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历史文化研究：西夏佛教新探(史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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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历史文化研究：西夏佛教新探(史金波)

 　　[银川]宁夏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70-78页

　　【作者简介】史金波(1940-)，河北省高碑店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1)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新见的西夏文献和文物，对西夏佛教的一些问题作了新的探讨。作者搜集了多种西夏皇室发愿文，为历朝稀见，并指出它们的学术价值；西夏有三位帝师反映出西夏帝师制度的形成，并对元代帝师制度产生直接影响；众多的国师也是西夏佛教的显著特点，国师在西夏佛教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西夏后期佛教法事的铺张，表明了西夏佛教的繁荣，但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西夏不同形式的佛塔展示出佛教建筑的多样性，也透视出佛教信仰多民族融合的风格；西夏首创以活字版印刷佛经，形成实用规模，并保存了很多早期的活字印刷实物。

　　【关 键 词】西夏|发愿文|帝师|国师|法事|佛塔|活字印刷

　　西夏王朝大力提倡佛教，始终把佛教视为西夏的第一宗教。关于西夏佛教传播、译经、寺庙、僧人等已多有论列。近年笔者在阅览、整理俄罗斯圣彼得堡东主学研究所藏西夏文献时，接触很多佛典，了解到不少有关西夏佛教的新资料。随着西夏考古事业的进展，专家们对西夏佛教的建筑遗址进行了系统考察，使研究西夏佛教的资料更加丰富。以下就西夏佛教的几个侧面作些探讨，难免挂一漏万，恳请专家指正。

　　一、多种皇室发愿文

　　佛教传入中土后，逐渐引起统治者的重视。为推行佛教，唐、宋时期的皇帝亲自撰写圣教序，为刻印佛经撰写序言或发愿文。西夏统治者继承中原王朝的衣钵，不断印刷、施放佛经。西夏皇室为满足自己的信仰，推动佛教进一步发展，采取了多种措施。一部分佛经由皇室刻印，并以皇帝或太后的名义撰写发愿文或序言就是其中的一种。目前所能见到的以西夏皇帝、皇太后名义撰写的施经发愿文、佛经序等至少有17件。一个朝代有这样多的御制佛经发愿文和序言，在中国历史上或许是绝无仅有的。下面将西夏皇室所作发愿文和序依年罗列如下：崇宗时期刻印西夏文《圣大乘无量寿经》御制序4面22行；仁宗人庆二年(公元1145年)印施番、汉《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西夏文发愿文3面16行；仁宗天盛元年(公元1149年)印施番、汉文《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及《顶尊胜相总持功德依经录》的西夏文后序愿文6面50行，汉文发愿文7面59行；天盛十九年(公元1167年)印施西夏文、汉文《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西夏文发愿文存4面30行，汉文发愿文4面28行；乾祐十五年(公元1184年)刻印汉文《圣大乘胜意菩萨经》发愿文，残页，存24行；乾祐十五年刻印番、汉文《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发愿文，西夏文发愿文7面41行，汉文发愿文41行；乾祐二十年(公元1189年)印施番、汉文《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发愿文，西夏文5面28行，汉文发愿文5面26行；同年皇后罗氏还印施《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有题记2行；同年皇后罗氏还印施《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有题记2行；桓宗天庆元年(公元1194年)皇太后罗氏印施番、汉文《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多经》西夏文发愿文6面31行；天庆二年(公元1195年)皇太后罗氏印施番、汉文《佛说转女身经》汉文发愿文5页24行；天庆三年(公元1196年)皇太后罗氏印施番、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汉文发愿文9面50行，尾残；罗太后还令人抄写全部西夏文大藏经，《佛说宝雨经》上有木刻押捺题款；襄宗应天四年(公元1209年)散施番、汉《金刚经》《般若经》的西夏文发愿文，前残，存22行(注：以上分别见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藏黑水城出土文献，原编号Инф. .612、3780、6821、6360、6796、7577、2315、638、80、5423。史金波、魏同贤、克恰诺夫主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四卷，TK164、165；第三卷，TK145、128、121；第二卷，TK58、61、98；第一卷，TK1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997年。)；神宗光定四年(公元1214年)发愿将《金光明最胜王经》以泥金字抄写，并作御制发愿文；此处还有西夏文御制《大白高国三藏圣教序》(残)、《慈悲道场忏罪法序》(注：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239～240页、第280～235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西夏的御制发愿文和序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其中不仅记录了西夏对佛理的认识，更重要的是真实地记载了很多西夏重要佛事活动，有重要学术价值。过去依据部分西夏佛经序和发愿文了解到很多有关西夏佛教发展的史实。现在发愿文更多了，有关西夏佛教发展的史实更加充实，脉络更加清晰，使我们对西夏佛教的流传和发展有了更新的认识。

