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鲁派大德传记：浪丐心泪──大藏寺祈竹仁宝哲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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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派大德传记：浪丐心泪──大藏寺祈竹仁宝哲自传

　　天主教高伦神父序

　　在十多年前，祈竹仁宝哲进入了我的生命。自始，我们常有友善及有益的定期性会面及交流。在认识仁宝哲不久后，我邀请他来到澳洲柏斯的一所天主教修道院中作客，并把他介绍予我的一众同修弟兄们。至今我仍清楚记得，在把仁宝哲介绍予修道院众神父时，我是多么地以能与仁宝哲为友为荣！

　　在修道院中，仁宝哲分享了他的人生经历及禅修体验。他的自然、简朴、谦逊及他所描述之禅修体验，深深地打动了我们这些天主教神父的心灵，以致大家对他的该次到访交流至今仍印像深刻。

　　祈竹仁宝哲是一位智人，但他并不遁离世间以追求智慧境界，而是把智慧及慈悲带来这个世界。仁宝哲以一位佛教法师及西藏医学大师的身份，以身作则地向每一位他遇上的人开示友爱、包容、尊重及同体大悲的情操。在五大洲的每一角落，都有受过仁宝哲影响的人。

　　我记得在一次陪同仁宝哲到访他所住持的大藏寺之路上，车子途经西藏以东一个高达一万五千呎的险峰。路的一边是悬崖，另一边则被泥石流堵死了。我们的司机竟然选择在这个险地超车越过前面的大货车。此时，我下望车边险峭的崖壁，心中充满不安。在这一刻，仁宝哲倚身向前，在我的臂上握了一下，他的眼神似是在说：‘放心吧！’。就在这当下，我的紧张情绪完全消全于无形，我甚至更几乎是在享受在仁宝哲身旁这平静的当下一刻。以上所说的，便正是我的这位挚友所散发出的、超越言语的信心及体验。我深信在有幸认识仁宝哲的其他人当中，有许多位也曾有过相似的难忘经验。

　　你正在阅读的这本书，是仁宝哲这位以弘法为己任的人之内心流露，同时亦是由仁宝哲的生平片段及内心体验，交识串成的一本见证。透过阅读仁宝哲所分享的生平经历，读者的生命将会有所启发及更趋丰盛。

　　有人说过：‘当你具备了当弟子的条件时，师父便会显现！’。愿读者透过本书而进入这位真正及慈悲的道上大师之生平、经历及体悟，从而唤醒自己的内心世界！

　　祈竹仁宝哲自序

　　在此，我先向我的根本恩师赤江仁宝哲致敬。

　　自一九八六年起，小徒林聪便开始由师徒日常谈天内容中搜集我的生平资料，十多年来不厌其烦地多番追问我生平的细节。近年来，由于祖庭大藏寺僧众及各地弟子的请求，同时为了避免各国弟子及故乡对我生平的失实渲染，我用上了一点时间，由我依回忆口述，林聪、达华译师及卡玛仁青比丘笔录及整理，配合林聪十多年来抄录成的片段，最终才结集成为这本自传。

　　在传统上，本来只有具德大师之辈的生平才会立传流传，后世读者可由阅读这些大德传记而对佛法生出敬重之心。我只是一个凡夫，一生中并无任何足以立传的成就。在这本或许会引人耻笑的自传中，所记载的只不过是一位平凡僧人飘泊大半生的平凡故事，绝对不可与历代大师传记相提并论，其着写目的亦仅仅是让非藏族的读者聊以了解一下西藏文化与藏传佛教僧人生活的点滴而已。

　　第一章──由出生到出家

　　我的生平，只不过是一个平凡僧人飘泊流离的平凡故事，乏善可陈。

　　我于一九三六年夏季藏历七月初一生于西藏东部嘉绒地区的一个小乡村中。嘉绒一带是其中一个藏族聚居的地区，当年由十八土司(即地方领袖)管辖，地大物博，盛产牛黄、熊胆、鹿茸、虫草、松茸及贝母等药材。在十八位土司中，我的生地属于松岗土司属地，村名‘霞渡’，当年人口我猜想约为一千村民及一万邻近居民左右。村中有一座具三百多年历史之寺院，本为觉囊派道场，后由第三世祈竹仁宝哲将其转为格律派，遂成为大藏寺之下寺及由历代祈竹仁宝哲所住持的道场之一。以现代的政治地理域名来划分的话，我的生地现属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县脚木足乡，距四川省成都市四百多公里，称为‘川北’地带，区中有大藏寺(Dhe-Tsang，文史上亦称‘答仓’、‘大泽’等异译)等名刹。我们的语言不同于现在被普遍称为‘藏语’的拉萨方言，而是另一种被笼统地称作‘嘉绒语’的地方方言。单就一个嘉绒地区，已经有多种不同的方言。有好些地方，相隔一个村便已是使用另一种方言的地域了。藏地是佛教盛行的地区，嘉绒区当然也不例外，而且还是其中一个佛教发展得最早的地域。远在一千多年前，后藏地区的毗卢遮那大师已来到嘉绒一带弘法，由这位大师在嘉绒创立之寺院，被视为西藏佛教最早之发源地。这寺院由我的外公当法台，当年有三百常住僧人，于大法会时则有更多的各宗派僧人同聚修法。在公元十五世纪，格律派始祖宗喀巴祖师的教法正开始在拉萨地区弘扬时，他的心子阿旺札巴祖师却已同时把格律派的教法带到嘉绒地区广弘，并建立了川北名刹大藏寺，亦即我在出家后所隶属的寺院。

　　由于嘉绒地带紧贴汉地，这的文化亦深受汉地的影响。在嘉绒，不但藏传佛教的主流格律派盛行，其他如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乃至在其他藏区甚为式微的觉囊派及藏地的原始信仰苯教都甚为活跃。汉传佛教、汉地的道教乃至罗马天主教、回教及基督教等在此地当年均已有道场及活动，时至今日仍然如此。

　　我出生的家庭也有浓厚的汉文化影响。家父次仁般措(TseringPhuntsok)是当地望族背景，为人善良，甚得村民之拥护尊敬，乃至后来文革时期他虽被定位为旧社会领导层，却因民众多次代说好话而得以幸免于难。家母达西拉姆(TashiLhamo)是当地的著名美女，有一点汉族血统，比家父小十五年。她的父亲(即我的外公、第六世祈竹仁宝哲)生于附近的大藏寺一带，外婆的家族却是混杂汉、藏血统的，据说族史上溯一位似乎是来自湖广地区的汉人军官。故此，家母的生活习惯中有不少与汉族相似，她的亲戚中有些仍保留汉地的习俗，例如供奉土地公、灶君及关公等，这些习俗我从小便看惯了。

　　在我出生前，据说家父与家母留意到不少吉祥的征兆，家母更不断梦到当地山上的隐士第五世悉弘仁宝哲飞来降落于我们屋中的天台上。

　　由于后来大家都认为我是悉弘仁宝哲(ShrivamRinpoche)之转世，在这不妨说一说他的历代生平。第一至第三世的悉弘仁宝哲都是嘉绒圣地观音桥附近的人。这个圣地离我的生地也不算太远，乃因供奉由著名藏王松赞干布所修之五尊观音像其一而闻名，同时它亦被尊为金刚瑜伽母的圣地之一。第三世悉弘仁宝哲在这圣地附近的一个小山洞中修行多年，得到极深的成就。在出关后，他到了我的生地而圆寂。第四世悉弘仁宝哲生于我的生地，后来在当地山上修建了一间小茅蓬而闭关终生。在他圆寂后，又转生于附近村落一个贫农家中，父名‘固努依’，母名‘嘉生’。这位第五世之悉弘仁宝哲积美仙藩多杰(JigmeyZhanphenDorje)自幼便显出非凡能力。有一次，他力称某块石头中有一虫被困在内，由他的兄长打碎石后果然见到是如此。在他修护法供养时，有时会有火光由他的手鼓中发射出来(这个手鼓后来被呈交予我)。他又能在一小时内，行走常人必须走上一天的路程。此外，还有种种迹像显示他能役使护法代为办事。在他年约二十岁时，他入了一座宁玛派寺院学法，然后便入关准备作长达三年又三个月之闭关。在离家入寺前，当地一位历算师预言悉弘仁宝哲及其弟将永不返原乡。果然，在闭关期中仁宝哲预言自己将圆寂，并向其弟嘱咐后事。其弟力求兄长把他也带走，最后兄弟二人均死于关房中。仁宝哲生平曾撰著不少论作，但现今已失传。在仁宝哲生前，家母在十三岁时曾见过他一面。

　　家母生我时十分年青，大约是十八岁左右，我只在母胎中呆了七个月便出生了。据说在我出生的那一天，早上八、九点时份，天上仍看到日、月及星同时高挂，村民都视之为少见之异像，因此认为我是一个身份特别的人，而且预言我一生将会常逢佳运(我在后来懂事后，尤其是在经历劳改的那个痛苦年代，常怀疑这种说法！)。我在出生时，是被一层奇怪的胎衣包盖的，看似一个肉球。当时家由邻村邀来了一个有多次生产经验、年约二十岁左右的亲戚度卡(Dolkar)帮忙接生。度卡看到我这个怪胎，便仓惶地找来一个藤篮，向家母说：‘你怀的是假胎，只生了一团肉下来，让我马上取走埋了吧！’。家母却坚持要看一下这个‘怪胎’才肯心息，便把这个肉团取了过去细看，发现胎衣下似乎另有东西，便强行扯开胎衣而把我取出了。当时我比一般正常的婴儿小得多。这些事是后来我长大后听说的，度卡后来也常常不好意思地谈及她当年如何差一点就把我埋了的趣事。这个亲人一直很少叫我的真名，只惯叫我外婆对我的匿称‘阿多’。‘阿多’是我们土话中‘阿小’的意思，取这个小名是因为我出生时比其他初生婴儿小得多的原因。其他老村民亦大多以这个小名叫唤我，在记忆中家母好像也一直从没认真地用我的真名叫唤过我。在我十多岁离开嘉绒后，我一直没有再见过度卡阿姨，但却常常会想念她(度卡在八十年代病终，我当时是在印度听到消息的)。

　　藏族的名字与汉人及洋人名字不同，并没有正式的姓氏，一般是以两个名字加在一起命名，而且名字多有佛教的意义，又或与出生的日子有关，例如星期天出生的叫做‘尼玛’(太阳)、周一出生的取名‘达华’(月亮)等等。在我出生时，外公正住在离附近的大藏寺不远的山上闭关院修持(离我出生地一天路程之距)。在听到他的首个外孙出生的喜讯后，外公为我取名‘疏南丹正’(SonamTenzin，即‘功德持教’之意)，又派人送予甘露丸、薰香、护身结及咒轮等物，千叮万嘱要家母小心照顾我。

　　我是家中的长子。家父在外另有两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儿子。在我出生后，家父与家母陆续再生下了二子二女。二弟被认定为是另一位大行者之转世，他的身体在黑暗中会发出光明，令人啧啧称奇，但后来弟弟因为某种原因而夭折了。三妹志美度卡(ChimeDolkar)与我感情很好。在阔别了几近四十年后，一九九三年我首次重返故乡，她泪流满面，兄妹相对默默无言，心中有无限的说话却不知从何说起。后来，她的出了家的儿子更成为了我的侍从和翻译。四弟杜度旺度(ThutopWangchuk)年幼即被当地公认的一位大行者确认为外公的转世化身(当时外公早已圆寂了，四弟亦即第七世祈竹仁宝哲)，本应送至大藏寺出家及册封，但因当时的政治情况，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文革期间，中国大陆的生活十分艰苦，四弟总把他仅得的粮食给家母吃，自己宁愿独自在一棵合桃树下盘腿打坐(当时我已身在印度了)。后来四弟被调至粪场当童工，在不干净的工作环境下，不久便染病而死于十二岁幼龄，死后火化时不见遗骨，只见许多舍利子，众人无不称奇不已。五妹疏南拍姆(SonamPalmo)是在我往拉萨求学后才出生的，所以我一直至一九九三年初次回乡才第一次与她见上面。这个妹妹现在仍住在我出生之村落，经营一间小商店。在文革时，家父与家母被分开了，后来家母又另生了一个与我同母异父的妹妹叫拉顿(Lhadon)，她现仍住附近的马尔康县城。

　　由于家母有汉族血统，我们的家庭或多或少都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藏地的饮食习惯与汉人大不相同，但我们家的饮食与汉人家庭中的却颇为相似。在年幼时，家中每一餐都有五、六盘汉式的小菜，而且常吃面条。在一个月中，总有一次会吃火锅及一、两餐会有以豆腐造的菜式。

　　在一九三四年，第五世悉弘仁宝哲之亲母来到我的家中，本欲谒见我的外公祈竹仁宝哲。幼龄的我当时虽然连话也还没说得流利，但在她一入门时，据说我马上朝她喊：‘妈妈！’，她被吓得坐倒在地上。我冲到她面前，坐了在她的膝上，把我的玩具全摊在她的膝上说：‘这是我今生的东西。你把我先世的东西都丢掉了吗？’，她除了哭以外便说不出甚么了。这些都是后来人们向我说的，我自已倒记不起这些童年事了(现在的我，连昨天做过甚么也记不起，何况童年往事呢！)。自此后，再经过了某些权威人士的认证，我便被视为第六世悉弘仁宝哲了，被授予先世的手鼓等圣物(这手鼓曾喷出火光，而且不论季节都能发同样的鼓声，至今已近百年仍不变音。手鼓现仍在我故乡中被珍藏)，但却并未正式登座坐床或被正式册封。在后来，外公祈竹仁宝哲常常向我细说历代悉弘仁宝哲的事迹，亦确认我是仁宝哲之转世，但外公却把他自己的历代名位授予我，而我反而并无继承历代悉弘仁宝哲之名位。事实上，历代以来的悉弘仁宝哲都是修行有证的大师和隐士，更被当地人视为西藏圣者密勒日巴的化身(西藏人总喜欢说这一类的话！)。在我自己客观地看来，我当然不但不是密勒日巴或任何圣人(不论是悉弘仁宝哲或是祈竹仁宝哲)的转世化身，就连一点密勒日巴的‘味道’也没有！如果硬要把我与密勒日巴尊者扯上关系的话，我的生平或许只可说是与尊者的前半生相近吧(译者注：密勒日巴尊者之前半生显现为一曾作极重罪业之人)！

　　我年幼时相当好动，总不会停下来。在村中，我是出了名的顽童，一时爬树，一时爬梯，连走路也总不会好好地走，反而是手足并用地快速爬行，活像一头猴子似的。

　　在我约六岁时(一九四一年)，外公认为我应该开始学经了，便为我礼聘了霞渡寺中一位毕业于拉萨下密院的僧人教学。这位老师名叫‘疏南’，身材高而肤色很黑，是一位出名严格的老师。在开始的一天，由于我被视为一位转世者，便举行了一个特别的仪式。我记得当时宴会上有牛奶及许多食品，令我认为‘学习’会是一件愉快的事。在两个月后，我学懂了藏文字母，而且能读诵一些简单的经典。此后的一年中，我便学习《萨迦大日经》(SakyaKunrig。采用这本经是因为它内文并不艰深，易于学生学习)。老师有时会来我的家中授课，但大部份时间都是我到老师家中上课的。有时候，外公也会亲自对我略作教授。没多久后，我便对学习生出了抗拒，玩耍变得更为吸引。由这时开始，我便天天捱打，但罚责却似乎对我并没产生太大的作用，我反而变得越顽劣。到后来，我的顽性已成为乡间众所周知的情况，乡人都叹说：‘这小孩真不知到底是圣人之转世还是妖怪的转世！’。

　　在七岁时，有一次我在村旁的河中玩水。从来不太怕危险的我越游越出，被一股不知是暗涌还是漩涡的力量扯出了好远。这时候，我的姨妈刚巧路经，看到我遇险便马上跳下水救我。在仓惶及激流中，她只捉到了我的一只指头，靠牢牢抓这根指头硬把我拉回河边。当时大家都说我是从阎王口中救回来的。

　　在八岁时，我又再次因好玩而差点丢了性命。我们家族在高山上草原有一块田，距我所居村子脚程要五个小时，骑马也要三个小时才能到达。有一天，家母骑马上山打点收割的工作。我眼见母亲上马离村，便悄悄地把马鞍放上了另一匹马，偷偷地跟骑马上山。稍为熟悉马性的人都知道，马匹一见到广阔的草原，便喜欢纵马狂奔，不容易控制得住。我的马一上到山顶时，见到大平原便狂奔起来。八岁的我连忙拉强勒马，怎知那匹马却人立起来，差一点把我抛下马身。我眼见自己断无足够体力把马勒停，又怕堕马的危险，只好放强任它狂奔了。这草原上有一间小房子，我的马竟然在狂跑之中闯入房子内。这间屋的门口不高，刚巧可容马身穿过，我上身便就重撞在门槛及墙壁上而掉下马来。这一撞本来已可致命，但更危险的是我的脚踝仍然插在金属的马蹬之中。马在狭窄的屋内左穿右插，拖我撞向四墙、家具及杂物，很多次差点就踏在我的身上。这时候，我已是半昏迷状态，只隐约瞄到屋的上层有一个女人看这一幕闹剧，被吓得呆立，不知如何救我。在我的马最后停下来时，我满身血污，找到母亲哭诉，心想母亲肯定会狠狠教训这匹马一顿，怎知道母亲却把已是伤重的我再狠打了一顿。

　　我在童年的时候脾气很硬，受到委屈也不轻易向人投诉。有一次在与同村小孩玩耍时，几个小孩压在我身上，把我狠狠地撞在石上。我感到肩骨折裂了，一摸之下可以摸到肩上有骨折裂口突出，但我只假装无事地说：‘今天不玩啦！’，然后便迳自回家。剧痛令我汗如雨下，但我却强忍了一天一夜。在晚上，外公修法时叫我吹笛类法器，我因痛吹不出声，外公连忙察看，才发现我肩骨断了，伤势十分严重。在痊愈后，村中人常常提及我异常的硬脾性。家母生下我时，年纪才十八岁上下，实在管不住顽劣的我，所以脾气很大，常常对我打骂。我虽然十分怕母亲，又常遭她严厉的责罚和痛打，可是并未因此而变乖。但我可说是尚有一个优点，不论父母及师长怎么痛打，我从不会生气或回嘴。在后来出家后，被寺中师长打骂时，我亦从未心生怨恨或生气，也从未回驳一句，反而会心甘情愿地挨骂挨打。外公在偶尔教我一些东西时，也会因为我偷懒而打罚，但他总不舍得痛打我，只会用一顶布造的帽子作状打几下，所以我从来只怕母亲而不太怕外公。

　　在我后来出家于大藏寺后，大家都称我为‘祈竹仁宝哲’或‘祈竹祖古’，但其实我的外公才是真正的祈竹祖古。外公名叫‘洛桑坚立奥修’(LobsangKhenrabOsel)，是大藏寺法台第五世祈竹祖古的乘愿再世，亦即第六世的祈竹祖古。

　　‘祖古’(Tulku)一词是藏语中‘转世’或‘化身’之意，即某一圣者的乘愿再来的转生，以继承及继续先世的弘法事业。有些历史学家说藏传佛教噶举派的DB法王是历史上第一个祖古，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在佛教中，一向有高僧及圣者乘愿转世的先例，但在DB法王以前，并未有一个完善的确认及继承先世地位之制度。DB法王曾清楚明确地说出他圆寂后将再生于何处，并嘱咐弟子往寻，这才开创了寻访及确立转世人身份之制度。在此以后，其他宗派亦沿用了这种制度，才开始有转世世系出现，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宗座达赖喇嘛及班禅喇嘛世系了。在这种制度中，有些圣者会在临终前清楚指出将再生于何地、父母姓名为何、婴儿身上有甚么特征等，也有些时候是婴儿能认出先世的弟子或法物，甚至有甫出生便懂得念诵佛偈等的先例。在找到初出生之转世者(有时却是在长大后才认出)后，寺方便会把他们迎请至先世所属寺院，举行升座册封认定仪式(亦有汉译为‘坐床’)。在此之后，转世者多会入寺修学，继承先世未竟之佛教事业，但也有选择不出家者，情况不一而定。在众多的祖古中，有些确是佛陀、菩萨及大修行者的乘愿转世，也有些是修持境界次一等的行者之再世，亦有显得甚为平凡的祖古存在。汉地常把祖古称为‘灵童’及‘活佛’，其实并不对。祖古中虽的确有些是佛陀化身，但也有纯粹是因为继承事业之目的而确封的情况，绝对不能说凡称为祖古的就是‘活佛’。‘祖古’这个名词亦从来没有‘活的佛陀’之含义在内(佛陀是圆满的觉者，早已超越生死，又何有‘活’与‘不活’的分别？)。事实上，并非圣者才可以转世，我们凡夫亦不断轮回再生，分别只在于圣者可以选择生处，甚或记得前生之事，而且乃因其悲心而选择再生，不同于凡夫之因业力而无奈地再次轮回。有时会有人问：‘为甚么祖古只投生在西藏呢？’，其实祖古之转世并不限于西藏，这纯粹要看他们的意愿与众生之因缘，但投生在藏地以外的祖古，并不易认出而册封。现今在印度，也开始有洋人、黑人及汉人祖古。在藏传佛教以外，也一样有圣者的乘愿转生，只不过他们并不继承先世之名位而已，例如在汉地佛教中，有不少贡献伟大的高僧或许正是先世圣者之乘愿化身。在他们圆寂后，又肯定会在另一些地方再次投生，唯一的分别只在于藏地有一个制度去寻访及认定这些乘愿转世者而已。这种制度有利于法业之延续，从转世者年幼时便给予最严谨的教育，令他们有能力继续发扬先世的事业。我们把祖古视为法定的继承人亦可，视他们为先世贤哲的真正化身亦无不可。现今的人，很多一听到祖古的名便一窝蜂地跑去依止，这是十分愚昧的事！一个修行人，最重要的是德行与戒行等，而并非他的名位。就以我自己为例：我亦被人称为一个‘祖古’，却没有甚么德行或成就；家师堪萨仁宝哲起初只是一个普通的僧人，却苦学成材及老实修持，最终成为印度色拉寺昧院的方丈，在他座下学习的弟子反有不少是祖古之辈！至于‘仁宝哲’(Rinpoche，亦作‘仁波切’及‘宁波车’等音译)一词，乃藏语‘宝物’之意，亦即‘人中之宝’的意思，可用作尊称具祖古等身份的人，但不一定只用于祖古之称呼上，例如家师堪萨仁宝哲，便是因其学问高而位居方丈而被尊称‘仁宝哲’的，并不因为他是某圣者的转世化身。

　　最早的一世祈竹(Khejok或Khujok，在文史上亦译作‘库交’、‘科卓’、‘肯佐’及‘肯卓’等)仁宝哲名号为‘达尔汗南索温布官卡益西’(KhejokTarhenNamsoKungaYeshe)，曾赴北京晋见乾隆皇帝，得册封、赐印及赐予很多官廷礼物。我在十一岁时住在大藏寺祈竹楼中，至今我仍记得当年见过屋顶上的铜饰刻有藏文及汉文双行文字：‘乾隆四十五年御赐予达尔汗南索’，寺中至今仍存有甚多乾隆御赐印章、圣旨及布料等。这一世的祈竹仁宝哲生于霞渡寺附近，其祖居在一九三四年战乱中被烧毁，但至今仍可见得到地基。第二世祈竹仁宝哲名号为‘南卡坚善’(NamkarGyaltsen)，其生平现已无法确切地考究了。第三世祈竹仁宝哲生平不详，名号似为‘奇顿坚善(GedhunGyaltsen)’。第四世祈竹仁宝哲名号为‘洛桑登度’(LobsangDhundop)，其名意为‘善慧义成’(我的出家法名与他一样)。这一世的祈竹祖古曾往拉萨色拉寺昧院嘉绒堂求学而得头等‘格西’学衔名位(Geshe，相当于佛学博士的一种学衔)。在回到大藏寺后，他并没有久住便到了位于我出生的房子旁、有三百多年历史而原为觉囊派的霞渡寺，最终圆寂于此寺。自此，霞渡寺便成为了除大藏寺外另一间由历代祈竹仁宝哲所主持之道场。第五世祈竹仁宝哲生平不详。我的外公是第六世祈竹仁宝哲。

　　外公本为大藏寺僧人，主要修持密集马头明王法门(即观音大士的其中一个化相)。除被认封为第五世祈竹仁宝哲而继承了大藏及霞渡等寺院之法台地位外，他亦被视为红大威德金刚的人间化身，具有不可思议的神通力量及预知能力。通常来说，由于能继承历代转世所累积之财富，西藏的转世者一般都可称富有。但大藏寺却依循西藏下密院传统，在每一世之转世者圆寂后，其财富全归寺院，其府第理事成员即告解散。在下一世转世者升座后，才重新选举府第理事助手，并重新累积财富，没有先世之财富可以继承。这种制度其实有利于转世者之修行及避免了不少由钱财而生的无谓纷争，毕竟僧人还是以过贫困的清修生活才有利于成材。但在西藏传统中，有另一种规矩规定转世者入读拉萨三大佛教学府时必须斥资兴供大供养，而在毕业离寺时又再需作一次大型供养。这种大型供养，是当时入读拉萨色拉寺的外公(他当时是比丘学僧身份)及亦在色拉寺学习的大藏寺另一位法台堪康仁宝哲所不能应付的。于是两位仁宝哲便只完成了‘格西’(相当于佛学博士)课程，而并没有进行正式光荣地毕业的典礼，便各自回故乡大藏寺了。通常来说，一位在三大寺中毕业的‘格西’(即使不是一位转世者)，在回乡时都是骑马衣锦还乡的，但外公及堪康仁宝哲却因身无分文而只以普通人身份还乡。后来，萨迦派的宗座法王建议外公以居士身份利益当地，他便还俗去了。在藏地，在这种情况下还俗的转世者一样受到民众的尊崇，而且在现在回想，外公现居士身而住于民众中，对当时及当地佛教的利益的确远比他住在大藏寺弘法的利益大得多。

　　在当年，嘉绒地区有很多术士，但凡有修邪术或居心不良的术士来到我们附近一带，都无法住下去，外公总会施法把他们驱逐离开。在外公施忿怒法时，即使在严冬天上也会行雷，故其法力深受民众尊崇。村民中每有宗教上的需要，或有病难、或家中受鬼祟邪术所扰，亦每每会由外公施法解决，所以外公被尊为一位利益百姓的大修行人。他虽然还俗现居士相，却仍被尊为大藏寺的法台，偶尔仍会在寺院的祈竹楼小住，而且寺方凡有大型法事亦总会求他参与念诵修法。在大藏寺一带，至今仍然流传外公的种种故事，其中有很多是与先世堪康仁宝哲有关的。堪康仁宝哲是大藏寺的另一法台转世，他的寓楼座落在祈竹楼旁略低的地方。据说当年这两位法台常常相互比试神通。有一次，外公施法令先世堪康仁宝哲的座骑在垂直的楼墙上行走，走至先世堪康仁宝哲之窗前嘶叫，把他吓了一跳。堪康仁宝哲便施法降下一道雷电，眼看就快打在外公的头上，但雷电因为外公的力量而转向，一直打穿了祈竹楼的几层地板。

　　在七岁至九岁间，我大部份时间都与外公一起度过。外公常说及我出生时的天上异像，认为我是一个特别的孩子，所以对我尤其宠爱。在这几年间，几乎每逢入黑，我便与外公坐在一起。由于外公是先世祈竹仁宝哲之转世，他的座位并不同一般人用的椅子，而是一种藏族高僧或转世者的法座，其他人绝不敢坐上去，但顽劣的我从来不理会这些礼仪顾忌，外公亦从不阻止我与他同坐于他的法座上。

　　外公个子不高，但身形颇为肥胖。他习惯在入黑后饮一杯混入蜂蜜的饮料。在我六至九岁间，每逢入黑我们两爷孙便会同坐于一个法座上，外公面前总放一个小火炉，他会把装蜂蜜饮料的杯皿搁于炉上加热，我们爷孙便一边谈天、一边把杯子传来传去，一人一口地用同一个杯子饮喝。当时我不过是一个小孩，常常喝到满头大汗，在迷迷糊糊中便在外公的法座上睡。当年外公总是侃侃而谈他的历代前生之事，也常常向我讲述我的前生之种种。外公不断重复叮嘱我将来必须前往拉萨色拉寺求学，劝我切勿加入格律派外的其他宗派或寺院，并叫我将来要好好地掌持他的‘法座’(外公指的是历代祈竹仁宝哲的弘法事业)及负责大藏寺的事情。我当时尚年幼，只懂唯唯诺诺，并不在意外公所说的话。在后来入大藏寺出家后，眼见大藏寺当时有几百位僧人，一片法务昌盛的景像，我当时心想：‘大藏寺人材鼎盛，法务广大，绝对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我为大藏寺也做不上甚么大事！’。大藏寺在后来的政治变动中完全被毁，僧人全遭驱逐，殿堂、经书及佛像被完全毁坏。在一九八三年，我在外流离了半生后，听闻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大藏寺被允许重开，我才猛然记起外公的嘱咐，心起念：‘外公当年的意思，莫非是指该由我承担重建恢复大藏寺的事业？’。直至一九九三年，我才开始协助大藏寺之重建。在二零零零年，大藏寺终于重建后重新开光，我也总算完成了外公交予我的责任。回想起近六十年前外公常在晚上共坐时连番嘱咐的情景，不禁叹世事之变幻不定及外公之预知能力高深莫测。想及当年晚晚共坐共饮的情景，根本不觉转眼已渡过了六十年！当年我们两爷孙每晚入黑后便促膝而谈，其间历时数载，而家母却一直不知道。除以上的内容外，外公亦常谈及其他的事，有时只是闲话家常，有时却是谈有关佛法的话，也有很多是我当时不可能明白的事情。外公虽从来没有正式向我教示佛法，却间接地为我灌输了很多佛学知识，所以我一向把他视为我其中的一位师长。

　　在童年时期，我几乎每上床便会看到一些异像。每当灯灭了后，若是没有别人陪伴，我便会在黑暗中见到一幕一幕的残酷战争场面，这往往把我吓得不敢入睡。这种情况并不是梦境，而是在黑暗中清清楚楚看到的景像，就如身临其境一般真实，至今我仍不能解释这神秘的现像。为了避免看到这种异像，我每每央求家人陪我直至入睡，这样当晚便不会见到那种恐怖场面。脾气刚硬的我，当年默默地忍受这种恐惧及怪现像，从未向任何人透露。在多年后我才知道，童年每晚预见的原来是后来政治变动中的血腥战争场面。

　　在嘉绒的童年中，我曾不只一次发过一个感受很真实的怪梦，在梦中我身处现代化高楼大厦中，身旁的事物都是陌生的。当时的我不要说未到过有高楼大厦的城市，就连城市的图片也没见过。这个梦我后来在拉萨及印度也多次重复梦见。在后来见过世面后，我才知道梦见的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建筑物。这个多次重复的清晰梦境，我自知必有其意义及预言性，但时至今天我已六十多岁，我对它仍然不得其解！

　　在我大约九岁时，外公大约是七十岁左右。有一天，外公宣布要闭关七天，其间不准家人入他的房间，但第二天家母却不知为何事跑进他的房内，只见外公的头有半边是黑的，另半边是粉红色的、犹如初生婴孩的肤色。在跟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外公的谈吐举止极为怪异，仿如重返孩提，后来却变回正常人一般，头部肤色亦变回如前一样。没多久后，外公便圆寂了，圆寂当天正是藏历佛陀成道圣日，亦即一九四四年的藏历四月十五。在外公圆寂时，由于我与他的感情极深，我因忧伤过度而一度晕死过去，几经急救才得以救活过来。外公圆寂时，有许多异像出现，天上同时出现很多道彩虹。在我长大后，回想外公往生前的奇怪情况，想来外公似乎本欲闭关七天修持某种延寿法门，却因因缘不足而被家母大意闯入房中而告失败了。这只是我们家人的推测，事实是否如此我们永远不得而知。外公一生精进修持，而且有极大的神通能力，我们凡夫之辈自然不可能完全了解个中原委。

　　在外公圆寂后，我便常常嚷要出家，但父母却因为我是长子而不愿我离开他们。当时在马尔康县城有一个一百二十岁的老妇，她长年闭关修持，被人视为一位有证量的圣者，能知道许多旁人不能知道的事情，所以受到当地民众的尊崇。她对我双亲说：‘现在老转世者圆寂了(指外公，即先世祈竹仁宝哲之转世)，但你们家中另有一个年幼的转世者。这位小转世者必须入大藏寺出家，否则大藏寺的护法会示现忿力，这个小孩必将堕崖而卒！’。此后，家父与家母走访多位有神通及证量的大师，所有大师的预言与老妇所说的不谋而合。家父与家母迫于无奈，便只好把我送至堪萨仁宝哲洛桑占巴(LobsangJinpa，意为‘善慧布施’)大师处剃度。

　　堪萨仁宝哲曾任拉萨甘丹寺(格律派之祖庭，公元一四零九年由宗喀巴祖师亲建)蒋孜院之方丈，极有名声。他老人家在一九四五年的僧团结夏安居期间，在大藏寺堪康楼中为我一人特别举行剃度及授沙弥戒仪式，为我赐出家法名‘洛桑登度’(LobsangDhondup，意为‘善慧义成’)。这时候外公已圆寂一年多了，我时年十岁。

　　第二章──登大藏寺法台

　　在剃度后，我并未马上入住大藏寺，而返家住了几个月(记忆中约为三至五个月)。在此期间，由于我被视为高僧之转世者，在教育方面便不能草率，故家人必须为我物色一位德高望重的师长。负责物色明师的有关人等晋见了大藏寺高僧洛桑达华大师(LobsangDawa，意为‘善慧月’)。大师被尊称为‘大藏贡喇洛桑达华’，意为‘与护法无异的大藏寺善慧月上师’。他长有长长的胡子，中等身材；是我出家后第一位正式的师父(在我剃度出家时，大师亦在场担任授戒仪式其中之一位长老职位)。但刚才已提过，堪萨仁宝哲洛桑占巴是我的剃度师父，而我亦视外公为师长之一(外公虽是我亲人而并不是一个出家人，但他是一位大修行者，被视为先世大藏寺法台及高僧祈竹仁宝哲之转世，且又对我间接地授以佛法，所以我把他也视为佛法上之师长之一)。此外，霞渡村的疏南师父是我的启蒙老师。

