大正藏》史傅部二○八九号梵僧《指空禅师傅考》所收李穑《西天提纳薄陀尊者浮图铭并序》，明确提出指空"由北印度经西番(西藏)至燕京。"指空来华究竟走哪条路线？还可深入探究。前引元人《澹居稿·指空禅师偈序》，说指空"自身毒(印度)航海至广东。"我认为此说可信。从史籍记载及指空来华后各方面的情况看，指空走海路从斯里兰卡或南印度来华，可能性更大一些，其理由有五：

　　首先，《澹居稿·指空禅师偈序》是较早关于指空的史料，出于指空的弟子之手，作者的友人与指空关系甚密并得到其"亲书赠偈"。因此，这一材料可信度应该是较高的。

　　其次，就指空本人的情况而言，他19岁"诣南印度楞伽国(今斯里兰卡)"学佛。他在斯里兰卡学佛后，是否又回印度内地？史无明确记载。但联系有关材料和指空行状看，他没有回印度内地而直接到了中国。台湾《佛光大辞典》定其生年为1289 年， 而他来华时间如上述所证为1309年，即20岁来华。来华前他在斯里兰卡，至"吉祥山普明尊者住处"，明云："从中竺抵此，步可数否？"空不能答，退坐六月有悟，告明白："两脚是一步"。"明乃付空衣钵。"从《浮图铭》的这一记述看，指空在斯里兰卡的时间不长，大约在一年之间。如果又要回印度，再从北印度入西藏，在1309年到中国内地是不可能的。

　　第三，从印度的情况看，"9至11世纪时， 大乘佛教以密教形式存在于印度某些地区。8世纪，穆斯林外族入侵，使曲女城、马土腊、 那烂陀等处的佛寺被摧毁。1203年，伊斯兰教军队征服孟加拉时烧毁超行寺，以此为标志，佛教在与印度教竞争被削弱之后，又受到穆斯林入侵最后打击，终于在印度本土基本上消失了。"(注：培伦主编：《印度通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2-243页。)指空来自印度，他当然深知故国情况。在那种情况下，他没有回印度而"知东方有可化之机，决意向东。"

　　第四，以14世纪初的印度与中国之间的交通看，海上航线畅通，"交通道路几乎全是海路"。(注：闵清：《指空禅要录序》，转引自《韩国禅教史》，第216页。)而陆路交通， 尤其是从北印度到西藏再入中国内地的道路，极为困难。指空在斯里兰卡时既然已"决意向东"，(注：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第128页。) 似也不大可能弃捷径而走险途。

　　第五、元代广州为"南方都会"、"蕃舶凑集"。据《大德南海志》，同海外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有140多个， 从广州出发的航线可直达南印度，来往的外国船只相当多。因此，指空完全可能从斯里兰卡或南印度直接来华，先到广州。

　　(三)指空是单独还是与北印度高僧摩诃班达特一起来华？

　　这个问题与指空来华路线有关，我的看法很明确，那就是指空是单独从斯里兰卡或南印度直接来华。指空与摩诃班达特同行之说，出自李穑的《指空浮图碑》中的一句话："空之行化中国也，遇北印度之摩诃班达特于西蕃，偕至燕京"，后人即据此认为指空与摩诃班达特同来中国。但李穑的记述，并没有说指空自出发时就与摩诃班达特同行，只是说指空在西蕃(今西藏)遇到北印度的摩诃班达特，然后一起赴燕京。有的文章在引述《浮图铭》时，引为"师自言：'吾之行化中国也，遇北印度摩诃班达特于西蕃，偕至燕京'"，恐系误引。中间漏了一段文字，这就是"空自言，空之曾祖师子肋、祖斛饭，皆迦毗罗国王，母香至国公主。八岁出家，依那兰陀寺讲师律贤剃染。"因此，所谓"空自言"，是讲他的出身和早期经历，而不是自述遇摩诃班达特，同来燕京。