　　西夏皇室佛经序言和发愿文多集中在仁宗、桓宗两朝，反映出这段时间西夏王朝推动佛教的力度加大，特别是仁宗和罗太后在西夏后期佛教发展方面起到关键作用，也反映出西夏时期印刷业、特别是佛教经典印刷在这两朝有非同以往的进展。

　　二、最早的三位帝师

　　西夏佛教有系统的封号制度，其中最重要也是最高的师号是“帝师”。十几年前发现了西夏有帝师之设，并论证是中国最早的帝师。目前从新的文献资料中发现的西夏的帝师不只是一位，而是至少有3位。

　　一位是过去已经考证过的仁宗时期的贤觉帝师，他名为波罗显胜。贤觉帝师在北京房山云居寺的汉藏文合璧《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的汉文题款为“贤觉帝师、讲经律论、功德司正、偏袒都大提点、怀卧勒沙门波罗显胜”。不难看出他在西夏的宗教地位极高，官位也很高。所赐官位“卧勒”是皇帝以下的最高封号，相当于大国王的地位(注：罗昭：《藏汉合璧〈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考略》，载《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4期：《西夏佛教史略》第137～142页。)。后又见西夏汉文《杂字》官位第十七中列有帝师、法师、禅师，更确证了西夏帝师的存在(注：史金波：《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载《中国民族史研究》(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6月。)。

　　在近年整理俄藏黑水城文献时发现贤觉帝师还有更多的佛事活动。俄藏文献中有西夏文刻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其经末西夏文题款与上述房山云居寺汉文佛经题款相对应，贤觉帝师的职称、官位、封号、人名完全一致，证明云居寺所藏汉、藏合璧佛经，原有西夏文本。在刻本西夏文《佛说阿弥陀经》题款中有“贤觉帝师沙门显胜”。“显胜”即帝师波罗显胜的简称。贤觉帝师在西夏传著了多部经典，这些著作中都有“贤觉帝师传”的字样，如《一切如来百字要论》、《圣观自在大悲心依烧施法事》、《圣观自在大悲心依净瓶摄受顺》、《默有自心自劝要论》、《禁绝顺要论》、《疾病中护顺要论》、《默有者随胜住令顺要论》、《奉敕修行者现在及转身利缘佛顶尊胜佛母依千种供养奉顺中共依略忏悔文》等多种。有的文献署名“贤觉菩萨传”或“贤觉菩萨作”，如《忏罪千种供养奉顺中已集当许文》、《等持集品》等(注：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藏黑水城出土文献，原编号Инф. .598、6761、7165、6778、5989、7196、6213、816。参见(俄)克恰诺夫：《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西夏佛教文献目录》(Е．И．Кычанов《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292、507、566、567，京都大学，1999年。)。贤觉菩萨即贤觉帝师，在《忏罪千种供养奉顺中已集当许文》中题“贤觉菩萨传，兰山智明国师沙门德慧译”，而在《奉敕修行者现在及转身利缘佛顶尊胜佛母依千种供养奉顺中共依略忏悔文》题“贤觉帝师传，兰山智明国师沙门德慧译”，两种经典译者相同。又《等持集品》是贤觉菩萨作，仁宗译经；《奉敕修行者现在及转身利缘佛顶尊胜佛母依千种供养奉顺中共依略忏悔文》是贤觉帝师传，仁宗验定；《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是贤觉帝师传，仁宗验定。这些题款可佐证贤觉帝师和贤觉菩萨是同一个人。

　　贤觉帝师名波罗显胜，不会是汉人。其传著要经过别的高僧译成西夏文，如德慧国师曾译贤觉帝师的《忏罪千种供养奉顺中已集当许文》、《奉敕修行者现在及转身利缘佛顶尊胜佛母依千种供养奉顺中共依略忏悔文》等，可见贤觉帝师也不是党项人。因此贤觉帝师应是西夏的叶蕃族高僧。

　　甘州黑水建桥碑的汉、藏文合璧碑铭中也有贤觉菩萨的记载。该碑系仁宗乾祐七年(公元1176年)立，碑文为仁宗御制，其汉文碑铭记载：“昔贤觉圣光菩萨哀悯此河年年暴涨，飘荡人畜，故以大慈悲，兴建此桥，普令一切往返有情咸免徒涉之患，皆沾安济之福。……朕昔已亲临此桥，嘉美贤觉兴造之功，仍罄虔恳，躬祭汝诸神等。”(注：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19～20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这里的贤觉圣光菩萨应是贤觉菩萨，也就是贤觉帝师。可能贤觉菩萨曾在藏族人较多的甘州黑水河上建桥，做功德善事，后与贤觉帝师关系密切的仁宗亲临此桥，嘉美贤觉兴造之功，仁宗又于乾祐七年立碑撰文。碑文一面汉文，另一面藏文，也可作贤觉帝师是吐蕃人的参证。