　　洛桑达华大师在听到有关人等要求他摄受我为弟子时，马上便答：‘昨晚我梦到自己坐在霞渡(即我出生之村落)后山上遥望这小孩子的居所，由这屋中有一头幼虎向我走来，坐在我的膝上。这是很吉祥的征兆！看来你们这个小孩因缘不简单，而且或许与我有点缘份。我就姑且试担当教授他的任务吧！’，而且大师表现得甚为欣喜。

　　在正式入寺(一九四六年藏历新年后)后，我对寺院环境及僧侣的生活似乎十分习惯，第二天便马上适应了，仿如一向就在寺中生活似的。在此之前，我是个出了名的顽童，从没一刻停下来，而且一向心思狂乱不定；但在入寺当刻开始，我却似变了是另一个人似的，从此便自然地不再好动狂野，心也安稳了下来，这种巨大的改变令我自己也觉得讶异。

　　在大藏寺的后方，有一座历代祈竹仁宝哲所驻锡的大楼。大楼之藏语名称为‘祈竹拉康’(KhejokLhabrang)，其名意为‘祈竹楼’或‘祈竹府’。外公是大藏寺法台祈竹仁宝哲之转世，亦即祈竹楼的主人，但因他现在家行者相，故并不长住寺院。外公在生时曾多次对人说：‘我既非大藏寺僧人，亦不能为大藏寺做甚么贡献，但我的外孙将来将肩负我的法业、背起大藏寺的担子，你们必须视他与历代祈竹仁宝哲为一体！日后大藏寺的荣辱就要靠他了！’。当时谁也不能预知后来的翻天变化，但因为外公的身份及他的多次嘱咐，当地的土司(即地方领袖)便授权予年幼的我，由我继承了大藏寺及霞渡寺的法台地位及外公祈竹仁宝哲之所有产业，包括大藏寺祈竹楼、其名下的土地权及历代祈竹仁宝哲之法座、称号及印章(代表祈竹世系转世之权位)等，自此我便被称为‘祈竹仁宝哲’、成为大藏寺的法台了。在藏传佛教中，通常是一位大修行人圆寂后，由寺院寻访他的转世者，再由转世者继承前者的地位、责任及事业。但我的背景颇为特别，因为我本来就不是祈竹仁宝哲的转世，而先世祈竹仁宝哲又恰巧是我的外公，故此出现了先后两位被称为‘祈竹仁宝哲’的人曾经共同生活的情况。刚才亦已提过，先世祈竹仁宝哲后来亦再次乘愿转世，却不幸并未有因缘活至成年，我却继承了原属他的历代祈竹仁宝哲之名位，反而并未正式继承悉弘仁宝哲之名位，亦并未被官方正式确认为该世系之转世者身份。虽然外公生前曾多次向我详细述及我的前生(历代悉弘仁宝哲)之种种，后来又有圣者再次指出我是一位转世者，而我又继承了历代祈竹仁宝哲的名位，但我终究只不过是一位极为平凡的僧人，与修行有成的祈竹仁宝哲或悉弘仁宝哲绝对不能相比。反正在我而言，仁宝哲及祖古等名位，不过世上虚名而已，并不值得重视。一个僧人，不论是被尊称为‘大仁宝哲’之转世与否，最重要的不过是老老实实地修学而已。

　　大藏寺距霞渡村约六小时步程，位于海拔三千米以上的深山中。大藏寺的藏文全名是‘甘丹大藏恒周林’(GadanDhe-TsangLhundrupLing)，即‘兜率信满任运成就洲’之意。‘大藏’是藏文中‘圆满的信心’或‘圆满足数’的意思(译者注：在汉语文史上，大藏寺之名亦被译作‘答仓寺’、‘大泽寺’、‘达仓寺’等，这是因为藏文以汉文音译所出之异)。在大藏寺所处的深山中，有许多野生动物，其中包括野熊、老虎、豺狼、狐狸、鹿、白胡子的猿猴及多种禽鸟。我在住于寺院时并未亲眼见过这些野生动物，但却常常见到它们的足印。在晚上，附近的狼群会发出怪啸，令人毛骨悚然。夏天的夜，后山的青蛙则会彻夜鸣叫，往往令我睡不觉。

　　在祈竹楼中，住四只红嘴黑身的小鸟，它们的粪便拉在地上，经年累月地堆积至及腰的高度，但不知为了甚么原因从来没有人去清理。童年的我有一次一时兴起，趁它们睡后便一手捉到了其中一只。我本是好奇想捉它来看看而已，怎知它在惊吓中叫得很凄厉，我在不知所措间只好放手让它飞走。像这类的童年趣事，我现今仍记忆犹新。

　　除了上述的动物外，闻说大藏寺一带也有一种叫做‘耶提’的异兽活动。‘耶提’是一种以双足走路的猿类动物，身高比人还高，一出手便可击毙一头牦牛，所以当地人都很怕遇上它。这种动物，大概便是西方科学家常常争论其存在与否的‘野人’。在四川森林中它们的确存在，甚至偶尔还会杀人。在大藏寺一带，以前更可以高价买到它们的皮毛。我在大藏寺的日子中，虽然从未见过这种动物，但在当地根本不会有人质疑它们的存在。它们的脚印偶尔也会在雪地上出现，马匹及狗只一见到这些足印便会逃回屋中，甚至吓得屎尿不禁。这种动物不过是畜牲类的一种，只是较少为人所见而已，乡人都不想遇上它们，也不太明白科学家为甚么对它们的存在存疑。在后来政局动荡的年代中，我便曾在西藏中部见过这种动物一次，而且并不觉得它们有甚么奇怪之处。即使在现今，只要去川北一带问一下老人家，恐怕便能找到好几个在林中亲眼见过这种动物的人。

　　大藏寺乃由嘉绒高僧阿旺札巴(TsakoNgawangDrakpa，亦译作‘雅弘竹巴’)大师所建。寺院建成于公元一四一四年，至今已有近五百九十年历史了。在历史上，大藏寺甚有名气，堪称格律派在川北一带之总道场，于宗喀巴大师诸传记、《安多政教史》及明、清二代史料中常有提及。在拉萨布达拉宫中，有一幅‘西藏重要寺院’壁画，其中亦包括这座大寺在内。

　　阿旺札巴大师生于十四世纪中叶的嘉绒，并因资质聪敏及其才学而在幼年时已相当有名气。大师约于一三八一年赴西藏中部学法，依止格律派初祖宗喀巴学法及受僧戒，次第学习因明、般若、俱舍、中观及律学等佛法，又受灌修持各部密法，获得显密各种成就，得宗喀巴大师赐号‘堪钦’(Khenchen，即‘大方丈’之意)。在拉萨一寺的某次僧众上殿诵经时，由于迟到而殿门已关上了，阿旺札巴曾示现穿墙入殿之神通。在十五世纪初，阿旺札巴为初成形的格律派教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约在一四零九年，宗喀巴与阿旺札巴二师徒在拉萨大昭寺著名的观音圣像(称为‘天成五尊观音’像)前，修持大悲观音斋戒禁食闭关(Nyung-lay)，宗喀巴大师嘱阿旺札巴观察睡梦内容。阿旺札巴在晚上梦到天上降下一双白螺，二螺合而为一后跌入他的怀中，他信手取来白螺向东方一吹，螺声震动整个东方。第二天，阿旺札巴向宗喀巴大师描述梦境，宗喀巴回答说：‘梦见吹螺表义你必将弘法；向东方而吹螺表义你应在西藏东部弘法；宏亮的螺声是预言你的弘法事业将广大而成功。这是一个吉祥的梦兆，预言你的弘法因缘在你的家乡｜西藏以东，而且弘法事业将十分广大，能利益很多当地的众生！’。此时，阿旺札巴之弘法因缘已成熟了，便告别恩师而回乡。在西藏的口叙史事中，宗喀巴在师徒告别时，把自己的念珠赠予阿旺札巴，阿旺札巴便发下大愿：‘这串念珠有多少颗珠子，我便当建立同数目的寺院以报师恩！’。这个故事流传很广，在嘉绒一带人人都深信，但我却未在正式的古文献上读过这种记载。

　　在离开宗喀巴大师后，阿旺札巴便回到其家乡一带(亦即我的家乡地区)广弘宗喀巴大师之教法，首先建立了现今称为‘安斗寺’的道场(此寺亦称‘亚各寺’，即‘第一间寺院’之意，据口语相传其命名是因为此寺乃阿旺札巴所建之一百零八寺中之第一座)，再建立了曲尔登甲寺、冬日寺、南木甲寺、罗若寺、毛尔盖寺、桑登寺、弥勒寺、康猫寺、松多寺及茶谷寺等。

　　在到达现今大藏寺所在地附近时，阿旺札巴在观察因缘后，发现该地有建寺弘法之吉兆，便决定建立大藏寺。但在当时，阿旺札巴在数处佳地上难以抉择。此时，有一只乌鸦飞来衔去了他的哈达，飞到了现今大藏寺主殿所在地的一棵大柏树，把哈达挂了在其树枝上。阿旺札巴见树下有很多蚂蚁，认为这是寓意将来寺院僧人众多之吉兆，便决定把柏树的枝节修去，以树干为大雄宝殿之其中一柱，绕此柱建立了主殿。这根树干修成的殿柱，至今仍屹立于大藏寺的大殿内。

　　在阿旺札巴于其家乡弘法初期，西藏的原始信仰苯教极为盛行。苯教虽属外道信仰，其法师却的确有很大的神通能力。当时，阿旺札巴建寺遇上很大的阻碍。当地的苯教术士用神通力，令白天建起的部份在晚上便莫名奇妙地倒下，屡建屡塌，令阿旺札巴甚为苦恼。在这时，那只神秘的乌鸦又出现了(后来的人一致认为该乌鸦是六臂相玛哈卡那护法之化相)，阿旺札巴便着信请求宗喀巴大师开示解决困难的方法，该信便系在乌鸦脚上带到拉萨去了。宗喀巴大师为大藏寺特别着成了《怖畏金刚仪轨》及修持法王护法幻轮之要诀，仍由乌鸦充当信鸽带回阿旺札巴处。这乌鸦在送信后，便飞向一块鸟首形之蓝黑色石头而融入消失了(自此，这块石头被供奉起来，至五十年代却在政治变动中遗失了)。阿旺札巴依仪轨修法，便降伏了当地四十多位苯教术士，得以顺利建成大藏寺。这部《成就怖畏金刚十三尊仪轨》，本为大藏寺僧人修持，后广泛流传至所有派中寺院。在此仪轨的跋文中，宗喀巴特别说明仪轨乃为东方森林中之大藏寺而着。此由宗喀巴大师亲书之手稿原存于大藏寺，后遗失。

　　在大藏寺快将建成时，阿旺札巴因无造佛像之巧匠而苦恼。此时，有三个自称来自印度的黑人来寺求宿。阿旺札巴问他们以何为生，他们回答说自己是造像师，阿旺札巴便喜邀他们为寺院造佛像，但三人中只有一位应允留下。在寺院举行落成大典前，黑人造好了所有佛像，唯独一尊六臂玛哈卡那护法像只造了上半身，未能及时完工，但落成竣工典礼只好如期举行。在庆典尾声，黑人带上了一个巨大的护法面具表演舞蹈。黑人越舞越快，最后人却不见了，只留下面具。大家却发现本未完成之护法像，不知在哪时候已造好了。这时，大家都惊觉黑人工匠乃六臂玛哈卡那之人间化现，最后以自身融入护法身像的神通方式而把该像造成。由于黑人曾说：‘我不需索特别的谢仪，只要求凡寺僧所得的供养，我亦要一份相同的。’，在此以后，大藏寺便有了一个不共的传统，凡有施主来寺分发供养时，领诵师便会朗声提醒：‘请勿忘给“黑人”一份供养！’，此特别的传统至今不变。在所有格律派寺院中，都会供奉六臂玛哈卡那，但在大藏寺中，除一般共通的供养外，我们更把衪视为活生生的僧众成员，即便在计算寺僧人口时，亦会把衪也算在内，这是与其他寺院不同的地方。大藏寺的六臂护法像，被认为是其他寺院之护法像不能相比的，因为衪是由护法之人间化身亲手所造，更是由该位化身融入而完成塑造的。

　　阿旺札巴在一四一四年，在大藏寺建成了数座殿堂及八座僧舍，其中包括大雄宝殿、护法殿及阿旺札巴本人驻锡的楼房。这三座建筑物中，护法殿至今天仍保存原状；大雄宝殿则于五十年代末期被毁，于一九九三年重建至一九九七年竣工；阿旺札巴寓楼则已被毁，至今仍在重建中，将来会用作方丈楼及大藏寺历史博物馆之用。

　　有关大藏寺的命名，在文史上及口语相传中有多种说法。一说为由宗喀巴大师取‘圆满的信心’之意为其命名‘大藏’(在文史中宗喀巴有时亦称阿旺札巴为‘大藏阿旺札巴’)；另一种说法认为阿旺札巴因大藏寺乃其发愿建成一百零八座寺院之最后一间，便为它命名‘大藏’，取其‘圆满足数’之意，但这种说法主要是历代相传的说法，并未多见于古文献中；又有些人认为先有阿旺札巴为寺院命名‘大藏’，后宗喀巴大师依原名之发音略为改动了一下，使其由‘圆满足数’之意思变为‘圆满的信心’之意，而寺名发音却仍为‘大藏’。寺院全名为‘甘丹大藏’，乃指其为甘丹教派寺院，亦即格律派道场。‘甘丹’一词意为‘欢喜’，是弥勒佛之兜率净土之名称的藏语音译，亦表格律派的意思。

　　阿旺札巴在建成大藏寺一段日子后，便把住持之任务交予第二任方丈却吉札巴(ChojeDrakpa，即‘自在法王’之意)，自己则继续云游弘法，令格律派的教法在当地广泛地弘扬起来。最后，他在离马尔康县城不远的茶谷寺圆寂，其遗体被供奉于塔内至一九三零年代被毁。在一九八三年，第十世班禅大师为该寺捐资，又重新把阿旺札巴遗体幸存的一些部份封入新塔，此塔至今仍在。阿旺札巴大师的头盖骨上有一个天然显现的藏文‘唵’字，清楚可见。这块圣骨现在被寻回而供于大藏寺内。在茶谷寺内，除阿旺札巴灵塔，还供有大藏寺第二代方丈却吉札巴的灵塔。寺外的林中，有一棵巨大的柏树。这棵树本来是阿旺札巴大师的手杖，在五百多年前被大师插在地上而长成了今天所见的大树。

　　对非藏族的藏传佛教弟子来说，阿旺札巴的大名似乎比较少听到，大部份人对宗喀巴大师的另外两个弟子(即贾曹志及嘉察志大师)比较熟悉，这是因为阿旺札巴大师在格律派形成的早期便已遵师命返嘉绒弘法、并未在拉萨地区活跃之故。事实上，阿旺札巴是宗喀巴的心子。在宗喀巴大师的多种传记中，阿旺札巴被称为‘宗喀巴之最初四徒’之一。在我派中极为重要的著作《道之三主要》、《常啼菩萨传》及《成就怖畏金刚十三尊仪轨》，都是宗喀巴特别为阿旺札巴而着造的。在《道之三主要》中，宗喀巴大师还少有地表露亲切情感，称阿旺札巴为‘吾子’，此乃大师对其徒阿旺札巴亲切的称呼，大师从未对其他弟子以同样的字眼称谓。在另一著作中，宗喀巴应允于自己圆满成佛后，把‘第一口正法甘露’授予阿旺札巴，由此亦足见大师对阿旺札巴之钟爱程度。

　　时隔五百多年，我们已无法考究阿旺札巴是否的确曾建立一百零八间寺院之数。但无可置疑，他的确曾建立许多寺院，对佛法的贡献极大。我们嘉绒地区的人，对阿旺札巴及另一位在当地广弘佛法的大师毗卢遮那最为尊重，至今未变。阿旺札巴大师虽并无依祖古转世之方式再次化生，但我的根本师公柏绷喀大师(PabongkhaDechenNyingpo，一八七八｜一九四一)被视为他的化身之一。

　　柏绷喀大师生于一八七八年，在他出生时有许多吉祥的兆像。在幼年时，大师能忆记其前生，他常常爱与其他小孩玩抬轿的游戏，并向人说他的前生有一顶汉地皇帝御赐的黄缎轿(这是指章嘉国师之轿)。大师的父母把他带至第一世萨巴仁宝哲前，询问仁宝哲的意见(萨巴仁宝哲与我一样是嘉绒人，他年青时只是一个农夫，但言行怪异，午饭时常独自往山洞中。有一次，其他村民跟踪他入洞，竟见到仁宝哲午睡时身旁有天女为他奏乐。仁宝哲在近中年时才出家，后来成为一位著名的权威长老，当年寻找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所在的大任便是由他担当的)。仁宝哲在观察后，便指出大师是汉地乾隆皇的上师章嘉国师的转世化身，但因当时汉藏关系紧张，便只确认大师为柏绷喀寺方丈之转世，低调地处理他真正的身份，又命他入色拉寺嘉绒僧堂出家。在西藏寺院传统中，僧堂长老必须照顾其徒的生活所需，而长期照顾一位转世者则更需钜额的金钱。由于大师家境并不富裕，僧堂中的其他长老不敢收这位转世者为徒，只有一位住色拉寺嘉绒僧堂的大藏寺老僧肯承担此任，大师便就此入了色拉寺，与寺中来自大藏寺的学僧共同生活。由于这种关系，大师虽从未到过大藏寺，但也被视为大藏寺僧人。

　　年青时的大师处境很贫困，师徒甚至试过吃从路上检回来的食物。在毕业时，大师的成绩只是中等，但后来却逐渐成为了西藏中部最高佛法权威。

　　大师虽然被视为章嘉国师的转世，但他同时也是阿旺札巴的化身。大师在晚年已是一代宗师身份，而且章嘉国师在世俗名位上可说比阿旺札巴风光得多，所以大师绝对没必要为了甚么好处而自称为阿旺札巴的转世。但在大师自己的说话中，便曾出现过多次承认自己是阿旺札巴转世的内容。

　　柏绷喀大师是二十世纪弘法事业最广大的高僧之一，其弟子包括无数转世高僧、方丈、贵族、藏族要人乃至汉地将军等，其著作《道之三主要释义》、《普善德根本释义》、《独勇怖畏金刚仪轨导修讲授》、《那洛空行母仪轨导修讲授》及《菩提道次第讲授｜掌中解脱论》等现今皆被译为多国文字及广为研究。柏绷喀大师有四大弟子，即达札、铃、赤江及康萨仁宝哲，其中达札仁宝哲、铃仁宝哲及赤江仁宝哲分别荣任达赖喇嘛尊者的剃度师、正教授师及副教授师。我的根本上师是赤江仁宝哲，但我也有幸从铃仁宝哲处得受《菩提道次第广论》等许多法要的传承。康萨仁宝哲的弟子中有一位汉僧法号‘能海’。他后来把格律派教法带到汉地，摄受了无数僧俗弟子，由他建立的道场多不胜数，甚至在今天，在成都、北京、上海、浙江、山西五台山等地仍有很多他的再传弟子。柏绷喀大师的一位汉僧弟子法尊法师，则把宗喀巴大师之钜着《菩提道次第广论》译成汉文，亦对格律教法在汉地广弘有极大贡献。此外，柏绷喀大师之另一位徒弟昂旺方丈又曾遵其命于康定大弘正法，对汉地格律派之弘扬影响至今不衰。

　　现今在世界各地弘法的格律派法师，传承无不直接或隔代源自柏绷喀大师。所以，今天我们喜见格律派在汉地及西方大弘，乃至今天有许多洋人、黑人及汉人在格律派中出家修学，全都是因为柏绷喀大师的事业之延续，故亦可说是源自阿旺札巴大师的恩德。现今大有一些人认为柏绷喀大师独尊格律派而敌视其他派别，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误解。我的一生与大师关系密切，大家属同一僧舍，大师亦被视为与大藏寺关系密切的僧人；我的根本上师赤江仁宝哲，又是大师的亲传心子；再者，我也曾在大师的私人寺院吉祥法林住过一段日子，所以我对大师的生平有颇深的了解，足以对以上的误解作一些说明。大师是一位摒弃门户之见的宗师。在他的寺院中，便有专房供奉莲华生祖师圣像，也有很多宁玛派的法典，这些都是我亲眼见过的。在大师的一生中，更可说是对宁玛派僧人有很大的恩德。大师时常对一些持戒不太清净的宁玛派行者开示，教导他们戒除饮酒的习惯，更叫他们要严守戒律，以兴莲华生祖师的教法。对自派的僧人，大师又常嘱咐他们必须尊重他派，不要自许为唯一的正法宗派。在后来，大师的一些弟子曾为了某些事情而与一间宁玛派寺院不和，的确也发生过一些捣乱事件。然而，大师的弟子少说也有十万个，把某些弟子与某一间寺院的争执视作大师仇视他派的证明，明显地是不公正的故意毁谤。

　　第一世的柏绷喀大师在一九四一年圆寂，其转世是我的同寺、同僧堂、同僧舍和同班的学僧，但他在很年青时便不幸圆寂了。第三世的柏绷喀转世仍然隶属色拉寺昧院嘉绒僧堂阿底僧舍(大藏寺学僧之僧舍)，很年青便考得了头等‘格西’荣衔，他与我关系也是很密切的。在印度期间，我的依止师堪萨仁宝哲同时也是他的老师。

　　说回当年阿旺札巴的选地，即大藏寺所在地，它的山形如一头躺卧的巨象，寺院建在象的肚部。此外，附近山势如同环绕中央，自然形成一座十三尊大威德金刚坛城之排列。在寺院中心可远眺东、南、西、北各有一峰，这是坛城的四方护法。距寺院数小时的马程外为一圣湖，形如法螺。这个圣湖甚为灵验，凡有世俗上之事需要帮助，寺僧便会在湖边山上供养湖区的地灵，每每即时应求得助。到这个湖的人，如果大声喧哗谈笑，湖的上空便会马上降大冰雹及雷电交加，所以在湖边的人从来不敢放声谈笑。

　　寺院由当初阿旺札巴所建的十多座殿堂，在历代以来发展至过百间建筑物，如同一座小城。寺僧在寺院全盛时代超过八百人之多(但在文献上一般记载为五百之数，乃取自佛教史上五百罗汉之吉祥数目之缘故)。

　　在五十年前，大藏寺有三座弥勒殿、宗喀巴大师殿、大雄宝殿及护法殿等六座佛殿，又有祈竹楼及堪康楼各一座作两位法台历代驻锡之处。各殿均有圣物及珍贵经书无数，弥勒殿供有几十米高的未来佛圣像。大雄宝殿之楼顶为鎏金铜瓦顶，乃汉地皇帝所赐。即使是最普通的僧舍，每间楼中俱供有全套《大藏经》(在藏传佛教中分为‘甘珠尔’及‘丹珠尔’两部份)，每间房的墙壁及天花绘满了记载佛陀及历代祖师之生平史传的壁画。寺院后山上有一座闭关院，供寺僧禅修闭关之用。在寺院前方，有一座三十米高的佛塔，内有无数珍贵圣物。

　　在历史上，由于其悠久寺史及其规模，大藏寺被尊称为‘第二札仓’(即‘第二大僧院’之意)，其地位仅次于格律派祖庭甘丹寺。在明、清两代，寺院备受历代帝皇及朝廷尊崇，长期得到历代帝皇的供养，其中包括法物、印章、黄金、宝物、布料及僧人日用所需。大藏寺现今仍保存乾隆皇所赠象牙印章一枚、少许乾隆所供织锦布料、御赐天衣及五佛冠(当年有五十套之多，价值连城)散件、历代圣旨及诏书多函及明代大将军所供铜锣一面。这面铜锣是大藏寺之宝物，其锣声异常宏亮及美妙，远近知名。在后来的一个有关大藏寺的预言中，亦有提及此明代古物。在十九世纪所著的《安多政教史》一书中所载，大藏寺又曾供有宗喀巴大师、第八世达赖宗座、大成就者纳卡哇、第二代至第八代甘丹掌座(宗喀巴大师为第一代甘丹掌座)及甚他无数圣者的舍利遗物等，又供有由第七世达赖宗座派遣工匠建造的弥勒像及印度珍贵响铜佛像等，圣物数量之多难以计算。在《安多政教史》一书中提到的大藏寺圣物，我因当年年幼而印像不深。后来寺院被毁，书中所载的这些圣物及宗喀巴大师之手稿等亦不复存在，但寺院至今仍保存有不少极为珍贵的古老小佛像及佛画等。除来自明、清两代历代帝皇及西藏中部的无数珍贵供品外，大藏寺在历史上亦得当地十八土司的支持及供养，成为川北一带的佛法权威与中枢。

　　大藏寺在古代向与拉萨色拉寺昧院、拉萨下密院及甘肃拉卜楞寺有密切关系，寺僧如离寺赴拉萨进修高等佛学，多入色拉寺昧院嘉绒堂成为学僧，我年青时亦进入了这间僧堂修学；拉卜楞寺则因曾保护大藏寺免于某年代的苯教势力侵占，而与大藏寺从此结交，其两位法台贡唐仁宝哲及嘉木漾仁宝哲皆曾当大藏寺的方丈。故此，大藏寺在佛学教育上隶属色拉寺昧院体系，又同时因曾受拉卜楞寺的保护照顾而与其有密切交往。若论寺院之历史，大藏寺却建于色拉寺及拉卜楞寺创建之前。在全盛时期，大藏寺本身又有多间属下寺院。

　　虽然大藏寺历代僧人在进修高等佛学课程时，多会前往拉萨色拉寺成为学僧，但大藏寺本身也有其整套佛学教育制度，涵括中观、般若、因明、俱舍及戒律五部，并有完善之密部学修体系，主修大威德、密集及胜乐三部无上密续。大藏寺僧的勤奋好学向来广为人知，历代以来大藏寺僧在拉萨色拉等三大寺中成为头等‘格西’的甚多，以致西藏三大寺的僧人每见有来自大藏寺的新学僧加入时，便会笑言：‘又来了一个“拉然巴”(即‘头等格西’之意)！’。在西藏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位传奇性的高僧达勒方丈，他正是大藏寺的僧人。这位僧人在大藏寺期间，并非甚么大师之辈，只是一位出身贫困的普通僧人，身上只穿麻质僧袍。有一天，他在挑水时被一阵怪风把他卷走了，风停时他竟已身在当年路程要走好几个月的拉萨甘丹寺，身上仍扛挑水的水桶！达勒方丈(当时未称为‘方丈’)就只好在甘丹寺留下来修学。大藏寺的其他僧众发现他失踪了，便四处搜觅，在他失踪的地方发现了几块石头，每块石上清楚印有驴的蹄印。在该年代，甘丹寺蒋孜院的方丈职位并非由民主选举所产生，而是由一种奇怪的方法选出的。在需要选新方丈时，寺僧会齐集殿中向该院的护法吉祥天母(PaldenLhamo)祈求，然后便全体离殿，在殿门及窗户上都封上印条。第二天，大众在官员及长老的监督下开封入殿，会发现方丈法座上有一个坐垫。不论坐垫的主人是谁(每位僧人常年在殿中都有固定的座位及坐垫)，这个人便是护法显灵选出的新一任方丈。在达勒方丈读至佛学低级一年班时，寺院举行了方丈选举，他的坐垫竟然被护法显灵放于方丈法座上，于是他竟便成为了新方丈。在举行升座大典时，由于他的学识极低，大部份僧人不甘心向他顶礼，便改向甘丹寺宗喀巴大师灵塔顶礼。这时候，方丈座后的一尊宗喀巴像竟然开口说话：‘我在这！’，于是大家被吓倒了，只好向佛像方向(亦即方丈所坐方向)顶礼，此后便对新任方丈生起了尊敬之心。自此，这尊像被称为‘曾说话的祖师像’，至今或许仍在甘丹寺。由于这位大藏僧人才在读一年班，后来便被称为‘达勒方丈’，即‘一年级方丈’之意。达勒方丈虽无奈地成为了方丈，后来却的确学有所成，并在其长达四十五年的任内为该院作出了甚大的贡献，他的故事从此成为了一个美谈。当年的大藏寺僧人，在发现失踪者竟然神秘地到了拉萨，又成为了甘丹寺蒋孜院方丈，当然目定口呆，此时才惊觉那几块石上的蹄印，必定为甘丹寺蒋孜院护法吉祥天母座骑(吉祥天母骑驴)在带走达勒方丈时所留下的。大家都认为吉祥天母一早就因为某种因缘，而认定了该僧人为未来方丈的适当人选，所以把他以神通在一刹那间由大藏寺带到了甘丹寺(由大藏寺至甘丹寺的路程极远，我当年走路就用了多个月的时间)！这些有驴蹄印的石头，现今在大藏寺仍保存一块，蹄印清楚可见。

　　达勒方丈在晚年回到了他的生地，曾建一佛塔，并把自己的佛珠放在塔内。这串佛珠后来长出了柏枝，穿透塔身而出，村民都喜欢取柏枝带在身上作为护身物，我童年时听说这些护身物十分灵验。在入住大藏寺年间，我曾经去过距大藏寺一小时脚程的达勒方丈所生村落，并亲眼见过这座佛塔。这座塔后来在文革时被毁，后来在一九九三年我曾经捐款重修佛塔。现在该村中仍有达勒方丈的家族后人居住。

　　有关大藏寺的历史，还有一段重要的事值得一提。大藏寺的右方有一座小石碑，上刻观音大士之形相，这是纪念第六世达赖喇嘛到访的一个石碑。第六世达赖喇嘛一生十分富传奇性，他喜欢扮作普通僧人，甚至乞丐的形相，在藏地云游四方，有说更曾到过汉地五台山。在他的自传中，亦提及曾到访大藏寺之事，而且对寺院之规模及僧人修学之勤奋甚表嘉许。在大藏寺时，尊者秘密地躲藏于护法殿中修持，本来未为人知。有一次，他在现在石碑所在地被一位曾到过拉萨晋见他的老寺僧认出了。尊者嘱咐老僧代他保密，但老僧坚决要求他留下一些驻锡大藏寺之纪念，尊者便说：‘在我走后，你在现在我俩见面之处立一个观音大士石碑。见碑者如同见我本人！’，于是老僧便在该地立了石碑，至今尚在，藏民在绕寺时都会在此碑前顶礼。此外，尊者又于护法殿外墙写了一些文字，但该墙在近年维修时被忍痛拆除，只好在新墙上同位置依旧照片拓上原来的字迹聊作纪念。

　　大藏寺中的僧人生活日程很紧密，除了过新年的三天假期及结夏安居后有一周假期外，全年都要诵经、修学及负责寺务。在一年四季中，每季都有其固定的宗教仪式，凡僧人不论是方丈或长老都必须参加上殿、年复一年地循环举行与拉萨下密院一模一样的周期法事。除了有重病的僧人外，全寺必须参与这些诵经活动，在殿中不可谈天、走动、站立或倚墙而坐，连吃东西时也不可发出任何声音。在座位排列上，僧众必须依出家先后而坐，长幼有序，丝毫不得弄错，这其中只有法台及转世者是例外。大藏寺历来由湛康仁宝哲及祈竹仁宝哲这两个世系的转世者所住持，所以我在殿中有一个较高的法座，而且坐在前方。另一位法台湛康仁宝哲也有自己的法座。在我住在大藏寺时，湛康法台比我还年幼，恐怕大概是四岁左右。他的先世转生我也见过(大概是在我五岁未入寺前的时候，记忆已不太清楚了)。在当时，寺中还有两位并无法台地位的转世者，他们在大殿中各有自己的法座。

　　在法会中，僧人不可看经诵读，必须靠记忆而背诵仪轨。由于一年中每季及每月所修的仪轨都不同，我们必须背诵极多的经文。但凡新僧入寺，便先要背好由宗喀巴应阿旺札巴之求而着之菩提道次第短论《道之三主要》，然后便要背诵《般若心经》、《大日如来仪轨》、《五大愿文》、《上师会供》、《度母仪轨》、《大白伞盖佛母仪轨》、《玛哈卡那护法仪轨》、《吉祥天母护法仪轨》、《法王护法仪轨》、十三尊大威德金刚自灌顶及火供仪轨、上乐金刚自灌顶及火供仪轨及密集金刚自灌顶与火供仪轨等等，还要在课余学好使用法器、多种唱诵声律、供品制造及排列规格与绘画砂制坛城等等，总共约需六年以上方可全部学懂。

　　新入寺的僧人一般被安排至同村僧人的僧舍中居住，由年长的同村长老僧人管教，纪律很严。这种依生地而分的僧舍团体，在大藏寺共有七个，分别代表附近的七个村寨。僧舍提供教育、食用及衣，僧人完全不需担心钱银问题，也不准许有私人存钱的情况，生活很简单，不像其他西藏寺院中僧人有做生意经商的不良世俗风气。凡有僧人圆寂，便会由死者所属僧舍负责其后事。在附近的七个村寨中，凡有例如超度等宗教需要时，与该村有关连的那个僧舍便会自动派人前往主持法事。这类民众的宗教法事，我们视为僧人及寺院的当然责任，并不涉及供养或钱财。

　　在各种大藏寺法会中，我对护法殿的护法供养法会印像特别深刻。护法殿中十分阴沉，诵这种仪轨又有特别的声律规矩，每个音会拉至一、两分钟长度而诵念，在黑暗中便只有钹、鼓及诵经声。大藏寺的玛哈卡那护法特别灵异。在供奉祂的法会中，常会听到一些不知来源的脚步声，这些便是护法在殿中走动的声音。如果寺中有僧人持戒不清净，便会有野熊等猛兽不怕人地走入寺院范围内的情况。遇上这类情况时，僧众便会检讨及忏罪。

　　在一年一度的玛哈卡那护法修持闭关中，全体僧人聚集殿中，由长老把殿门锁上，往后的一周内僧人就在殿中诵经，食及睡也都在大殿中，绝不可离殿中断(大殿中有厨房及厕所)。由于寺僧的修持严谨及护法与大藏寺的不共密切加持，大藏寺的护法薰香粉极为灵验，带佩身上便能防止魔障及灾劫，薰烧则能除病息灾而得护法来临加持。当年大藏寺寺产中有不少马匹及牛只，平时放牧于深山森林中。在五十年代前的大藏地区森林，有许多熊、狼及猛虎等凶兽，经常会杀猎林中放牧的牲口，但身上佩带了大藏寺薰香的牲口却从未受过猛兽伤害。有一次，一些小贼牵走了大藏寺的牛只，寺僧便向护法像祈求，这时候已被带远的牛只竟然由牛角喷出火光，把贼众吓得惊惶失措，马上便走原路回头把牲口全数归还寺院，并害怕地祈求护法原宥。