　　因此，我的看法是，指空于至大二年(1309)由海路来华，并未与摩诃班达特同行，也没有一起到燕京。至于他在西蕃遇摩诃班达特之事，确有其事，但两人旋见旋散，并未同行。本文下一节将涉及。

　　三、指空在中国的时间及历年行迹

　　指空在中国究竟住了多少年？历年行迹的具体情况如何？国内学者尚未系统研究，而从国内看到的海外已出版的一些著述看，多以转述史籍记载为主，虽在一些方面已取得进展，但总的来看对指空行迹尚未理出一个较清楚的线索；或语焉不详，或记述有误。台湾出版的《佛光大辞典》中的"指空"条说，指空"泰定年间来华，受帝室供养，又转化云南、贵州等处，于泰定四年至高丽。"如按此说，指空在中国，仅仅4年而已。 忽滑谷快天的《韩国禅教史》引用李穑撰《桧岩寺薄陀尊者指空浮图碑》等材料，说指空"元泰定年间，见天子于难水之上"；又说"空之行化中国也，遇北印度之摩诃班达特于西蕃，偕至燕京"，并说指空"居未久，西游安西王府"(在今甘肃)，此后又经西蕃，到四川，"坐禅三年"，转入云、贵，然后经湖南、江西、江苏，再至燕京，"遇泰定"。按照此说，指空在这四年间，前后几次到中国各地，几次见泰定帝。但是，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指空要在4 年间行程数万里，几乎在中国走了一个大圆圈，而且一路上说法传教，在各地作长则数年短则数月的停留(按《浮图铭》在四川就住了三年多，到云南后在中庆路"诸山请演法，凡五会")，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因此，理清指空在中国时间及行迹，实为必要。

　　依我所见，指空自至大二年即1309年到中国，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圆寂，在这54年间，他同中国一直有着不解之缘。指空在中国数十年，大致上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是从1309年到广州，然后上北京，转安西，去西南，再经长江中下游于至治二年(1322)到扬州，历时12年，可以称为遍历中国各地讲经说法时期。第二段是从至治二年(1322)到北京，到泰定三年(1326)第一次去高丽，共历5年， 不妨称为大都五年。第三段是从泰定四年(1327)到至正二十二年(1363)圆寂于高丽，共36年，为往来于燕京和高丽时期。在这一段时间里，虽然指空的主要业绩是在高丽弘扬佛法，复兴禅教，但从文献记载看，他经常往来于中国与高丽之间，在大都常居于高丽僧寺，与元皇室也保持了密切关系，每一个新登基的元帝都要请他讲经说法。因此，实际上指空有相当一部分时间在北京。如此算来，指空在中国的时间，前前后后达40余年。

　　要完全弄清楚指空在中国数十年的活动，还有待于发掘更多的资料，展开更深入的研究。现就已有的资料，按年代顺序，对指空在中国的主要活动，尽可能作一个比较系统、有序的记述：

　　1309年(至大二年)，指空从斯里兰卡或南印度到广州，并从广州到北京。初到中国，声誉未盛，虽未见元帝，但"大子威顺王延致之，恳问法要"(《澹居稿·指空禅师谒序》)。

　　1310年(至大三年)，指空在北京"居未久"即西游。《浮图碑》记载的指空西游安西王府，当在此年。指空到安西王府，曾与王府可提相见，"可提请留学法，指空志在周流"，没有留下，继续西南行。至西蕃(今西藏)，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的摩提耶城，遇北印度之摩诃班达特。我认为藏北才是指空、摩诃班达特相遇之处。指空会班达特后，欲与班达特"互扬化，不契"(《韩国禅教史》，第215页)， 可能旋即分手。然后，指空经伽单(Gattm)、暇城， 由暇城城主"护送至蜀"。