　　近几年在俄藏西夏文文献中新发现另一个帝师，法名慧宣。慧宣帝师撰著的佛经也不少，有其题名的如《风身上入顺》中有5种要论，每一种要论的名称后都有“中国……帝师沙门慧宣”的题名(注：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藏黑水城出土文献，原编号Инф. .3708、6344，Инф. .592。)。慧宣也有大波密坦(即博通五明学者)的头衔。他的著作也由智明国师德慧译成西夏文。值得注意的是慧宣帝师的题名前都有“中国”二字。“中国”二字在这里不是指中原地区的王朝，也不是指距中原地区很近的西夏王朝，而是专指吐蕃民族。在黑水城的很多佛教文献作者、译者题款前冠有“中国”二字者，都不是党项人，而是吐蕃人。然而他们是在西夏的吐蕃人，所接受的封号帝师、国师、法师等都是西夏的封号，他们所在的寺庙是西夏寺庙，所以应把他们视为西夏人。慧宣帝师的著述目前所见都是写本，多为草书或行书，未见刻本。

　　西夏还有第三个帝师，为大乘玄密帝师。有一部由清宫流传出来的汉文本《大乘要道密集》，经陈庆英教授考证，里面有一些文献是西夏时译传的。其中第6篇《解释道果语录金刚句记》，题款为“北山大清凉寺沙门慧忠译，中国大乘玄密帝师传，西番中国法师禅巴集”(注：陈庆英：《西夏及元代藏传佛教经典的汉译本》，载《西藏大学学报》2000年5月。)。大乘玄密帝师是西夏的帝师。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虽未见大乘玄密帝师的题名，但有大乘玄密国师的记载。西夏文、汉文两种乾祐二十年(公元1189年)印施的《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御制发愿文中，记在大度民寺作大法会的高僧有宗律国师、净戒国师、大乘玄密国师，这些都是藏族僧人(注：《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二卷，TK58。)。在天庆元年(公元1194年)为刚刚去世的仁宗皇帝所作法会中，又有大乘玄密国师参与。他的名称前面也冠有“中国”二字(注：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藏黑水城出土文献，原编号Инф. .3708、6344，Инф. .592。)。大乘玄密国师后来升号为大乘玄密帝师。在汉文本《大乘要道密集》第66篇《大手印伽陀支要们》的师承次第中，也记载着大乘玄密帝师，他是噶举派著名祖师米拉日巴的再传弟子。上述“北山大清凉寺”应是北五台山大清凉寺，这是西夏的五台山，又称为北五台山，以区别南面中原地区的五台山。

　　以上3位帝师未在同一文献中出现过。可能西夏王朝同时只封一名帝师，帝师圆寂后，再封一位帝师。这3位帝师的传承顺序可能是贤觉帝师、慧宣帝师、大乘玄密帝师。这3位帝师都是藏族僧人，在西夏都是地位最高的佛学大师，撰著了多种佛教文献。西夏至少有3位帝师，说明西夏的帝师之设已经制度化。这种封藏族高僧为帝师的制度对以后元朝从世祖开始各代皆封藏族僧人为帝师显然有直接影响。西夏封设帝师改写了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一页。