　　在一年一度的观音修持闭关中，寺僧亦是在大殿中被关起来，一连七天在殿中渡过，分开几组轮班诵观音真言，保持七天内二十四小时都诵咒不断。在这种法会中，僧人会预先以珍贵药材及圣物舍利等造成大批丸子，放在一个纯银制的瓶子中，上盖以一块布料，整个银瓶置方丈面前。在法会期间，如果一切如法及僧人中没有戒律不清净者，往往能清楚看到瓶子会冒出蒸气及感到瓶子发热。在法会后，方丈把布料打开，如果本来装得半满的小丸自然增多了，便是修法成功，这些小丸便分发僧人及民众。有时候，小丸甚至会神奇地增长得极快，未等法会终结便长多至溢出瓶口。这些小丸，可以置家中供奉、佩带身上或于病时服用，灵验惊人。即使供在家中，只要能保持干净，它们仍会神奇地自然变多。除惊叹加持之奇妙外，别无其他解释这种现像的可成立理论。在上述闭关中，常常会见到殿墙神奇地渗出水珠，这是附近地神等来护持闭关的征兆。以上都是我亲历的经验。我在后来往西方弘法后，曾把许多这些观音丸分赠汉人及洋人弟子，他们在家中供奉后，很多人亦见证到小丸增生之殊胜现像，这与佛陀及圣人舍利子增生之情况相似。

　　在每年的夏、冬两季，大藏寺全体僧人必须往附近村落为俗家人诵经。最远的村落要走半天才到达，年老及脚有病患的僧人可以骑马前往，其他人则必须徒步。由于僧人早已能背诵要诵的经，上路时大家只会带僧袍及随身的佛像，行装十分简便。村民对僧人很尊敬，往往以最好的食物供养，而僧人亦很认真的诵经，每天由清晨五点诵至晚上九时。这类村中法事，普通僧人必须出席，但作为法台的我则有权选择是否随行。我当年虽然年少，但也知道作为一个地区精神领袖的责任，从来不会缺席而让村民失望。在每次入村诵经时，一般都是两天一夜，也不算怎么辛苦。

　　除了以上所述的活动外，大藏寺的僧人是不许外出的，村民亦只可在寺外绕寺朝圣，平日不可入寺，这只有一年两度的寺院开放日是例外。

　　在不需上殿的时间，新僧必须背经及依长老学法，同时也要干些杂役。对于个人的修持，寺院并无限制，但大多僧人都修大威德金刚法门，在其余时间则口诵观音咒及宗喀巴祖师赞，此二咒基本上是闲余时近乎不离口的。此外，玛哈卡那护法赞也是寺僧在每天私下诵念多次的修行课目。我自这段时期起，便开始日诵《妙吉祥真实名经》及每天念多次宗喀巴祖师赞与玛哈卡那赞。在后来的日子中，我曾经被判劳改及重病垂危，但从未试过有一天中断诵念。这种由大藏寺培养成的习惯，我奉持至今已逾五十年了。

　　在寺院的后山，有些老僧闭关不出，通常每次关期是三年多。后山的闭关房据闻闹鬼，但寺僧从不把它放在心上，所以一直没有人修甚么法去解决怪事。曾经有一个老和尚在这关房中闭关三年，每天早上他便会发现自己身在关房外的草地上，似乎是鬼怪在他每晚睡觉时把他抬出房外的情况。但老和尚既不怕鬼也不理怪事，还是继续他的闭关修行，鬼怪好像也并没有其他的异常举动。我自己心想，这关房的鬼怪也不失为一位‘护法’，专职考验闭关者的胆量和定力，它对有胆色及有恒心的僧人也从未真正加害，恐怕的确也没有对治的必要。

　　大藏寺的祈竹楼，是一座颇具规模的建筑物，位于大殿后方、整个寺院建筑群的最高位置。它与大藏寺著名的护法殿外墙都涂上金黄色，而寺中其他建筑物都是涂白色的。祈竹楼内供奉一位护法，祂是玛哈卡那护法的其中一种化相，而玛哈卡那则是观音大士的悲心所化现之忿怒化相。我在住于祈竹楼的日子中，经常梦到这位护法。在冬天雪季的清晨，在无人于其上走动的屋顶会铺者一层新下的雪，我们经常会看到新雪上有很多脚印，犹如有人曾彻夜在楼顶上踱步巡视时所踏出之足印，这显然是护法在守护大楼时留下的痕迹。历代祈竹仁宝哲与这座祈竹楼似乎并没有甚么因缘。我的外公因为是居士身份，并未长住祈竹楼。他的上一世虽是僧人身份，却也没有在祈竹楼中住过多久。我在入寺后，亦并不常住于此楼中，几年后便又去拉萨求学了。在去了拉萨不久后，大藏寺便被毁灭，祈竹楼当然也未能幸存。在始于一九九三的几年重建后，寺院及寺中的祈竹楼基本上现已修复，但我却只在二零零零年夏天在重建的楼中住过十天而已，在我今生中回寺长住的机会亦恐怕不会出现。

　　从十岁入寺起，我在大藏寺一共住了八年左右。在寺中，我在名义上是寺院的法台转世及祈竹楼的主人。事实上，我并不常住在祈竹楼中，绝大部份时间反而与我的师父住在一起，过的生活与普通小僧分别并不太大。

　　家师洛桑达华大师当时年约四十五，中等身材及高度。他住在一间极普通的僧舍中，同屋中还住有十五个大师的徒弟(大师还有其他徒弟住在其他僧舍中)。

　　每天凌晨天未亮前，家师便起床前往护法殿诵经，风雨不改，天天都如是。在我初入寺的第一年，家师在早上都单独到护法殿诵经，我则会在这段时间中楼上楼下不断跑，与其他小僧追逐游戏，有时也玩一种近似西方足球的比赛。其中一位僧人会充任哨员，负责留意家师的动静，确保在家师诵经完毕而回屋时全体小僧都扮作在读书的样子。大约过了一年后，家师有一天发现了我们在他外出时的真实表现，从此他便坚持每早把我带上殿。

　　在入护法殿后，家师便会诵大威德金刚及玛哈卡那护法的仪轨，我则要在旁完成一百次礼佛，然后自己背诵经典。我们师徒二人通常在护法殿中用早餐，然后便返回家师的屋舍。在回到僧舍时，大概会是天亮时份，家师会稍睡一会，众徒弟分坐屋中角落各自背经。在这时间到十一点之间，如果当天寺中有法会的话，我们便要上殿参与，否则便在屋中背经。在十一点左右，家师便逐一考徒弟当天的进度，然后师生一同进食午饭。

　　在藏传佛教寺院中，除上殿应供外，僧人通常都各自在僧舍中用餐，并不集体用餐。僧人的日常食用很随便，只需在碗中放入糌把粉(一种青棵所制、如面粉类的粉末)，混入茶水及酥油，再搓几下令其成为面团状态便进食，顶多只会另外有些乳酪及酸奶而已，所以我们的午饭基本上是不需煮烹及过后洗碗的。

　　在午餐后，有一小时休息时间。在这时间，我通常会以观看墙洞中的蜘蛛为乐，有时也缠几个年长一些的师兄，听他们讲古老传说及鬼怪故事等等。

　　在下午三时左右，众学僧又跟师父学经，这一节大概长两小时。在下午五点左右，师徒便聚在屋中的小佛堂围火炉而坐，家师坐在中间，我因为是转世者的身份而通常被命坐在他的左侧，其他同门则围成一个半圆圈状而坐地上。这时候，师徒会同诵所懂的各种常用经典、祈祷文及仪轨，由学习的先后次序顺背诵。刚入门的小僧，只懂背少许经文及仪轨，在依序诵至他们未能背出的部份时，他们便可以离座。这样地，留座的学僧会越来越少，最后只留下家师及能背诵最多经文的师兄。在背至尾声时，通常已是大约十点钟左右。然后全体师徒又聚在一起同诵《二十一度母赞》七次及《玛哈卡那护法礼赞文》廿一次，然后才用晚餐，吃的仍然是千篇一律的糌巴粉。

　　在晚餐后，家师会再教经中的几个词，令徒弟心中默诵，不许参照经书文字。在十一时半左右，学僧又入小佛堂礼佛一百拜，在十二时半左右便入睡。在睡醒后，又是另一个同一样的日程。

　　除了遇上整天长的法会外，我们学僧的生活基本上便天天如此。在要上殿的日子，便要在晚间补回当天所失的学习时间。在一年中，基本上只有入村修法的几天生活规律会有所变化，否则便是天天一样的生活，并没有假期。

　　家师除了是一位高僧外，同时也懂一些医学。在这八年中，我有时也会稍学一些医理。在嘉绒地区，遍地生长的都是珍贵药材，牛只每天所吃的草其实也是药草。当地居民饮这些牛只的奶，所以大多身体极好，甚少生病，在大藏寺一带就连医师也没有生意。我当年只学了一些辨药的学问，但并没有甚么机会实践或观摩诊病过程。

　　除了采药外，有时我也会告假往剃度师堪萨仁宝哲处探望。我记得沿途会行经一个小村，村中常有一头白色的老猪流连。这头猪是被人买来放生的。藏族常有把牛、羊及马放生的习俗，但甚少有把猪放生的例子。即使时至今天，我已经六十多岁，除当年见到的这头猪外，也真的未听过有其他人把猪放生的事例！

　　在我十一岁时，著名的贡唐仁宝哲来到大藏寺朝礼。大师当年约二十岁，在寺中留了四、五天左右，但并没有说法。过往有某一世的贡唐大师曾任大藏寺的方丈，所以大师的世系与大藏寺向来是有渊源的。我对当年大师来访的情景今已记不清楚了，只依稀记得当时全寺出迎，场面很盛大。在后来的日子中，大师坐牢二十一年，受了很大的折磨。在一九九五年，我在北京又曾拜见了大师一面。在一九九八年，我的徒弟林聪曾拜见大师，大师还提起年青时访问大藏寺的情况，并答允在二零零零年参加大藏寺重建竣工庆典，可惜想不到大师在庆典前便圆寂了。

　　在一九五零年前后，嘉绒一带开始有政治变化，但对于深山中的寺僧来说，我们并不太注意这些变动。当时入驻嘉绒的共军颇为友善，而且的确十分有纪律，而乡民对他们的到临则反应不一。没多久后，家父成为了一个政协代表。

　　在我十七岁时，曾有一次与外婆等一众亲友往附近的观音桥朝圣。在回程时，山上滖下一块像牦牛般大的石头，差一点把我们三人压死，我的手指被压至见骨及大量出血，至今仍留有后患。在险被大石压死而脱险后，我骑马行至山上时，听到有怪声一响，转眼间坐骑已被一块空中横飞而来的小石打中眼睛，从此它便瞎了。当时山上除我以外一个人也没有，事后众人都说当天的两件凶险怪事是冲我这个转世者而来的某种非人魔障。

　　除了上述几件印像较深刻的事以外，我在大藏寺所渡过的八年便几乎是天天一样的刻板生活。有时在感到生活枯燥时，我便会在早上挑水时，偷偷地骑上家师的白马，在寺院旁的空地上策马狂奔作为仅有的娱乐，可幸地家师从来未发现过我这个习惯。

　　我在大藏寺学习的表现不过不失，但偶尔会因各种小事而被家师打罚(一年顶多五、六次)。家师的一向习惯是凡有一人犯过便人人都要捱打，而且对我特别打得厉害。当时有一个比我年青的师兄叫‘蒋央’，他对家师的性格脾性了如指掌。每当在家师打他时，他便无赖地仰躺在地上不起，未被打已惨叫连连地大声哀求家师原饶。家师对学僧的责打不过是爱徒心切，并非出于嗔恨，所以只会打在非要害的部份。这个蒋央采取仰天躺的姿势，家师便每每怕打中徒弟的面部或胸、肚部位，只好另找其他弟子责打。我的脾性与蒋央刚刚相反，受罚时总蹲以背部挨打，又从不肯呼痛求饶，所以每每令家师更多打几下。我当年的心态是既犯了错倒不如早点受罚，这样总比等候捱打更为痛快。家师打罚的规律是责打后一定有一、两天‘休息期’，所以我在受打时常常会在心中高兴地想：‘明天和后天可以放心地玩了，老师一定没力气再打！’。年青时的我有一个优点，不论家师怎样狠打，我的确从未在心中埋怨，反而会甘心受罚，心中认为自己犯了错便理应捱打，但怪的是我当时却也从未想过要改过向好。

　　以上所说的，是我在大藏寺时的情况。我所讲述的每天生活，是初入寺的小僧之学习情况，年长及已学完基本课程的僧人，生活自然大是不同，各有各的修持及寺务工作。当时的大藏寺僧众很多，寺务兴盛。在当地民间正在发生的巨大政局变化，对我们在感觉上来说是很遥远的。

　　在距今约一百年前，大藏寺有一位名为‘卡华珠洛桑尼玛格西’的长老曾作预言：‘现在显得法务昌隆的此寺，将来会被毁灭荒废，再由来自远方的人重建。于重建后，僧人众多，僧舍遍布整个山头，于召众上殿时，现在以锣声宏亮著称的大铜锣仍不够用，到时要用上两个大锣分别在寺院前方及后方敲响才能令最远的僧舍听到召集。在那时候，寺殿比现在还大，现在寺院尚没有的辩经院，到时也会建成，更会有黄衣僧人与红衣僧人一起学习经论。此时，我将会再来寺院，于后山建舍修持。于此之后，大藏寺将大弘正法，直至末法时代方息！’。在我年幼时，眼见寺院一片鼎盛之况，哪会相信这个预言！其他僧人亦没有在意流传下来的古老说话。没想到在今天公元二零零零年，大藏寺已经历了被毁及重建，这个古老预言至今已应验了绝大部份。始自一九九三年的重建工作，得到了我的各国弟子资助，甚至有新加坡弟子率队往寺院亲手建造部份工程，所以应验了预言中‘来自远方的人重建’的部份。重建后的大雄宝殿比以前的大得多，又先后建成供有十三米高弥勒像的弥勒殿、供有八米高宗喀巴像的祖师殿及供奉五米高千手千眼观音像的大悲殿，此外还建成了大型僧舍、不动佛殿、居士住宿楼、闭关房、大型僧人膳堂及方丈楼等，甚至连新建的祈竹楼亦比我年青时所住的大了许多，应验了‘寺殿比现在还大’的部份预言。重建后的大藏寺，有一座宏伟的辩经院，又应验了‘现在寺院尚没有的辩经院，到时也会建成’部份。至于‘黄衣僧人’，有些人认为是指来自五台山的僧人，但我却认为这一词在广义上泛指汉僧。以今天格律派的趋势来说，大藏寺未来的确极可能有众多汉僧来到与我们这些‘红衣僧人’共同学习佛法。寺院在重建过程中，一直留空了长老预言将于乘愿再来时建舍居住的后山地方(长老曾插杖为记)，不敢使用该块土地。至于寺院是否能发展至‘僧舍遍布整个山头’，则要视乎创寺祖师阿旺札巴当初发了怎样的宏愿了，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尽力而为及拭目以待！

　　第三章──徒步走拉萨

　　在一九五三年，我近十八岁的时候，中国政府命各藏族地区的领导人物前往成都观摩学习。在这时候，四川嘉绒地区已由共产党管理，但藏人对政府及政策所知不多。我是大藏寺地区的精神领袖，自然也被邀请往成都学习，同行的有双亲(家父当时成为了政协代表)、舅舅等六、七个人。其他地区上的领袖、旧社会中的富人及具影响力的人物，全都在被邀之列，包括原嘉绒藏区的土司(地方领主)。

　　在当年春季，我家一行六、七个人骑马前往成都。路上除了汶川县有一个客店外，其他晚上都是在路上扎帐蓬而休息。一路上的风景很不错，沿途有大片的竹林(在一九九三年至二零零零年间，我多次回乡，在同一条路上却没见一根竹子)。这次的观摩学习，名义上我们是被邀请参加的贵宾，但我们心明白，实在上我们并无自行决定参加与否的自由。一路上，天性豁达的我尚有心情欣赏风景，父亲却是连日来失眠，对前途及自身安全很是担心。

　　在较接近成都的地方，我们到达了可行车的公路。官方派了大货车迎接由各地而来的参加者。我们被送上大货车的车仓部份，人挨人地站，双手必须紧抓车边以防被抛离车外。这条公路当年十分崎岖(这是我多年后的观点。在当年，我根本未见过其他公路，所以无从比较)，沿途又多次碰上塌方及滚石流等凶险，又因为所有人都是初次乘车，同车的老人家都十分害怕，但我却只感到新奇，尚可说是乐在其中。

　　整个会议历时十五天，约有三百多个来自青海、果洛及嘉绒等藏区的重要人物参加。官方安排我们入住成都的民族招待所，楼高两层，外有花园，记忆中似是三个人一间房。在这十五天中，政府安排我们参观火车站、飞机场、寺院及刑场等，行程颇为紧密。在初次见到火车时，我觉得极为新奇，但火车的气笛声却令耳朵很不舒服。对初次见到的飞机，照说我应该是同样好奇，但记忆中当时我却反应不太雀跃。在参观解放后的佛教寺院时，官方安排我们前往一座成都的藏传佛教寺院，寺僧一再向我们重覆宣传：‘解放后宗教信仰自由，与以前的日子相比，只会更好！’。当时我在成都街上看到不少精美佛像，这些都是在各寺院被封后被丢弃或偷出的佛像。本来值一千元的精工佛像，此时只卖几块钱，我当时也请购了两尊。在参观刑场的一天，我坚决不愿出席，后来听说其他参观者被安排观看五、六十人同时被枪决的‘盛况’。在开会期间，我们又被安排参加五一劳动节庆典，记忆中当天有一位极高地位的苏联领导人也参加了庆典。在庆典上，除了连日来多次看过的歌舞娱乐外，也有烟花表演及阅军仪式。我记得当时我一面惊叹这些高科技军备，一面也怀疑人类花这么多心血及资源制造毁灭人类自己的凶器之逻辑性。

　　在这十五天中，官方一再要求我们天天洗澡及洗脚，或许是认为我们落后民族十分肮脏吧！每天早上，饭堂桌上会预早放好了五碟小菜，稀饭、馒头及面条则在厨房中多少任取。午餐及晚餐，大致也是差不多。这些食物，猜想在当时应该算是很不错的了。在每一次用餐中，我都注意到好些来自果洛及青海游牧藏区的同桌者不懂用筷子，所以他们吃得很笨拙。我们嘉绒区的领主用筷子十分灵活。我则由于自少习惯汉人的文化，也不致出甚么洋相。在其中一餐，桌上有蛇或某种鳝类菜式，我见到后吐了一大场。

　　会期中的每天早上及下午，全体都要参与观摩活动。在一方面，政府希望透过观摩学习，令我们知道现代化的进步及了解共产思想，以藉我们影响各自地区的百姓。在另一方面，政府在这两周中却在我们各自的家乡中大力推行反阶级思想教育，要求民众认同共产主义、反对旧势力及思想。我当时只是一个年青的僧人，对政治一向并无一点兴趣，十分乐于做一个普通的和尚。故此，我对这些活动既不反对，也并不热切认同，所以对开会交流自然不太热衷。有一天，我与父亲在开会时间前散步，我提议自行往市中心看一看，但父亲却不太敢自行活动，最后只无奈地同意。父亲很担心我们认不了路回头，但我却多番保证自己的辨向能力，怎知在走了二十分钟后，我便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了。在最后找到回招待所时，当天的交流会早已结束，官方领导对我们两父子很生气，不留情面地提醒我们到成都学习的目的。那一次后，我学聪明了，每次上街闲逛都带红线，凡在转弯的时候便在路边的水喉绑上一条标记，自此便天天逛街，并未被政府官员再次发现我偷走出外的情况。在另外一次交流晚会中，气氛有点异样，全体又在会前被命低头沉默了几分钟。原来当天斯大林逝世，全体必须默哀纪念(在当时，我自然不太感到一个苏联人的逝世与我们这群藏族乡下人有甚么关系)。

　　会议结束前的一晚，是我一生中的一个大转捩点。我自十七岁以来，早有往尚未被解放的拉萨学法之意。依大藏寺的传统，僧人中凡有学习能力的，都要往拉萨色拉寺或甘丹寺学法进修。我身为寺院的法台，去色拉寺学习进修是很自然的路向。在十七岁时，我虽然已出家住大藏寺中好几年了，父母却一直仍不舍得我离乡别井，一直以来只嘱我等待至较年长时才往拉萨入学。在成都会议结束前的一晚，我与家人在房中作了一番长谈。我再次提出要往拉萨学法的心愿，但父母却说：‘你从少娇生惯养，而且现在还年轻，对外面的世界你完全不了解，而且人又长得笨，最好还是先好好考虑一下！’，母亲更是哭成泪人，多番挽留。其实当时我内心也挣扎得很厉害，心中犹豫不决地想：‘现在的政治形势中，恐怕未必能留在大藏寺继续过僧人的生活，去拉萨却也是前途难测，如何是好呢？’。最后我才痛下决心地说：‘往拉萨固然是命运不可预知，但在现在政治变动中留在大藏寺学法似乎却是绝不可能的了，我看还是去闯一闯看吧！’，然后一家人整晚都在互拥痛哭，最后舅舅答应亲自送我到色拉寺。

　　在离开成都的早上，我们一家向政府官员表示欲往峨嵋山朝圣，官员也并无阻挠之意。在成都的近郊雅安，我与父母到照相馆拍了我生平第一张照片，这也是我今生中与父母唯一的合照。在拍照后，爸妈必须上车向峨嵋山方向进发，我与舅舅便在路边告别他们。家母哭说：‘你虽看似有小聪明，事实上却是村中最笨的小孩！从今你要学懂提防别人，不要随便相信人。钱要省用，好好保管。这年头，为了钱连亲人也会害你呀！’。告别时，大家都心知以政治情况发展来看，此生恐怕不会再见上一面。我并没有说甚么话，只懂得流眼泪。母亲在此时早已泪如雨下，父亲却强忍，不发一言便急步走上了车中，留下我与舅舅两个人无言地站在公路旁。在这时，我心知今生中难再见到父母(后来他们在文革中被隔离，父亲所受的批斗尚不算太坏，母亲却受尽折磨，骨折多处，两人最后在八十年代病逝。当时因政治局势，我无法回乡送别。大藏寺则在我离开后不久的日子中遭殃，僧人被逼还俗及回乡劳动，寺院被完全毁灭)。

　　我的舅舅比我年长五、六岁左右，人比较聪敏，又能说多少汉语，而且比我来说是较富‘江湖经验’的。在藏族文化中，舅舅与外甥是极为亲密的亲戚关系，所以他便负上了照顾我前往拉萨的任务，同时他也想在到达拉萨后才决定自己的去留(在当年的政治气氛下，绝大部份人都不知何去何从，只抱见一步就走一步的心态)。

　　就这样，我与舅舅便开始往拉萨行进。我们带少许食物、一些开会期间获派的汉成药及少许黄金，我自己又有一百枚藏区通行的银币(这种银币称为‘袁大头’，是民国初年时所发行的货币。在当时，这种铸上袁世凯容貌的银币在拉萨及好一些藏区通行，但在共产党势力范圈内则绝不可公开使用，人们多只偷藏备用)，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财物。我们走了一段路后，便在一个驿站住下来，本欲等待看有没有可乘载的便车。在等了一周之后，我便豪气万丈大地向舅舅说：‘学僧往拉萨求学，依传统应是步行前往的，我们倒不如徒步前进吧！你看好不好？’，舅舅在考虑后同意了我的建议，两人便开始靠太阳辨向，背驮木造的行李架，一路往西行走。

　　在走了只几天后，我便开始后悔当初豪情地建议徒步上路的决定，但此时我们已是骑虎难下了，只可硬头皮继续走下去。在习惯了每天走行长途后，难受的感觉方开始减弱。有好几次，我因为负荷太重而欲丢弃那一百枚袁大头银币。这绝不是因为我有甚么清高的气节，而只是因为它们的确太重及我自幼家境富裕而从未捱过贫困的原因而已。舅舅是见过一下世面的人，所以他坚决不同意我的决定，结果是我们协定轮流把这些银币带在身上。一路上，我们有时入住驿站，有时在荒野中席地而睡，的确捱了不少从未受过的大苦。

　　在行走了一段时间后，我们来到二郎山。要往拉萨行进，必须先越过这座高山。由于不懂山路，我们花了几近一周才沿大路抵达山顶。一路上细雨不停，辛苦难忍。我们饮的是冰川水，睡的是冰冷的露地(有时会帐蓬)，但沿途风光倒是很不错，能见到麝鹿及多种禽鸟。这条路上在古代有很多山贼横行，但在我们经过时的年代，山贼早被共军消灭了，所以我们一路上都相安无事。

　　在抵达二郎山顶时，我的双脚已是磨烂多处，我前往拉萨的决心曾一度动摇，兴起了改道返乡的念头，但最终还是重新鼓励自己继续初衷上路。

　　在下山时，我们踫到了好心的当地居民指点，沿山边捷径下山，没多久就到了二郎山的另一面山脚了。

　　在翻越二郎山不久后，我们两次遇上了边防军人。第一次是在过桥的时候，守桥军人见到我襟上佩带纪念成都开会的毛主席佩章，便质问我：‘你们既然是政府的贵宾，为甚么不是乘坐官方的客车前来？’，舅舅以汉语回答说：‘祖国的风光山明水秀，我们舅甥二人特别要求官方让我们徒步，好看一看祖国的大好山水，让我们回乡后也好向同乡介绍祖国之伟大。’，军官对这个答覆显得很满意，便让我们顺利过关。在两天后，我们又碰上另一个边防军人。这个军人把我们的背包打开了，仔细搜查包中的财物，尤其是对我用来供护法的供皿甚表怀疑，眼看就要把我们扣押的了。舅舅不愧为脑筋灵活的‘老江湖’，他施施然地取出了一张毛主席照片在地上竖好，又把供护法用的茶供皿放在照片的前面示范说：‘我们藏族以前封建迷信，习惯在佛像前供奉茶水以表敬意。现在我们思想搞通了，不再弄那一套玩意了。我们现在天天在毛主席前供上一杯茶，以表达我们的感恩。天天不忘毛主席！’，军官的态度马上从严峻冷漠变为亲切及感动，口中连连说：‘好！好！这个好！’，不但答应放行，还热情地把我们带到他的值班室中招待饮茶。在过了这一个关卡后，我们便算是到了当时尚未为共军驻守的藏区地带。

　　在行至康定前的一晚，我们入住一间小客栈，房中连床铺也不供应。舅舅不知从哪为我张罗到一块肮脏床垫。我看床垫颇为肮脏，但人在路上也无法期望甚么了，只好委屈地睡在其上。当晚，我发了整晚的怪梦，梦到空中飞来了轰炸机，放下了无数毒虫，毒虫直往我身上叮。在翌晨一觉醒来，我猛然发现全身长了很多红点，痛不欲生，寸步难行，想来是床垫肮脏所致的。舅舅扶我一步一步地勉强行走，到了康定便住上了三、四天，顺道朝礼当地一间由大藏寺祖师阿旺札巴所建的安觉寺，但病况丝毫没有消退的迹像。这时候，我们遇上了一批正要前往甘孜的商旅，便向他们租了一匹马，我忍痛骑马随队行进，舅舅仍是徒步，在一周后到了塔公，我们又住上了二十天养病。塔公有一座萨迦派寺院，内供一尊被视为与拉萨大昭寺释迦像无异的神圣佛像，所以我们去参拜了。在这地方，我们听说山上有一位性情古怪的宁玛派隐士，当地百姓都劝我上山求他加持。由于早听说隐士脾气古怪，又常常放狗咬欲来访的人，我便叫舅舅走在前面，不良于行的我跟在后面。在恶狗真的冲上来攻击时，舅舅在惊慌中却忘了手中持有手杖，反而用衣袖猛挥，举止惊惶失措，很是笨拙。老隐士在见到舅舅的可笑动作后，被逗得大笑，便把狗叫回，乐意在他在雪地中扎的白帐蓬中接见我们两舅甥。这位隐士叫做‘萨喀喇嘛’，他只穿很少衣服，长有长长的白胡子，活像画中的‘寿星公’。他对我说：‘你的家乡情况不太妙了！你既决意往拉萨求学，便要打定不回头的决心！在拉萨你大可放心地学习七、八年，我也会常常为你向三宝祈求加被！’，同时又送赠一本他的证道歌集及一些钱给我作盘川。我向隐士追问外公之转世(当时我家中的新弟弟被确认为外公转世再来，亦即第七世祈竹仁宝哲，没多久前他新入大藏寺登座)未来前途，他说：‘你别想他了！这个转世并不会有甚么“未来”！’。舅舅又向隐士说了我身上红疹的病况，隐士随手往墙上抓了一把墙土，嘱我晚上涂在身上。我当时心中很感奇怪，心想：‘我这次往拉萨求学，起码也要住上十年以上，为甚么隐士断言我只可留七、八年呢？’，但我并没说甚么便告辞下山了。这位隐士的确是有神通的人。在涂了他在墙上随手拈来的墙灰后一天，我身上的红点全不见了，而且健步如飞，犹如不曾患病一样。在多年后，老隐士的预言也一一应验了。我在拉萨住近八年后，共军便控制了拉萨，我在拉萨求学的生涯便告终结。至于外公的新转世，也真的没活了多久便圆寂了。

　　在别过老隐士后，我又随商旅徒步前行。在二十天后我们到了炉霍的一间格律派寺院，住上了十多天。在此寺时，我们身上的食物已用完，我与舅舅便只好硬头皮，在行经的村落中挨户行乞。僧人向居士家庭化缘，其实本为佛教传统。佛教的本师释迦牟尼生为太子，在出家后也与众僧人弟子一样逐家逐户地化缘乞食。在泰国等国家，僧人至今仍然是每天上街化缘乞食的。这种传统其实有很多意义，对专心修行的僧侣有莫大的助缘，也可令施主积集福德。当时我们舅甥二人虽吃完了随身口粮，但其实却仍有现金。我们行乞的原因有一半是为体验一下化缘的滋味，想试一下乞食的生涯。另一半原因是，由远地往拉萨求法的学僧，的确一向有沿途化缘的传统。但当时的我，自幼家境富裕，出家后虽然表面上过普通僧人的生活，但终究还是一寺之法台，从未向人乞求过些甚么。同时又因我当时对佛法的修行及理解尚浅，总抛不过世俗面子的包袱，所以当时心中很觉委屈，与舅舅互相推搪埋怨了一番，最后还是被迫地向陌生人化缘。我们自创了行乞的口号，口中喊：‘吉祥！吉祥！请给一点糌巴！唵玛呢啤咪吽！’第一次化缘时，我们只乞得约三公斤的糌巴粉。在这一次后，我们沿途多次无奈地化缘，心中很不是滋味，但也总算捱过关了。在现在想来，其实作为一个佛教僧人，即使不能天天学佛陀般沿门化缘，若能在一生中起码曾效法原始佛教的这种传统一、两次，也是甚具意义的一回事。在西藏，虽然并没有像泰国僧侣每日排班沿门化缘的习俗，但历史上一直也有僧俗二众在往远方朝圣时一步一拜、沿途化缘的传统。西藏人基本上是全民信佛，对僧人及发心一步一拜往远方朝圣的信众，一般都十分乐意积极布施。在我们上路的六百年前，我们的祖师宗喀巴便是沿路化缘，背一个背包，走差不多的路徒步去拉萨求法的。

　　在我们舅甥二人一面化缘、一面上路中，我们终于跨越了嘉绒地带(炉霍在当年属嘉绒区之边境)，往甘孜步进。往甘孜的路上，途经一座高山，山上有不少盗贼。商旅命我们小心行进，但我其实没甚么可怕的，因为我身上的钱财根本不多。为了安抚害怕的同行人，我为他们诵念了寂天大师著作《入菩萨行论》中之偈句‘普于一切旅行者，所至诸方皆安乐，随其有所进行事，不假劬劳皆成办’。结果我们并未遇上盗匪，只遇上一些脸部流血及手脚受损的遭劫旅客。

　　在甘孜，商旅为我们安排了甘孜寺中的一房暂往，以等待及物色由甘孜往拉萨的商旅供我们随行。在甘孜的一个月中，我遇到了一位哲蚌寺的老‘格西’(相当于佛学博士身份)，向他求得了《妙吉祥真实名经》的口传。这一部经我在大藏寺时已开始每日念诵，从未间断一天，但在这之前我并未求得该经的口耳传承。在求得传承后，我当然仍保持每天念诵该经的习惯，乃至后来被判劳改、坐牢及在印度重病垂危时亦未尝中断一天，至今算来已有五十多年了。此外，当时著名之大师色拉寺志院洛桑旺(SerjegaenLosangWangchuk)当时正在甘孜寺说法，我便随法师学了两天。法师说的是康巴方言，所以我根本听不懂开示。当时法师讲授的是《上师会供仪轨》，这是我在大藏寺时已能背诵的。在法师讲及仪轨之原文时，我听得懂他是在说哪一段。但在他作解释时，我马上便茫然若失，一点也听不明白。但由于在闻法时之小息时间中，寺院提供茶饮，我还是很高兴(当时我们两舅甥与乞丐的心态已差不远了)！

　　在甘孜，我们住了共一个月，期间十分愉快，也并没遭遇太大的困境。

　　没多久后，我们碰上了一队来自同乡的六个人，整批人又跟上了一队往拉萨前行的商旅。西藏地区地大人少，有不少地带极为凶险，互相不认识的人结伴同行是常见的情况。一路上大家通常同时行进，多多少少会互相帮助解难，但因江湖凶险，大家也不见得会推心置腹。在这种安排下，个别小队只可跟大队商旅，对行走路线及行止时间并无发言权，总只是在商队拔营出发时便跟、商队停扎时便也跟扎营休息。如果自己因病或因事落后了，便只可找安全地方等待下一队商旅经过时才跟同行，或冒险地一边前行、一边留意物色找其他商队靠挂。

　　在这段路上，我和舅舅买了一匹啡黑毛色的老马，由马驮食物及行李。这一程路横越游牧地带，途中不见村落农庄。由这前往拉萨有三条路可走，一条是横跨无人地带之路，一条是偏北路，最后一条是北路。我们走的是偏北路，大概是现今川藏公路与青藏公路之间的路线。这所说的‘路’，不过是指一个大概的方向而已，其中很多地方根本没有路可走，只是朝一个方向、一步一步地行进而已。