　　1311-1314年(至大四年至延祐元年)，指空在蜀，"礼普贤巨像，坐禅三年"(《浮图铭》)。何耀华先生认为，指空所礼之普贤巨像，当是峨眉山万年寺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 )铜铸普贤巨像。如是，指空在蜀大部分时间，当在峨眉山。这是指空第一次在中国的一地连续住3年。可能正是在峨眉山，指空学会了汉文， 这为他后来接触汉文佛典打下了基础。

　　1314-1315年(延祐元年至延祐二年)，指空由川入滇，备经艰险。在大毒河(今大渡河)曾遇盗，经罗罗斯(今凉山地区)，渡过金沙江，进入云南，大约1315年春到云南城(今昆明)，入祖变寺(旧址在今昆明附近)。当年曾在龙泉寺(旧址在昆阳)坐夏。

　　1315-1320年(延祐二年至延祐七年)，指空在云南。他在当时云南行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中庆路(包括昆明、富民、宜良三系和嵩明、晋宁、昆阳、安宁四州)活动时，"诸山请演法，凡五会"(《韩国禅教史》，第215页)。 指空在滇期间的最大业绩，是主持扩建武定狮子山正续寺。狮子山正续寺始由蜀僧朝宗创建于至大辛亥(1311年)，经指空在自1315-1320年间的惨淡经营，扩建后定名为"正续禅寺"。指空在云南期间，学会了云南话。

　　1321-1322年(至治元年到至治二年)，指空离开云南，前往贵州。"贵州元师府官皆受戒"，贵州的一些少数民族"苗蛮、徭、僮、青红花竹、打牙仡佬诸洞蛮俱以异菜来请受戒"(《浮图铭》)；离开贵州后，入湘西，后经"常德、洞庭湖、湖广、庐山、淮西"，大约在至治二年春(1322)到达扬州。

　　1322年(元英宗至治二年)，指空完成1309年从北京出发，经中国西北、西南广大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各省之行到达扬州。他沿途传经说法，接受官、民受戒，并完成扩建正续寺大业，声誉远非初来华时可比。因此"英宗皇帝遣使召至内殿问法供奉"(《无生戒经序》)。可能正是由于这一背景，他到扬州后，"扬州太守以舟送空至都"(《浮图铭》)。这是指空二次到北京，第一次见元帝，名动京师，"公卿大夫莫不受其道"(《元生戒经序》)。

　　1324年(元泰定帝泰定元年)，指空见泰定帝。是年元宫廷发生政变，英宗被杀，泰定帝登位，召见指空。《韩国禅教史》对此有两处记载，一曰"元泰定年间，(指空)见天子(铁木耳)于难水(按：难水，位于今嫩江或松花江之上)，论佛法称旨"(该书第214页)。 又曰指空到扬州后，"太守以舟送空至都，……既而至泺京(元上都)，遇泰定帝"(第216页)，两处均未交代具体时间(年代)， 且有矛盾之处。元末明初的文臣危素于1355年撰写的《文珠师利菩萨无生戒经序》说，"皇元泰定初，中印土王舍城杀底里孙曰指空师，见晋王于开平"。据此，泰定初见指空，当在为晋王而未称帝时。同据此文，泰定"命有司岁给衣粮"，指空谢绝，曰"吾不为是也"。可见，指空虽见泰定帝，并未受帝供养。

　　1326年(泰定三年)指空游高丽，礼金刚山法起菩萨道场，临行前泰定帝及"众诸臣僚合辞劝请少留"(《无生戒经序》)，指空于是留下《文珠师利菩萨无生戒经》三卷。指空去高丽后，"既而有旨还燕"(《韩国禅教史》，第214页)，仍与元室保持一定的关系。 指空在高丽再兴禅教，是以在中国几十年的活动为基础并以北京为基地进行的。