　　《天盛律令》未记载帝师，所记最高师号为上师。帝师可能于西夏天盛年间后由上师转化而来。

　　三、众多的国师

　　西夏的国师较多，其地位次于帝师。西夏可能很早就开始封设国师。最近发现的《文海宝韵》序言中提到西夏建国之际就已经有国师院(注：史金波：《〈文海宝韵〉序言、题款译考》，《宁夏社会科学》2001年4期。)。西夏政府中管理佛教的机构是僧人功德司、出家功德司。国师往往任功德司正的职务。功德司为次等司，地位很高，仅在中书、枢密以下，与殿前司、御史、中兴府、三司等同级。西夏境内同时就可有几名国师。据《天盛律令》知天盛年间每一功德司设6位国师，可见当时国师之多(注：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363、367页，法律出版社，2000年。)。过去已经搜罗西夏国师13位，国师封号14个。在新见的西夏文献中又发现很多国师，其中有(注：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藏黑水城出土文献，原编号944、588、3843、6761、7909、5130、822。13集《净国求生礼佛高赞偈》的寂照国师、23的瓦国师系孙寿龄先生提供素材。)：1.景宗时主持译经的国师白法信，他从西夏建国伊始便主持译经。2.惠宗时主持译经的安全国师白智光，继白法信后主持译经，在《西夏译经图》中高坐正中。3.崇宗时建卧佛寺的嵬名思能国师，他掘得古涅槃佛，在甘州兴建卧佛寺。4.嵬名思能之师燕丹国师。5.仁宗时参加传译佛经的天竺僧人五明显密国师胜喜(拶耶阿难捺)，曾传译《顶尊胜相总持功德依经录》、《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佛说阿弥陀经》等。他有西天大师大波密坦五明国师功德司正的职称，有“安式”官位，后升为“乃将”，“乃将”是相当高的官位，可赐予中书位的高官。6.仁宗时校译佛经的兰山觉行国师沙门德慧，后又被封为智昭国师，曾奉敕译传《圣佛母般若心经持法要论》、《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七佛所说神咒经》、《忏罪千种供养奉顺中已集当许文》等。7.仁宗时集经的兰山通园国师沙门智冥。8.仁宗时在大度民寺作大法会的宗律国师，他还在桓宗时作大法会。9.仁宗时在大度民寺作大法会的净戒国师。10.仁宗时在大度民寺作大法会大乘玄密国师，他还在桓宗时作大法会，后升号为大乘玄密帝师。11.大度民寺的觉照国师法狮子，他传作多种要论，如《魔断问答要论》、《道之中禁绝顺要论》、《金刚王亥母随处施食奉顺要论》、《中有身要论》、《死亡回拒要论》，是一位藏族僧人。12.翻译《顶尊胜相总持功德依经录》的国师周慧海。13.传作佛经的寂照国师，曾传《净土求生顺要论》，集《净国求生礼佛高赞偈》。14.大度民寺的慧照国师，曾作《双供顺略集要语》。15.译经的慧净国师法慧，又有金解国师封号，传译《佛说阿弥陀经》，作《瑞多恶趣令净本续之干》。16.西夏晚期译经的番汉法定国师。17.奉敕译经的讲经律论国师德源，他是皇族嵬名氏，曾译《菩提勇情之业中入顺》、《等持集品》等。18.大度民寺的法显国师鲜卑宝源，他曾重校《金刚经》。19.传译《佛说阿弥陀经》的至觉国师慧护。20.校《圣慧到彼岸要论教学现量解庄严之注》的藏解国师杨智幢。21.传译《身中围上依以四主受顺广典》的觉照国师任集立。22.榆林窟二十九窟绘有供养像的西夏高僧真义国师鲜卑智海。23.武威亥母寺洞遗址乾定申年典糜契约中放贷的瓦国师。24.流传佛经的苏木国师。

　　以上已辑录到有24位西夏国师，26种封号。当然这还不是西夏国师的全部。中原地区早有国师，但西夏国师之多，在历朝国师封号中也算得上是十分突出的。从这部分国师的部分传法、译经活动中已经可以了解到他们或管理佛教功德司事务，或传译佛经，或主持法事，在西夏佛教事务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

　　还应该指出的是，榆林窟真义国师像、黑水城出土鲜卑国师说法图大概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国师像。

　　四、铺张的法事

　　西夏以每一季的第一个月的朔日(初一)为“圣节”，让官民礼佛(注：(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一八、卷一九。)。礼佛圣节一年4次，在正月、四月、七月、十月的初一。这种节日自元昊规定始行。元昊用行政命令扶植佛教的做法，把佛教推上了更高的地位。

　　七月十五日是中元节，即佛教的盂兰盆节，原是中原地区节日，主要是追荐祖先而举行的佛教节日，是时结道场、诵佛经、放河灯、演《目连救母》杂剧。西夏也将七月十五日作为重要节日，并作法事。《圣立义海》“七月之名义”中“贤僧会聚”条：“七月十五目连报父母之恩，供盂兰，结道场，贤圣僧人聚日是也。”(注：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第52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对原译文有所改易，原译文为“七月十五，〔茂陵〕报父母之恩，供神石，设具场，乃众神会聚之日也”。今改为“七月十五目连报父母之恩，供盂兰，结道场，贤圣僧人聚日是也”。)正是这一重要节日在西夏的真实情景。

　　由于西夏佛教的传播和普及，西夏的佛事活动也呈现发展的趋势。因西夏早期的文献资料较少，佛事活动多见于赎经、建寺、译经等，至于法会等很少涉及。至西夏中期以后，随着密宗的发展，特别是藏传佛教的兴盛，法事活动在佛教信仰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新见的西夏文献中，记载了更多的西夏佛教法事活动。

　　崇宗时重修凉州护国寺和佛塔，于天祐民安五年(公元1094年)竣工时大兴庆祝，“诏命庆赞，于是用鸣法鼓，广集有缘，兼起法筵，普利群品，仍饭僧一大会，度增三十八人，曲赦殊死五十四人，以旌能事。特赐黄金一十五两，白金五十两，衣著罗帛六十段，罗锦杂幡七十对，钱一千缗，用为佛常住。又赐钱千缗，谷千斛，官作四户，充番汉僧常住”(注：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252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同年梁太后和崇宗皇帝又发大愿，印施《圣大乘无量寿经》，令内宫刻印1万卷，手绢(彩绘)1万帧，施诸民庶。