　　这段路走得十分艰苦，我们一共花了整个月才到了昌都附近之类乌齐山，亦即由成都到拉萨的半途点。

　　在这有一座萨迦派寺院。它与西藏中部的萨迦寺，是供存了西藏寺院中最多藏经的二寺。我们参访了这座寺院，并弯腰在它的藏经架下走过多遍，同时口诵忏罪百字明咒。这是西藏人朝礼佛经的习惯。在这一天，我丢失了家母给我的手帕。这条手帕是我藉以怀念家母的唯一物品。失去它后的多天中，我都耿耿于怀，犹如失去了母亲一般。

　　由昌都类乌齐上路，又是整个月地行走崎岖的山路。由于缺粮的原因，在这个月中，我的肚子没有一天是满的。在肚饿上路的时候，舅舅的话特别多。他总是在盘算当天如果是在故乡，算日子应该便是到某人的家中诵经的日子，而那位居士通常又会供养哪一种食品︰︰︰等等。就这样，舅舅天天一面上路、一面幻想在故乡某居士家中的食品，天天如是！

　　在这段路上，有一天我的鞋子穿烂了，便只好以布包脚行走。这样做只顶得一阵子，布便又穿烂了，一路上我的脚走得破烂不堪。在忍痛走路时，我一直诵念宗喀巴赞及玛哈卡那赞，心中想故往历代祖师求法之艰苦。这样地想令我的痛苦在感觉上减轻了不少。

　　在徒步行走了近一个月后，我们才走出了游牧区，穿越了那曲地区而到了当雄，拉萨是指日可达了。这时候，老马因连日行走已变得体衰力弱，又因年老脱牙而吃不下草，终于因疲累及饥饿过度而跑不动了。大家都向我说：‘你这匹马是不行了，你让它自生自灭吧！’，但我坚决不忍，便只好落后大队、半逼半诱地拖马慢步行走。每天早上，我会提早出发，一人一马慢慢向北行走。没多久后，大队便会越过我们，到深夜大队早已呼呼入睡时，我们才能赶到扎营地点。这样地过了一星期后，老马最终还是在某一天的下午倒下了。这匹马很有灵性，显得自知死期不远，对我流眼泪，我陪了它良久而不论怎样拉也拉不动它，最后我只好放弃它了。我走了几步后回头看，它又站起来了。我奔回头时，它又再度倒下。我就这样来回在荒漠中奔了好多遍，也哭陪了它良久，但最后只好无奈地上路，把它留在荒野中等死。在我后来的日子中，大半生算来也有遇上不少生离死别，但当年与这匹老马曾共患难之无奈哭别的一幕，至今却仍历历在目，一直忘记不了。

　　一路上，我们每天一直只限制自己吃用少量食物，我已半年来未曾尝到食饱的感觉了。舅舅身体不太强壮，食量却不小，所以一直以来我坚持由我保管粮袋，否则即使是沿途化缘，也早已粮尽了。在抵达与拉萨只隔一山之距的地方时，商旅便与我们分路走了，这一天我与舅舅所余的食物刚刚吃完。这时适逢收割季节，地上有一些由农民收割的箩中漏丢的豆粮，我与舅舅当天只好拾豆而充饥。

　　在行至位于拉萨市边沿的色拉寺东面后山时，天早已入黑，举头只见天上繁星点点。这座山很是古怪，当地人都说山上有毒性，令人头痛不适。我当时不知道有这种说法，但的确感到头痛难堪，眼见一块大石上有凹位，内有很多碎布可供作被褥用，便与舅舅商量先在大石上睡上一晚、翌晨才进城。这块大石原来是色拉寺后山的天葬场，但当时我自然并不知道，只想好好睡一觉、待第二天头痛好了才入城。舅舅见我实在捱不过去了，便只好同意我的决定。

　　在刚躺下来不久后，附近传来人声，我们便连忙追上去问路。人声来自八个僧人。他们正在摸黑赶路，又在天葬场遇到了我们舅甥，心想我们不知是盗贼还是鬼怪，所以都显得十分害怕。一问之下，我在听到他们的身份后当场楞了，原来这八位僧人竟全是大藏寺多年前远赴色拉寺求学的僧人。当年的拉萨市，我猜想少说也应有几十万人口。在色拉寺中，僧人数目约为八千之多，其中原属大藏寺的学僧却只有二、三十个左右。色拉寺僧人一向又鲜有在入黑后在后山走动的。但在这时刻，偏偏有这几位与我同乡、同寺的僧人碰巧因事耽误了回寺时间，只好摸黑赶路，就让我碰上了，而且碰上的八人中竟全都是大藏寺的僧人，并没有一位来自他寺的同伴。这八位僧人，由大藏寺往拉萨已多年，他们离寺时我还未登座成为法台，所以我们互未见过。其中一位长老僧人以家乡方言问我：‘你知道新法台祈竹仁宝哲的消息吗？’，我当时不知为何竟不欲回应。他又再追问我的生地，我一一作答，僧人便说：‘如果你真的来自霞渡村，不可能不认识祈竹仁宝哲！’，我还是否认了。众僧人又再说：‘我们听到消息说新祈竹仁宝哲将会到拉萨，但一直没接到人，你一定知道这消息吧？’，我还是支吾以对，未肯承认身份。最后，一位僧人说：‘新的祈竹仁宝哲是村中著名的美人达西拉姆的儿子，你真的不知道祈竹法台吗？’，我这时才讪讪地回答：‘我便是达西拉姆的儿子︰︰’。我这话才出口，一众僧人在黑暗中即时扑倒地上，向我这个此时貌似乞丐的人顶礼，然后便七手八脚地卸下了我与舅舅的背负行装，各僧人分别肩负了行李，又恭敬地参扶我下山。在我的一生中，曾多次明显受到护法的加持庇荫及在冥冥中为我安排妥当，这戏剧性的一幕正是其中的一次。

　　在第二天，同乡僧人带我朝圣大昭寺。大昭寺供奉由文成公主带入西藏的一尊释迦太子等身像。这尊佛像是世界上最神圣的一尊佛像，西藏有一句老话说：‘天下最惨的损失，莫过于走了八十座山，又过了八十条河，最后却没看到大昭寺佛像！’。所以在传统上，凡外地藏人到达拉萨的第一件事，便是先要去大昭寺礼佛，然后才进行其他活动。在佛前，我先是为我的老马祈愿，然后才为双亲祈求，最后则为众生祈求安乐及祈愿自己能光大宗喀巴大师之宗门。在同一天中，我们也去了小昭寺及布达拉宫，因为在同一天中朝礼这三寺的释迦佛，是西藏人认为最是殊胜的机缘。在色拉寺中，我被安排洗浴及缝制新僧袍，半年来未剃过的头发也从新剃去了。由于半年来的徒步行走，我十只脚趾上的脚甲已磨至脱落，这时候才得到疗理敷药。

　　在清洁过后，我披上新净的僧袍，被引至色拉寺方丈及铁棒师(管僧人风纪的长者)处拜见及登记入学。在三天后，我入城探访了一路上曾对我照顾的同行商旅，然后便正式入学色拉寺，成为八千多个学僧中的一份子。这时候，我身上的盘川早已用光，心中想：‘现在我终于到了色拉寺求学。家乡的政治局势动荡不定，今生中我恐怕是永不能返乡了！’。此时的我，心中很是感慨。

　　第四章──色拉寺的奉茶僧

　　色拉寺建于公元一四一九年，其创建者为在汉、藏二地有极高地位的大慈法王。这位大师是宗咯巴祖师的弟子。当年汉地皇帝永乐由于仰慕宗喀巴祖师，特遣代表往拉萨迎请祖师入京登国师位。宗喀巴祖师并未答允，但派了他的弟子上京。皇帝在认识了宗喀巴的弟子后，十分敬重，便册封以‘大慈法王’等封号及迎请其为国师。早在当年，大慈法王便已在汉地五台山说法，把宗喀巴祖师的教法带到了汉地。在回藏时，大慈法王带回了皇帝御赐的冠帽、封印及一套御印《大藏经》。在回到拉萨后，大慈法王建成了色拉寺。

　　与其称色拉寺为‘寺院’，其实倒不如称之为‘佛教学府’更为恰当。色拉寺与甘丹寺及哲蚌寺并列，是世界三大佛教学府。这三间寺院并不同大藏寺一类的道场，而是专门提供僧伽教育的地方。学僧由西藏各地来到这三大寺中，接受佛学的教育，在学成后多回到自己原属寺院，所以这三大寺中并无太多常住僧众，也没有其他寺院这么多的宗教法事，寺方甚至不准学僧作禅修或修密法，而规定学僧必须把所有精力集中在学习经论上面。我在后来的日子中，经常有与汉地佛教徒交流的机会，发现汉人多以为西藏佛教就是密宗和密法，这是一种天大的笑话。在色拉寺等三大寺中，学僧加起来当年便有二万以上，他们必须花近二十年学习显乘经论，在这期间根本不会接触密法，也根本不准许修持密法。这三座佛教学府是西藏佛教的最高权威及中枢，但全都不是密宗学府，可见汉地一般对西藏佛教的理解其实并不正确。

　　在三大寺毕业后，僧人可以回乡弘法，也有些会入山进行闭关，有些则选择进入密院进修密法(当然，欲学密法的人不一定要入密院，大部份人都只私下依师学法而自行专修。在三大寺中，也常有学僧低调地学密法及修持密法，但这必须低调地秘密进行，严格上来说并不符合寺规)。在拉萨有上、下两间密院，系统地教授密法的修持与理论。这两间密学院是密法的权威，其被称为‘上’及‘下’是针对其地理位置而言的，并非指上密院比下密院高级(我们大藏寺，向来在密学上与拉萨下密院挂靠，在显学上则与色拉寺昧院挂靠)。

　　色拉寺位于拉萨市郊，由寺院走路便可达拉萨市中心。当年大慈法王在选地时，曾看中另一块空地。该地地理甚佳，可令其上居民丰衣足食、生活不忧。大慈法王却认为僧人的生活太过丰足并非好事，所以反而选定了地理较差的寺院现址。寺院建于一座大象形的山脚下，山上的峰形可见八种吉祥物之状。

　　在色拉寺的左方后山，是宗喀巴祖师当年在户外说法之地，他的法座至今仍在。在法座的左旁，有一个圣水泉，饮下它的泉水可治病及增长智慧。在法座右侧，是宗喀巴祖师闭关修持及埋头写作佛法论著的房子。在寺院背后的山腰，有一座小房子，房子石墙上有著名的玛尔巴大师手印。在寺院右方的后山中，有柏绷喀寺、吉祥法林及一个石洞。柏绷喀寺本为藏王松赞干布为妃子所建之宫殿，殿堂建在一块大石上，所以得‘柏绷喀’之名(‘柏绷喀’即藏文‘大石’之意)。一代宗师柏绷喀大师之名号，亦源于他被认定为此寺之方丈转世。这间小寺及附近建筑群与西藏文化及藏传佛教历史很有渊源。藏王松赞干布及妃子据说曾于此宫中闭关修持，西藏史上最初的七个比丘也曾在此处修行，甚至连西藏的文字也是在这的一间建筑物中发明的。吉祥法林在柏绷喀寺上方，是柏绷喀大师当年较常居住的地方。附近的山洞则是金刚瑜伽母的圣地之一，柏绷喀大师曾在此洞中修持多年。此外，色拉寺后山有一个天葬场，亦即我在到达拉萨及遇上同乡、同寺的僧人之地。在吉祥法林下方，又另有一个天葬台。

　　有关色拉寺的命名，流传两种说法，第一种是说‘色拉’是指寺院附近当年盛长的蔷薇类植物(藏名为‘色拉’)，另一种说法指‘色拉’解作‘冰雹’。在色拉寺建成时，哲蚌寺早已建好了，而且名声很大。‘哲蚌’解作‘米田’，有些人便说色拉寺刻意取名‘冰雹’，取冰雹能摧毁米稻生长之意，表示色拉寺有志超越哲蚌寺的意思。我认为第二种说法并不可靠，而且多少有霸道的感觉，想来第一种说法才是正确的。

　　西藏的寺院通常布局比较汉地寺院为乱，并不分为一进、一进及工整的方位排列，反而较似是由许多僧舍随意环绕大殿而建成的小城模式，大藏寺及色拉寺也都是如此。

　　在色拉寺制度中，寺院共分为三个院，各有各的方丈、司事、学僧、组织及殿堂。这三个院称为昧院、‘志院’及‘额巴院’，在藏文中叫做‘札仓昧’(DratsangMey)、‘札仓志’(DratsangJe)及‘札仓额巴’(DratsangNgagpa)。在寺中，有一座大殿叫做‘措钦’(Tsogchen)，是三院僧众共同上殿时用的地方。三个院各自有自己的殿，平时若有院级的法事时便用这些院殿，并不上‘措钦’大殿。昧院与志院的学制大致相同，只在所学的论著及编制上有小异之处。甘丹寺及哲蚌寺各也分为不同的院，学制也与色拉寺志、昧二院相仿。

　　在院级下，又再分为若干个僧堂。这些僧堂称为‘康村’(Khamtsen)，主要是以学僧原藉而区分的，例如我来自嘉绒地区，便自然编入嘉绒僧堂，而同堂中的其他学僧及长老大多也是同乡的僧人。

　　在僧堂组织下，又再细分为若干个称为‘米村’(Michun)的僧舍。我是大藏寺的僧人，隶属阿底僧舍，同舍中几乎全为原属大藏寺而往色拉寺求学的学僧。舅舅是嘉绒区松岗人，故被编入嘉绒堂中松岗人隶属的布多僧舍(舅舅只住了五年多便辍学回乡。当时家乡已完成‘土地改革’，他无法再当僧人，只好过农民的生活，一直到八零年代才重复僧人身份。我在一九九三年才再次见到他)。

　　以上所说的编组制度，其实只是一种笼统的解释，在真实情况中有许多例外的情况，例如隶属昧院嘉绒堂阿底僧舍的柏绷喀大师便不是嘉绒人，也本非大藏寺僧(后来在印度色拉寺昧院嘉绒堂中，连美国人也有！)。

　　在我入学色拉寺时，全寺大概有约八千学僧，其中志院有四千人、昧院有三千多人、额巴院有七百人上下。在昧院中，嘉绒僧堂学僧约有三百多个。在嘉绒僧堂中，阿底僧舍人数约占其十份之一，大概有四十人左右。

　　新僧入寺时，必须依止一位监护长老而住，由这位长老对学僧的操守及学业负责。在这种制度中的监护长老，主要是必须与新僧有某些关系，例如是亲戚关系等。长老如果自认为不够学问或事务太忙，多会为新僧推荐另一位佛法上的师长，所以一位学僧在入寺后便起码会有一位依止师及另一位学问上的师长，但也有学僧依同一位长者为依止师及学问上之师长的情况。在这两位师长以外，年资较长的及具转世者身份的学僧也可以另觅额外的明师而学，并无寺规约束。

　　我在色拉寺的依止长老是洛桑仲尼比丘(GelongLobsangJungne)。这位老师主修药师佛法门，是一个很踏实的僧人。洛桑仲尼比丘在家乡时，跟我在大藏寺时的老师洛桑达华学法，所以与我份属同门，成为我的监护长老是最自然不过的了。在佛法学问上，我则依止图丹初藏格西(GesheThuptenChozang)。这位学问极高的‘格西’是第二世萨巴仁宝哲的外甥(第一世萨巴仁宝哲是选认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及柏绷喀大师的人，地位十分崇高)。

　　依传统来说，身负转世者封号的人与普通僧人入寺时程序大是不同。普通僧人只要在有监护长老后，由长老引荐至方丈及专管纪律的铁棒师处拜见、编好所属的僧舍后，便算是寺中的一份子了。转世者入寺的程序则甚为铺张，必须在院殿中升座坐床，再在僧堂中又一次升座，然后才算是正式入学的转世者。在升座典礼中，全院僧众都会出席，转世者坐在法座上接受众僧们的哈达等供养，又要被正式引见至寺堂中重要人物处，转世者的家庭更要负担大额的供茶布施。在待遇方面，转世者与普通僧人也是不同。在日常生活中，普通学僧必须分担各自僧院、僧堂及僧舍的杂役，尤其在初入寺的几年中特别辛苦。转世者在登座后，学习日程与普通学僧基本一样，但却不必参与杂役工作，生活比较舒适。在法会中，转世者不论在院殿或僧堂分殿中，都有固定的法座，但这只是指在法事诵经的时候。在听法时，转世者顶多只会被安排坐在较前位置，当然不可能坐在法座上闻法。此外，转世者由于必须早日回到自己的家乡担任精神领袖的责任，一般准许跳班学习，可以把长达近二十年的课程在十年内大致学完而考得‘格西’学衔。普通学僧则不论成绩及天资，只可一年、一年地读，不准许跳级考试。

　　我身负大藏寺法台的名位，本来应该分别在昧院及嘉绒僧堂升座，但因当年在到达拉萨后早已一贫如洗，便只好以普通学僧的身份入学，入寺时并无任何仪式，亦不享受其他转世者的待遇。就这样地，我入住了嘉绒堂阿底僧舍，身份是一位普通的学僧。

　　在初入寺时，我心中十分思念故乡。这并非单只出自正常的思乡情绪，也夹杂对大藏寺及双亲在动荡下的安危之担心。在生活习惯及语言方面，我感到十分陌生。西藏语言分为多种地区性的方言，互相之间几乎完全不能相通。我在初入寺时，只懂说嘉绒语及少许安多语，对拉萨语几乎完全听不懂。在僧堂中情况比较好一点。虽然寺规规定学僧不准说地方语言，大多僧众在自己僧舍中都以乡话沟通，所以感觉还不太难受。在一出僧堂以外，我基本上就如一个哑巴，所以感受很孤独。

　　在入寺三个月后，我才开始正式学习。在开始的三年，生活十分艰苦。在第一年中，每天一大早我便起床。在礼佛一百次后，我便要赶赴大殿为在殿中聚集的诵经僧众奉茶。在早课中，寺中大部份僧人都要上殿诵经，但初入寺的新僧则要负责煮茶及倒茶的工作。很多人会以为倒茶是一份轻易的差事，但要为八千多人逐一倒上热茶却是另一回事！我们新僧要往茶房提取极重的茶壸，面所装的是刚煮沸的新茶，然后要赤足在雪地中奔往大殿，用笨重的巨壸为僧人逐一上茶，倒完壸中的茶后又要跑回茶房再取。在早课上，上茶的时间有严格规定，所以茶僧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整个程序，太慢固然要受铁棒师的打骂，要快却又快不来，而且还要注意在大殿中禁止快速奔走的有关纪律。我视为僧众供茶为一种大功德，每天总尽力争取所供僧人中至少包括七位‘格西’长老，供茶时我则会同时在心中修诵忏罪文。

　　在供茶后，我的一天便是千篇一律的学经、去师父处上课、到辩经场辩法、更多的杂役等等。在晚上，很多僧人会整夜在户外背诵经书，我也有同样的习惯，有时候甚至是隔天才睡一觉。

　　在入寺一年后，我得到施主供养，终于在嘉绒僧堂中举行了早就应完成的升座仪式，自此便免除了僧堂中的杂役差事。但由于没钱举行院级的升座及供养，我仍然必须履行普通新僧对整体僧院的杂役责任，早上仍需上殿奉茶，直至后来略有年资时方由新僧顶替，我才也成为殿中坐诵经的一份子。在最初的这三年，作为一个普通的新学僧，虽然生活很辛苦，但我在内心中却十分乐于为寺院及其他僧人干杂役，心中很欢喜有这样的机会积聚功德。如果当时我有钱举行升座及供养，虽然生活上可以免却了这些辛苦的差事，但却会失去了天天为几千个僧人服务的大好积德机会。

　　我在色拉寺期间与大藏寺时的膳食安排方面分别并不大。除了前面几年必须任奉茶僧外，我每天的早餐都在大殿中吃用，午餐及晚餐则在自己房中吃。在早上上殿时，学僧会带自己的糌巴粉及一只碗。到诵至中段休息时，各人坐在原位取出碗放入糌巴粉，待奉茶僧添入热茶后，便以手搓成面团而食。我们这种饮食习惯十分简便，并没有汉地寺院僧众集体上另一个饭堂用餐的需要，而且也不需浪费时间煮烹和洗碗。我的午餐及晚餐虽然是自行在房中进食，但吃的仍是一样的糌巴粉。在初入寺的几年，学僧不得私自煮茶，一天中只有三次进食时方可用茶。到年资较长时，这规定便较为松懈，僧人才可以在想喝茶时自己在僧舍中煮茶。

　　在住宿方面，我被安排住在阿底僧舍的一间房子中，自己有一间睡房。一般来说，新僧入寺是没有房间的，只能睡在僧舍的茶房中。我的监护长老特别慈悲，对并未正式在色拉寺升座的我也尽力给予转世者待遇，所以我才有自己的独立房间。这位当年约四十五岁的老师对我恩德极大，而且对我的性格影响很深。

　　三大寺的学习内容分别不大，课程主要都是围绕五科佛学来安排的，只在教科书及年级编制上有少许不同。五大学科是因明、般若、中观、俱舍及戒律部。依色拉寺昧院的课程，般若部经论必须八年才学完，中观部要学四年，俱舍部学四至五年，戒律学六至七年，因明学则分开在每一年中各有一个月教授。在以上学科都一一依次学完及过关后，学僧便得‘格西’学衔。这种学衔虽然并不保证持有者的德行和内证，但却是对其佛学水平的一种极高肯定。

　　在三大寺中，教育方式主要分为背诵、听闻及辩论。对所学的经论，学僧必须逐一背熟，逐年接受考试。在各种大、小背诵考试中，长老会随意抽取某章节的某一页，考试者必须凭记忆顺背出内容，直至考官满意为止。这种制度对弘法十分有利，毕业的僧人日后在说法时，随口便能引据极大量的经典原文，不易发生曲解佛法的情况。

　　学僧在每天当中，有几段时间必须往各自的老师房中听闻所学经论的阐释。藏传佛教很注重传承的清净，对经论的理解尤其注重历代以来传下的阐释角度，不容个人以己意臆测，以防止传承的变质。

　　辩论则是自原始佛教以来传下的传统。在佛教史上，本师释迦牟尼便曾辩倒不少外道师，令其皈依正法。历代以来如龙树等大师亦相继曾以辩论的方式折服外道。在汉地，似乎并没有辩法的具体训练，但汉地的菩萨译师玄奘倒是曾在印度辩倒不少小乘法师，从而声名大噪。在西藏格律派中，辩法更可说是学制中最重要的一环。

　　在色拉寺中，昧院与志院各有其独立的辩经院。所谓‘辩经院’，其实是一块由四面围墙组成的露天场地，其中有一个法座供场中监督的长老坐视察及在每场训练中加以指点。志院的辩经院中间有一块石头，石上有天然呈现的七个‘阿’字，是宗喀巴时代天上降下的字印入石中而变出的(‘阿’字表义一切佛法的精髓)。在昧院的辩经场向上看，则刚好可看到后山的石刻密勒日巴像。对西藏佛教有认识的人都知道，密勒日巴是经过苦行而由一个曾造重罪之身而即身成佛的一个著名西藏大师，其大半生都在山洞中渡过。他没有财物，但成就最高。我们昧院历来僧人大多在生活上极为贫困，但却曾出过不少有大证悟的行者，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因为辩经院与密勒日巴石刻遥遥相对的缘起寓意所致。

　　在辩经院中，僧人席地而坐，分为一个一个辩论不同课目章题的小组。所辩论的章题，与相应年级所学经论内容主题呼应。刚开始学经的新僧，会编入初级班辩论小组，天天学辩该组的课程内容，直至晋级时便全组移上一个位，本来位置又由刚入寺的新人补上。所以，在院中的某一个位，几百年来都是在辩论同样的章题，变动的只是辩论的人。学僧由最初坐在院中的左下角，依次逐级晋升，至近学成时便坐在初入寺时所坐之辩经地点旁，完成了整个循环，也辩尽了整个课程所有的章目。在辩经院中，凡同级的僧人便编为一组辩法，并不分原藉及所属僧堂与僧舍，统一使用拉萨语沟通。

　　在辩经时段的前后，僧人必须共诵经典。在每场辩经中，铁棒长老会踱步场中察听及监察僧人风纪。

　　在辩经时，有多种不同方式，有时是一人对一人，有时则数人对数人。辩方坐在地上，问难方站立大声喝问，并以各种手部动作、身体推撞、取笑、佛珠的摆动及脚部的进退增加自己的声势及打乱辩方的思路，旁边围观的学僧则视双方表现而发出喝采或喝倒采的叫声，场面十分吵闹。在不知情的人眼中，这种辩论或许有点似吵架，其实面大有学问，丝毫不可胡来。辩论双方必须依据佛的教法及因明逻辑而问答，胜败是明确俐落的，绝无空间可以靠胡辩或兜圈子而混过去。看似激烈甚至有点粗鲁的大动作，除了增加声势及打乱对方外，也有其内在的表义，例如拍掌时一手下压表义闭三恶道，另一手上扬表义拔众生超脱苦海等等。坐答辩的一方，必须漠视取笑及问方的各种动作及推撞拉扯，冷静而不加思索地给予合乎佛法及逻辑的回覆。如果在某一题上落败，答方便要摘下僧帽，直至在下题辩胜时才能重新佩帽。

　　以上所说的辩经训练，每个学僧都要通过，一年中还有三大寺的同级学僧代表聚在一起辩论的定期活动，但我从未参加过。在学僧毕业考试时，主要的内容仍然是辩经，投考头等‘格西’还要在大昭寺中，面对派中所有长老、达赖喇嘛及两万多个僧人，在他们面前辩经多场方能考成。

　　除了正式的背经、听法及辩经外，学僧一般还会抽时间, 到师长处请益学问上的疑难。这是属于主流课程以外的私人补习，纯属私人自愿，并不受寺方限制。

　　不少非藏族的佛教徒以为佛教中的学习与证悟只是单纯的学问累积，所用的只是智慧，其实不然。要通达佛学中的精微之处，单靠智慧是不足够的，必须有一定的功德才能成就。我在后来的日子中跑到世界多个地方，常常碰到精神错乱的俗家人。在西藏，老百姓虽然生活是落后了一点，但都是心灵富足、乐观欢喜，极少有患精神病的例子，反而在寺中偶尔却有因死读而又缺乏功德，导致最后精神错乱的学僧。对福智低下的学僧，师长会千篇一律地授以宗喀巴祖师赞。对实在追不上课程者，师长甚至会命其停学一年，专修宗喀巴赞的念诵。在修持此法后，本来愚笨的学僧往往智力大开，乃至休学一年后反能追上而学问超越原班同学的先例在三大寺中也常有见闻。这个宗喀巴祖师赞，是我自在大藏寺时便每天诵念的。它不单能令智力增长，还能令诵者得祖师加持而克服病况与魔障等。在寺中，但凡有学僧遇上任何问题，师长总是授以同一种解决方法，命他们诵这个赞文。我在色拉寺时，寺中有一位学问很高的汉僧。这位汉僧后来在八十年代中风病重垂危，最后却单靠持宗喀巴赞而把自己的病医好了。像这类的宗喀巴赞灵应事例，我一生中就曾亲见无数次之多。

　　很多人以为在三大寺中，学僧在读完后应试，高级者便会得头等‘拉然巴格西’学衔，其他的分别考得二等‘措能巴’学衔，三等的‘灵色’学衔或四等的‘勒然巴’学衔，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在长达二十年上下的课程中，在读到较高班时，师长便会依各学僧的历来成绩及潜质，把他们分级评选，最终的‘格西’考试其实并非取决学僧所等之‘格西’等级的因素，评级其实早在最终考试前依多年来的学僧表现而定下了。初定为头等的学僧，一般要加读几年准备应考的阶段，最后在三大寺僧众聚集大昭寺的新年广愿法会中应考，成为‘拉然巴格西’。其他等级的学僧在学成后，便在寺中应考。应考其实只是一种形式，并非真正的考试。在应考前，学僧早已完成了整个学习过程、经长老认可成绩，方能被保荐应考相符他二十年来学业表现等级的学衔。所谓的‘应考’，其实只是一种毕业仪式而已，主旨只是在众人前证明一下多年来所得之成绩及庆祝一番，其所得等级是早已在应考前几年决定好了的。在应考当天，考生由其师长引路，在辩经院中一天辩论数场，所辩内容、对手及结束点都是预先安排好了的。考生最后必须对僧院、僧堂及僧舍分别作大供养各一次、对所有僧人供茶及供食，这便算完成了学业，可以以光荣的身份离开寺院而衣锦还乡了。

　　刚才也已提到，成绩高等的学僧会在读至较高年班时，被评选为头等‘格西’候选生。在正常的课程学完后，他们便要另外深造一、两年备考。头等‘格西’必须在三大寺僧众前辩经多次方可考取毕业，其所得之名衔是一种无上的学者荣衔。在每年新年时，拉萨市大昭寺会举行广愿法会，一连两、三周都有大型的庆祝活动，以纪念佛陀当年以神通降伏外道的神变节。这个大法会传统，是由宗喀巴大师在十五年代创办的。在十多、二十天中，有法会、供僧、‘格西’应考、讲经、酥油花展及佛像巡游等活动。这段期间，三大寺所有僧众必须出席，往往有多达二万多个僧人齐集大昭寺。在大昭寺，各寺僧人依所属寺院、僧院、僧堂及僧舍而被安排坐在特定的角落，占满全寺楼上楼下每一吋空地。在每天早上四点起，二万多僧人便要开始诵经，一天中分为诵经及观看头等‘格西’应考生辩经等多个段落。三大寺中的转世者各自依身份而有特定的座位，达赖喇嘛则坐在大昭寺的达赖喇嘛御用房中，隔窗帘观看，他的老师赤江仁宝哲等亦都会出席盛会。由于我并未在色拉寺昧院举行升座典礼，所以便不能坐在转世者的特定座位上，而必须与二万多僧人挤在一起。在法会中，僧人有时连正坐的空位也没有，只能插在其他僧人中半蹲半坐地捱过，而且不准中途如厕，一天下来很是辛苦。在拉萨期间，我参加过八次左右的广愿法会，每次都感到很不好受。

　　头等‘格西’的应考生，便是在广愿法会中、大昭寺中央广场应考的。他们必须在所有长老、达赖喇嘛及三大寺全体僧众前辩经，心中往往十分紧张。长老会依各人表现评以头等中的名次，最后会由法王引领考生绕寺游街，接受民众的祝贺及敬仰。

　　除了如上所说的寺院学制课程外，我在课余也向好几位大师私下学习，有时也参与一些大师们的公开讲经传法。

　　在寺院中，我除了课程上的师长外，另外也跟第二世萨巴仁宝哲(GyalrongSharpaRinpoche)及立尊仁宝哲(ZhungpaLaptsunRinpoche)学法。萨巴仁宝哲当时约七十岁，住在嘉绒僧堂佛殿楼上，身材高瘦。在到了拉萨不久后、我第一次见到仁宝哲时，心中便自然地生出很强烈的尊敬心。由于大师也属嘉绒僧堂，我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见到他。大师在开示时，对佛经中的任何一个词，都可由多个角度诠译，学问深不可测。在我二十岁时，大师与另外九位长老在嘉绒僧堂内为我及另两位甘丹寺同乡授比丘戒。我私下亦曾向大师求学迁识法及白度母法门。但我并不像一些同门般天天走去大师处串门子，只暗中在心面依止尊重他。这位大师在一九五七年佛诞前夕圆寂，死前两周便预知时至，对其外甥(即我的教师图丹初藏格西)作了有关自己后事的嘱咐，又对这个外甥的未来遭遇给了准确的预言，说：‘你不久后将死在狱中。你到时不必惊慌，我自然会来接应！’，又说：‘有些人欲往生兜率净土，我则将到极乐净土中住，四百五十年后才会再在人间转生，但我将会有化身继承我的名位！’。大师以吉祥狮子卧之姿入定五天，然后便安祥地圆寂了。在他圆寂后，我曾协助为他的遗体洁身及参与安排后事。大师生前曾说明不愿我们以高僧的塔葬或火葬礼处理他的遗体，更曾在死前交代要把尸身布施予鸟类饱餐，所以我们便遵照他的遗训进行天葬，另外又依大师身相铸造了一个银像作为纪念。大师的预言后来应验了，图丹格西果然在六十年代初的政治变动中被囚狱中而死。大师化身的第三世萨巴仁宝哲则在印度出生，成为了我的徒弟，在二零零零年毕业为‘格西’。

　　立尊仁宝哲当年可能约九十岁，在求学时他是萨巴仁宝哲的同班同学。在世俗名位上，他的世系比萨巴仁宝哲高一点。这位大师是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探访汉地及蒙古时的随身侍从，蒙语十分流利，而且对色拉寺昧院的贡献很大。在色拉寺期间(一九五七及一九五八两年)，我曾多次往听大师的开示。当时大师任寺院旁的柏绷喀寺方丈，并不住在色拉寺中，开示也都在该寺中进行。这位大师后来大约在一九六七年圆寂于西藏。

　　在入寺第二年，柏绷喀大师的高足赤江仁宝哲(TrijangRinpoche)在色拉寺额巴院传菩提道次第教法，又给予灌顶，我便与大师结下了师徒之缘。此后的二十多年中，我曾多次在西藏及印度接受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开示，又随大师受怖畏金刚及金刚瑜伽母灌顶等。自一九七一年起，大师成为了我心中的根本上师。大师在一九八一年圆寂于印度，其转世现在刚成年。

　　赤江仁宝哲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副经师，与任宗座的正经师之铃仁宝哲(LingRinpoche)同为柏绷喀大师之徒弟。从铃仁宝哲及达赖喇嘛处，我也受过不少教法，这些都为多人同时受法的场面，并非师徒单对单的私下教授。我的《菩提道次第广论》传承，便正是源出铃仁宝哲。铃仁宝哲后来圆寂于印度，其转世现在也在印度。

　　当时在拉萨还有一位查杰仁宝哲(ChagyalRinpoche)，住在布达拉宫中。仁宝哲原属大藏寺，曾在色拉寺昧院求学，最终考得头等‘格西’学衔，被委任为达赖喇嘛的辩论训练侍学。我在拉萨时，仁宝哲大概年约七十。在拉萨的大藏寺僧人中，仁宝哲是学问及地位最高的一位，所以自然有责任照顾我这位来自大藏寺的穷学僧。在色拉寺学期间的休假中，我有时会往布达拉宫，住在仁宝哲的房间中几天至一周之久，但我并没有从仁宝哲处接受很多教法。