　　1328年(元文宗天历六年)，"天历皇帝诏与诸僧讲法禁中"(《无生戒经序》)。指空讲经时，"天子(文宗)亲临听之"(《韩国禅教史》，第214页)。此后，指空往来于中国与高丽之间， 在大都"诏居高丽寺之丈室"(《指空禅师偈序》)。"习静一室，未尝出门"，虽与元皇室和王公贵族仍接触较多，但关系并不融洽，"王公贵人，多见呵斥，虽帝亦不免"(《庚申外史》)。

　　1341年(至正元年)元顺帝即位后，即于当年，偕皇后、皇太子迎指空入华延阁问法，指空预言天下将乱。此后，时有对元室不敬之言，"闻者怪之"。从元顺帝称"渠是法中王"(《浮图碑》)看，指空在佛教界居于重要地位。

　　1348年(元至正八年)，高丽僧慧勒(即懒翁)来华，到燕京法源寺参访指空。

　　1353年(至正十三年)，由元王朝资政院"使姜金刚施财"，刊刻指空的《文殊师利菩萨无生戒经》(《无生戒经序》)。

　　1363年(至正二十三年)，指空在高丽贵化方丈圆寂。

　　四、指空的佛教思想

　　关于指空的佛教思想，有的学者认为具有浓厚的佛教密宗色彩，而有的学者认为其禅学无密教成分。我认为知人论世，探讨指空佛教思想，应联系其所处时代、所经历国家的情况以及指空个人的经历，历史地全面地考察。指空所传的佛教，较为复杂，有密教的成分，甚至在中国西南地区传教以密教为主，但是，指空佛教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禅学。

　　指空的佛教思想及其所传的佛教较为复杂，是由他所处的时代以及所接受的佛教思想决定的。据李穑的《浮图碑》，指空8岁出家， 依那烂陀寺讲师律贤剃柒。而那烂陀寺自7世纪以来， 一直是印度佛教的一个中心。10世纪后印度佛教在伊斯兰势力入侵和印度教竞争下渐趋式微，那烂陀寺仍是印度硕果仅存的佛教中心之一。指空在那烂陀寺长达12年，长期的浸润，使其熟谙佛教经典。从佛学理论上讲，恐怕很难完全以密宗一言以蔽之；然而在实践上，8至12 世纪印度佛教在挣扎中求生存发展，流行的是密宗，那烂陀寺和超行寺是密宗的两个中心。对于密教的咒术和仪式等等，指空也是熟悉的。因此，可以说指空的佛教在其奠定基础时，就有佛学根底深厚的特点及兼具密宗和非密宗两方面的因素。这里还应该顺带指出，过去有关印度佛教史的著作中，认为印度佛教在12世纪最后灭绝似已成定论，从指空的经历看，情况并非完全如此，13世纪时印度仍有信奉佛教者。

　　指空在那烂陀寺深研佛学12年后，"十九诣南印度楞伽国(今斯里兰卡)吉祥山顶香庵见普明"(《韩国禅教史》，第215页)， 其时在1309年指空来华前。指空在斯里兰卡受佛教思想影响情况如何？资料不足，难以详考。但从斯里兰卡12世纪以后佛教发展的总体情况看，当时主要有三派，即大寺派、无畏山寺和祗陀林寺，其中大寺派属小乘佛教，已为佛学界共识。但无畏山寺和祗陀林寺则仍传某些大乘佛义，如关于"波罗密多"的理论，对于菩萨的信仰等。指空在斯里兰卡所学，当属无畏山寺和祗陀林寺所传的某些大乘，甚至不乏禅学色彩。《浮图碑》所述指空见普明事迹，似也透露此中消息。据《浮图碑》论述，指空见普明，"明云：'从中竺抵此，步可数否？'空不能答。退坐六月有悟，告明白，两脚是一步，明仍付衣钵。……空以偈谢恩师己，语众曰：'进则虚空廓落，退则万法俱沉。喝！'"(《韩国禅教史》，第215 页)普明指空的这番对话，颇有"顿悟"和"以心传心"的色彩；而指空语众，也带有《大方广佛华严经》中"万法是一心，一心是万法"的意味。因此似可以说，指空在斯里兰卡期间，在佛学理论上进一步深造，并已不无禅学思想。