　　仁宗时期西夏法事活动越加频繁。人庆二年(公元1145年)为使已故崇宗皇帝，同会弥勒，生入净土，而印施番、汉《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汉《金刚经》、番《真实名经》等，共施5000卷。此时正值崇宗去世6周年。

　　仁宗天盛十九(公元1167年)年五月初九日于“皇太后周忌之辰”，仁宗大兴法事，命兰山觉行国师沙门德慧等开板印造番汉《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共两万卷，散施臣民。请觉行国师等烧结灭恶趣中围坛仪，并拽六道，及演讲《金刚般若经》、《般若心经》，作法华会、大乘忏悔，放神幡，救生命，施贫济苦等。皇太后指已经去世的罔氏。

　　仁宗乾祐十五年(公元1184)九月十五日仁宗“适逢本命之年”，刻印《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恳命国师、法师、禅师，及副、判、承旨、僧录、座主、众僧等等，烧施结坛、摄瓶诵咒、作广大供养、放千种施食、读诵大藏等经、讲演上乘等妙法、打截截、作忏悔、放生命、喂囚徒、饭僧设贫等诸多法事，印施经番、汉51000余卷，并彩绘功德51000余帧，数珠不等51000余。

　　乾祐二十年(公元1189年)九月十五日，仁宗66岁，刻印《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请3位国师就大度民寺作求生兜率内宫弥勒广大法会，在法会上烧结坛，作广大供养，奉广大施食，并念佛诵咒，读西番、番、汉藏经及大乘经典，说法，作大乘忏悔，散施番、汉《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10万卷，汉《金刚经》、《普贤行愿经》、《观音经》各5万卷，以及饭僧、救生、济贫、设囚诸般法事，凡7昼夜。

　　乾祐二十四年(公元1193年)仁宗去世，“于先圣三七日时”印施《拔济苦难陀罗尼经》，聚会文武臣僚，共舍净物，恭请护国宝塔下定师、提点、副使、判使，在家、出家诸大众等3000余员，令净恶趣，《七佛本愿》、《阿弥陀佛》，各自烧施道场供养等，七日七夜，命读诵番、汉、西番三藏经各一遍，救贫、放生、施放神幡，请匠雕印施此经番、汉文2000余卷。

　　仁宗去世后，天庆元年(公元1194年)九月二十日，皇太后罗氏于“周忌之辰”印施《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多经》，命工雕此经，印番1万部，汉2万部……复请中国大乘玄密国师、及宗律国师、法师、定师等作广大法会七日七夜，又请义显法师及慧照定师作水陆不拒清净大斋法事三日三夜。

　　仁宗去世后两年，即天庆二年(公元11195)九月二十日罗太后于“二周之忌辰”印施《佛说转女身经》番、汉文共3万余卷，并彩绘功德3万余帧。

　　仁宗去世后3年，即天庆三年(公元1196年)皇太后罗氏又于“大祥之辰”，发愿印施《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许愿在3年之中，作大法会烧结坛等3355次，大会斋18次，开读经文：藏经328藏、大藏经247藏、诸般经81藏、大部帙经并零经5548178部，度僧西番、番、汉3000员，散斋僧30590员，放神幡171口，散施八塔成道像净除业障功德共77276帧，番、汉《转女身经》、《仁王经》、《行愿经》共93000部，数珠16088串，消演番、汉大乘经61部，大乘忏悔1149遍，皇太后宫下应有私人尽皆舍放并作官人，散囚52次，设贫65次，放生羊70790口，大赦1次。

　　襄宗应天四年(公元1209年)散施佛经并作广大法事，烧施道场等作1758遍，读诵经：大藏经番、西番、汉108藏，诸大部及余杂经等共20056部，剃度僧人324员，令法、国、定师、副、判、提点及其余众僧等67193员作斋会，放幡56口，散施番汉《金刚经》、《般若经》及《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阿弥陀经》等共5万卷，消演番汉大乘经5部，大乘忏悔181遍，饭囚8次，设贫8次，放生羊343口，大赦2次，每次3日(注：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藏黑水城出土文献，原编号Инф. .3780、683、5423；《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三卷，TK121、128；第二卷，TK58；第一卷，TK12。)。

　　除皇室外，有能力作大法会、印施佛经的，还有高官显宦。如天盛十九年(公元1167年)太师上公总领军国重事秦晋国王任得敬，因疾病缠绵，日月虽多，药石无效，因此印施《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任得敬是仁宗朝的外戚权臣，阴谋篡权分国。该年正是仁宗为“皇太后周忌之辰”大兴法事，印施佛经，作大法会之时。

　　天盛二十一年(公元1169年)孝子枢密、内宿等承旨，殿前、匦匣司正库瑞忠茂，因去世父亲已过“七七”，印施《佛说父母恩重经》，令作其余法事，演说此经，还施舍净物，命匠雕刊千卷散施。