　　此外，我也在课余依同僧堂中的拉旺仁宝哲(LhawangRinpoche)学法及学医。这位仁宝哲是一位明医，我在他处学到了很多医学知识，闲时也自己学习医典中的内容。三大寺中严禁学习佛法课程以外的学问，所以我学医的事情只可偷偷地进行，不能让长老们发现。在一九五八年，仁宝哲圆寂了，其侍从请我主持其后事。

　　在色拉寺的八年生活中，每逢阴历十五等特别日子，但凡能走得开，我都会刻意早一点起床，在凌晨五点多出发往拉萨市中朝圣。我通常会在六点左右到达大昭寺，在寺门前顶礼二十一拜才入寺参礼。如果时间许可，我随后便会到小昭寺及布达拉宫礼佛，然后赶在八点前回寺上课。因为我离寺朝圣是在上课及杂役时间外进行的，所以并不受寺规限制，但若回寺时迟到则要受罚。在记忆中我好像从没迟到过，不过也从不担心迟到的刑罚，因为迟到的僧人通常不过是被罚在佛前作大礼拜若干次而已，这并不十分可怕。

　　大昭寺位于拉萨市中心，面积并不算大，但却供奉世上最为神圣的佛像。这尊佛像称为‘觉卧仁宝哲’，是在本师在世时依据其十二岁太子身相而造的，本来供奉在佛陀成道处菩提伽耶的正觉大塔中，后被赠予汉地皇帝。在文成公主入嫁西藏时，这尊佛像又被作为嫁妆赠予西藏的松赞干布王，最后辗转到了拉萨的大昭寺中。这佛像很为灵异，在某些情况下会从像身长出舍利子，这些舍利子又会再长生更多的小舍利。在历史上，有多次与这尊佛像有关的灵异事例发生。有一次，一位来自外地的老实人来到大昭寺朝礼祂。这个老实人当时对这佛像的渊源完全不知道，只听人说‘觉卧仁宝哲’十分神圣，他便以为‘觉卧仁宝哲’是一个活生生的圣人。到了佛像前时，他以很大的尊敬心向这佛像说话，心仍然以为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圣人。在说了一番话后，他便说：‘现在我想转一转寺院好好观光一下，请您为我看管我的靴子！’，说便把靴子放在佛像面前，人就出殿往其他地方游览去了。寺僧在回殿时，见到一对靴放在佛前，便很生气地骂：‘谁把靴子放在佛像前那么不敬！’，便欲把靴子取走。这时候，佛像竟然开口说话：‘别动靴子！有人嘱我代为看管！请你不要乱动它！’。后世的人都说，这种灵应是因为佛像本身的殊胜灵应遇上了该老实人的纯真信念所产生的。这位老实人又曾到过一个叫‘查叶巴’(Yerpa)的地方，朝礼了一尊巨大的弥勒坐像。他见到佛像赤足踏在莲台上，便缝了一双鞋供佛。在供鞋时，他向佛像说：‘请您把脚抬起让我为您穿上鞋子吧！’，佛像便竟真的抬起了双脚，待他为其穿上双鞋才把脚踏回莲台上。这尊两层楼高的佛像，是全西藏唯一穿有鞋子的佛像！

　　在大昭寺的释迦像，必须是有福德者才能见得。在历史上，曾经有一个杀了很多人的罪犯朝礼此像，却只看到殿中漆黑一片，完全见不到佛身。在猛力忏罪后，他又回到殿中，但也只见得到佛前的油灯而已！在月圆日等特别日子的清晨入大昭寺，有时能见到巨大的酥油灯中出现异像。在溶为金黄色的液体酥油中，会有一颗、一颗浑圆的固体酥油粒，寺僧说这是住于寺院附近的龙王来礼佛时口中新吐出的酥油供养。

　　有关大昭寺佛像的灵异，在此就不多说了。在这古寺中，还有天成五尊千手观音像、萨迦班智达所造佛塔及宗喀巴祖师亲口承认造得与他一模一样的宗喀巴像。在历史上，大昭寺还曾供奉本师释迦牟尼的一些遗物，但这些圣物现今全已失传了。

　　在一九五七年，我在向寺方请求后，得到允许在色拉寺后山宗喀巴大师当年闭关的小屋中闭关一个月。这次我所修的是一种禁食闭关。在关期中，行者只能在每天中进食一、两次以石头研成而经过加持的石粉末，不许食用其他正常食品。在修持圆满后，行者便能得许多修持上的成就。我的老师对我闭关的意欲不以为然，劝止不绝，但最终还是勉强地答应了我的要求。

　　在闭关初的三天，我的头十分痛，脑海中充满饺子等美食的形像。在过了头三天后，情况便好起来，身体感到十分轻，眼力变得异常地好，听觉也变得异常灵敏、近乎有神通一般。在闭关的后期，我几乎可以日夜修持而不需睡眠，身体变得充满能量似的，丝毫不感疲累或睡意。在少量的睡眠中，我又梦到很多吉祥的兆像。在修成出关后，我感到仿似换了一个新身体似的，在禅定等修持上亦进步了许多，心中感到很愉快。

　　除了这一次闭关外，我在拉萨期间又曾用一周的时间，以一步一拜的方式绕拜了整个拉萨市。这种修持在拉萨当年很为普遍，不少藏人都喜欢以绕拜的方式向城中所有寺院朝礼。

　　拉萨市除了因其佛教渊源而成为藏人心目中的圣城外，也是西藏文化的中心，其习俗与我的家乡嘉绒区域及其他藏区有很大分别。以语言为例，拉萨语就比其他藏地方言更有礼貌及文化。以前曾经有一个拉萨人去到康地藏区作客，主人请他用餐，他便以拉萨人一贯的礼貌应对说：‘别客气！’。康巴人一向是性格坦率的，并不懂这些客套话，反而真的以为客人肚子不饿，于是便自个儿吃饭了。拉萨人回家后对朋友大为埋怨，成为了一个笑话。从这个笑话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拉萨文化与其他藏区的巨大分别。我在拉萨住了一段日子后，不单学懂了流利的当地语言，同时也习惯了使用拉萨语言文化中的敬语谈吐。由于这文化上的不同，在使用敬语时我也闹过一个大笑话。有一次我与一位不丹人以拉萨话聊天，我向他问：‘请问先生“所出”多少？’。这句敬语本来是问对方有多少个儿女，但那位不丹人虽能大概听懂拉萨话，却不熟悉这种敬语。他楞了一下，似是对我所问的问题感到很不自在似的，最后他才神情怪怪地答：‘平均一天一次，份量也不算太多！’。我当时见他答非所问，也就不以为意，在事后却从他人口中听说这个不丹人在我背后到处向人便讲：‘那个喇嘛很怪，第一次见面便问我每天拉多少粪！’。

　　拉萨的布达拉宫，是世上最高的宫殿，也是一座神圣的寺院。在布达拉宫对面的药王山上，便是著名的药王山医学院。在山脚，有一座依山而建的小寺，寺中的石墙自然现出一尊释迦牟尼像。相传在末法时期的尾声，世人便再无福德得见供于大昭寺中的释迦佛太子像，到时该像便会沉入地下湖中(大昭寺本来正建在一个湖上)，但基于对众生的悲心，佛陀便示现在药王山脚的这一尊替代品供未来的人朝礼。依据这个预言，石窟中的自现佛像在逐渐浮现至脱墙而成为一尊独立的佛像时，便是大昭寺等身佛隐没的时候，也是佛法湮没的年代。当年我在色拉寺时期，此寺中的石佛只像墙上的半立体浮雕。在一九九三年我重返拉萨时，事隔三十年有多，佛像的确显现突出了墙外许多，双耳变得暴露于石壁外而清楚可见，此乃我在三十年间先后亲眼见到的对比。

　　在离大昭寺不远的闹市中，有一座供释迦佛八岁时的太子等身像，衪是由入嫁西藏的尼泊尔公主所带来的。

　　在拉萨的四方，又各有一供奉观音、文殊及金刚手三尊的小寺，称为‘怙主三尊寺’。此外，拉萨城中还有很多很多的大、小寺院，说也说不完。

　　当年一步一拜地绕城的时候，我并未遇上甚么困难，所以也别无甚么值得一提的。在我那年代，绕拜拉萨极为普遍，不足为奇。在路上，经过的人都会尊敬地绕道而过，同时也会尽量给予一些方便。在一九九九年，我有两位汉族比丘尼弟子在拉萨也作了同样的一步一拜绕城，同样也是用了一周时间完成。事隔近四十年，道路已变为车辆不停飞驰而过的大公路，与以前我拜过的路线有少许不同。本来途中应停下礼佛的各寺院地点，有不少已变为现代大楼。但她们在一路上得到了不少藏人的礼遇，例如途人让路及供茶等，就连一步一拜地横过大马路时也得到交通警察给予方便，这一点民风习俗倒还与当年一样。

　　在色拉寺期间(一九五六年，我入寺的第三年)，我又曾作一次长途的朝圣。在问淮方丈及铁棒师后，我便带口粮及简单的日用品上路了。

　　我先由色拉寺到了查叶巴。这个圣地是度母的圣地，附近有许多圣者住过的山洞。本来由色拉寺到查叶巴只需一天时间，但由于久未运动，我在天黑时才到了山脚。山脚的乡村新近受盗匪攻击，所以村民戒心很重，不肯让外人借宿，我便只好在破屋中过了一夜。第二天，我朝礼了七个山洞，其中包括阿底峡大师闭关的山洞及一供有一座两层楼高之弥勒像的大山洞。这尊弥勒像与常见的形相不同，手持鼬鼠而脚上穿鞋。佛经上从未说过弥勒是穿鞋子的，但这尊佛像的鞋却是有一个殊胜典故的。曾经有一个信仰极真的乡下人来到查叶巴朝礼这尊佛像。由于他的至心信仰，他见到的佛像是活生生的，他便向佛说：‘请您看管一下我的鞋子！我在附近朝礼一下便回来！’，然后便把自己的鞋子放在佛坛上。在寺院管理员回来见到鞋时，自然十分生气，便想把鞋撒下丢弃，但佛像竟然说话：‘别动这对鞋子！有人叫我代为看管它们！’。在乡下人回到殿中取鞋时，他又对佛像说：‘咦！怎么您光脚呀？我送一双鞋子给您吧！请您把脚让我量一量吧！’。由于他的至诚，佛像竟然把脚抬起让他量度了。在第二年，乡下人应诺回来，这尊两层楼高之佛像又一次显灵抬脚让他穿上鞋子！至于这尊大佛手中的鼬鼠，亦是传统上没提过的，但寺僧却并未向我说出它的典故。

　　在西藏人朝圣时，通常各有各的祈愿方式。我在朝圣时，通常在心中会诵念以下祈愿文：

　　行者皈依直至成正觉佛陀正法以及圣僧众

　　因作布施等诸修时故愿证佛境利普有情生

　　由我三门对尔诚礼拜供上水花香灯涂食乐

　　实物以及意中观想者忏坦无始所积诸罪业

　　随嘉圣与凡众之功德请长住世至娑婆耗尽

　　请转深妙广大之*轮向自他证悟大正觉

　　以花铺盖涂香之大地须弥四洲日月作饰严

　　观想为佛陀土作供养愿普有情受用清净土

　　如宝珍贵菩提心未生出者愿生出

　　已生出之菩提心祈不退转得增长

　　在查叶巴朝礼后，我便往甘丹寺参访。甘丹寺位于一山顶，我走了整天才赶在天黑时到达。在甘丹寺，我受到了同乡人甘丹寺嘉绒僧堂的一位‘格西’接待，由他带我朝礼了各殿。在六百年前，祖师便是先在此建立寺院，从此把格律派正法弘扬起来的。在这，我心中生起了对宗喀巴祖师的至心敬仰。

　　此后，我去了宗喀巴大师作加行闭关的澳卡地区。在澳卡，可以朝礼大师礼佛三百五十万拜的圣地，地上清楚可见由大师之圣身磨出之凹痕。我的心在澳卡显得特别的平静。

　　在澳卡朝礼后，我便到了拉姆雍措圣湖。圣湖是吉祥天母所加持的湖泊，至心祈求启示者能在湖面见得所问之事的答案。在今世的宗座转世未被寻出时，其寻访团便曾在此湖面上求得线索。由于圣湖之灵异，即使有一百人同时观湖，每一个人都见到与他所问之事有关之景像。这个湖泊附近全是山石，完全没有绿草或树木，生态亦只见有鹰鸟及狼群。

　　在清晨，我与三位同往圣湖的人步行上山，约在六小时后到了山顶俯览湖面之处。山顶有一个香炉，我们在此烧香供养，然后便各自在雪地中散开而坐，各自祈愿及观察湖面。这一次，四个人都没看到甚么清楚的景像，便只好折返附近民居。三天后，我们又上山观湖，这一次大家都看到了所求事之启示，我问的事有关外公之转世的前途，湖面显示了他的转世(即我的亲弟)出生之细节。在景像中，湖面出现霞渡寺及我的家屋与屋前的小河，更见到我们家的●牛群。这些幻像十分清晰，就连我俗家的●牛中，有一头白牛的牛角是断的，在湖像中亦能清楚看到。在问及我自己的前途时，湖面则显现一些陌生的风景，我在几年后逃亡时果然来到了这些陌生地方，见到了当时湖面显现的风景。在观湖后，我们便又回到了附近民居渡宿(山顶严寒，不可能露天过宿)。

　　在朝圣中，我又作了一次二十一天的白文殊师利闭关(在另一次往湖区时，我亦曾作二十一天六臂玛哈卡那闭关)。

　　我在色拉寺一共生活了七年多，学业成绩只是中等，学习也不过不失，说不上是很用功(我一直心想学得个大概便足够了，本准备此后便终生闭关苦修终老)。我的师长本来计划在我到达色拉寺起计的第八年，安排举行我在色拉寺昧院中的升座典礼，以补办登记成为色拉寺官方承认的转世者学僧身份。但世事的变幻，又岂是我们所能预计的呢？

　　在我入学色拉寺的第八年，拉萨局势变得很乱，最后更爆发成为战争，我平淡而充实的求学生涯便告终结，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变幻年代。

　　第五章──变幻年代

　　在我读第七年班的时候，大藏寺的另一世系法台转世也来到了色拉寺。这位未到二十岁的湛康仁宝哲成为第一年班的新学僧，同时也举行了转世者入学的升座典礼及盛大供养等等。

　　在湛康仁宝哲入学后不久，战事便爆发了(我当时二十四岁)。僧人本来是不参与政治的，我当时实在也不清楚真正局势情况，只知道学业及寺院生活恐怕是不可能继续下去了，心中很为焦虑。没多久后，有一天炮火直闯色拉寺轰炸，情势十分危急，寺僧只好各有各逃。

　　在开始逃跑时，我们本是一行十八人(大部份是来自大藏寺的僧人)，向西藏南部圣湖地区逃走。在逃亡途中，有一段小插曲。有一次在树林内，我们见到一只‘耶提’(科学家称它为‘野人’或‘大足’)。这种动物，在西方被视为传说中半人半猿的异物，常有科学家辩证它的存在或否。其实在嘉绒地区，这并非传说中的异物，而只是一种极稀有的畜牲而已。‘耶提’身高比人类高得多，而且力大无穷，一出手便可以轻易掌毙一头强壮的牛，所以西藏人都很怕遇上它们。我们当年逃亡时所见到的，是一只单独在林中活动的‘耶提’，它本来似是半蹲在树丛中。在发现了我们时，它把本来低垂遮面部的长毛向后一甩，露出了面部而人立起来。在我们一群人中，大部份都躲在石后，不知谁放了一枪，这只‘耶提’便露出了一个近似微笑的怪表情，然后便施施然地慢步走入密林之中。整个目击过程，长度恐怕没有超过三分钟。

　　在逃亡没多长时间后，湛康仁宝哲等一众十三人在一次过河时被军人捉到了，只余下我等五人继续在野外躲藏(湛康仁宝哲后来被囚而死于狱中)。

　　在队伍中大部份人被捉走后，我们改向北部放牧地区逃走。我们在野外孤独地躲藏了三个星期，其间找不到甚么足以充饥的食粮，身体变得很瘦。在这三星期内，我心很怕，心想如果被捉到了必定会被枪毙。在三周后，我们也难逃厄运，被军人找到了。

　　把我捉到的军人要求我如实交代背景，我当时心想如果自招为一位具转世者地位的人，必定会惨遭折磨及连累家乡的亲人，所以便只好撒谎说：‘我是嘉绒人，父母是乞丐，但早已死了，所以我便在拉萨出家为僧。’，对自己的准确生地及在大藏寺中的法台身份绝口不提。军人又冤枉我是参与反抗的份子，很凶地喝问：‘如果你没有参加武装叛乱，为甚么要逃跑？’，我便如实回答：‘在寺院中，炮火连天，军队持枪向我们攻击，我害怕时自然只好逃生！’。

　　我在囚狱中被囚禁三个月，其间并未受到毒打之类的刑罚，但日子也绝对不好过。在被囚期间，有时脚上会被穿上锁炼，有时则被派往运输站搬货劳动。在这几个月中，我眼见同狱有不少人病死或饿死(五十个囚犯中，最后只剩下连我在内的十三人与我一同被捕的四个僧人也都死于狱中)。狱卒对因犯虽然并无刻意折磨，但亦不会对病人有任何照顾，只让他们自生自灭，而且所分派的食物少得可怜。这时我的心情倒平定了下来，心想：‘生死由天，没有甚么好怕的！顶多也不过是被枪毙而已！’。

　　在这段日子中，我仍然偷偷地在心中日诵每天的功课，从未中断过一天。后来，由于我的确未曾参与战争，狱方拟把我遣返原乡，但却并未清楚下决定，只先把我暂时放走而送返拉萨市。

　　回到拉萨色拉寺时，寺僧早已逃的逃、被抓的被抓，熟人大已不见了，寺院与往日的景像截然不同。我先回到了萨巴仁宝哲的房中暂住。没多久后，来了一个人嘱我向地区的干部报到，以接受前途的判决。第二天我去到干部办公室，拜见负责该区的领导。地区领导是一个女汉人，藏语说的十分流利。在我交代了背景后(仍然没有透露法台及转世者身份)，她十分憎恨地对我说：‘你肯定没有说真话。你这样的坏份子我见得太多了，明天我便带你去我的上司处等候发落，你等被遣返乡下吧！’。

　　女干部的上司在另一座办事楼中。这个办公室十分大，面的干部都在忙。在来到办公楼时，我心中忐忑不安，很怕被遣返而连累寺院及亲人。带我来的干部显然很痛恨我，她对我的身份写了一份文字排得密密麻麻的报告准备交予她的上司。在等了不久后，一个汉族干部问我们为何而来，女干部便交上了她的报告，建议上司对我严厉处置。这时候，怪事发生了。汉族上司突然好像失了魂魄似的，看也没看便把报告纸撕了，然后他向我问：‘你有没有钱回乡？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予通行证让你以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回乡。’，说完后却又没有作甚么明确的决定。女干部本来就不太喜欢我，恨不得我被以囚犯身份马上押走回乡，但她见上司完全没作决定，也没法坚持下去，只露出很莫名其妙的讶异神情。在见了高级领导后，女干部不知所措，只好把我暂时放走。我的一生中曾得护法在冥冥中救助多次，这一次很明显也是祂们在暗中显灵。

　　还复自由后，我回到自己本来的房间，对未来茫然不知去向。一位蒙古老僧向我施舍了一些食物，又对我鼓励：‘现在情况很乱，但为了佛教之未来，你们年青僧人必须好好捱下去呀！’。我本只是一个平凡的和尚，对政治及情势完全不懂，一向只过平淡的寺院生活。这阵子的动荡，顿然令我不知如何是好。我在房中彷徨的呆了一、两个星期，其间几乎足不出户。有一天，一位旧同学找了上门对我说：‘师父已被抓走坐牢了。临入狱前他交代我必须务必要把你找到，并要向你转述他的话，他说：叫我向你转告“今生中我们师徒恐怕不能再见了！但只要你把我所曾教你的佛法牢记心中，不理你未来遭遇如何，便没有甚么可怕的了！”’。这时我才知道图丹初藏师父已身陷牢狱，心中激动不已。我含泪接过了师父嘱同学转交予我的二千元现金和五百克金块，把其中的一半供养了给这位同学。没多久后，我辗转得到消息，图丹师父在四川的一个狱中圆寂，应验了其舅萨巴仁宝哲的预言。

　　在同学来访后，我搬往拉萨市区的一间房子住。这间房子中当时约有三十多户藏民共同生活，绝大部份人对我很尊敬。在跟的一年中，我的‘家’便是这的一个小房间，但在必须参与集体劳动时(当时人人都必须参加集体劳动工作)，我便会被干部安排暂时住在乡下或市郊。我在这房子中不大走动，很多时间我都独个儿坐在房间中。在逐渐熟络后，房子中的居民都暗中把我尊为师长，常常对我供养食物及必需品，同时也会偷偷地请我主持各种佛事。当时政治情况很糟，尤其对任何宗教活动都管得十分严厉，绝对不允许穿僧袍。我在屋外活动时，只可穿当年那种几乎全民穿着的服装。在一回到屋中时，我便马上换上僧袍。同屋中有一户人家对我的僧袍及修行很不满，畏怕被我连累，但始终也没有人告发我的情况。

　　在劳动及学习中，我的表现被领导认为不错，便把我调往一组大概算是‘思想进步模范青年’一类的人中。有一次，某部门想提拔我为下乡巡回表演的歌舞宣传团成员。这本来可说是那个时势及年代中的优差，但我因仍自视为一位僧人(虽然当时并不许可穿僧袍或抱宗教思想)，所以便藉各种原因推辞(僧戒规定僧人不应作世俗歌舞)。同屋的人也配合代我撒谎，都异口同声说我有脚患。在一段时期中，我被迫要在每行走时便扮作一拐一拐的，这样才交代了过去，最终也没有被编入宣传队。在这房子中居住时，同屋人都一致保证我是一个‘进步青年’，结果政府便发了一张拉萨居民户藉证给我，从此我才不需再担心被遣返故乡。

　　在这年多中，我分别干过打石、缝造军服、种菜及倒粪等工作。在第一次倒粪时，我感到很恶心，但慢慢便被迫习惯了，后来我变得麻木到一手粪污地拿食物进食也没有任何不自在之处。这并不是我个人的修行境界所致，而是当时的环境所逼成的。

　　虽然我自少也可说是娇生惯养，但自幼天生的强健体魄及在色拉寺中的学僧生活锻练，令我足以应付劳动工作。在这段期间，我心中并无怨恨，还常常安慰自己：‘眼前的苦难是我自己的过往业力所引，所以我应该乐于承受及视之为忏罪修持！’。

　　在劳动组中有一个十分高大的年青人。他很喜欢摔跤及技击等运动，每在空余时必会找同组的人搏击取乐。在没多久后，他早已击败除了我以外的所有人。有一天他对我说：‘现在人人都输过给我了，就只欠你一个未跟我打过！’，我只一笑置之。在跟的日子中，这个比我高大许多的年青人常常缠我不放，硬要与我比拼一下，但我只一直不理他的挑战。有一天轮候分派食物时，这个人站在我后面不断以手摸我的头，口中还是取笑在说同一句话：‘就欠你一个没和我比过实力！’。这一次我真的让他的多番滋扰惹烦了，我便放下了手中的粮袋，双手交叉胸前转过身向他说：‘你是真要与我比一次才不再烦我吗？’，然后便与他找了个空地比试。我一出手便把这个大个儿重重地摔倒了。这其实只是大家在沉闷的生活中闹玩而已，双方绝对没有恶意，当然也不会真的伤害对方，但那一跤却令大个子两天上不了劳动岗位。从此他便常常开玩笑地向人说：‘别看这个人个子小小，其实他全身都是蛮力！’。

　　在劳动的空余时间，我偶尔也会偷偷地往各寺院朝礼，但在当时的环境中我只可以低调地假装是去游览而已。在哲蚌寺附近，有一个莲华生祖师曾住过的石洞。历史上说祖师在此洞中修行时，因为没有水源，便以指插进一石柱中，施神通由石柱中变出水来。我在洞中朝礼时，以上臂触拭了石柱一下，回家后竟然发现手臂渗出水份。这奇妙的现像一直持续了两周，甚是奇妙殊胜。

　　在劳动中，我与一位拉萨的宁玛派转世者成为了好友，常常在一起用午饭，又经常互相往对方的家中作客。我和他这两个年青人当时很幼稚，一同做的事现在想来也实在无聊可笑。有一次我往访他家，他指电源插口向我说：‘你把手指插进去试一下，我试过了没事！我看这“电力”看来不会伤害修行的人。这种叫“电力”的东西说不定还利于通气脉呢！’。当时我俩还年少无知，对科技也不太了解，我便真的天真地把手指插进了电源口，登时感到五内俱焚、心脏好像快要爆炸的感觉。这友人见势色不对，马上不知用了甚么才把我的手移离电插口。在我埋怨一番后，友人誓神劈愿地说：‘没骗你，我真的亲自试过了而没事！’。那个年代的电力供应是断断续续的，现在想来当时友人在试验时可能正适逢电力中断，他才以为自己触电而没事。在当年的生活中，像这类的无聊事便是我们唯一的消闲娱乐！由现在回想当年，我们两人也的确既无聊又愚笨。如果运气差一点的话，我或许当年便已命丧当场。

　　在一九六零年的藏历新年，布达拉宫中的达赖喇嘛辩经侍读师查杰仁宝哲师父(原大藏寺僧人，在拉萨色拉寺时期我曾向他学法)在政府批准下来到拉萨市区，又特别召见了我。仁宝哲命我为他把脉，我起初不肯，但在他坚持下我只好从命。一把脉之下我大吃一惊，师父手上完全没有脉像，一摸之下便就像为死尸把脉一样。我急请老师进我的房中，正欲马上修怖畏金刚法，老师却说：‘不必了！我对生死自有把握！现在我将往生香巴拉净土，你在我死后修一座度母四曼荼罗仪轨便可！’。我问老师：‘师父你还会转世回来吗？’，老师答：‘暂时不回来了！我准备在香巴拉净土住上一段日子！’。在见面后，政府派了马车送仁宝哲往罗布林卡(达赖喇嘛的夏宫)，隔了没多久便传来师父圆寂的消息。在师父圆寂后，中国党政府倒给予了算是很高的礼遇，不但让许多僧人参与悼念法会，更派了汉族干部前往致祭。

　　在劳动期间，有一天我们一众五十人在掘土时，见到荒野中有一个祭祀土地公一类之小祭坛。我们的小组领导贾波便喊起口号：‘这是旧社会封建迷信！别害怕！让我们打倒迷信！’，便率众砸了祭坛。在破坏坛基时，地下跑出了一只巨型的蝎子，大家都心感有异。领导大叫一声：‘去死吧！’，便用铁铲把它当场打扁了。当晚，贾波突然害病，痛苦地惨叫了良久。后来，他更在哀号：‘仁宝哲！仁宝哲快救我！’。在此之前，贾波从未以‘仁宝哲’尊称叫过我一次，但这时他眼见自己必死无疑，便又相信佛法之力量了。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我如果为他诵经，便会被视作搞封建迷信，下场会十分惨。在贾波求救之初，我只推说不懂修法及不搞宗教法事，但他苦苦哀求。到后来，贾波倒在地上昏迷不醒，身体更开始变冷，看来是快死了。我心想：‘如果现在修法救他，我自己恐怕会惹上极严重的麻烦！在这个年头，搞“封建迷信”是会没命的！但我们僧人天天念要救度众生，难道见死不救吗！’。我在思想挣扎了一阵后，便豁出去了，马上便燃香修对治的法门。没多久后，贾波便没事了。这修法之灵验，可能是源出于佛力及我真心不顾自己安危而欲救他的真诚发心之力，而并不是我个人有甚么神奇的法力足能起死回生！

　　在第二天早上，可幸地并没有人告发我，而贾波也并没有反面忘恩，反而对我变得很友善。他建议我向他告病假，然后便可去拉萨(当时小组在郊外长期劳动)渡假休息，我如他所说地交上了请假信，他便批淮了病假。在到了拉萨市时，我便到医院报到。在随便安一个病症名堂后，医生会施一些药便差遣我离开。在一出医院后，我便随手把药丸丢了，便自己回拉萨的住所。自此以后，我便经常性地请病假，贾波也次次都批准，从此我便不太需要参与劳动了。但在休假时，我却并非闲没事干的，经等，做一位转世者或反而要天天为求访的人偷偷地主持法事及诵一个僧人应做的事。

　　在一九六零年秋季前后的一天，我在拉萨市一个房子中修供养护法的仪式法事，突然门板传来‘啪！啪！啪！’之打门声，此时我的心中有一种很难形容的怪感觉。我马上打开门，向正在行经门前的一位带女儿的中年女人问：‘是你打门吗？’，她表示只是刚刚路过而否认打过门，我便与这女人聊了起来。这女人名叫‘巴桑’，是来自一个叫‘帕里’之边境小镇的富户，我现也忘了她当时为了甚么事才来到拉萨。她向我布施了一些酥油。酥油本来是藏人日常的必需食品，但当时我已几近两年没吃到它了，我顿时眼睛如见黄金。在她向我顶礼及布施后，我不知从哪来的念头而直接地向这个陌生女人说：‘你帮助我去印度好吗？’。早在近两年前，有大批藏人跑到印度，我当时听说在印度的人可以继续做僧人和学佛，所以我对出走印度求学早已兴念，也曾与前述那位宁玛派转世者友人商量过许多次，但却从未有过具体的计划或行动。我这时冲口而出的要求，不单使这陌生人呆在当场，就连我自己至今仍不明一向少话的我当时怎么如此唐突。在当时火红的年代中，我和这女人心中都知道得清楚，协助我这位陌生人可能会令她家破人亡。女人呆坐了十分钟，在这当中我们两人谁也没说一句话，然后她打破了沉默低声地说：‘明天来找我吧！’。我当时并估计不到，她的这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也为她后来带来了极大的苦难(在后来的文革时期，巴桑因为曾协助我出走而遭批斗，背骨被打断了)。在那时的时势气氛中，一个正常人不可能为另一个陌生人作出她那样的冒险决定，也不可能提出我所提出的唐突要求！三次的神秘打门声、我失常的要求及巴桑毅然的决定，显然又是护法冥冥中的安排(在后来的日子中，每当我在修持退心时，我便会这样想：‘我的命不属于自己，是护法令巴桑拼了命、受了大苦而换来的，这必定是为了要我好好修持及弘法的目的。如果我对佛教不能作点像样的贡献，恩人的苦便白捱了！’。每当这样想时，我便很自然地含泪收拾心情，重新又投入修持及弘法中)。

　　在巴桑答应后，我便马上往访宁玛派友人，邀他一同出走，但友人说：‘唉！我家人都在这，现在暂时是走不了的！’。在一周后的一天(一九六零年藏历七月底)，我在大清早先去了大昭寺告别佛尊，然后便与巴桑一起离开拉萨。在这以后，我再没见过这位宁玛派友人一面。在七十年代文革中，友人被拉到大昭寺前枪决，同时被枪毙的还有另外六个人。我的年纪、背景身份及性格与这个好友很接近。如果当年我没有出走的话，想来大昭寺前的尸体极可能就是八具了。

　　由拉萨至帕里，我们一共用了三天坐车前往，途中在后藏札什伦布寺停了一晚，顺便也朝礼了该寺及江孜佛塔。

　　帕里是邻近印度锡金(但当时锡金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的一个西藏边境小镇，邻近便是亚东镇，这约有五百户人家。巴桑的家族是当地的富人，一向以来是著名的卓摩格西仁宝哲的施主，家中也接待过赤江仁宝哲及萨迦派法王萨迦崔仙等大师。在我到达时，帕里是个冰天雪地。巴桑在回家后便开始生病，身体近乎瘫痪。我作为一个受恩者，便在她家中住了三个月，天天为她诵经修法，后来她慢慢便复原了。在藏历十月廿五宗喀巴纪念日，我到了附近的一间寺院朝礼，顺道也应求而为巴桑作祈愿及供养。该寺的日常法会当时已中断两年。由于当天是宗喀巴纪念日，寺中的老僧一再要求我率众修诵宗喀巴祖师会供，我心中虽感到危险，但也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下来。我们燃点了三百盏油灯，很认真地举行了法事。在法事后，当地的地区干部来寺查问：‘你是哪的人？来这干甚么？是不是搞宗教崇拜？’，我答说：‘我是来泡温泉疗病而已！’。在查问一番后，干部便放我离开。在寺院附近的村屋中睡至半夜时，我越想越不对劲，便与巴桑的弟弟连夜走路回到帕里镇。我在凌晨四点到达帕里巴桑府，甫一坐下尚未喝上一杯热茶，便有军人上门查问巴桑。他们似乎已猜到我的转世者身份，而且又收到风声说我曾在附近寺院主持法会。巴桑坚持说我只是一个老朋友，又力证我已不失所踪，军人便只好收队离开。

　　由于当地已开始注意上我这个外来者，镇上居民又开始在纷纷讨论我的失踪(我当时藏痔巴桑家中)，我眼见情况不太妙，一周后便动身跨越边境，行程是要翻过喜玛拉雅山脉到山对面的印度。

　　我换上了乔装用途的衣物，与一位老僧人随同赶骡的边境商人上路。在路上，我们不断听到别人谈及‘失踪的喇嘛’之传闻。由于局势不妙，老僧便与一龑骡商先过境了，我则在路上躲了几天。在几天后，我穿上了破衣，面部涂上炭灰，带佩柴刀及绳索乔装为樵夫上路。在行至第二天，我到达了印度边境，印方边境守卫问我：‘听说近日在边境的另一边正嚷要寻捕一个有点名气的喇嘛，这可能就是说你吧？’。在我承认身份后，他们便予以通行。我在长叹一口气后，踏上了印度的领土。这时候，我身上只带一副望远镜、一袋加持过的石粉(这种石粉可供修过禁食闭关的行者食用)、一向永不离身的一尊释迦牟尼佛像及一本沉重的古本《菩提道次第广论》。

　　第六章──印度岁月

　　在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初，我到达位于印度边境的甘托克镇(Gangtok，当时属锡金王国领土)。这个地方与西藏的民风及气候差不远，其居民中有不少也是藏族。我在一个尼泊尔人家中住了近一个月。这个人年约四十五岁，从很年青时他便修持宁玛派的法门。他对我很友善，常以很好的食物提供给我。在这个月中，由于可自由地穿上僧袍和修行，我感到两年来未感受过的轻松自在。