　　如果说指空在印度和斯里兰卡时期主要是研习佛教，那么，他到中国(以及以后到朝鲜半岛)后，主要是弘扬佛法。但指空在华数十年，懂汉文，汉文佛典对他的影响不能低估，惜迄今研究甚少。指空在中国所传佛教系何宗？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何耀华先生和扬学政先生在他们的论文中提出，指空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中所传系密宗，正续寺也带有浓厚的密宗寺院的风格，我赞成他们的看法。可以认为，由于当时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采用巫术、咒语等方式的密教更易为他们所接受。另一方面，在佛学思想和理论上，指空似更重禅学。危素的《文殊师利菩萨无生戒经序》说，"师之言曰：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我道则然"。《指空禅师偈序》说，"故其说法普随物机之宜，亦以心法，俾各自得其所固有，而入解脱之境矣"，并赞其"心法之微，又非言语文字所能形状"，都揭示了指空的禅学思想。

　　但是，指空的禅学在元代中国的影响较为有限，到高丽后他既有梵师的身分，又熟谙印度佛学和中国佛学，更适应高丽社会的需要，尤其是得到王室与官员士人的支持，其佛学的禅学方面，才大放光彩。指空到高丽后，以禅宗祖师"菩提达摩自比，国人奔走，争执弟子之礼"，(注：李齐贤：《送大禅师湖公之定慧社诗序》，转引自《韩国禅教史》，第211页。)而指空在高丽所著的《禅要录》， "顿入无生大解脱法门指要，具说戒定慧三学及依之解脱之道，其思想所基乃在般若。"(《韩国禅教史》，第217页)对韩国禅教发展影响深远。 正如忽滑谷快天在《韩国禅教史》第九章《指空之禅机》中所评述的，"梵僧指空来代，空棒喝并行，禅机峻峭，虽不长留高丽，而高丽之禅，有从空再兴之观"。

　　那么，何以指空禅学的影响在元代中国较为有限？这与元皇朝的宗教倾向不无关系。元朝诸帝虽然无不"崇尚释氏"，但兴趣所在，是重视诵咒、祈祷、祭祀、供养的藏密，以至近百年间一直以藏密领袖为国师。忽必烈的国师八思巴死后，元皇朝给予的谥号为"皇天之下亿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DB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如此谥法，在中国历史上是仅有的。但对于重哲理玄旨思辩，讲以心传心自解自悟的禅学，元皇室就没有多少兴趣。而元代的社会环境、民族政策及一般汉族知识分子地位的低下，也难使禅学兴盛。因此，尽管元太祖成吉思汗有过对各种宗教一律平等对待的主张，禅宗作为元代佛教诸宗之中的一宗余绪未绝，但始终没有居于主流也不曾兴盛。在这种情况下，指空的禅学在元代中国未能产生更大的影响，也就不难理解了。

　　本文已对涉及指空在中国的一些问题，作了初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我想可以对指空在中国的活动和业绩，作出一个总的评价。我认为，在14世纪南亚和东亚的文化交往史上，指空至少是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而在这一交往中，指空在中国的活动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指空与中国的不解之缘，长达50余年。他在中国的主要业绩，是在中国西南一些少数民族中传播了佛教(这对当时普遍信仰万物有灵的民族是一个进步)，在云南主持了扩建正续寺(这座著名的寺院被誉为西南禅学滥觞)，在文人学士中扩大了禅教的影响，对元皇室有一定的宗教影响但又没有接受元皇室供奉。他在泰定三年后去朝鲜半岛弘扬佛法、复兴禅教的活动，也是以在中国几十年的活动为基础并以燕京(今北京)为基地进行的。对于指空这样一位对于古代中印文化交流及东方文化交流有过很大贡献的人物，应予充分的肯定，给予较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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