　　西夏某一中书相亡故后，其子刻印《佛说父母恩重经》并作一系列法事活动。在七七之日，敬请禅师、提点、副判、承旨、座主、山林戒德、出在家僧众等7000余员，烧结灭恶趣坛各10座，开阐番汉大藏经各1遍，西番大藏经5遍，作《法华经》、《仁王经》、《孔雀经》、《观音经》、《金刚经》、《行愿经》，乾陀、般若等会各一遍，修设水陆道场3昼夜，及作无遮大会1遍，圣容佛上金3遍，放神幡伸静供演忏法，救放生羊1000口。可惜此发愿文后部残缺，失去相关题款，不知是何人何时作此法会。

　　一个名为安亮的人，他母亲死后百日，刊印《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10008卷，绘弥陀主伴尊容72帧，在终七之时，大兴佛事，广启法筵。请诸禅、法师、律僧、讲主，转大藏及四大部经，礼千佛与梁武忏法，演大乘忏悔，展放神幡，数请寿僧，诵《法华经》，命西番众持《宝集偈》，燃长明灯49海，读《大般若》数十部。至终七之辰，请诠义法师设药师琉璃光七佛供餐，惠照禅师奉西方无量寿广大中围，西天禅师提点等烧结减恶趣坛，矧六道法事。安亮也是有地位、有钱财的人(注：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藏黑水城出土文献，原编号Инф. .8106、6843；《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三卷，TK124、120。)。

　　看来西夏的佛教法事活动后期较多，规模很大。有的法会集中3000甚至7000僧人参加，应天四年的大法会竟有67000余僧人参加斋会，其佛事规模实在令人咋舌。当年蒙古再次入侵，西夏兵败，国势危急，或许此次法会为国家免灾祈福而设。

　　皇室的法事往往请有名高僧主持，集印经、施经、读经、设道场、作善事等多种活动为一体。皇室的法会可请国师、法师、禅师，而其他人虽位居宰辅，作法会时大约只能请法师、禅师，而没有资格请国师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所知法会都没有帝师参加。同时可以看到，密宗的科仪忏法也成为西夏佛教法会的重要内容。总之，这些法会综合地反映出西夏佛教信仰风俗。西夏后期佛教法事的铺张和奢侈，使生活水平十分低下的劳动人民负担加重，更加贫困。

　　西夏对宗教法事活动也有严格的规定，《天盛律令》规定：“诸男女有高位等，死亡七七食毕，官方应为利益时，所赐僧人、道士数依谕文所出实行，此外，不许自求僧人、道士。”(注：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410页，法律出版社，2000年。)可见有高位者死亡可作“七七”，官方还要赐给僧、道，但数量应按谕文规定实行。在西夏佛、道皆受法律保护，而上述重大法事活动只有僧人参加，无道士活动，反映西夏自上而下以佛教信仰为主流，道教势力较弱。

　　五、风格各异的佛塔

　　佛教的广泛传行，必然带动塔寺的大规模兴建。西夏境内“至于释教，尤所崇奉。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注：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241～254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过去已知西夏有众多寺庙和佛塔。西夏的寺庙历经历史的风云大都已毁坏无存，而当时的佛塔却有不少仍矗立在西夏故地，尽管有的已经过重修，也还不失原来的风貌。这些饱经沧桑的佛塔展示着西夏佛教历史。经过近些年文物考古工作者的考察，一些过去认为是其他朝代或时代不明的佛塔确认为西夏的佛塔。佛塔的建筑形式和结构也逐步明朗。这样对西夏佛教的建筑又有了新的认识。

　　在元昊立国之初，就开始大兴土木，建佛舍利塔。《大夏国葬舍利碣铭》记载了当时藏骨建塔的盛况(注：《嘉靖宁夏新志》卷八，乾隆四十五年修《宁夏府志》卷一九。)。所建佛塔乃是目前所知西夏建塔最早的记载，尽管文献没有记载塔的名称和具体形制，但《碣铭》形容它是“连云之塔”，偈文中又称赞它是“五百尺修兮，号曰塔形”，虽是夸张之词，也可想见塔身之雄伟。此塔早已不存，所在方位和形式有待考证。

　　秀丽的承天寺塔位于银川市西南的承天寺内，它是银川的标志，更是西夏的象征。著名的承天寺是毅宗母后没藏氏倡建。修建宏伟的承天寺，是一次浩大的工程，以致要动用“兵民数万”(注：(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一八、卷一九。)。当时所作《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碣铭》描绘了兴建承天寺和埋葬佛顶骨舍利的情景，其中也记载了建塔的情况：“建塔之晨，崇基垒于珷玞，峻级增乎瓴甋。金棺银椁瘗其下，佛顶舍利閟其中。”(注：《嘉靖宁夏新志》卷四。)承天寺塔为八角形楼阁式砖塔，共11层，逐级收分，呈锥体，全高64.5米，为厚壁空心式木板楼层结构，塔顶以上斜收成八角锥形的刹座，上有高大的桃状绿琉璃刹顶。塔形秀俏挺拔，虽经重修过，但仍然表现了西夏佛塔建筑的艺术风格。