　　在一九六一年藏历年初四，我启程往印度孟加拉西部的噶伦堡(Kalimpong)，车程要一整天。噶伦堡邻近以产茶著名之大吉岭(Darjeeling)，位于喜玛拉雅山脚。这里虽属印度领土，但自古已多藏族聚居，这年代又有更多来自西藏的人涌至，所以在这的生活便与西藏一样。我在噶伦堡有父系的亲戚，在到达后我便暂住在他们的房子中。

　　在噶伦堡的日子中，因为我长相像汉人(我也的确有汉人血统)，又常常面露欢容，与绝大部份在一九五九年因政治理由而出走之藏民的愁容产生了对比，以致有些人总暗中怀疑我是中共派往的间谍人物，这使我在欢喜中也有少许感到委屈。在此时期，我一度兴起报名入读英式学院的念头。在参见一位以与护法有密切宿缘著称的法师时，他却表示护法命我甚么俗事也不要再顾，反而应往深山中禅修终老。我在梦中亦见到护法示现，说的也是相同的话。这个命令其实暗合我向往的心愿，于是我便下了决心预备往喜玛拉雅山中闭终生的关。没多久后，我在色拉寺时的学兄堪萨仁宝哲(其实他在后来被委任为印度色拉寺方丈而退任后，方被尊称为‘堪萨仁宝哲’。但为了行文方便，这里便以此贯彻称呼。‘堪萨’的意思是‘退任方丈’。这位堪萨仁宝哲因后来身份而被以此名号尊称，与在我童年时为我授沙弥戒的师父退任甘丹寺蒋孜院方丈，并非同一人)，也从西藏来到了噶伦堡。他的剃度法名是‘阿旺提秋’(NgawangThekchok)，原身份是普通僧人，其生地是嘉绒地区距大藏寺不远的地方，但却非原大藏寺僧人。在色拉寺时，他是比我高班的嘉绒僧堂同学。堪萨仁宝哲不赞成我入山终老。他对我说：‘入山专修固然是住持正法的好修持。但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年青僧人必须自觉地在西藏以外肩负延续佛法的担子。现在拉萨色拉寺的僧伽教育被禁止了，我们必须把三大寺的教育制度在西藏以外重新建立。正法是否能持续下去，就要看我们了！’。仁宝哲的志愿并不符合我的私愿，但我却点头了。我的同意一半基于学弟必须服从僧腊较长的师兄之传统，另一半则因为仁宝哲所说的话的确合理。

　　在此同时，堪萨仁宝哲向当地藏人解释了我的背景(我对政治从不参与，既非中国间谍，也并非因反*而出走。我赴印度只为了求学，别无其他原因)，这马上便消除了噶伦堡的藏人对我身份的存疑。

　　在结束了在噶伦堡为期一年的逗留后，我与堪萨仁宝哲坐了一晚火车，来到了印度毕莎(Buxa)。

　　毕莎是一个热带气候的地方，地处印度及不丹王国交界。这里的气候对西藏人来说很不习惯，以致有不少人病死营中。印度政府安置我们这些自一九五九年起走到印度的西藏人，暂时住在荒废了的牢狱建筑物中(这些营房是殖民地时代由英国人所建的，圣雄甘地及尼鲁总统也曾被英帝国政府在此处囚禁。囚禁甘地的建筑物此时用作西藏尼众临时居住点；曾囚禁尼鲁的牢房则变成了僧人临时居所)。在这里，此时已有大批西藏人居住，包括各派中的老少僧尼，单单来自西藏三大寺的学僧便有一千二百个之多，其中有一些是我的色拉寺同班级学僧。我的同学大部份早在一九五九年出走，此后便在印度期间继续学业，此时已读完我尚未修毕而因政治变化被迫中断的般若部课程，同班级中的中观部课程也已开始了。

　　这时候，我心念身在西藏以外，原来的依止师及教授师都不在身边，便对堪萨学兄供上了哈达及五个印度卢比，顶礼三拜，求他成为我的依止师及教授师。堪萨仁宝哲欣然答允兼当我的两种师父的责任，高兴地收起了我的五卢比小供养。此后至今的年间，仁宝哲便一直照顾我，师徒关系很亲。我当年所供的五卢比，仁宝哲至今仍收藏着留为纪念。仁宝哲嘱我重回原来色拉寺的班组，直接追学现在已进行至中观班第一年级的课程。原来的同班学僧，当然很高兴又再见到我。

　　毕莎的营房虽然也是囚狱的间格，但在其中居住的感受当然又与我身囚西藏狱中时大为不同。在这里，不但重遇老同学及相熟的长老们，而且眼见僧人学风很盛，与色拉寺并无分别，我庆幸佛法在西藏境外总算也延续了下来。我随身由西藏带来的简单行李中，最沉重的是一部宗喀巴祖师著作《菩提道次第广论》。这部论涵摄了一切三藏法要在内，是我派最重要的论典之一。一般人在逃走时都只会带世俗上的贵重财物随身，我带的这部论成为了毕莎营中唯一的一本《菩提道次第广论》。由于我甘冒生命危险而带出这部钜论，营中的一些长老对我这位年青学僧甚为嘉许。营中的长老僧人在此时期中很是辛苦，天天聚在一起凭记忆把三藏经论尽力背出，由其他僧人抄写记录，以防日后佛法失传。因为热带天气及心力交瘁，有许多年老僧人在营中为这种工作献身而病死。

　　在加入中观一年级课程后四个月，我也因不适应印度生活及天气而患上了肺痨病。在病发后，我在半年间晚晚失眠，因失去胃口而不能进食，身体不断流汗，后来进入了弥留的状态。营中的僧人这时对我的存活已不存希望了，甚至有好心人在我的房外备妥木柴，随时预备办我的后事。堪萨仁宝哲因为曾力劝我参加毕莎的佛学课程而不顾护法的忠告，此时变得很担心，他认为自己必须对我的病重负上责任。有一天，我再次梦到护法向我显现。衪对我说：‘你赶快进医院，便绝对死不了！’。当时营中有不少僧人也患肺痨，国际上的救援慈善组织为我们安排了二十五个疗养院名额。二十五位病僧中的其中一位临时决定不前往疗病，我刚巧便补上了他的位置。

　　在二十五位病僧中，我的情况是最严重的。当时我无力走动，其他僧人把我抬到了公车站，一行二十五人坐公车到火车站，又再上车前往位于孟卖的疗养院。

　　孟卖距离毕莎很远，火车程要四天三夜才能到达。在火车上，我的身体弱至连颈项也承受不了头部重量，众僧便只好把我的头以绳子绑吊在车厢上方的行李架上。在一路上，我呼气重而入气少，身体感到很热，后来更陷入弥留状态。在半昏迷中，我心中一直在诵念祖师的名号。在差不多捱抵终站时，我吐出了很多血和黄痰，同行僧人一致认为我会死在火车上(卡车的管理员还经常来检查我是否尚在生)。在终于抵达孟卖火车站后，他们便找来了轮椅，十万火急地把我送到了疗养院。

　　这座疗养院规模很大，是由一位美国医生在世界各地创办的慈善医院其中一间，名叫‘华莱士医生胸肺健康疗养院’，在印度似乎颇有名气及好评。医院中有六百位印度病人及七十个藏人，其中包括三十位西藏僧人。印度的病人大多为前火车司机，我猜想他们可能是因为长期吸入有煤炭粒的空气而患上肺病。医院的医生中，有不少是曾留学美国的印度藉医师，偶然也会见白人医生来到视察。在医院中有一个大花园供休闲散步，病者则被安排住宿三人间。医院的食物等供应也很不错，但印度人却常常把医院配给中的最差部份留给我们藏人。我当时的同房是两个藏僧，现在他们仍然在生，一个在蒙古，另一个在加拿大。

　　在入院检查时，我已瘦至不似人形(此时我更患了哮喘病)，体重竟然只剩下二十五公斤(虽然我个子不高，但本来一向比常人健壮得多，堪称为‘力士’)。在初入院的三天，由于过瘦及穿着病人袍，医生竟然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干瘦的女人，至第四天才猛然发现我原来是男性！在入院七天后，我的健康有些好转，慢慢便已可以自己走动。在医生为我注射药物时，因为我身上只余皮骨，针在扎入身体时感觉极痛，但病情却渐有起色，只是一直有便秘的情况。

　　在已经整整一个月没排过丝毫大便后，医生说翌日将为我进行肛塞。我听到后吓了一大跳，第二天便向医生骗说已排便成功。这时候，我的下腹已变得胀大，而且隐隐浮现青蓝色，看起来很恐怖。有一天，我拜托同房僧人出外买回大量辣椒，迫自己把辣椒全吃下了肚子。在吃了辣椒后一阵子，肚子便开始绞痛，然后肚中便产生了便意。在排便时我发现粪便状况很怪，首先是排出一颗一颗极沉重、掉下马桶时竟会撞出金属声音的小粪丸。这样的小粪丸一共有好几十粒，随之而出的是极臭的稀粪液。在排完粪液后，我顿然感觉舒畅，身心都轻松了起来。我自幼对医学很感兴趣，依师与依书也学了不少医理，所以自然对我的怪粪感到好奇(这或许只是一半原因，另一半原因可说是因为无聊)。我找来一个锡罐，用筷子夹了其中一颗粪丸放入罐中，它在跌在罐底时发出了一声清脆的‘当’声。然后我又在罐中注入清水搅拌。在静候一回儿后，我见证了一个奇妙的现像，粪丸竟然发大变为一堆奇大的正常粪团！事后我分析认为自己肚中积累不出的粪丸，其实每一颗便是全月中之一整天或一顿饭的排泄物极度浓缩而变成的。

　　在那次排便后，我的身体便迅速地复原，不但感觉健康及胃口奇佳，连禅修也变得很稳定，后来更强壮得可以轻易举重一百公斤以上(自年青期，举重一向是我的强项)，但院方坚持说我的病患未清，必须进行切除部份肺叶的危险大手术。

　　在手术当天(入院一年后)，全院中的藏人都来打招呼，我们又聚在一起念经良久。进入手术室后，我刻意提醒自己务必趁此机会看清西方手术过程，同时又想观察自己在被麻醉后的心识活动现像。然而，在被注射后我便马上睡着了。在不知睡了多久后，我听到仿似由远方传来的叫声‘洛桑！洛桑！’(当时医生都以我的出家法名称呼我，并不使用‘祈竹仁宝哲’等尊称)。我勉力睁大眼睛，半昏迷中记得见到曾留学美国的印度医师、几位助手及同院僧人病者围着我鼓掌欢呼，然后我便又再次昏睡过去了。

　　我一共昏迷了三天之久，其间并未有一刻醒转。但在这三天中，我的心识仍有一丝清醒。我在心中迷迷糊糊地仍然能把每天必诵的功课经文诵完，又断断续续地默念祖师名号，对本尊等之观想亦能在心中进行。这些观想及念诵，是一个修行人弥留时必须进行的，如能做得顺利便能自主生死或往生净土。我在昏迷中虽然观想及持诵的次序有颠倒错乱，但却仍能靠过往的熟习而大致完成功课。在醒过来后，我当时心想：‘这次昏迷就是一次预演及试验，我的成绩看来还可以过得去。如果持续地熟习下去，将来在死时应该可以有把握！’，心中对自己的表现甚为欣喜。

　　在手术后我仍住在医院中疗养，这时我又偷偷地收养了一只猫及一只小松鼠。这两只小朋友为我的医院岁月添上了不少安慰。

　　我在医院中一共渡过了几近三个年头，其间堪萨仁宝哲天天受持大乘八关斋戒，一天只进食一餐少量的食物，以为我的健康祈福。自古以来，徒弟为师长发这样的大愿也不是没有的，但他可是我的老师！我在后来的日子中，每想起师父的恩德，我便不禁泪流满面。后来我常常对自己的徒弟说：‘我的性命，是堪萨仁宝哲的大愿及帕里的巴桑冒生命危险所换回来的！’。

　　在这近三年间，院方对我们藏人尤其特别照顾，允许我们自由外出散步(而对院中其他病者投诉不同等待遇时，美国医生说：‘你们印度人只是患病而已，他们西藏人却是身逢巨变呀！让他们散散步也许会使他们的心情较为轻松！’)，又不禁止我们僧人进行闭关等活动。我们一众僧人把医院变成了寺院，三年之中不但常常进行集体诵经，还按每月日期举行僧众羯磨诵戒法会，生活完全不似身处异地的一间医院之中。

　　住院期间，经友人介绍，一位善心的德国老妇成为了我的施主。这老妇文化修养很高，英文也很好。她一人全资供养连我在内的两位转世者、一个普通僧人及一位西藏沙弥尼。我们自此时至一九八六年她逝世前，常常互有书信。她先后曾往印度探访我三次，又常常邮寄果酱及罐头食物与现金予我，对我有很大恩德。这老妇常常在信中安慰我说：‘我俩同为家族分离的受害者。我现住西德，我的家人却全在东德，一直不能见面！’。她后来死于谋杀，令我很伤心。

　　到了出院的日子，我们僧人与院中员工依依不惜地告别。我与大约二、三十位已复原的西藏僧人一起上路，自孟卖又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车回毕莎。在孟卖市中，我拍了复原后的第一张照片，这时候的我已一如年少时的健壮。

　　在重回毕莎营时，相熟的僧人对我仍然在生都大表诧异，因为他们在三年前我离开时，早已认定我将命不久矣。当时住在营中的我派长老宋仁宝哲(SongRinpoche)打笑地说：‘哗！“死人”复生了！怎么你不是早死了吗？’。像这一类的玩笑持续了很多天，我几乎成为了营中的‘明星’。在营中我又再次见到堪萨仁宝哲，他对我的痊愈如释重负。在营中的昔日同班学僧，此时已完成了中观部课程，刚踏了俱舍部班级，我便再次跳班跟上了原来的级组(同学已顺序完成般若部及中观部，我却只读了五、六年般若课程及在入医院前修了少许中观部学业)。一年后，堪萨仁宝哲与其他高僧及方丈被选拔往印度的一所大学中进修研究，我与好友赤巴仁宝哲便依止路敦格西(GesheLoden)。在又两个月后，由于毕莎的热带气候，我的肺病又复发了，不断吐血及感到全身痛楚难当，于是我迁往贴近喜玛拉雅山之北印度达拉候斯镇(Dalhousie)居住养病。

　　达拉候斯处于高山中，气候与西藏很相似，同时也有许多藏族居住。在搬到达拉候斯后，我便不再吐血了。此时我又再身无分文，便只好变卖了我的仅有财物｜两盏油灯、一个内供皿及一套七只的水供杯。这些佛坛用品全为纯银质料，若在现今可以卖得二、三万卢比，但在当年我只换得二百个印度卢比。

　　达拉候斯有一所为藏族转世者、普通僧尼及在家人提供教育的住宿学校，其创办人是比迪尼师。这位沙弥尼全名是‘费达比迪’(FreddiBedi)，她是一位英国女士。她随噶举派第十六世DB法王学佛，在受了沙弥尼戒(在西藏佛教中比丘尼戒失传，所以并没有比丘尼)后，她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二位英藉尼师。由于她的信仰，她对藏人特别关心，这座寄宿学校便是她对藏族的一项贡献。学院教授英文、缝织技巧、唐卡绘画艺术及佛学，又提供较好的餐食。我在加入这间学院后，学到了一些基本的佛画绘画技巧，但由于英语教师一直是走马上任、换来换去的义工，我没学得多少英语(当时我对英语提不起兴趣，没想到我后来竟然会向洋人弘法)。以其学问著称之格西达吉长老(GesheNgawangDhargyay)当时也住在同一镇中。我趁此良机求长老私下向我教授三大寺‘格西’佛学课程中的内容，长老于是便很慈悲地为我天天讲课，在四个月的密集教授中对我讲解了五大部学科内容(这位师长后来在纽西兰圆寂，我由澳洲赶赴当地为他办理后事)。

　　在达拉候斯期间，我多次随僧众前往佛陀的生地蓝毗尼(尼泊尔)、成道圣地菩提伽耶(印度中部)，初次说法圣地鹿野苑及示寂圣地拘尸罗什。这些至少一年一次的集体朝圣行，同时也是学法的活动，每次都有派中领袖在圣地作开示。我在这些朝圣活动中，多次依根本上师赤江仁宝哲、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的正教授师铃仁宝哲及札什伦布寺方丈卡情洛桑索巴(KachenLobsangSopa)受灌顶及传承法要。在这些盛大场面中，往往有数以千计的藏僧聚集受法，很是热闹。这类集朝圣及学法于一身的每年活动，我在迁往达拉候斯前及八零年代，曾经多次参加，其间既得了不少传承及开示，也对大部份印度的佛教圣地遍礼过。

　　我曾先后朝礼鹿野苑多次。这是佛陀成佛后初转*轮、向最初五比丘说四谛之圣地。这地方同时也有很多婆罗门教修士。婆罗门教中也分为不同宗派，其中有些很注重外在威仪和洁净，这一点倒是很接近密法中的事密部修持，但其教义当然并非佛法。鹿野苑一带的外道僧人中，有不少却属裸形外道。他们留长发及胡子，不修篇幅而赤露身体，长期进行各种苦行。在佛教史上，释迦牟尼曾以辩论及神通降伏不少裸形外道。在佛示灭后，佛教与这类外道亦不断有法义及神通上的较量。虽然在古代佛教于比试中多获胜利，曾令不少外道转皈三宝，但这些外道的神通却的确有一定的份量。时至现代，这些外道的神通已大不如前，但仍然不容小看。有一次我与友人在街上散步，这友人突觉后脑一热，像是被人泼上沸油一般烫痛，但肉眼却看不到有表面的异样。这本是外道僧人刻意施法逞强或挑战的意思。我们没有加以理会，只静悄悄地继续走开去了。在当地，又常有外道术士施法行骗的情况，不少人都曾吃过小亏。

　　其中一次朝圣中，我在鹿野苑住了整整四个月，这期间认识了后来与我亲如兄弟的知己第九世哲布尊丹巴法王(JetsunDhampa)。

　　哲布尊丹巴是历史上蒙古最高的精神领袖，为蒙、藏佛教各派尊为‘法王’，在蒙古也被尊称为‘日光大皇帝’，可见其在蒙古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历代法王为《时轮密续》、《度母密续》、《弥勒密续》及甘丹派耳传施身法(正确译名为‘断法’)的持传承者。第一世的法王是觉囊派祖师、西藏著名的佛教史学家与圣者多罗那他(Taranatha)之传世，其先世包括格律派哲蚌寺创建者绛央措杰(JamyangChoje，宗喀巴的弟子)、宁玛派初既嘉善大师(ChokyiGyaltsen)、噶举派达玛旺竹大师(DharmaWangchuk)及萨迦派贡噶左竹大师(KungaDrochuk)。在法王转世为第一世哲布尊丹巴时，生为蒙古太子而出家，由第五世达赖喇嘛及第四世班禅喇嘛核认为圣人之化身，授以‘哲布尊丹巴’封号(意为‘蒙古地区之依怙主’)及许多传承。在汉地，这一世的法王也得到汉地皇帝的尊重，被册封国师。此后，历代转世法王时现僧相、时现俗家居士之相，一直以来多次受到历代达赖喇嘛及汉地皇帝的册封，成为蒙古地区中的政教领袖。

　　第八世的法王之年代正值外蒙古政治变动之时。苏联的共产党军人深夜中前往他的寺院宫殿，把法王叫了出来。法王在连鞋也没穿好的情况下，被军人拉至寺外一角就地处决了。当年外蒙的寺院规模极大，西藏地区的千僧之寺，在蒙古人眼中亦只如他们的深山小庙规模而已。在法王的寺殿中，当时正有三万位僧人正在诵经。军人以机关枪扫射僧众，把他们中的大部份当场打死了。有少数修持有证量的僧人，不论军人怎么开枪也没有中弹。军人心感怪异，便放过了他们。此后，外蒙的佛教便被禁止，寺院全被封禁，但苏联政府倒并未把寺院、佛像及经书毁去。

　　现世的法王生于拉萨，四岁时即被当时的西藏摄政者热振仁宝哲(认定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者)认定为第九世哲布尊丹巴。但由于当时外蒙已为苏联所管辖，法王的身份并未被正式公布，也没有举行升座典礼。在七岁时，法王以普通学僧身份入学于哲蚌寺，渡过了十四年学僧生涯，同期亦随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及赤江仁宝哲等大师学法，又依顶果钦哲仁宝哲(DilgoKhyentseRinpoche)、卡卢仁宝哲(KaluRinpoche)及萨迦崔仙法王(SakyaTrizinRinpoche)学宁玛派、噶举派及萨迦派传承。在二十一岁时，法王离寺以瑜伽士身份进行了多次施身法闭关及往各地朝圣。于二十五岁时，法王舍戒而改以俗家居士身份修持。在二十九岁时，法王随大批藏民移居印度，其后一直为居印的西藏人开示佛法。

　　我大概在一九六七年在鹿野苑认识法王。当时，法王被噶举派第十六世DB法王延请至鹿野苑梵文大学，出任噶举派教义课程的总代表，刚巧住在我的邻房。在相识后，我们很自然地便结为比世俗亲兄弟还亲的法友关系。他当时大概三十六岁，生活颇见佶倨。哲布尊丹巴的为人乐观，不论甚么大苦都能欢喜地承受，更把苦难视为自己的宿业而从不抱怨半句。在多年相交中，我特别敬佩他的定力。不论是在印度早期面对极度的清贫境况或后来在蒙古数十万人夹道欢迎顶礼的场面，他的言行及心境绐终仍一样地从容自在，仿佛苦难及蒙古民众的热情崇拜都与他无关似的。自童年起他就视钱财如粪土，在穷困时从不向人诉苦，在收到供养后他转手便又布施他人。在他未登座前的贫苦时期，每次我到访，哪怕下一餐便会没着落，他都会倾囊请客。虽然我也负着一个转世者的名位，但地位却与法王差天共地。然而，由于他对金钱不屑一顾，财政状况往往比我还差，以致我一直以来有很多机会供养法王。在后来九零年代，外蒙古在苏联解体后独立，达赖喇嘛才正式册封他的法王地位。法王在首次往访外蒙时，在半年间其居处门口长期有着数以万计轮候让他摩顶加持的人。法王在那次一共见了近一百万信众，总共得到五百万元供养，但在离开外蒙前他却把钱悉数布施予穷人及慈善机关，没有带回一份钱，回家后仍然过佶倨的生活！近年来，法王向我说他正在撰写自传，大家以后不妨一读这位大德的生平。

　　在一九六七年，我的师长堪萨仁宝哲被委任为印度色拉寺昧院方丈。这时候我正在达拉候斯居住。在同年，堪萨仁宝哲来达拉候斯探访我，又嘱我早日返毕莎营考取‘格西’学位。本来我在色拉寺只学了七年多，在印度断断续续地也跟着同班学习，但照说并未正式学完课程中的一半。然而，前面已交代过我在达拉候斯补学的情况，所以此时我对五大学科已有大概的认识，又因转世者向来可以被通融跳班及当时西藏的变幻政局，堪萨仁宝哲才有了命我考试的主意。此时我无可无不可，心想学位也不过是个虚名，重要的只是实学真材。但基于对师父的服从，我便动身返毕莎，暂时结束了在达拉候斯的生活。

　　再一次回到毕莎时，许多相熟僧人已因不适应气候等原因而往生了。这时候的毕莎，共有三百多位原色拉寺僧人。在他们的见证下，我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初六佛陀为母上天说法后降凡纪念日中，依照传统答辩三场及在长老前应考背诵。在早上我依传统举行一次供养，在午餐时又再供养了一次，一共用了二千个卢比(这是当时因政治原因流亡印度的嘉绒前地方领袖所代付的。在前章中我曾提及这位领主。他后来定居加拿大，我在每访该国时必会往访)。在同期还有另两位僧人应考，我和他们都十分紧张，表现说不上很好。幸好这种应考实为毕业之仪式，并非真的在评分，我才顺利得到了一个三等‘格西’学位。在同一天中，我又补办了早应在一九五三年入学色拉寺前进行的登座法会(当时因贫穷而推延并未举行)，终于才正式成为寺方注册的色拉寺昧院转世者成员身份(世事往往是难以预料的。在入学色拉寺时，我无法负担登座的仪式。在十七年后身处西藏境外、印度难民营中，我才反而终于进行了色拉寺升座典礼，正式得到了转世者学僧身份，更在同一天举行了毕业典礼)。

　　在成为了一个三等‘格西’后，我又回达拉候斯住了一年，此期间仍然继续在寄宿学校中上课。

　　在我成为‘格西’一年后(一九六九年底)，印度政府在南印度给了三块地，供移居印度的色拉寺、甘丹寺及哲蚌寺僧人在印度重新建立三大寺(在拉萨三大寺中，早已停止‘格西’课程，僧人数目也被限制于寺院正常情况下的十份一以下)。原属三大寺的僧人此时约有一千多个在印度，原属色拉寺的则有三百多位。我们所有僧人对能在印度重建三大寺及其教育制度感到很激动，纷纷由各地赶回毕莎集中，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三大寺的僧人被政府安排分批由毕莎送往南印度，最先撤走的是哲蚌寺僧，最后的一批是色拉寺的三百多位僧人。由毕莎到南印度，车程是四天三夜。坐了多天火车后，我们来到了南印度迈索尔(Mysore)地区的森林中。

　　印度政府批给色拉寺的土地，是迈索尔地区森林中的二百亩荒地。迈索尔盛产世界上最佳的檀香木，气候不热不冷，是一个好地方。

　　在跟着下来的三年间，我们三百多位原色拉寺僧人同心地开林建寺，生活既艰苦又愉快。僧人全体合力建成了色拉寺措钦大殿，然后原昧院僧人及原志院僧人便分别各建自院的分殿及僧舍、僧堂等，同时学僧也继续学习传统课程，实在忙得交关！我当时被分配的工作比较轻松，主要只是监督修建工程，不似其他僧人需要动手脚开林建屋。在第一年中，全体僧人生活在印度政府提供的帐蓬内，条件比较基本。

　　在当年迈索尔的森林中，有很多野象及毒蛇。成群生活的野象一般会远远避开人类，较少对人伤害。但曾经被人劳役而后逃脱的大象，则多会独自生活。这些单独行动的大象因曾与人类共住，所以完全不怕人，常常会在遇上人类时活活把人踏死。我们僧人中虽幸而并未有被象踏死的情况，但附近的俗家藏人则有许多死在大象脚下。后来我们发现这些残暴的大象也有灵性。在不幸与它们狭道相逢时，只要谦卑地跪下，它们便会绕道而过，并不加害。有一次我与一个年纪相仿的‘格西’相约往森林中找檀香树，本欲取些最优质的檀香木自制佛珠。在入林五分钟后，我们遇上了一头巨象。我见势色不对，在第一时间便逃了，但友人却持一把小小的开山刀呆在当场，吓得忘了逃命！我们两人如临大敌，一个逃了，另一个手持一把小得可怜的刀自卫，但那头巨象却只懒懒地斜眼瞄了我们一眼，便继续走远了。最后我们也没取得檀香，只吓得狼狈地逃回寺址，后来再也不敢入林。这个‘格西’在多年后到了澳洲协助我弘法。在一次漫话昔年的这件事时，大家都笑得眼泪直流！

　　迈索尔的蛇类亦十分可怕。在林中既有多种品种的无毒巨蟒，也有一刹那间便能致命的眼镜蛇。在开山建寺的最初几年，我们几乎天天与这些蛇打交道。尤其在下雨季节中，青蛙纷纷跳入我们的简陋帐蓬中避雨，许多毒蛇就会尾随而来捕食它们。后来我们僧人已见怪不怪，一见毒蛇便只冷静地以木杖轻打它们头部，它们自然便会离开帐蓬另去他地。在几年中，可幸没有任何人被毒蛇咬死。

　　在寺院基本建筑竣工后，我们都十分高兴。在这时候，哲蚌寺及甘丹寺也分别在南印度的另一边建成了，附近也有在印度重建的宁玛派大寺，其主持是宁玛派的贝诺法王(PemaNorbuRinpoche)。

　　寺院建成后，整个色拉寺教育旧制亦告恢复，有不少新沙弥入寺学习。在每一年的春、秋二季，僧人下田耕种及收割，尽量做到能自给自足的目标。原拉萨色拉寺的僧人对新建的寺院及欣欣向荣的新景况十分满意，许多老僧人都常常叹说此生已死而无憾。在现今二零零零年，在当年建成印度新寺的原拉萨色拉寺三百多位僧人中，只余连我在内的十五位仍然在生。

　　在一九七二年底，眼见新寺已走上轨道，我便兴起了闭关专修的念头。依严格的佛教传统，闭关必须选用曾有先贤修持有成的地点进行，一些宗喀巴、密勒日巴及莲华生祖师等大师曾在其中修行的关房及山洞更是修行者最佳的闭关地点。在最低限度，行者也应选无人烟之静处，并且要肯定当地在过往中从未发生过僧团分裂等情况，否则闭关便难以有成。当年我因为情况限制，并未能往曾有先贤住过的山洞等圣地中闭关，所以便选择了距印度色拉寺约两小时脚程的密林。在入关前，我依传统对地方的‘非人’供养，以祈请这些‘非人’不作干扰，同时我又依法加持关房、安立代表护关的四大天王之四块结界石头等等。在打坐的座位下，必须放上吉祥草及百节草。前者有清净之表义，后者则有长寿之缘起。在释迦太子临示现成佛前、到了菩提伽耶的菩提树下正欲上座时，曾有一人向祂供养了这两种草敷座而坐，太子便在这两种草上坐下修持，最后成就了佛境。闭关者坐在这两种草上，正表义效法佛陀修持的决心、纪念佛陀本生及具有修持有成的吉祥缘起。有关以上传统，我在入关前先后一一严格地办妥了。

　　我的关房位于无人活动的森林中，环境应可说是颇利于专心静修。在关房附近并没有危险的迹象，但却有很多毒蛇出没。在闭关期间，我只能在结界的四块石头以内范圈活动。每周中会有一位预先安排好的色拉寺僧人来为我送粮食及木柴，但我们并不交谈。

　　闭关期中的每天凌晨三点我便上座修持，至六点下座用早餐。在八点我便修第二座至正午时份，然后下座用午餐及另行修诵我一向以来的日常功课。在下午二时是第三座，一直修至下午六时，然后又下座而把中午未诵完的日常功课诵毕。一天中的尾座是晚上七点至十点，修完后便睡觉。在闭关修持的每一座中，所修内容只可以是一早决定好的本尊专修，所以日常功课必须在一座与另一座之间的空档余暇中进行，并不能占用座上的时段。我的日常功课有三百多页，每天即使马马虎虎也至少要用上两个小时才能修毕。这样一来，关期中的每一天我便一共修持十六小时以上。在仅余的时间中，除了用餐及睡觉以外，我也会在关房外至结界之间的空地走动一下权作放松运动。

　　在初入关的大概半年中，我依次完成了十万遍皈依偈修诵、十万次顶礼及十万次水供等各种前行。完成加行后，我便正式开始修本尊法门。在关期中，我大概每一周便会在梦中梦见师长，这可说甚为吉祥。这种天天如是的专修生活，无信仰者可能会视为苦闷及不能忍受，但我却觉得很写意、很充实。

　　在四年后，我顺利完成了心目中的目标。在进行了护摩火供等圆满法会后，我便结束了为期四年(一九七二年藏历十一月廿五至一九七六年同日凌晨)的闭关生活。在出关后，我感到自己在智慧上有了显著的增长，心中感到十分高兴。

　　我是印度色拉寺建成后第一位进行大闭关的僧人。因此，我的闭关变成了对其他僧人的鼓励。在我出关后，陆续便带起了新色拉寺僧人闭关专修的风气。

　　在回到印度色拉寺后，我便担任起僧堂中的长老前辈的责任，对僧堂中的年幼学僧教授、管束及照顾他们的生活饮食所需。在此前后，我的师长堪萨仁宝哲刚完成了印度色拉寺昧堂方丈的十年委任(由退任起，他才被尊称‘堪萨’)，于是他便在色拉寺中开始了为期三年的怖畏金刚密法专修闭关，我便在这下来的三年中负上了更大的责任。除了印度色拉寺嘉绒僧堂的全体年青僧众外，堪萨仁宝哲的三个徒弟及我自己的十五个小徒弟全都要由我照顾。身为嘉绒僧堂的转世者成员及长老，我必须在有需要时为僧堂的共同利益出力，对堂中的大事有时也必须参与处理，但这比起照顾堪萨仁宝哲及我自己的小徒弟来说，只是很轻的负担。在寺院中，绝大部份僧人都是堪萨仁宝哲的徒弟，但他们各有所属僧堂及其他长老师长照料生活所属，并不需堪萨仁宝哲个别照顾。我所照顾的小徒弟，是指堪萨仁宝哲及我自己亲自管教及共同生活的亲徒。他们大多是无父无母的可怜孤儿，最小的是五岁。此外，管教在印度转世的第三世萨巴仁宝哲也是我的责任，这时他只有六岁。这些小孩子很难管教，他们在白天喜欢到处玩而不愿学经，在晚上又哭着叫妈妈。我在堪萨仁宝哲闭关三年时，直至一九八六年赴澳洲弘法间，一直在同时间中担任师长、监护人乃至小和尚的爸爸与妈妈等身份，所感到的痛苦恐怕不低于坐牢及被判劳改时所体验的！在小僧病时，我要日夜不眠地照顾，夜里更几乎是没时间睡觉。在他们顽皮时，要打又怕下手太重，打得轻他们却完全不改，这令我很是为难。在这期间，我才明白到年幼时我的管教师长之苦处，心中对他的感激又再加深了一重。

　　到了七十年代末，印度色拉寺的新僧人数目已达一千个左右。除了藏族学僧外，此时寺院中也有来自西班牙及美国的洋转世者，又成立了前所未有的洋学僧僧堂，后来又来了一个黑人学僧。在我所属的嘉绒僧堂中，来了一个美国学僧。这学僧毕业于美国名大学，是曾得美国总统召见及赠以奖牌的高材生。他的藏语说得与藏族一样，学习成绩也不错。后来他又为昧院的扩建及日渐增多的僧众而经营钻石生意，在短短几年内便成为了世界钻石业内的知名人物，但同时仍继续学业，最终成为了历史上首位美国藉‘格西’。在近年，他在外蒙古弘法，甚至被邀在电视直播中说法。由于他是洋人而又具有藏传佛教中的‘格西’学衔，他在外蒙古受到了日益崇洋的年青蒙族刮目相看，纷纷重投外蒙古的传统佛教信仰。故此，他在外蒙古的影响力甚至比派中许多长老还大。

　　在一九七九年初，色拉寺昧院命我代表院方到锡金甘托克办事，所以我便前往该地。在甘托克，我一住便住了两年多(由一九七九年四月至一九八二年)，其间为当地藏民开示及授予延寿随许加持等。

　　在一九八零年一月，我收到了回乡老父逝世的恶耗，便为他修持忏净法，又与暂住常地的几位上密院僧人每七天修法一次，更把家父遗骨请宗座及赤江仁宝哲等大师加持超度。对家父的逝世，我并不感到太悲伤，反而汏为家父在死后能得这么多的大师亲自超度，而感到安忍。自此，我便在日常功课中加诵一千次观音真言，以这功德每天回向予父亲(几鴾后，家母亦相继过世了)。

　　咺托克是一个殊胜的圣地，而且是宁玛派莲华生祖师修持之地。在返，我的心境的确较住在其他地方时平静，就连梦境亦特别清晰与吉祥。于甘托克居住期间，我几乎每晚都有吉祥的梦兆，其中有数次我在梦中见到自己在汉地身为领袖的过去生。

　　在离开锡金后，我又回到了南印度色拉寺，继续担任照顾堂中年青僧人的工作。

　　在一九八二年，有一位只有十八岁的澳洲青年格顿(KritonGleen)成为了我的长期施主。这个年青的洋人自幼跟一个韩国人学武，同时以打理练武道场的工作及杂役代替他所不能负担的学费，因此很得其武术师父的赏识，对他更授以针炙等东方医术。在他的师父死于交通意外后，他便继承了其师之武术学院及医馆。由于格顿自幼便接触东方文化，又曾与其武学师长建立了东方式的师徒关系，他渐渐便对东方的宗教文化感到兴趣，于是便成为了我的施主，把每月仅用剩的少许钱供养我。这个施主后来成为了唐手道武术的大洋洲总教头及美国一些官方单位的特种部队教练。在他的武学道场中，学生上课前必须静坐修心，又要学习培养慈悲心及武德，与其他的澳洲武术学院很不同。在依止三宝后，这年青人信仰极真，没多久后又进行了一次长闭关，堪称十分精进！

　　在同年，中国大陆在粉碎四人帮后渐渐开放宗教政策，允许西藏寺院作有限度的重建，大藏寺也被批准修复建筑。在这时，我在多年来初次兴起了恢复大藏寺的希望，但却不知从何开始。

　　在一九八五年，已赴澳洲弘法的路敦长老要求我到澳洲协助教授他的洋人徒弟。我当时心想：‘印度色拉寺现已上了轨道，大藏寺则暂时无法集资重建，倒不如暂去澳洲弘法！’。当时我完全没有向洋人说法的经验，心中也有多少担心不知是否应付得来，只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答应了下来。

　　在一九八六年，我的签证终于获批准了，我便动身远赴澳洲｜一个我对其全无认识的异国。

　　第七章──到西方弘法

　　在一九八六年的某一天，我收到了往澳洲弘法的签证。没多久后(一九八六年六月)，我坐飞机远赴这片我在概念中完全没有认识的土地。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乘坐飞机，但我的心情却并非紧张，也谈不上有甚么兴奋。

　　在澳洲雪梨，我再次见到几年来一直供养我，又曾在印度碰过两面之年青施主格顿。他在澳洲首府坎培拉居住，离雪梨只不过二小时车程。我们的会面十分愉快。作为一个受供的僧人，我对这位年青小施主格顿有感激的情绪。作为一位年长的僧人，我同时也很欣赏这个年青人对佛教的热心。

　　澳洲这个西方国家的佛教发展，并非如我想像中之差。在雪梨，不但藏传佛教的四个主流派别各有道场，其他汉传佛教、日本佛教及南传宗派也各有其信众及中心。

　　我应邀弘法的道场，位于雪梨的一个小社区中，平时有一个洋僧及几个信佛的洋人居住在内，在说法时则有几十个对佛法有兴趣的西人来听讲。

　　在起初到达时，我感到像年青时初到拉萨的情况，不单在生活习惯上难以适应，同时还因不懂英语而觉得自己像个哑巴似的。在饮食方面，澳洲的食物倒可说是极好，我并未感到有甚么适应不来的情况。

　　在雪梨的六个月间，我每周授课两、三座，教的内容包括《菩提道次第广论》等，由我的挚友哲布尊丹巴法王的公子涛石仁宝哲(他也是印度色拉寺的僧人)翻译为英语。

　　我与雪梨的洋弟子谈不上有太亲厚的感情，也没有太多的交流。在我的心中，我自视为一个过客，只尽能力教授一下佛法，对于洋人听众是否能得益，我抱怀疑的态度。终究来说，双方的文化背景差天共地，他们的一些想法令我感到不易转化。也因为这个原因，我在这期间也从未生出要学好英语的决心。

　　雪梨的这间佛法中心，有一个洋僧人。当时我的佛法讲座听众数目不太稳定，有时会有几十人来，有时却只有几个人到场。这洋僧看到了此现像，感到很气馁，我安慰他说：‘拉萨曾经有一位大师，一片苦心地准备传授《甘珠尔》的整套传承。在三年中，他有时在山上教授，有时在河边讲课。开始时有许多人闻法，但最后却发现三年来把全部教授听齐了的弟子只有一人！我们弘法的人，尽心力即可，对成果不必介怀，这是听者的因缘，并非我们所能主宰！’。

　　在这半年中，我从旁观察，对洋人的心态也有了一定的了解。洋人的物质生活十分丰裕，一切所需都不缺少，政府又有完善的社会福利，所以他们从不需为生活而操心。然而，他们的心灵却十分空虚，心中感到不满足，所以在西方社会中有极多患精神病及自杀的人。这刚刚与西藏人相反。西藏人物质生活条件可说极差(但其实我在西藏时，由于没有比较，倒不太觉得如此)，但心灵却十分充实满足。由此可以印证佛陀的教法｜物质享受的确并非达致快乐之道，只有心灵的满足才是趋向快乐的正确路向。在学佛方面，洋人的态度与亚洲人也截然不同。洋人对佛法，抱的大多是好奇及研究的心态，对听课及学习理论他们十分热衷，但说到修行方面，他们却大多提不起兴趣，甚至在求受灌顶传法后，对灌顶后必须遵守的誓戒亦往往置诸不理。在听课时，洋人大多喜欢听新的、深妙的哲理，而不愿先打好基础的理论底子。我们西藏人，一般都是以传法的法师意见为重，由法师视乎听课者的程度及需要而应机说法。在西方，却常见令我感到到很痛心的情况，讲法的法师往往会被要求说一些能保证出席率的内容，而并不是被请求说对听者最有利益的环节。

　　西方的佛法中心，还有一种令我反感的做法，对闻法者索取门卷费用，就像是电影院凭票入场似的。从这些中心的主持人角度来说，他们的确也有苦衷。在西方，来听课的洋人大多并没有捐钱资助弘法中心的习惯，但一间弘法中心却的确有电费、租金、水费、法师饮食等支出必须支付，否则就只好关闭中心，佛法也弘不下去了。洋人对收费听课倒并不介意，反而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十分乐意付门票，但在此之上却不会多捐一毛钱。由于西方国家中的一些邪教及新兴宗教大多采取免费入场的做法，佛法中心若不收费，有时反而会被人误以为是邪教，令人啼笑皆非！以上所说的收费情况，我作为一个思想老派的僧人，实在不能认同，但在当地的实际情况下，我也的确提不出更佳的解决方法。在只有西人参加的弘法中心，这种令我反感的做法也可行，中心勉强能维持下去，听众也不觉得付费学法有甚么问题，反倒只有我这个作客的讲师感到不安。有些其他的弘法中心，既有洋人参加，同时也有汉人及越南人参加，情况便变得进退维谷了。亚洲人对听法要收费的制度感到难以接受，反而乐于在不收费情况下捐助比门票款额更高的自愿捐款。但如果采用这种自愿制度，洋人却一就是毫不捐献而令中心难以维持下去，或就是因为把这中心误视为同样不收费的新兴宗教而索性不来。

　　对洋人弘法，与在亚洲弘法很是不同。很多洋人对佛法都抱研究及好奇的心态来听法，他们并不一定是三宝弟子。别说其他，就先说说法前的一些传统，例如闻法者应对说法者恭敬顶礼三次才坐下闻法的佛教传统，很多听者便就不愿依循。这种传统其实是对佛法的尊重表现，但在西方往往却被视为一种个人崇拜，颇为洋人所介意。在说及敬师、孝顺父母及因果业力时，洋人往往也感到不易接受。他们对闻法很多时只视为聆听演讲，并不生出尊敬的心，纯粹只是学问的累积。对于师长，他们并不认为应该尊敬依止，反倒有时会视师长为他们所开办的弘法中心之雇员，动不动便把合约(由于申请签证，往西方弘法者必须签署应聘的员工合约)取出来对质，自视为说法者的‘老板’。但我心想，佛法在西方终究只是刚刚开始弘扬，很多在佛法上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传统事情，或许必须经过一段长时间才可以被正确接受吧！对洋人弘法，由于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不少人在听法多年后也不能踏出完全依止三宝的一步。在他们的心中，去听一听佛法是不错的，其理论也似乎合理可信，但要成为一个‘佛教徒’却是另一回事，他们心中始终有一重文化上的障碍不易打破。但也有另一种西人，他们在形式上刻意模仿西藏人的生活习惯，穿得像个半藏半洋的怪模样，但他们心面却往往没有佛法的‘味道’。这一种外在上的模仿，实在并无意义。他们所学的只不过是西藏的文化及佛教的外在形式，并没有得到藏传佛教的精神。

　　在雪梨的期间，由于中国大陆的逐步开放，我收到了不少家书。家乡的人都希望我早日回乡恢复大藏寺及重弘因政治变动而近乎中断了的佛法。由于几十年来的政治情况，不少年青的乡人来信都写我看不懂的汉文，藏文反倒写不来。收到这些家书后，我虽对内地的最新政策情况不太了解，心中却实兴起了自一九八三年开始萌生、重建大藏寺的决心。在这期间，我又收到了来自德国的恶耗，知道我多年来的年老女施主家遭贼劫，她被杀害身亡。在此以后，我常常忆念这个异国施主对我的大恩大德。

　　有一天，一个叫林聪的年青汉族侨生登门来访。这个年青人生于香港，对佛法的追求有浓厚的兴趣及渴求，但却并未皈依三宝。当时正在大学上课的这位年青人，对我的第一个提问是：‘我怎样才能培养出对众生的无私爱心？’。我在雪梨当时已住了近半年，觉得洋人都只喜欢提问一些深奥而哲学性的辩题，从没一个人提出这样的基本而有志向之问题。我深感与这位年青人的初次会面很吉祥，他的提问正显示了他对真理的热切追求，令我心中很是欢喜。在会面的几个小时中，他提出了几条很好的问题，我又趁机会叫他为我翻了几十封以汉文书写的家乡来信，一一作了汉文的回覆。他在会面的尾声，向我提出了求受观音灌顶的请求。我向他解释：‘灌顶是一种对师徒双方都影响深远的誓约，师徒双方一般必须互相观察多年才可进行。你尽可多来信交流，灌顶之事日后才说吧！’。在他走后，我思前想后，觉得与这年青人或许有点宿世因缘，便叫人致电叫他翌日再来。在第二天，我特别为他举行了观音灌顶及授予三皈依。自此以后，林聪便成为了我的亲近弟子，双方关系亲如父子一般。

　　林聪为人勤奋聪明，对我的教诫学习得很快，而且工作能力极强。在后来的发展中，他成为了我的左右手，从日常琐事、说法翻译、弘法行程安排乃至后来重建大藏寺的事上，他都一一忠心地办妥，身份就如西藏传统中转世者府第管家一般。在后来众多的弟子中，也只有这位弟子能完全听懂我的憋扭英语(基本上是洋人完全听不懂的‘英语’)，而且完全明白我的内心。在师徒关系方面，林聪可说是一个不错的弟子。他被我骂时从来不感委屈，在代表我办事时受到挫折也不曾抱怨。我在一九八九年至今，陆续在澳洲、加拿大及东南亚创立了一些弘法中心及慈善基金会，这些大多是林聪直接或间接的功劳。在重建寺院方面，他多次代表我往川北藏区观察工程，对寺院重建功不可没，深受我乡人的爱戴及敬重，我的家人把他视为家族成员之一。他对大藏寺发展的关心程度及工程的细节之熟知，或许比我还来得深！在摄受了林聪这个日后对我影响极深之弟子后不久，我便移居澳洲的另一大城市布里斯本弘法。本来在雪梨弘法半年后，我对在西方弘法没抱太多的希望，更曾一度向邀请我赴澳洲的路敦长老请辞要回印度，但长老力劝我继续留澳讲学，我才勉为其难地答应前赴布里斯本的弘法中心。

　　布里斯本属于热带天气，与印度某些省份的气候有点相像。这的生活节奏比雪梨悠闲得多，人也比较亲切和善。我居住在路敦长老驻布里斯本的弘法中心，其环境及情况与雪梨中心差不多。

　　我在布里斯本的日子比雪梨开心，在此中心传授了《菩提道次第广论》、印度寂天大师所著之《入菩萨行论》、大威德金刚灌顶及全部传承讲解等。《大威德密续》本属无上瑜伽密法，并不普遍公开传授，但基于布里斯本中心弟子是路敦长老的多年弟子，与长老早有较密切的师徒关系之原因，我才未经传统的多年观察弟子而代长老传法。在这次灌顶时，在雪梨摄受的弟子林聪特意飞来参加，还带来了一位与他年龄相仿的香港朋友同受灌顶。这香港年青人后来也成为了我的一位较重要弟子，他在移民加拿大后，在当地为我创立了温哥华弘法中心。

　　在布里斯本期间，我在白天不讲经时，便与中心内的猫、狗作伴，天天在附近海边散步，生活倒算悠闲从容。林聪在这段期间中多次由雪梨来访，我们两师徒常结伴散步聊天，双方间的认识及感情增进了许多。在其他弟子中，有一位洋女人玛丽莎与我较亲近，她后来助我创立了驻在布里斯本的道场。在众多的西人徒弟中，这位女弟子与我的关系是最接近传统中之师徒关系的了，其他人与我之间只是半像施主、半像朋友的关系，难称为真正的弟子。

　　在布里斯本弘法一年多后，我又到了路敦长老驻西澳洲柏斯的中心。在这的洋僧人对我很尊敬(在我后来离开澳洲时，他泪如雨下如同与亲人分离一般)。柏斯中心的弘法事务不太繁忙，所以我便天天种花及打理中心的花园。中心的人都怕我操劳而叫我不需打理园艺，但我却颇为享受这种活动。

　　在柏斯，我遇上了一个马来西亚华侨吴明蕾。她本来学习藏传萨迦派教法，家庭生活并不太愉快。在我认识她后不久，她便成为了我较亲的弟子之一，心情也逐渐开朗起来。这个弟子后来创办了我驻柏斯的弘法道场，并在东南亚弘法事业上，为我提供了很大的助缘。她的两个儿子及妹妹，后来也陆续与我建立起密切的师徒关系。在这段期间，我与一位天主教神父建立了友情，后来双方成为了极好的朋友。

　　在一九八九年，我在澳洲已住了两年半，心中仍未曾以此国家为自己的归属，于是便再度向路敦长老请辞，当时本意是想经印度回乡的。在长老应允了以后，我到了坎培拉向年青施主格顿告别。雪梨的林聪本来要到坎培拉向我道别，但因为他大学考试在即，我便改变行程到雪梨与他会面，住上了几天。在这几天中，林聪引见了多位汉人，我也应邀为他们传了许多法门。此时候，他们当中几个年青人求我日后回澳弘法，我不置可否，但心中感到与汉人似乎有点缘份，想日后再看情况才决定，本来心想永不会再回澳洲的念头开始动摇了。

　　在离开澳洲以前，我又与几位僧人为一群年青洋人举行了授僧戒仪式。这是我生平中第一次为白人剃度，心中很高兴见到佛法之西渐。

　　回到印度色拉寺后不久(一九八九年藏历六月初四佛陀初转*轮纪念日)，我的好友赤巴仁宝哲突然圆寂了。仁宝哲是比我年轻的一位高僧。在他圆寂后，我们在代理其遗产时，发现仁宝哲一生中虽收到极多供养，却把它们全再布施了出去，自己私存的钱财原来几乎不够吃一、两顿饭。一些年青的僧人，对仁宝哲的这种德行都十分敬重。在代理仁宝哲的后事时，我把平生的积蓄全数供养了出来支付各种支出，本来准备用作回乡的盘川都用光了，才被迫打消了回乡的想法。在这期间，澳洲的华侨弟子林聪等不断来信请求我回去，最后我便答允了他们的要求。

　　在回澳途中，我遇上了一些波折。途经泰国时，我因为没有澳洲的入境许可，即使仍持有效的签证也被拒上飞机而滞留曼谷。这时我的身上只有少许零钱，在语言沟通上也有问题(我不懂泰语，遇上的人大多不懂英语，懂英语的人却听不懂我的‘英语’)。幸而泰国人不愧为佛化国家人民，他们对僧人的尊敬绝对不比西藏人低。一些陌生人在与我互相沟通不来的情况下，仍然为我提供了种种方便。在滞留后，我转回印度办手续，后又再飞往澳洲。

　　由于途中的波折，雪梨的汉人弟子都十分焦急。他们一方面不知班机到站时间日期及途经何国，另一方面又担心我不谙英语及身无分文。他们轮流在雪梨机场值班枯等，最后才把我接到了，为我安排在一间小屋中居住。

　　此后，我便在这小屋中创立了第一间佛教显密研修院。弘法及居住的地方虽然简陋，但这都是由一些苦学生省食省用供养的，所以我对他们学法的热情十分欣赏感动。

　　在后来的几年中，我的弟子由最初的几位汉族侨生发展至一批华侨，也有好些洋人来闻法学习。林聪在兼顾大学学业及兼职工作之余，还打点中心的一切事务，为弘法付出了不少心血。在柏斯、布里斯本、达尔文、蓝山及露莎几个地方，陆续有分院相续成立，其中有些以华人为主，其他的仍多为白人弟子社群，我也渐渐地开始有以澳洲为家的归属感(事实上，僧人本应是没有‘家’的人)。

　　与我在我首次访澳时早已结交的天主教高伦神父，在此期间与我建立了更深的友情。高伦神父经常来探访我，谈的有时是社会文化、东西方宗教思想及比较等等，每次见面双方都感到很投契。神父比我年轻十五年左右，但他对东方思想及文化认识极深，对西方文学等也有极高造诣，把我的见识拉阔了许多。我的一生中，师长及弟子都不少，但平辈论交的友人却不多。高伦神父可说是我少数的平辈好友之一，而且是我唯一的一位异教及异族又真正交心的朋友。他对宗教及真理的追求十分热切，但却同时抱开放的态度，对佛法也有深入研究及很深的尊重。对异教的领袖人物，神父同样尊重，并且视为同道而只是存小异的法友。他遇上困难时，往往也要求我代为祈祷，甚至连他的天主教念珠(编者注：称为‘玫瑰珠’)也交我代为加持后方启用。在双方交往中，我向他学了不少西方神学的认识，对西方文化有了初步的理解。神父又多次邀我到他的修院讲课，在记忆中我一共去了他的修院三次。

　　高伦神父所属修院距柏斯一段车程，有极悠久的历史，占地五百公亩，其上蓄养了一千只上下的绵羊。在我每次到访修院时，院中一众二十多位神父都会热情招待，给我的感觉就如身处佛教寺院一样。这些神父所属的天主教分派，属于纪律极严的一支，发愿终生过贫困的物质生活，但他们的面上都挂笑容。高伦神父在修院中，可说是较年青的一位。其他神父大多垂老，穿中世纪式的黑色长道袍，看起来有点像佛教中的罗汉。最难得的是，他们都视我为来自远方的一位同道，邀请我为他们说法。我在修院中讲了几座佛法中的禅定修持方法，也谈及了西藏寺院中的传统及生活介绍。他们听得很入神，事后纷纷问及禅定修持的种种，认为这正是与他们的信仰既不冲突、更有补足之用的教法。为了体验异教僧人的生活，我在修院中与他们共渡了几天，其间跟随神父们的日常生活规律作息。这间修院内部亦十分大，显得有点深沉神秘。在每天早上，一位神父负责摇铃唤更，大家便相继起床用茶，这基本上与我们西藏寺院的传统一样。在八时左右，全体便鱼贯上殿诵经。神父们诵他们天主教的经文，我则念我的日常功课。在顶礼时，他们行半跪拜礼，我也跟做，但双方心中的皈依对像自然是不同的。在这殿中，时间仿彿停顿了，运作的只有一群修行人的心灵活动，再没有种族间及宗教间的分歧及冲突。我这个来自西藏的红色僧人，混在一群黑袍神父中，共同诵经及顶礼，大家心中的信仰虽各有不同，但气氛却异常地和谐。在上殿时我注意到双方显著不同的一点是藏僧必须背诵经文，而天主教僧人则并无背经的传统，单单两页经文也要照书逐个字读诵。在十一点左右，是另一次的上殿，然后便用午餐，饭后吃水果等点心。在饭后，神父多会饮少许餐酒，但我由于戒律的不同，在这方面当然并未随俗。在黄昏，神父要作一天中的第三次祷求，然后便各自学习，或有些人会弹结他松弛一下，这些活动我都随众参加了。

　　在三次交流后，我与这些神父都成为了好朋友。同时，我也深深地体会到即使信仰不同的人，一样可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这种交流能成为世界和平的基础。在与异教的交流中，只要双方存互相尊敬的心理，而非仇恨敌视或竞争的心理，便不难成为真正的朋友。世界上的战争，不少便源于宗教上的分歧。如果各宗教中口口声声说善、说包容的神职人员互相之间也不能同处并存，其所布教的内容始终也只是挂在口边的伪善。我作为一个佛教僧人，心中当然以佛法为真理。但众生的数目无数及根器因缘各异，我们断不应强逼他人只许依循自己认同的真理。只要是提倡爱心及善心的宗教，我认为我们理应尊敬及包容。一切的宗教纷争其实都是不必要的，而且也都违反了它们本身的教义。

　　在我挂单于天主教修院及讲学后，当地的天主教单位也很赞同这种良性交流。在一份天主教报章中，登出了我的照片及报导我的到访，其标题‘来自不同“派别”的修士到访’正表现了宗教间的互相认同。

　　后来的日子中，除了尽力弘扬佛法外，我也多次参与了类似上述的宗教交流，其中一次是藏传佛教僧人以传统的砂坛城绘制艺术，在天主教教堂内绘造具天主教色彩的坛城；另一次是天主教及佛教僧人同场表演各自传统中的经文唱诵。此外，曾经有一次有一对男女要结婚，男方是基督教徒，女方是佛教徒，甚具包容心的牧师邀请我在教堂中共同主持婚礼，同时照顾了这两位新人的宗教信仰。在每次到陌生地区创办弘法中心时，我的天主教神父友人都会致信予当地的地区，要求教区内的人员看看有没有能帮上忙的地方。在这些交流中，不少参与者都流下了感动的眼泪，深深感到了一个清楚的事实｜只要大家放开人为的分别心，一个和谐的世界马上便能出现在面前。

　　第八章──随风飘扬一片叶

　　在一九九二年，我的弟子林聪与其他多个东南亚地区的弘法中心与其他一些弟子，共同邀请我巡回弘法，同时也要求我随缘在各地赠医施药。我对这些国家及地区完全缺乏认识，绝对不敢说有崇高的抱负要在这些地方广弘佛法。当时的我，也只是基于随遇而安的心态，心想也不妨试在各地结缘弘法，即使不成功也就当作是增广一下见闻也好。没想到的是，自这一次之后，我便与这种披星戴月、马不停蹄的弘法生活结下了缘。

　　在一九九二年首次巡回弘法中，我与四位弟子及侍者涛石仁宝哲一起，先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多个城市、香港及台湾多个城市说法及赠医，整个行程走了近三个月。在后来的弘法巡回行程中，我亦曾应邀往德国、加拿大、泰国、印尼及菲律宾等国家。事实上，在首次行程后，我基本上便成为了一个无根的僧人，长年由一处飘至另一处，一年中没有超过两个月的时间是在澳洲雪梨居住的。我自感似是一片落叶，在狂风中被不自主地吹来吹去，随因缘而不停地由一地到另一地。有时候，早上睡醒睁开眼睛时，一时间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地球上的哪一角落！

　　这多年的长期周游弘法，我想并没必要顺序地在这列出细节，我倒想在此谈一谈其中几个国家与地区的一些见闻及经历。

　　新加坡是我首次行程中的第一站，所以印像颇为深刻。这个国家虽然不太大，但老百姓却丰衣足食，十分爱国，而且也很文明，街道上不见一件垃圾，这是与印度十分不同的。新加坡的佛教发展极好，老一辈的华人很多信奉汉传佛教，其中尚处迷信民间信仰层次的人当然不少，但正信的三宝弟子也很多。年青一辈的华人，有不少不懂读中文。他们中对三宝有信心的，有些依止南传佛教的法师，也有些学藏传佛教，其读诵的多是英语的经论及仪轨，或是以拉丁字母拼音的巴利文、藏文或梵文课本。这的藏传佛教发展得也很不错，不单是格律派有道场，其他的宁玛派、噶举派与萨迦派也各有弘法中心，其中大部份有常住法师及僧众，其余的则定期邀请旅居海外的西藏法师短期弘法。我在新加坡的萨迦中心遇到一位来自同乡的法师，大家谈笑甚欢。后来这位法师在新加坡的闹市中建成了一座藏式建筑风格的寺院，规模很大，信众数目也不少。

　　在新加坡首次弘法中，邀请我的弘法中心由一位洋尼任常住导师。这位洋尼当时已出家十多年，是格律派中最早期出家的一批洋僧尼一员。在她的教导下，不少年青华人修学精进，知见也十分正确，不似很多其他地区的汉族藏传佛教弟子的盲目追求灌顶及灵异，这令我心生很大的欢喜。首次在新加坡弘法后，我的一些新加坡弟子在当地成立了佛教显密研修院新加坡分院。自此，我每年均会到新加坡一次。这座分院也曾分别邀请家师色拉寺昧院退任方丈堪萨仁宝哲及哲布尊丹巴法王开示。

　　马来西亚给我的第一个印像则远远比不上新加坡了。这个国家以回教为国教，但国民尚有可算理想的宗教信仰自由。汉传佛教及南传佛教在马来西亚的发展都不错，但在我第一次到该地弘法时，藏传佛教的确并说不上正在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在当地，由于良莠不齐的各派僧人常常前往，以弘法为名，实则动机是要筹款，形成了一种近乎是贩卖密法的可悲现像。一般来说，学藏传佛教的人应好好跟一派而学。但在此地，信众只懂见到报纸广告便一窝蜂地涌至某处参加灌顶，道场天天在举行各式各样的密法灌顶，乐此不疲，根本不理会师徒互相观察的传统，反而美其名为广结法缘、利益众生而胡乱地传授灌顶。在藏传佛教中，有许多法门必须依赖于多年显宗的修学，师徒间也要互相有信心方可传授。但我看到马来西亚的藏传道场根本与传统已偏离得太远，很难再走回头路了。我见到的绝大部份人，都喜欢强调自己是‘密宗弟子’，天天跑去受大法的灌顶，但却不多修法，在知见上甚至竟连皈依的意义也未明白，而且传承已乱得说不上是在学甚么传承了。除了在一个叫‘太平’的小镇之弘法中心外，我到过的藏传道场都似上述情况，其中有一间甚至在坛上供奉印度教外道的神像，其主持人则负责定期作一种近似扶乩的行为，说是观世音降身说法云云。在另一间道场，主持之居士多番游说我不要讲解佛法，只管授几个大密法之灌顶便可，他说否则便不会有人来。这位居士在我甫步入道场时，便向我详细讲解了该地之‘惯例’，说明了信众给予法师之供养必须分三份，一份是法师自己的，一份给道场，最后一份是主办者的私人收入。我在此以前，虽也常常兴叹末法可悲，却从未想到藏传佛教在某些地方已沦为明明白白的买卖！我当时呆在当场，良久没有说话。弟子林聪虽然是一位思想‘现代’的年青人，但在这些涉及传统的事上他却毫不含糊，他马上便代我答：‘我看这样吧，家师只说法，索性不接受供养，也不参与贵道场之分帐。贵道场这段时间内的一切开支由我个人负责，不需贵道场支付。至于活动内容，家师绝不会为了吸引人及吸引供养而授您们要求的无上密灌顶。您们看这样是否能接受？’。在这样的妥协下，我勉为其难地作了几座开示，来听的人的确并不多。在最后一天，我依原定计划授了一次黑文殊师利大士的随许加持，来的人却坐满了整个佛堂，而且还是算好了时间在最后的半小时才迟到入座的。这些人为的只是要受加持，连仪式前段的短短半小时简单开示也不愿花时间听学(他们的习惯是这样的：由友人中之一员坐在堂中听法，一到了尾声近加持部份时，他马上以手提电话通知正在屋外站抽烟闲聊的友人入座接受加持)。

　　在第二次访问马来西亚时，我认识了槟城的年青僧人唯悟法师。法师是纽西兰毕业的大学生，出家后一直致力推广正信佛法，对南传及藏传佛教宗派他也十分尊重，而且对在年青人社群中的弘法贡献甚大。在后来唯悟法师住持的檀香寺竣工时，我特地应邀前往观礼，与一众汉传及南传长老一同为寺院落成开光。我致送给寺院的礼物有两份，一份是如来的遗骨舍利，另一份则是砂绘观世音大士净土坛城图，由一位印度下密院僧人专程往马来西亚绘画。这种藏传佛教的宗教艺术比较特别，由一位至多位具资格的法师预先修观音法准备，然后以近乎禅定的心态、口诵真言，把以宝石及矿物研成之一颗一颗的彩砂逐粒铺上绘成，其间需时数周。由于这种坛城经开光后便代表了观音之普陀净土，见者、礼拜者及供奉者便得积因缘，于未来世终必生于大士之净土坛城之中。但这种坛城依传统只会展示一段短时间，最后便要由法师撤去，把彩砂倒入当地河川之中，以加持当地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在砂坛城撤除仪式后，我与唯悟法师越过边境到泰国，视察了几块土地，准备日后唯悟法师兴建国际佛教大学。在与这位年青法师的接触中，我很为他弘法的热忱及干劲感动。

　　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由于种族多元化，食物有很多花样，而且十分可口。回教、佛教、道教、印度教、天主教及基督教，在这片广大的土地上，很和谐地相处，少有出现宗教上的矛盾或冲突。这的邪术十分盛行，其影响可谓深入民间。我在马来西亚的每次弘法或赠医时，都会有很多个受邪术、降头所扰的人求助(其中有一些是真的受邪术所害，有些则只是自以为中了邪术之害)。在我的家乡一带，几千年来都有苯教盛行，其邪术法力是十分大的，所以我在见识到马来西亚的邪术时，并未感到神奇或不知所措。事实上，马来西亚的邪术只属于驱使龙族作崇一类之法，与我家乡的术士之能力差天共地，实在不足为惧，要解除邪法或对治它们也不难。除了本地土著术士外，马来西亚(及东南亚不少地区)也流行降灵活动，常见有人自称神仙或佛陀降身说法，表演一些常人一般做不到的奇事，其中有好些是自称观音大士降身的。真正的佛陀，自然不会降在凡夫身上，也不需要借助我们凡夫的身躯来利益众生。这些现像只不过是‘非人’的显现，不足为奇，正信的三宝弟子是不宜参与这些活动的。

　　自与唯悟法师赴泰国为国际佛教大学选地后，我又曾多次再到泰国朝圣(以前只曾过境一次而已)，每次都感到充满法喜。

　　泰国、缅甸及斯里兰卡等国家，都依随上座部派佛法，亦即平常我们说的南传宗派或小乘宗派。有时候，我们一听到小乘佛教便会不以为然，自视为大乘及高人一等，甚至有好些汉人几乎卑视小乘僧人，这其实是一种大错！

　　南传佛教十分接近原始佛教，与本师释迦牟尼在世现化时僧团状况极相似，例如南传宗派僧人所穿之袈裟便与本师释迦牟尼及其当年僧团弟子所穿的几乎完全一样。南传僧众的戒律及日常生活，也十分接近原始佛教。

　　上座部僧人每天出寺乞食，寺中不生火煮食，这也是佛教原来的传统。佛教的僧团便来便应是不执恋世间的行者，不收存金钱，不靠世俗手段赚钱，单只每天随缘乞食一顿维生，心中只一心修持。现在的汉传及藏传佛教，因种种原因未能奉行乞食之传统，但却不能不尊敬这种传统。曾经有一位台湾人向我说：‘泰国和尚天天在街上乞食，真丢佛教的面子！’，这正反映了他对佛教之无知。本师释迦牟尼本为一国太子，但祂在出家后一样沿户乞食，借此机会也令老百姓得以积聚功德。我们出家人要重视的应该是自己的修持，而非世俗上的面子问题。泰国僧人这种生活方式可令居士积累福德、令僧人专心修行，更避免了僧人为了赚钱谋生而以五种邪命谋生活之可悲现像！反之，藏传的僧人有些经营买卖维生，汉传僧人有些则以世俗生意之心态赶经忏，即使腰缠万贯、寺院建得大似皇宫，也并没有甚么意义！汉传及藏传佛教的僧尼，常常有机会接触到来自施主的金钱供养，若果不留意自己的发心，很易便会积下极大的罪业。由于我自年青时便有入于深山苦修闭关的心，对南传佛教僧人的乞食及不理会世俗生计的传统，我是极为尊敬及羡慕的。

　　我们在说及大乘及小乘时，常常有人误以为二者是对立的，事实却并非这样。小乘佛法是大、小二乘发心的行者共通的法门，例如皈依、因果、四谛、十二因缘及出离心等的修学便属小乘教法，僧人的出家戒也是小乘教法的一部份。如果诽谤小乘教法，便等于不敬佛法，这正违背了对法宝之依止，这种见地之后果是很严重的。严格地说，小乘行者不承认大乘教法后果并不是最严重的，反而大乘宗派弟子不敬小乘教法则是最直接的谤法，后果不堪承受。