　　中国佛塔多为单塔，双塔极少。西夏的拜寺口同一座寺庙中有一对高大庄严的佛塔，更是罕见。拜寺口双塔位于银川市西北约45公里的贺兰山东麓，始建于西夏。塔分东西坐落，相隔百米，形影相吊，形成贺兰山下的景色奇观。两塔外形和高度近似，均为八角形13层密檐式砖塔，高约45米，装饰繁缛华丽，充满了藏传佛教的密宗色彩。近年又在附近发现了数十座小佛塔的塔基，原来应是塔群。

　　一座塔由两种不同形式的塔型衔接建成，是宏佛塔的特点。宏佛塔位于银川东北20公里的贺兰县镜，是楼阁塔与覆钵塔的复合形式，下部3层为八角形楼阁塔，上部是巨大的覆钵塔。此塔为空心结构。楼阁塔各层塔身上部砌出阑额、斗拱和叠涩砖塔檐，檐上有平座和栏杆。覆钵塔由塔基、塔身和塔刹组成。塔基平面呈十字对称向内折两角形式，塔身呈覆钵式，塔刹由亚字形刹座承托“十三天”，顶部塌毁。塔身通体涂石灰，施以彩绘。维修时发现塔的天宫内有大量西夏文残碎经版，有精美的彩塑佛像残件，还有稀见的早期佛教绘画。

　　拜寺沟方塔位于贺兰山拜寺沟内，距沟口约10公里。方塔是一座正方形13级密檐式空心砖塔，逐级收分，是西夏时期兴建的一座佛塔，也是目前所存惟一的方形西夏塔。出土重要文物有西夏文活字版佛经《吉祥皆至口合本续》等一套9本，以及西夏文、汉文文书，汉文佛经、绘画、器物等，其中有仁宗刻本施经发愿文残页，年款为乾祐十一年(公元1180年)。此外还有书写汉文、西夏文的木中心柱。宏佛塔和此塔密教经典、唐卡的发现，反映了西夏时期藏传佛教由西向东发展的事实。1990年方塔被不法分子炸毁，数百年古物毁于一旦，令人扼腕。

　　康济寺塔位于同心县韦州镇所属的韦州古城东南隅。寺毁塔存，塔因寺而得名。这是一座八角形13级密檐式空心砖塔。塔残高39.20米，加固修复后的高度42.70米，由塔身、刹座、相轮宝顶三部分组成，底层较高，自第二层以上被层层密檐平座紧箍，往上收分与刹座宝顶有机结合，形成刚劲有力的抛物线外廓，显得凝重柔美，再现了我国早期密檐式塔的韵律。

　　塔阵在中国也不多见。西夏有世上稀有的大型塔阵，它建筑在河岸斜坡上，更显奇特。一百零八塔在宁夏青铜峡市峡口黄河西岸，依山势从上至下按奇数排列成12行：第一行为1座，第二、三行各3座，第四、五行各5座，第六行以下分别为7、9、11、13、15、17、19座，总计108座，形成总体平面呈三角形的巨大塔群。塔均为喇嘛教式实心砖塔。塔体形制大致上可分为四类：第一行为覆钵状；第二行至第六行为八角形鼓腹尖锥状；第七行至第八行为宝瓶状；第九行至第十二行为葫芦状。原来认为藏传佛教宝瓶式白塔在元代才有，所以认为这些塔是元代塔，实际上西夏时期已经信奉藏传佛教，并开始兴建这种佛塔(注：雷润泽、于存海、何继英：《西夏佛塔》，文物出版社，1995年。)。

　　著名的死城西夏的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是西夏黑水监军司所在地，曾出土了大量西夏文献、文物。西夏时期黑水城城内寺庙很多，占地面积宽大(注：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第61～62页，科学出版社，1991年。)。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在黑水城西北角的城墙上耸立着佛塔，这在佛塔建筑上也是稀见的。土坯砌垒的宝瓶式佛塔，经数百年蹉跎岁月，仍挺立在城墙上。人们访问黑水城时，很远就望见此塔风采。佛塔是西夏抑或是元代始建，仍需探讨，但骑坐在城墙上的佛塔已经成了西夏黑水城的象征。

　　现在所见到的西夏佛塔仅是西夏时期大量佛塔的部分遗存。形式多样的佛塔反映西夏佛教信仰之盛，也能看到西夏佛教建筑形式的多样和艺术之精湛，从中还能透视出西夏佛教信仰方面多民族交融的现象。