　　在香港，藏传佛教的道场也不少，其中信众认真修学的也有，气氛较接近赶灌顶一类的也有。在第一次访问后，我的弟子成立了佛教显密研修院香港分院，后来又成立了大藏寺基金会，每年举行一次大型公开弘法活动及捐血善举，同时亦长年倡办很多利益社会的善行。在这，我的弟子数目并不多，但他们都热心弘法及认真修行，所以师徒间的关系十分亲切。这八年来，我在香港多次主持精进闭关及公开说法，所以常常有机会与当地佛教界接触。由于香港分院弟子宁可甘愿面对财政困境，也绝不妥协而把密法作为招徕以求名利，渐渐受到了好些人的认定及尊重。

　　印尼的格律派弟子不多，但他们却对修持十分认真，多次邀请我前往说法，但我由于机缘所限只去了两、三次。印尼现在虽是一个回教国家，在历史上它却曾是一个佛法基地，其佛教发展甚至一度比印度还发达。我们格律派师承宗喀巴祖师，祖师却师承卡登派阿底峡大师之法流。阿底峡是印度孟加拉的太子，出家后曾随多位大师学法，他当时便曾为了求激发菩提心的法门而远渡印尼苏门答腊一带，依止金洲大师学习。

　　在弘法之余，我在印尼朝拜了浮罗布多大塔，花了三小时仔细地欣赏这伟大建筑上之释迦牟尼生平史传浮雕石刻及举行了会供。

　　为了我首次往加拿大弘法，当地的弟子(以前早在澳洲结交)很费心力地安排了较大型的弘法活动，在我说法时来了很多加拿大藉的汉人，同时也吸引了当地几乎所有的西藏人。由于当地并无常住的西藏法师，我的到访刚巧能照顾到这些海外藏人的宗教需要，我也感到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在温哥华市，我重遇过故乡嘉绒藏区的原领袖。这位领袖曾与我同在成都参与观摩学习，他更是后来资助我在印度考‘格西’及举行登座的施主。这时大家在加拿大的重逢恍如隔世，大家都很感慨。

　　在加拿大，我的弟子成立了佛教显密研修院温哥华分院及卡加里分院，来学习的几乎全为汉人及藏人，洋人只有少数的几位，这情况与我在澳洲雪梨的情况差不多。其他的西方国家藏传佛教道场，多以洋人成员为主，但我似乎是注定与汉人较有缘份，即使身住澳洲多年，我的大部份弟子都不是白人。为了加拿大藏人的需求，我在这曾主持过一次观音禁语禁食斋戒精进闭关，参加的弟子都十分欢喜。

　　这些年来的弘法生涯中，我多次到访中国海峡两岸，得以一窥其佛教之发展状况及民生。台湾的佛教团体特别多，其中正信佛法社团固然很多，把佛法与民间信仰混为一谈的组织却也比比皆是。台湾人对佛法大多信仰虔诚，非其他地区华人可比。他们的慈悲心很浓厚，乐于帮助别人，而且对资助佛教发展方面很肯出钱出力，令人敬佩。但在一般老百姓中，颇盛行见庙就拜的迷信风气，扶乩及乩童活动也很受欢迎，某些推弘‘三教合一’、‘五教合一’等的假佛教团体势力不比正信团体小。在当地藏传佛教中，普遍还处于趁热闹赶灌顶及求加持发财的层面，真正发心次第修学的人只占少数。值得一提的是，台湾的日常法师多年来致力于弘扬宗喀巴祖师之《菩提道次第广论》，令不少汉地佛子对这部伟论心生敬仰之心，精进修学其次第内容，这是令我很觉欢喜的。此外，台湾在慈善方面做得很有成绩，我认为这很值得藏传佛教借镜学习。

　　在大陆，我几年来到过的地方也不少，记忆中包括北京、深圳、广州、福州、泉州、厦门、五台山、峨嵋山、普陀山及西宁。在这些地方，由于我持的是澳洲护照，所以身份是旅游者，并不能公开说法，但私下对一些友好谈谈佛法倒是有的。在这些地方中，福州、厦门及五台山留给我很深刻和良好的印像。

　　到厦门南普陀寺时，本来计划只是一次友好交流及我私人的朝圣，但当地佛学院一直奔走安排和热情邀请，我便临时对藏传佛教寺院制度和修学次第这两个主题讲了几座，同时也用了一些时间回答问题，澄清了不少汉地对藏传佛教的误解。原来我以为只会有十多人在我房间中、以聊天形式介绍一下藏传佛教。结果在当天，到场的有上千位僧俗听众。在最后一次演讲中，我应求传了《妙吉祥真实名经》的口传传承。这部经是我自十岁起天天诵念而从未中断过的，经中描述的境界至为深妙，可说是佛经中之最深者。著名的大威德金刚无上密法门，便就隐现于经中的其中一短句内。在西藏，如果有法师说：‘我没有甚么学问，就只是在《妙吉祥真实名经》上面还可说是有少许心得。’，就便是在说他通达了一切显密佛法妙义。后来，我听说自此南普陀寺便有不少僧尼也发愿终生日诵此经。

　　由于我是几十年来第一个在厦门及福州地区出现的藏传佛教法师，当地僧俗都十分好奇，天天有上百人求见，不少人对藏传佛教自此才有了初步的了解，消除了一向以来对藏传佛教的误解及排斥。有两位来自东北的比丘尼多次求见，后来在我每年在大陆朝圣时，她们必会伴随学法。这两位尼师曾经往藏区的宁玛派寺院学法，但却因高山症而病得近乎垂危，只好打消长住学法的念头。当时有一位法师向她们预言：‘你们不必灰心，大可安心回厦门，日后会有格律派的师长到厦门，你们向他学习即可！’。两位比丘尼当时认为老法师只是在说些安慰她们的话，心想在南方地区绝对不会遇上藏传法师。她们在厦门遇上我时，便因为法师之预言而一心认定了我为师父，我心中也惊叹法师之预见能力。两位比丘尼后来在五台山以一步一拜方式朝礼了五个台顶，又勤修水供等加行，修持颇为精进。

　　在福州，我也碰上了与厦门一样的情况及场面，又向上千僧俗讲述了藏传佛教的次第修学内容，听者也显得十分欢喜。

　　五台山不但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而且是四个名山中唯一在佛经中有描述的圣地，所以历来深受藏传、汉传及蒙传佛教所共尊。在五台山台怀镇上，有一座显通寺，这是佛法传入汉地后所建的第二间寺院，建寺时间仅迟于洛阳白马寺。在塔院寺，则有一座巨大的白塔，内藏一小佛塔乃印度阿育王当年得‘非人’等之神通助力、于一夜间建成的八万四千个塔之一，其中供藏本师释迦牟尼之舍利。在同一寺中，另有一座小塔叫‘文殊发塔’。在很久以前，五台山奉行佛教无遮大会的传统，每年中有一天开放寺院为来自各地的僧俗供斋，不论贫富的人皆可应供。有一次，一个穿得很滥褛的老妇拖一只脏小狗，带两个小孩应供。在布施供养时，由于妇人贫穷，便只剪下了一束头发供养，僧人便胡乱把头发丢在一边，给她提供了一份斋食。妇人说：‘我带的小孩也应有一份呀！’，僧人又另供了一份斋食。妇人又说：‘我抱的小孩呢？’，僧人不奈烦地又向她赠了又一份食物。哪知妇人又再要求：‘我的小狗也应该有一份食物呀！’，僧人只好又再送了一份餐食给贫妇的小狗。这个贫妇却显得仍不知足，还再说：‘我肚内也有一个娃娃，应该也给他一份食物！’，这时僧人终于忍不住了，便破口大骂。这时候，妇人突然飞上天上化为文殊大士之相，小狗变成了一头狮子，两小孩变成了一对天童。文殊大士向当时在目睹此变化而吓呆了的僧俗，在空中宣说了几段开示修平等心的偈文，便飞离去了。此时，发脾气的僧人自知见到文殊而不识，后悔莫及，欲自毁双目以忏有眼而不识菩萨之过。众人劝他倒不如建塔立碑以忏罪，他便建了一个小石碑，上绘贫妇飞升图，同时刻上了文字，劝世人要修平等心，不要像他这样因世俗心态而致错失了恭敬菩萨的机会。贫妇所供的头发，被藏于文殊发塔内供奉。这是一个著名的文殊大士应化事迹，也教导我们必须视任何遇到的人为佛，不可以分别心待之。我们西藏某些地区的人，到五台山有个特别的传统，对第一个前来提出要求的人，绝对不会拒绝，这也是因为深信文殊大士肯定会化身为当地中的凡夫之原因。

　　五台山对格律派来说，同样有甚深因缘。早在格律派初成形时，我派的大慈法王(色拉寺的创办者、宗喀巴大师之亲弟子、汉地册封的国师)已来到汉土五台山说法，当时说法之地似是现今的圆照寺所在。清代的国师章嘉大师又曾在五台山住锡，掌管多座寺院，弘扬格律派正法。章嘉国师曾在五台山佛母洞闭关，在洞内成就了内在的净土，他在出洞时见到的世界便俨然已是一个清净刹土，不再有凡俗之分别。国师是乾隆皇的老师，他在汉地住了很长的日子，其遗身舍利塔便是乾隆帝在五台山镇海寺建成的。先世的祈竹仁宝哲也在北京紫禁城中住过，与乾隆甚有渊源，想来或许亦与章嘉国师有交情。再者，由于我的太师公柏绷喀大师被视为章嘉国师之化身，我对章嘉国师的尊重便也因此而多了一份感情在内。

　　在五台山普寿寺所在地，是当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曾说戒的地方。现在这地成为了一座著名的尼众律学院，十分注重戒律，想来这或许也与宗座曾在此地说戒而种下之吉祥因缘有关吧！

　　我的一位已圆寂的好友赤巴仁宝哲的先世，也曾在五台山大弘正法，弟子极多。据我所知，在五台山有一座他的纪念塔，甚至或会有年老的出家人当年曾在他的座下听过法。

　　此外，汉地大师法尊法师及能海法师的舍利塔也都在五台山。法尊法师是柏绷喀大师的弟子，也是柏绷喀之其中一个徒弟的弟子，他为格律派的汉地弘扬作出了十分大的贡献，译出了汉文的《菩提道次第广论》。能海法师则是柏绷喀之高足康萨仁宝哲的弟子(康萨仁宝哲可说是我的根本上师赤江仁宝哲之师兄，但赤江仁宝哲同时也曾向他学法，所以双方同时亦有师徒关系)，但他亦曾直接在柏绷喀座下学过法。在自西藏回到汉地后，能海法师曾巡回弘法，在汉土各地建立了很多道场，其中五台山的清凉桥、圆照寺及广宗寺等便正是他的弘法地点，成都的昭觉寺和铁像寺、北京的居士林、上海的金刚道场及浙江的多宝讲寺等所修的也是他的法流。

　　我在第一次到五台山时，恢复了的寺院并不太多。在第二次到访朝圣时，喜见佛教在当地正渐渐恢复起来。在第三次到访时，当地佛教已开始有兴盛的迹像，令我心生欢喜。有一次，我遇上了整批远由内蒙及西藏而来的虔诚朝圣者，又见到了一个不良于行的青海人一步一拜地拜到了五台山，可见往五台山朝礼文殊大士的传统正在迅速地恢复。

　　每次到五台山，我都会在大白塔及文殊发塔前勤修顶礼，同时绕拜多圈。有好几次，我延请当地的蒙、藏僧人在塔前进行盛大的会供及燃点上千盏酥油灯，又对僧众作了供养。我心愿五台山这个圣地可以重复当年的佛教盛况，所以每次朝礼时都特别刻意小心自己的戒行，同时多次自受大乘八关斋戒，希望尽一己的微薄力量，为五台山的戒律重弘先积聚一点吉祥的因缘。

　　在一九九八年的朝礼中，我在普寿寺应邀开示了《妙吉祥智德赞》，与该寺的数百位尼众结了一个法缘。普寿寺的当家师是一位很精进及有魄力的比丘尼，师承能海法师的弟子萨莲老比丘尼等，所以我们说来也算是同门。在汉地极有名气的梦参老法师，是普寿寺尼众的师长。后来我听说老法师曾入藏学法，师承我的恩师赤江仁宝哲。由于这段听回来而不知真假的资料，我一直很想拜见老法师，但至今仍未有法缘能遇上他老人家。

　　说及普寿寺，我也想提一下一次我的所见。有一天，我在五台山的宾馆中望出窗外，刚巧见到普寿寺数百位尼众排班前往附近的寺院参访。整个数百人的队伍俨如军队操练一般，每位尼师都静静地随队步行，绝不东张西望，情面很壮观及威严。当时我心中生出很大的赞叹，心想这恐怕能比得上本师释迦牟尼在世时的僧团之威仪，同时也暗中觉得五台山之佛教发展看来会有很好的前景。

　　在1999年，我有幸应五台山的一些出家众请求，在一间小寺中传授了整个《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口传传承与讲解。当时接受传承的只有五十多位出家人，一共说了两、三周，每天讲授十多个小时。在此之前，五台山已有半个世纪未曾有《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口传传承，而讲解方面则曾有能海法师的弟子一度弘示，但最终亦未能完成。在我的大半生中，由于先世的名声，曾多次在上万人的场面上说法，但这一次在这个圣地对这几十位出家人讲解及传予《菩提道次第广论》口传，却是我心中感到最有意义的一次。虽然听法的人不多，但这却是几十年来在五台山的首次，可说是起码种下了一个吉祥的因缘，令宗喀巴大师教法重弘于五台山。我们西藏人十分重视缘起，这次的活动我认为正是一个好的缘起，所以我很认真地说法，这段期间天天都很是欢喜，心中认为自己今生中总算对佛教的弘扬起了一点作用，可说对得住我身上披着的袈裟。佛教中的经论口传传承，事实上是由法师亲口一字不漏地读诵原文一遍，接受传承者一字不漏地仔细听，这便完成了传承的授受。在这种仪式中，听者往往不明白所受传承经论的内容，因为讲解经论一般是另行进行的。这种传承仪式的意义不在于理解，只在于由佛陀或论之原作者一代一代地、一字不改地把原原本本的教法传下去，这是佛教弘扬中很重要的一环。为了这次口传，我特地取来了当年我从拉萨带至印度的那部古本《菩提道次第广论》，以口传一段落、讲解该段落、再口传下一段的形式把全论授完。在最后一座中，我把自己珍藏的一份宗喀巴大师遗发分了少许赠予普寿寺，以作未来寺院建佛像装脏之用，这也是为了构成一个宗喀巴大师教法在五台山重弘的缘起。同时，大师之一生以持戒清严著名，供奉他的遗发舍利也有寺院戒行清净的吉祥因缘。

　　除了以上所述的这些行程外，我偶尔也会回到南印度色拉寺母校中探访。母校的教育发展得很快，在二零零零年初，学僧数目已由最初的三百多个增至四千五百多位了。由于学僧的数目，色拉寺大雄宝殿及昧院的大殿分别增扩了，我在青海订制了两座大殿的堆绣佛画供养给寺院，母校僧众看到了这些精美的佛画都十分喜欢。在一九九八年，我的弟子筹办了第一届的佛诞日千僧万灯大法会。自此后，每年的汉历佛诞日，我们便会延请色拉寺昧院的千多位僧众上殿祈求世界和平并接受供养，同时又在佛陀的生地蓝毗尼、成道圣地菩提伽耶、初转*轮圣地鹿野苑及示寂圣地拘尸罗什举行万灯供养法会。这个一年一度的活动现今成为了一项盛事，世界各地有不少人每年都会参与供僧及供灯。在二零零零年，加拿大弟子发起了资助昧院全体学僧接受肝炎防疫注射。本来西藏人对防疫的概念并不深，多认为生死有命，并不太关注注射预防病患之事，而且也根本没有钱支付疫苗费用。由于僧人很多早患肝炎，印度本身环境也不太卫生，加上学僧经常共用剃头刀，导致寺中学僧肝炎患病率极高。家师色拉寺昧院退任方丈堪萨仁宝哲年纪虽大，他的思想在这方面却比年青僧人开放进步，故此他率先带头接受注射。现在寺院中的肝炎病率已迅速减低了，学僧也开始增加了对保健的意识。

　　在自一九九二年开始、年复一年的巡回弘法中，我每天接触不少各式各样的人，见遍了光怪陆离的世间现像，其中好的人事固然很多，但佛教中不健康的现像也常会碰上。在藏传佛教的洋人及汉人圈子中，不少人把密法与神通、风水及世间利益混在一起，对藏传佛教的中心精神毫无触及。东南亚的地区，有不少汉人以藏传佛教为名骗取名利，他们其实却只是没有传承的骗子。即使是西藏人，在去到台湾等较富裕地区时，有些也开始变质，利用佛法赚钱而不再依照传统做事，其中滥传密法以求名利的情况甚为普遍，甚至美名为寺院筹款而索性贩卖佛像及佛经者也大有人在。而在学法的人中，不少只懂跟其他人盲目地受灌顶、求加持，不懂观察师长，也不理解师徒关系之重要性。他们当中，大多眼中只有大手印、大圆满、大威德等法门，一味求‘大’的法门，对显学次第及加行基础修持从不重视，而且完全忽略了密法传统中之敬师修持，这样是绝不可能有任何成就的。有的人则喜欢标奇立异，穿得像西藏人一样，身挂多串大颗大颗的佛珠，开口便说西藏，但这只是表面上学西藏人，与西藏佛教扯不上关系。这些人顶多只配称为‘西藏迷’，并非真的藏传佛教三宝弟子。有好些本来是正信藏传佛教的道场，因为财政支出庞大或为了筹建寺院，便在弘法中心贩卖佛像及佛经，或不断举行无上密法等灌顶以吸引信众，这也是一种末法的现像。他们辩说做这些事的动机是要令道场得以维持下去或甚至扩充，以达到弘扬佛法的目的。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论点！以违背佛陀教法的手段来达到弘扬佛法的目的，是绝不可能的，也是不合逻辑的。到头来，这些道场虽然可能会建得十分宏伟壮严，但却说不上是在弘扬佛法，反而是带头令佛法衰败了。

　　在汉传佛教圈子中，我也感到有美中不足的几点。很多团体过份热烈地追求寺院规模，反而忽略了僧材的培养。有些团体中的僧众全力投入社会慈善事业之中，在法布施及个人修持方面却不太重视。对社会慈善事业，我们三宝弟子自然是义不容辞地应去做的，但出家人依传统上来说本应以法的布施为主，在家人则才以财布施为主，现在的情况则似乎有点儿本末倒置了。在出家众中，又有些几乎以修经忏为世间事业，这是很不好的一种心态。另一种出家人则不作经忏，只专心修持及作佛学研究，表面上似是很清高，事实上这个极端也不对。我们出家人固然不应把世俗生计放在心上，但却仍有照顾在家众的宗教需要之义务，否则就枉称修慈悲的行者了。在精进于精神生活的人中，往往又有修持派及学问派的对立，前者有不重视学问的倾向，后者则有只学不修的情况，两种极端都不健康。《菩提道次第广论》中有述：‘一切佛法均为成佛之必需’，在家人因为因缘所限而只顾念佛持咒倒说得过去，但出家人不去多学闻佛法，则说不上正确。在佛教中，一切佛法之学问无非为了让人可以加以实修而成就，但我见到不少人只把佛学视为研究的对像，不知如何把学问与修持结合。此外，不少学者虽名声颇大，但实早已飘离佛教学者的正确方向。佛学的存在目的是让人实修而得到成就，并非世俗辩论游戏或文学研究的科目。在研学的同时，我们必须以历代传承祖师之见解为依归，但不少学者却喜欢自我发挥，创立新的见解，最后他们所发表的东西已不是佛陀所教的真正内容，而只是他们本人的见解了。有些学者心中并无皈依的心，只把佛学视为世间文学，又因为汉地并无像西藏古代判定论点的正确性之制度，他们常常把自己想当然的见解公开发表，大家也欣然地全盘接受，所以便常读到有人说大乘是后期佛教祖师的创见而并非佛陀亲口所说等等的无知胡说。这种说法基本上便是最直接的谤法，同时也否定了一切大乘经典、否定了成佛之可能，也全盘否定了大乘佛教的真确性。在西藏，持这种论调的人莫论成名，更会被视为不信佛法的外道。对密法，有些学者也持同类的见解，随随便便说它是混合了印度教教义的非纯正佛法。本来，任何人都有权持怀疑的观点，但作为佛教中的权威学者而弘传这种想当然的概念，是绝对违背对法宝的依止的，也证明他们心中并未生起依止的量。

　　以上所说的是我这几年来就所见到的现像之一些感想。在世界各地佛教中，当然也有更多好的方面，在此就不细述了。作为一个僧人，我当然希望借镜各地佛教的长处，同时也希望其中不良的现像可以改善，令正法得以保存清净。

　　第九章──回到起点

　　随一九八二年起始的大陆逐步开放改革，荒废了数十年的大藏寺获准重新开放为合法宗教活动场所，并开始计划极小规模的重建。居住在海外各地的西藏僧人，只要并未参与政治，可获准回乡探亲及在大陆各地旅游和朝圣。因此，我的家人、大藏寺与霞渡寺僧众及嘉绒区的人民开始积极要求我回乡探访，他们的信件自八零年代起便每月多封不断地寄来催促。本来在一九八九年我已准备回乡视察，但当时却碰上了好友赤巴仁宝哲突然圆寂，我倾尽了仅有的金钱为他办理后事，于是便没有旅费了。迟至一九九三年，我才启程回乡。

　　我在到达成都时，简直认不出这个四十年前曾住过十几天的城市。一路上，乡人对我热情招呼，我的心情既激动又感慨。在到达马尔康县城时，有不少政府官员前来迎接我，陪我一同回乡及上大藏寺。同时，我的俗家亲人大批大批地来访，其中大部份年青的亲友与我是第一次见面，五妹疏南拍姆与我也是第一次碰面(她在我年青时到拉萨后才出生)。与我一起长大的三妹志美度卡十分激动，见到我时只懂流泪，说不出一句话来。重遇四十年前带我徒步走到拉萨的舅舅时，双方也是不知应说甚么。在重遇外公的妹妹时，我则感到重遇至亲一样。当时的气氛，令我觉得自己像是个流浪多年后回家的乞丐一样。

　　在到达大藏寺时，有数万群众跪在路边迎接，大部份人都在默默地流泪。我虽然在理智上知道寺院早已被毁，但第一眼亲眼看到它的现况时，我仍然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景像。四十年前寺院的盛况，在我脑海中就犹如昨天一般，但现时眼前见到的却只剩下几道破墙。这种震惊，加上几十年来居住在低地的生活，令我感到呼吸困难，一时之间很难适应。

　　在我年青时，大藏寺有几百位僧众，但现时剩下的才四、五个左右。寺僧为我安排了向来朝的数万在家人说法，但因已无殿堂可用，我们只好在寺院大殿的原所在地，露天坐在泥地上讲法。西藏人的宗教信念极强，即使经历了四十年翻天覆地的大, 变化，故乡的在家人仍然没有放弃信仰。在这数万人中，大部份都未见过我。四十年来他们只听说被视为宗教领袖的我身住外地，四十年来他们便默默地天天向三宝祈求我早日回归。我现已记不起当天的说法内容了，我相信这几万人当时也没有听清楚，因为大部份人都激动得泪如雨下，我当时也只不过是因为自己是说法者才强忍不让自己下泪。

　　大藏寺当时的方丈是位年老上座。在西藏寺院中，寺务的最高决策者是寺中的法台转世世系，日常的寺务才由方丈负责打点。这位方丈在接任时，寺院基本上也已不是寺院了。三十多年来，为了在意义上坚守寺院制度及方丈的岗位(事实上，在他任内的‘寺院’只是指原寺院所在的荒地，‘方丈’亦并无实际的寺务及僧务可供打点)，他受了极多折磨及痛苦。在反宗教迷信闹得最厉害的年代，寺院已变为在家人的粮仓，并没有僧人、佛像、经书及任何宗教活动。他之所以坚持在被批斗下仍不肯放弃这已沦为象征性意义之寺职，只是为了让寺院制度不中断(只要仍有方丈存在，大藏寺在意义上而言便不算是完全湮灭了)。在我回大藏寺前，方丈已病重垂危，被俗家亲人接回家中以便照料。他命人给我带来了一条哈达及口讯，向我说：‘仁宝哲您终于回来了！我马上快要死了，故无法亲自前来见您，但我很高兴在死前终于等到您回来寺院。我在任内尚算未丢了寺院的面子，未来的寺务责任现在我交还予您啦！’。我命寺僧带我上山，与方丈见了一面。在我离开后不久，方丈便圆寂了。后来我听说他的眼珠火化不坏，化为舍利，其肉身亦烧出了不少舍利。

　　在这次行程中，我又朝圣了敦煌、青海塔尔寺宗喀巴祖师生地、甘肃拉卜楞寺、萨迦寺及友人蒙古哲布尊丹巴法王的寺院等。这些圣地都是我以前从未去过的。在拉萨，我也朝礼了各大寺院，这些则大多为我年青时常去的圣地。

　　拉萨的哲蚌寺，表面上看起来与四十年前变化不大，但甘丹寺则已完全被毁，面目全非。大昭寺及布达拉宫，由于受到重点文物保护，看起来也与当年一样，所以我在朝礼它们时心中仍有与当年一样的感受。在布达拉宫对面的药王山山脚，有一座石窟龙寺，寺内有一面石墙自然浮现出本师释迦牟尼的形相。西藏人一向相信一个预言，其内容说在末法时代之尾声，大昭寺之释迦牟尼十二岁太子等身像(世上最神圣的佛像，造于释迦牟尼在世时，并由衪亲自开光，后传至汉地，又由文成公主带至拉萨)将沉入地底湖中，这是因为世间众生再无福报得见最神圣的佛像之共业所致。但由于佛陀之悲心，衪以神通令药王山石窟之石墙自现佛容。相传这石佛经年累月地、以肉眼看不出的极微慢速渐渐显现出来。在衪完全显现全身时，便是大昭寺佛像消失之日。我在四十年前曾来此寺朝佛，现在重回旧地一看，佛像真已比四十年前所见之显现程度清楚得多了。当年我见到的石墙只有佛面显现，像是石墙上之半立体浮雕一般，现在眼前的佛像之双耳却清楚可见。以这样的前后对比预测，看来佛像全身显现而脱离石墙之末法日子也距今不远了！

　　在重返色拉寺时，由于它的变化，我几乎已认不出地方。在我年青时的建筑物，现在只剩一半左右，而且大多呈快要倒塌的景像。此外，又因为寺僧不多，与当年近万位僧人学法的盛况完全没丝毫可比的地方，我心中反而完全并无一丝感慨或激动，反而只有一种类似观光陌生地方的游客心态。在我原属的嘉绒僧堂，则还有两、三个老和尚是我相识的，我当年的师长之同班同学也仍健在，大家的重遇倒是令我高兴的。在这，一位喜欢收集旧照片及图片的和尚给我看他的收藏品，其中一张竟是由一位大藏寺僧人在一九五七年于色拉寺修学时，因为思乡而依记忆所绘出之大藏寺全境图。这份图画绘得极像寺院之全盛时代景像，骤眼看来我还以为它是一张旧照片。这是历史上的大藏寺原貌之唯一纪录，所以僧人答应把画送赠予我留存。

　　在这次行程中，我又特意前往帕里探望我的恩人巴桑。巴桑是当年把我由拉萨带至印度国界的恩人。由于曾协助我到印度学法，她在文革期间被打断背骨。此时的她，已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但身体仍然很好。我们感慨地细说了当年的经历及几十年来大家的遭遇。我为她带去了一些礼物，但我心知不论怎样好的礼物也不足以回报她对我的大恩。

　　在一九九三年至二零零零年间，我又曾数次重返故乡，并与当地政府及村民商量重建寺院事宜。在这期间，柏斯的吴明蕾、新加坡的曾美霞、香港的倪厚成及其他众多徒弟和友人不断为寺院重建出钱出力，小徒林聪更曾多次单独前往寺院视察工程。在寺院地区，原属大藏寺辖下分寺的尼玛仁宝哲率领当地居民出资出力协助，政府的一些干部也给予了寺院不少方便。在寺僧当中，丹正桑布和札巴坚赞肩负起重建工程之监工责任。这两位僧人是堪称为为法忘身的行者。在八零年代初，他们与另一位脚有残障的人在求得沙弥戒后，心欲成为具足戒比丘。当时在嘉绒区是无法求得比丘戒的，所以他们三人便骑自行车，沿途席地而睡，经几个月艰苦才到了拉萨求戒，这才终于成为了比丘。这几年来，大藏寺重建便是由这样的年青僧人负责的。此外，丹正桑布的舅舅夏加一家人，也为寺院作出了极大的牺牲及贡献。在他们的努力下，寺僧数目也同时渐渐多起来。

　　为了重建寺院工程中的佛画、壁画、建筑及佛像项目，寺方特地延请了青海省画师多保家族及浙江的汉族雕刻师梁志福远赴而来负责。他们的高超工艺令后来到访寺院的香客大为赞叹。

　　重建成的大藏寺，有金顶大雄宝殿一座、供有十三米高弥勒佛的弥勒殿、供有八米高宗喀巴像的祖师殿、供有五米高之千手千眼观音像之大悲殿、供有鎏金不动佛像之不动殿、重建的祈竹楼、重建的堪康仁宝哲楼、方丈楼暨寺史文物馆、辩经学院、佛学院、大型僧舍及集体用餐所用之食堂。在弥勒像及宗喀巴祖师像中，供奉多套《大藏经》、佛陀舍利、阿底峡祖师遗灰、宗喀巴舍利发及历代大师之圣物等无数。在寺院的外围，又建造了装有一千个转经轮的围墙及供朝圣绕寺转经的小径。在不久的未来，寺院还希望能提供藏医学及西藏佛教工艺的教育与为当地民众服务之藏医、西医流动义诊车及义诊站。

　　于二零零零年七月份，我又再回到大藏寺，这一次却有来自十多个国家的一百多位汉、藏、蒙古及洋僧俗徒弟陪同。我的好朋友澳洲天主教高伦神父为了这次寺院重建竣工大典，也赏光应邀而来参加。高僧贡唐大师本来也应允来访，但却在几个月前不幸圆寂了。一众由海外而来的僧俗香客在寺院住得很高兴，天天上殿与寺僧一同以藏文诵经，这令当地信众十分感动。

　　这次是高伦神父第二次到访大藏寺，第一次是在一九九七年大殿落成的时候。神父本属的罗马天主教派别，一向有崇尚静修的传统，所以他对大藏寺的闭关房特别有兴趣。为了这个原因，寺方特地邀请他与我共同主持闭关房的开幕仪式，又把他的名字纪录入大藏寺长住僧人名册中以兹纪念(我也是神父所属的天主教修道院之荣誉常住成员)。青海的画师多保，特意以传统佛教佛画艺术风格画了一幅耶苏唐卡画送赠予神父。来朝礼及观礼的当地民众，把神父视为信仰派别不同的僧人。在每次有人上殿供僧时，都会很自然地向这位穿白袍、坐在一群红衣僧人当中的洋人也供上一份果仪，而且从来不会向他投入好奇的眼光。还有一次，一位老藏人来求喇嘛加持，恰巧我不在，老人在改请神父加持后，便满意地离开了。神父一向在西方推行较学术性及外交礼仪式的宗教交流，但他却被西藏老百姓这种一律对任何宗教信仰的修行人尊敬的自然态度深深打动了。他对我说：‘我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宗教交流，不断教人尊重其他不同的信仰，但我一直以为只有德高望重的宗教领袖才能真正达到这种包容境界。在这，却是连最平凡的一个西藏人都具备了自然流露的宗教包容心！看来世界各地的宗教学者及领袖反倒应该来这，向这些普通老百姓学习！’。

　　在竣工大典上，北京雍和宫及五台山菩萨顶分别向大藏寺致赠了珍贵的印章。由于大藏寺在历史上一直受到清朝帝皇的尊重，清皇族直系后人爱新觉罗．恒懿公主又为寺院题匾恭贺。在典礼的法王舞仪式中，香港区的弟子表演了广东地区文化中的舞狮项目。这种表演这次是首次在西藏高原地区进行，故后来被世界健力士纪录大全接受为南方舞狮表演之世界最高海拔纪录。在同一天，一位当地信众(也是我的俗家亲戚)送来了大藏寺创寺方丈阿旺札巴祖师之头骨舍利(这块舍利上现一个天然呈显的藏文‘唵’字)。寺方好几年前已听闻这件圣物的存在(文革时被人偷藏保护起来而未至被毁)，但苦寻未果，最后却迟不来早不来、偏偏在寺院竣工典礼当天终于送达寺院，令人感到祖师灵应之不可思议。

　　在我的一生中，虽然未做过任何对佛教的大贡献，自己的修持也很不长进，但却有幸曾遇上赤江仁宝哲、萨巴仁宝哲、宗座法王、铃仁宝哲、洛桑仲尼师父及堪萨仁宝哲等许多明师的慈悲教化，又曾有缘为印度色拉寺初年兴建、寺院大殿及昧院大殿后期的重建出过一点微薄的力量，更有机遇在五台山重弘《菩提道次第广论》传承，这也可说是足以无憾了。现在我又把这座在派中地位极具意义的寺院重建恢复，总算未有辜负外公几近六十年前对我的付托。

　　在大半天紧凑热闹的竣工典礼节目完毕后的下午，我独自坐在重建好的祈竹楼中，心中感到异常的自在及宁静。在过去的多年中，我已许久未曾有过悠闲的心情了。在这个下午，徒弟及寺僧都在寺院中心参加竣工典礼的余庆节日。位于寺院后山高点的整座祈竹楼中，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悠闲地倚在窗前向外望。

　　我记得在几近六十年前的某一天，我也曾站在这座大楼的这个窗前外望。当天是我正式入寺成为沙弥的第一天。由于我被视为转世者，那天的正式入寺仪式十分热闹及冗长。在仪式后，我便在祈竹楼中独个儿呆坐，当时楼中的气氛十分宁静。出于小孩的好奇心，我便爬到窗前向外看，见到的是整个寺院建筑群及忙碌地干寺务的众多红衣僧人，由远处大殿隐约传来僧人上殿的诵经声音。在西藏历法概念中，六十年是一个完整的循环。现在，在几近一个循环后，我又回到了我的起点，正站在同一座楼、同一个窗前向外看。窗外的景观与当年的寺院盛况并无不同，空中传来的是同样的大殿诵经声，唯一变了的是，窗后的观景者不再是一个十岁的沙弥，而是一个年近七十的老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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