　　六、最早的活字版佛经

　　北宋布衣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是印刷史上又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它的应用开创了印刷史的新纪元，对促进世界文明的进程作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毕昇用活字印刷术印了哪些书籍，史无明载。毕昇的发明以沈括《梦溪笔谈》的科学记录而得以继续播扬。南宋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周必大曾“用沈存中法，以胶泥铜版移换摹印《玉堂杂记》二十八卷”(注：(宋)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全集》卷一九八“札子十”。)。所谓“沈存中法”，即沈括所记录的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法。文献还记载宋朝嘉定十四年(公元1221年)范祖禹作《帝学》8卷，用活字本印刷，书末有印书题记(注：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八《宋以来活字版》，中华书局，1957年。)。可惜两宋的活字版印刷品都没有保存下来。

　　近几年随着新的西夏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发现了多种西夏文活字印本，给西夏文化增添了新的光彩。这些活字印刷品多数是佛经。

　　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有西夏文泥活字《维摩诘所说经》上、中、下3卷，经折装，共300多面(注：史金波：《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西夏活字印本考》，载《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1期。)。根据其题款可定为12世纪中期，相当于中原的南宋时期，比宋朝毕昇发明泥活字仅晚一个世纪。这部珍贵的西夏文佛经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活字印本。1987年甘肃武威市新华乡缠山村亥母洞遗址出土了一批西夏文物，其中有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残卷(注：孙寿龄：《西夏泥活字版佛经》，载《中国文物报》1994年3月27日。)。此经与俄藏黑水城出土的活字版《维摩诘所说经》是同一种活字印本。

　　俄藏西夏文文献中还有其他活字版佛教著作。《大乘百法明镜集》卷九，原为经折装，现已摊平为一纸4面的10张纸，前残，卷尾有经名。《圣大乘守护大千国土经》，经折装，共6面。《三代相照言文集》系佛教禅宗著作，首尾俱全，蝴蝶装，41页，卷末有发愿文3面半、22行，其题款中记有“活字新印者陈集金”，由此更可确切证明此经为活字版本。这几种都是木活字印刷品，比《维摩诘所说经》的印制要精良得多，时间约在12世纪中晚期。

　　1991年宁夏贺兰山方塔出土西夏文木活字本佛经《吉祥皆至口合本续》第9册，蝴蝶装，共400多页，系藏传佛教经典(注：牛达生：《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学术价值》，载《文物》1994年第9期。)。其时代属于西夏中晚期，也是现存最早的活字版本之一。它的出土使中国西夏文活字书籍增添了重要品类，也是中国早期活字版本的重要发现。

　　20世纪90年代以来，敦煌研究院对敦煌北区洞窟进行全面清理、考察，其间出土了相当数量的西夏文文献。在这些文献中又惊喜地发现了活字印本，除一些页面完整外，多为残片。其中有《地藏菩萨本愿经》，蝴蝶装，发现于59窟、159窟、464窟，共8纸；《诸密咒要语》，蝴蝶装，121窟出土，计16纸散页，有的为残片，有的页面完整或基本完整(注：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文献初探》，载《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

　　1917年在今宁夏灵武市发现了一批西夏文佛经。其中几十卷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都具有活字印刷的特点，现多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京都大学等处也有部分入藏。在此经卷第五西夏文题记中有“令雕碎字”，卷第四十西夏文题记中也有“作选字出力者”。“碎字”即活字。“选字”应是拣字、排字，“选字出力者”应是拣排活字的工匠。这两条西夏文题记更证实这种《华严经》为活字本。

　　此外，在黑水城和敦煌北区出土的西夏文文献中，还有一些尚未考证出经名的残片，也是活字版印刷品。

　　在黑水城出土文献中，有一种抄本西夏文佛经名为《胜慧到彼岸要语学禁现前解庄严论显颂》，在其经未的题款中记载了西夏应用活字印刷的重要史实。题款中有两个人的称谓有“御前注补印活字都案头监”的头衔，其中一人还有“工院正”的职称(注：史金波、雅森•吾守尔：《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工院是西夏的一个政府机构，董理工技制造之事。由此可知，活字印刷在西夏有专门政府机构和官员进行管理，作为一种实用工技，已得到政府的重视并纳入政府管理。这一抄本佛经的底本应是活字印本。

　　在西夏以前，未见有以活字版印刷佛经者。应该说西夏开创了用活字版印制佛经的先河。综观已见西夏活字版佛经，活字质料有泥活字，有木活字；装帧方式有蝴蝶装，有经折装；版式也多种多样；其字体有大、中、小多种类型；印经内容有中土佛教经典，有藏传佛教经典。由此推测，西夏印刷活字版佛经的场所非只一处，活字印刷已成规模。

　　毕昇发明活字印刷不久，西夏人便开始使用活字印刷，发挥了“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注：(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八《技艺•板印书籍》条。)的长处，适应了当时对佛经的大量需求。中国西夏的活字印刷早已进入社会实用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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